我在外国——访问罗马尼亚记趣

“土包子”出了一回“洋”。

1988年9月22日至10月7日，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在罗马尼亚访问了半个月。回国后一过磅，我比出国前整整轻了9斤。

进入中年以后，我变得一天天胖了起来。这实在令人烦恼，令人害怕。有人说，快每天早上起来跑步吧。我却偏偏下不了这个决心。有人说，快控制自己的食量，不要吃得太饱。我却又管不住自己这张馋嘴。这一下可好，到外国只呆了半个月，就瘦了9斤。这是个最好的减肥的办法。

这是怎么回事？是那个国家穷，太苦，吃不饱，饿瘦了？要不是那份差事太辛苦，累瘦了？

非也。

怪只怪我这张顽固不化的、不堪改造的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湘中山地长大的我，有一张“辣椒嘴”。离了辣椒咽不下饭。每回到远地出差，我准备得最充分的，是带一公斤永丰辣酱。有一年被借调到煤炭部帮忙，我带了两公斤辣酱动身。辣酱吃完了，我就待不住了，闹着要回来。哪怕京城的风景再好，也留不住我了。

这一回出国，我准备得最认真的，是带一大瓶辣酱，一大瓶长沙腐乳。我用纸将辣酱和腐乳包了又包，生怕在路上打破，“报销”了。到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的饭店一下榻，我最关心的是辣酱和腐乳。开箱第一个查看的，是这两样宝贝，看弄破了没有。当看到它们都还“安全”，我落心了。

这罗马尼亚的饭真难吃。没有大米，尽是面包。菜呢，肉类，都有一股奶油味；蔬菜，又尽是生的。每回每回，我除了艰难地啃几块面包外，盘盘碟碟的菜，我几乎没有动。这样，我更离不开我那两样宝贝了。再次去就餐，我都不管“洋人”拿什么眼睛看我，定会将那两样宝贝中的一样带了去。

我们代表团由四人组成。团长张锲，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团长徐俊西，评论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书记。我和《福建文学》主编蔡海诚是成员。老徐和老蔡，是我们中的“洋”人。他们咽得下这奶油味的“洋菜”，吃得惯那面包。我和团长，就受洋罪了。

于是，团长也只好借助我的辣酱和腐乳。眼看着我那宝贝儿越来越少了，而团长，却每回都不心痛地用勺子挖上一大砣，往他的面包片片上揩。我在一边看着，心一阵阵的痛。在这个特定环境里，我发现自己变得如此的小气，如此的自私，如此的可怜。

有一天，我们离开布加勒斯特，到罗中部的城市布拉索夫参观。本想把辣酱瓶子带上。每回出去，我都带上了。这一回，我看辣酱只剩下一小半了，而腐乳则完全“报销”了。这时，我们离回国的时间，却还有8天。犹豫了好一阵，我决定细水长流，把这半瓶辣酱留在房间的壁柜里了。因为我们外出参观，两天就回来，这房间没有退。

动身时，团长提醒我：“带上那辣酱！”我搪塞过去了。

两天后，我们从布拉索夫回到了布加勒斯特。走进房间，我自然最关心我那半瓶辣酱。打开壁柜一看，什么都在，唯有这样宝贝不见了。我马上四处寻找、桌屉、衣柜、床头柜，都打开看了。辣酱硬是不见了。我们想找服务员问问，却又语言不通。次日清晨，罗方配给我们的翻译来了。我马上向她“报案”，请她询问饭店的服务员。她很负责任，马上就去问了。一会，她回来了，告诉我们：服务员以为是吃剩的什么罐头，是你们不要了的，因此他们已把它丢了。

我和团长好伤心。

那一、两天，我情绪极坏。好象遗失了最贵重、最贵重的东西，心里象塞满了棉团一样，闷得慌。

我们一天天地瘦了。

在黑海之滨的康巴坦察市，从水族馆参观出来，团长突然不见了。这时，接我们回饭店的小车又来了。我四处去找他。只见他蹲在一棵树后面，把裤皮带解下来了。此刻，正用小刀在上面戳着。

“团长，你这是在干啥？”

“这裤带上的窟窿不够用了，新打一个。”

“这……”

我怔住了。一时哭笑不得。双目定定地打量着团长。他这个大胖子，那圆鼓鼓的大肚皮消了不少了。呵，团长也瘦了。

在回国的飞机上，团长问我：“一到北京，我请你们到家里吃饭。你最想吃的是什么？”

“辣椒，大米饭！”

我不加思索地说。

回国半个月后，我又过了一次磅，那9斤又长回来了。团长呢？裤带上那个新戳的窟窿，该不起作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