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七岁

我的十七岁

若不是朋友约求，我不会再次摇动回忆的木舟沿岁月的河流逆行。我这年龄的人，回忆之舟不管大小，都一定是木造的，必得亲手摇橹而不可能乘别人驾驭的机动快艇。而逆行到十七岁那一人生站点，我要途经三十多站，不是嫌逆水摇舟太累，是舍不出越来越显宝贵的时光了。但是，当我抓紧时间用力逆划到十七岁那一站时，停于岸边匆匆而郑重地一想，倒发现了十七岁新的诗意。

十七岁，是和十八岁紧挨着的啊。而十八岁是人生一道门槛！迈过这道门槛，你就是一个合法公民了，而在门槛那面，你就还是少年。十七岁的少年向十八这道门槛抬起左脚的时候，他的易于奔腾的血液有多热烈多冲动多生机勃勃啊。那敏感的生机勃勃的热血会使他的心跳动不动就加速，脸色动不动就通红，甚至轻轻的一句话或默默的一个眼神儿都会在他脸上挑起一片彩云，十七岁真是多变的难以把握的美妙时光，也是一道多解的人生数学题。如果把人生比做土地，十七岁是已经播下种子急需施肥的坡地。如果把人生比做河流，十七岁是暗流汹湍却不见浪花需要把握流速的急湾。如果把人生比做天空，十七岁是风起云涌需要雨水、充足阳光和适当温度的深春的晴空。如果把人生比做一棵果树，十七岁是花蕾已经绽开等待受粉的时候。如果把人生比做一株花呢，十七岁则刚刚含苞。而我十七岁的美丽，却是通过痛苦展现的，所以，直到现在，我信奉的格言里还有一句是，美丽出自痛苦。

我的十七岁是公元一九六六年，那是一个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年月。那一年，世界最大的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是六月份开始的，我四月份正好过了十七岁生日。我说的是人生意义上度过的过，而不是现在所指的摆了酒席请上亲友吃喝玩乐那样隆隆重重地经过的过。说实话，那一年我根本没想起自己的生日（我没有想自己生日的条件），母亲也没想起（母亲已经精神失常不会去想儿子的生日了），父亲也没去想（他刚做肺手术不久而且他从来没有想儿女生日的习惯）。当时我在离家三十多华里的县城住宿读高中二年级，每周可以步行回家一次，脚上的鞋虽然打了好几块补丁，但有时却显得比我的肉脚更重要。赶上雨天泥泞，我会将鞋脱了抱着而赤脚丈量泥水。裤子、上衣、帽子，甚至书包，都是打了补丁的，膝盖、肩膀处的补丁有时会是双层的。那时吃饭用粮票，买布用布票，这两样生活之票我家比别人都充裕，但都必须和钱票相结合才管用。我家最缺的是后一种票，所以前两种票就常常余下来送给亲友。当然亲友也会换一个时候再送些别的，比如一件旧衣服一双旧鞋或一口袋瓜菜什么的。尽管如此，我从没对父母产生过丝毫怨恨之心，因为我觉得，家里那么缺钱，父母还咬牙让我到县城住读，这是许多家孩子得不到的啊。父亲是教师，虽然他从来没有想儿女生日的习惯，但他让我们四五个该上学的孩子都上了学，这也是别的父母做不到的。我只感到给父母添了太大的负担，太对不住他们，所以就加倍地节省用钱而双倍地使用时间，好好读书。我不能因为父母的钱少于别家就学习落后于别人，我要多得些学分，让自己名列前茅。

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说明，也有必要现在回过头深深地感谢父母，就是我还不够上学年龄他们给我瞒了一岁而提前入学了，使刚满六岁的我就背上了书包。所以我从一年级开始，在同学中始终岁数最小，这也是我需要加倍用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成了三四十岁以后我不必在某种机遇面前担心超龄的自豪。但是，十七岁那年，我母亲已患精神病两三年了，我再怎么用功学习再怎么苦累她已不知疼爱我了。父亲又是个脾气粗暴的教师，他对我，严厉远远多于关爱。所以，就使我十七岁的未知数比别人多了不少：后年能不能考上大学？能考上哪一所大学？那所大学会离父母和弟弟妹妹们多远？甚至想象过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同桌，因为学生时代的同桌太重要了，他甚至决定着你整个青年时代是否幸福。我说我的十七岁是美丽的，还因为我那年已有了痛苦感。我的痛苦来自寒暑假时我对同桌的思念，所以那痛苦同时也就是幸福。我真的为有一个好同桌而幸福，这不仅因为同桌是学习委员，还因为是个漂亮且对我很好的女生。她可以说是全班的优越者，却对连帽子都带补丁的我诚心真意好，并影响她的家人都对我好，这是我多大的幸福啊。我曾幻想大学我们还能同桌。我那强烈烈的思念，不过就源于十分有限的一点点互相帮助和关心，至今记得住的只有我们背着大家写过几回纸条，只是纸条而已，连称呼和落款都没有，远不具备信的完整条件。上半年我们还通过课本传纸条，年底就不敢见面不敢相互说话了。那是因为发生了“**”，她哥哥是我们的外语老师，受到批判后就牵连到她的进步和我们的关系，我们的纸条就只好在梦中传递了。

十七岁那年年初，还有一件事我终生难以忘怀，这也是我感慨十八岁是人生一道门槛的重要原因。有一天全校十八岁以上同学参加投票选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班除我外，所有同学都参加了投票，我没有投票权的原因十分简单，就因为十七岁。那一阵子我感觉好孤单啊，要不是同桌说她的票画了我们共同认为最好的老师，就不准我会孤单病了呢。那年还有两件事被我回忆起来了，也是“**”开始前发生的。一件是我接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打给我的电话，当时我正在课堂上课，忽然教务处的老师到我们班喊我的名字接长途电话。那时电话极不普及，除了单位，住户是没有电话的。原来是我家那边在邮局打的，说我大姑家的兰子表姐劳动时因车祸去世了。兰子表姐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我们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姑舅姐弟，她没考上高中就参加劳动了，但对我的读书却寄予了很大希望，甚至用她自己挣的钱给我买过书和笔。我生平接的第一次电话竟是她去世的噩耗。尽管三十多里路我几乎是一气跑到家的，我没像以往回家时疼惜脚上的鞋，但我仍没能看见表姐的遗容，只在记忆里留下了她立于绿色田野上的新坟。此前我经过一次三岁小弟弟去世的打击，十七岁这年兰子姐的去世对我打击似乎更大，活泼泼又健康又漂亮才十八九岁的表姐怎么就忽然不在人世了呢？

另一件事是，那阵全校开展小整风活动，每个班里都开辟了小字报园地，同学对班干部有什么意见可以贴小字报。记得我被一个学习很好的女同学贴了一张有白专倾向的小字报，因为当时我是班级的劳动委员，在给她估算捡交的粪肥时我没有过秤，只大致估算了一下，结果低估了五斤。那时我们学校有植物试验田，所用肥料由学生自己动手捡。后来老师把我调整为图书委员了，虽然这是我最爱当的委员，但我被贴过的那张小字报，连同下半年紧接着发生的“**”中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使我十七岁就过早地产生了既恐惧又热衷于政治的矛盾心理。不久，我便开始经历日夜想见却不敢见自己同桌的痛苦，又开始经历同父亲划清界限的痛苦，我与这一双痛苦为伴，度着使自己身心自相矛盾的“**”生活。从那，我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家庭不幸和痛苦，具体我在《父亲祭》里写过。后来我投笔从戎了，这是我十七岁那年绝没想到的，真的一点都没料想会走进解放军这所当时全国惟一的一所大学——毛泽东思想大学，而且一呆就是二十五年。

今年正好是我的不惑之年，回味十七岁的经历，我一点都不怨恨自己那点不幸和痛苦。相反，我认为自己心灵中那些美的东西恰恰是不幸与痛苦哺育的。当然，不幸与痛苦也哺育了我性格中常常违心做事的病态。

1999年6月9日草于沈阳·听雪书屋

原载《人生十六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