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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好读闲书，本如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但读得多了，碰到有趣的问题，便随手记下。数年来，倒也记了不少。冬日下雪，夜来无事，偶尔翻捡旧记，便捡出几则辑为一束，以飨读者。

鸟与僧

读唐诗，发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诗篇，都把鸟与僧对举，试举几例：

贾岛：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

姚合：露寒僧梵出，

林静鸟巢疏。

杜荀鹤：沙鸟多翘足，

岩僧半露肩。

陆龟蒙：烟径水涯多好鸟，

竹床蒲椅但高僧。

司空曙：讲席旧逢山鸟至，

梵经初向竺僧求。

隋唐五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亦是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被广大士人所欣然接受的时代。如此情形，诗人们创作不可能不涉及宗教领域。但诗人们为何偏偏选择鸟而不选择花、雪或别的什么来作为僧的对应物呢？弄清这个问题，不得不把唐代的佛教做一点儿说明。

僧，作为一种宗教职业，在唐代，已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那时候，全民敬佛，与当今中国的全民经商，在其声势上，庶几近之。那时候僧人在老百姓中受到尊重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经理老板们。不同的是，经理老板们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有钱。而僧人在一千多年前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都是高蹈之士，手中握有通向极乐世界的通行证。那时候，想去天国的人，就像今天那些想得到美国绿卡的人一样多。对于持有这种发卡权力的人，他们怎能不顶礼膜拜？

这样就决定了僧人的身份。

可以说，佛教成了唐代中国的国教。皇帝老儿崇尚佛教，是想把佛教势力网罗到政治权势之下，成为稳定统治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出家当和尚，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那时的确有不少所谓的“名僧”，并不把隐居山林、礼佛诵经看成是分内事。他们更热衷于结交权贵，出入雕梁画栋，把违背佛理的权名交易看成是赏心乐事。

佛的产生，是以否定世俗生活作为前提的。僧人作为抗拒**的职业，必定应该弃闹市而进驻山林，从纷扰逃向孤独。这一点，正好吻合了力图保持自己独立人格而不肯趋炎附势的这一部分文人的心境。他们羡慕山林中的僧人所占据的自在无为的生命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自由地开掘人类伟大神秘的生存意识。诗人们把这种自在生存的渴望诉诸情感，于是，真正的僧（而非沽名钓誉的伪僧）就成了他们歌咏的对象。

至于把鸟作为僧的对应物，我猜度是这样的原因：

在文人的眼中，鸟是最自由的。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何时歌唱，何时敛翅于一棵树上，都不必看别人的眼色做事。大概芸芸众生中，只有僧在这一点上与鸟相似。

其次，僧居山林，鸟亦居山林。僧是山林的迁居者，而鸟却是山林的土著。与鸟为邻的人，必定是闭门避俗的世外高人。空山不见人，唯闻鸟语响。可见，鸟的天空是在人迹罕至的空山。那地方没有声色犬马，没有朱梁画栋，没有喧嚣市声。没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尤物。住在那儿修行的僧人，他的邻居只有两个：一个是鸟，一个是孤独。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唐代诗人要把鸟与僧对举了。鸟与僧，实乃是红尘外的一对朋友。

鸟的别名

说到鸟如僧，便又想到中国古代诗人写鸟的诗句。有的通俗易懂，有的就令人费解，试举三例：

林和靖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

郭索，蟹行走的样子。扬雄《太玄》：“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钩辀，鹧鸪啼叫声。

翻查典故，才知道郭索指蟹，钩辀就是鹧鸪。若没有找到出典，这诗就成了读不懂的天书了。

宋朝的宰相诗人王安石，也是好用典故的。他有一首《金陵》诗：

红梨无叶庇华身，

黄菊分香委路尘。

岁晚苍官才自保，

日高青女尚横陈。

苍官，松的别名。青女，霜的别名。

王安石还有两句诗：

萧萧抟黍声中日，

漠漠春锄影外天。

照字面理解，我以为春锄就是锄头。但锄头的影子为什么在天外呢？这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

还是通过查典，才知道抟黍是莺的别名，春锄是白鹭的别名。我不知道这些美丽的鸟为什么会摊上如此别扭的名字。幸亏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们的“诨名”。不然，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汉字的表现力了。

魂来枫林青

魂来枫林青，

魂返关塞黑。

儿时读这两句唐诗，总不大明白它的意思。何以那个令人毛发悚然的脱离人体的游魂，喜欢往枫林里钻呢？何以游魂一来，枫林变青，游魂一走，关塞又黑下了呢？

后来读任昉的《述异记》一书，其中有这么一段：

南中有枫子鬼。枫木之老者为人形，亦呼为灵枫，盖瘤瘿也。荀伯子临川记云：岭南枫木，岁久生瘤，如人形。遇暴雷大雨，则暗长三五尺，谓之枫人。

到此我才明白，那两句唐诗的产生，是依据了上述这类故事。

我国的南方，古时候属于楚文化地区。比之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来，这楚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神秘性。江陵古城的楚文化博物馆中所展示的出土文物，足以证明这一点。楚文化是在巫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巫文化认为万物有灵。石有石神，树有树神。我小时候，就曾随同母亲一道，去给一块石头烧香、磕头。因为传说那石头已经成了仙，有事求它，莫不灵验。“楚人好巫”这个传统，至今还起作用。

枫树变成枫灵、枫人的传说，就是产生在这种浓厚的巫术文化氛围中。

虽然弄懂了诗句产生的文化背景，但对于它的理解，却与以前大不一样了。

青与魂配在一起，是极冷的色调；黑与关塞相配，更是显见的阴森。于此可见诗人沉郁的心情，是承继了屈原的《离骚》一脉，是诗中的南音。《吕氏春秋·音律》有一段记述：“禹行功，见涂山之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

南音作为一种诗的美学，可以说是老子的“自然即道”这一观念的文学实践。人同草木虫鸟一样，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有灵魂，万物都有灵魂；人有感情，万物也都有感情。人发怒，免不了会破口大骂；天发怒，就会雷声隆隆；地发怒，就会产生地震，山摇地动。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诗人才这么认为：魂来了，带来生命的信息，枫林就发青。魂走了，关塞空洞，于是产生黑暗。

这么说，诗中的魂又不是枫树的魂了。或者说，因为有游魂附在枫林的瘤子上，枫树就变成了枫人。雨停游魂走，枫人又不存在了。

红豆

三游海南岛的天涯海角，都碰上卖红豆的小贩，红豆装在用过的装彩色胶卷的小塑料筒里，两块钱一筒。因为价廉，加之红豆的特殊意义，游客莫不争相购买。

我也买过好几筒送人，留下一筒放在书房里，闲暇时常常观赏。

唐朝诗人王维，以红豆为题，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诗人把红豆称为相思的信物，是有其根据的。晋人干宝的《搜神记》记载：大夫韩冯妻美，康王夺之。冯自杀，妻投台下死。王怒，令冢相望。宿昔有文梓木生二冢之端，根交于下，枝错其上。宋王哀之，因号其木曰相思树。

这相思木，就是红豆树。在广东又叫鸡翅木。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

红豆，本名相思子，其叶如槐，荚如豆子，夏热，珊瑚色，大若芡肉，微扁。其可以饲鹦鹉者，乃蔬属藤蔓子，细如绿豆，而朱裳黑啄。其结实甚繁，乃篱落间物，无足贵也。其木本者，树大数围，结子肥硕可玩。

如此说，红豆就有了草本、木本两种。木本的红豆树，即鸡翅木，是海南的盛产。木本的红豆大，草本的红豆小。而天涯海角的小贩所兜售的，却是那种绿豆一般大的“朱裳黑啄”的草本红豆。

后来，又在《九通·通志》上读到如下的一则：

海红豆树高二三丈，宋祁《益部方物略》云：结荚枝间，其子累累珠缀。若大红豆而扁，皮红肉白以得名，蜀人用为果饤。

这种红豆，又是可以吃的。但显然不是海南的鸡翅木了，因为吃这种果子的是四川人。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相思子圆而红。故老言：昔有人没于边，其妻思之，哭于树下而卒，因以名之。此与韩冯冢上相思树不同，彼乃连梓木也。或云即海红豆之类，未审确否。”

看来，木本的红豆也有两种。这两种都有一个相思的故事。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没有见过它们。放在书房里的这一筒，因是草本的，与相思的故事无缘，我也就不由得恼起那小贩来，何以能利用人们圣洁的相思之心，来兜售他的“伪劣商品”呢？

转而一想，我这是自生闲气。你说他的红豆是伪劣商品，他也会反问：“你能担保，买我红豆的相思客中，就没有冒牌货？”

牡丹

中国牡丹，最盛者两处，一在河南洛阳，一在山东菏泽。

牡丹因武则天而称名天下。武则天称帝洛阳，因此该处的牡丹渊源既久，声名也就最大。

80年代初，洛阳人开始举办牡丹花会。十几年过去，牡丹花会如今已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盛会了。每年“谷雨”前后，牡丹盛开，花期即是会期。一到此时，洛阳万园衣冠，游客如云，倾城倾巷俱是赏花人。

六年前，我在牡丹花会期间去过一次洛阳，当然也是怀着一颗寻芳探胜之心。据介绍，洛阳牡丹已培植出数百品种。历史上著名的姚黄魏紫，已不是最为名贵的了。牡丹花会的中心王城公园，有一处牡丹山，气势宏大，极尽繁华。花皆盆栽，万盆堆积，层叠成山。行此山中，富贵熏人，锦绣醉人，七彩灼人。每一盆均缀有品种标名之小牌，亏得汉字中有那么多美丽的词藻。尽管如此，你仍然不会产生名不副实之嫌，甚至还会产生丽质胜文的惊叹呢！

牡丹山，花大如碗，如娇如莺；花红似血，花白如脂；黄者紫者，腴然雅然。更有新培植出的绿牡丹，直摄春色，仿佛你轻动一下指头，就会点破它盈盈的薄碧。

牡丹已成为洛阳最大的旅游创汇收入。温室里培育的名贵牡丹，价值千金。春节空运出国，供不应求。白居易诗：“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可见唐代的花价已非常昂贵，甚至超过今天。

在唐代，观赏牡丹是贵族活动，一到暮春，京城里车马若狂，都是赶着去各个私家园林看牡丹的。众望所归，利必趋之。因此，京师巡逻官为牟取暴利，把郊外的庙宇围起来种植牡丹，上好品种，一株可值几万文钱。有一个叫韩弘的中书令，对此奢靡之风大为不满。他调来京城任职，便命人将官邸里的牡丹尽数铲去，并说：“吾岂效儿女子耳！”

韩弘如此，恨的不是牡丹，而是那些为博一艳而不惜千金的贵族子弟。如果这位中书令活到今天，便不会如此气愤了。因为洛阳的牡丹花会，不再只是贵族的节日。

古树

陕西黄帝陵轩辕庙内，有两棵古柏。一棵高二十米，胸围十米，是我国幸存的“柏王”，传为黄帝手植。另一棵叫“挂甲柏”，传为汉武帝挂甲处。历数千年风霜雨雪，兵火战乱，这两棵柏树依旧绿气森森，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古树，这些阅历了数百年沧桑的虬虬老者，作为活着的古董，生命的国宝，有着无法替代的审美价值。那些名胜古迹，若没有几棵古树相衬，在人们眼中，免不了产生单薄之感。

据记载，我国最老的古树是生长在台湾阿里山上的一棵红桧，已有二千七百多年的树龄。其次是西藏高原上的一棵巨柏，也有了二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我国的古树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它们中有侧柏、国槐、银杏、油松、云杉、桧柏、茶树、楸树、梅树、皂荚、枫香和椿树等等。

古树在我眼中，是一位惯看秋月春风，又阅尽人间兴废的历史老人。每游一处名胜，若有古树，我必定要在它跟前驻足，想象那些曾在它们身边发生过的事。

北京颐和园仁寿殿前有两排古柏，八国联军火烧颐和园，古柏靠建筑物的那一面，被烈焰烧炙，从此没有树皮。站在这些“阴阳树”前，你怎能不为中华民族那一段羞辱的历史而沉痛！还有北京景山上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上吊而死的那棵古槐，站在它跟前，不得不沉思，一个据守在权力顶峰的人，如何会沦为一个吊死鬼呢？鄂东黄梅的五祖寺中，有一株晋梅，让中国禅宗走向民间且形成大气象的六祖慧能曾为它施肥、剪枝。那位大禅师圆寂后一千多年，我来看望仍然健在的晋梅，它依旧那么平静，仿佛在它身边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岂止春梦无痕，就是最为严厉的风刀霜剑，在它身上，也了无痕迹啊！

古树与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的故事，在我国不胜枚举。因此，每当我走近某一棵久负盛名的古树，总会产生一丝丝惆怅。

根据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的名著《根》改编的电视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木材商爷爷把一段锯断的古树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年满十岁的小孙子。老黑人把孙子领到那段古树跟前，只见显示树龄的环纹上钉了许多小白牌。小白牌写着的都是世界上或者他自己的家族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发生在哪一年，那张小白牌就钉在古树与之相应的那一圈年轮上。指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白牌，老黑人忧伤地说：“二百多年来，我们这个世界与我们家族所发生的全部的事件，这棵古树都经历过。那些血流成河的战争，那些难以忍受的苦难，你在这棵树上都找不到。你凝望它，看到的只有时间。”

看到这一段情节，我的心为之颤栗。因为老黑人说的，正是我站在每一棵古树前所得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