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的不知道
咔的一声，彩色电视机打开了。夜幕随着电视图象一块儿跳出来，全城也灯火辉煌了。
许是刚看完故乡的一封来信，心上还萦绕着乡情的缘故吧，坐在家里看电视的张鹏升司令员忽然想到了故乡的夜晚。故乡的夜晚，是在大红灯一样的太阳从村后山顶滚下去的时候到来的。但那确实是黑夜，不象眼前这样舒适明亮，色彩斑斓——茅屋的纸窗透出微弱昏黄的茶油灯光，端着碗喝粥的乡下人的身影印在窗纸上，象演“驴皮影”一样晃动着。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日本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张司令员脑子里想着家乡的茅屋……打日本那时候，他还没住过正经的茅屋，是从小草棚子里走出去参加军队的。大江南北辗转几十年，住处迁来移去，现在，他住上了日本式的小楼。光从住房这一点说，今昔变化已是天上地下啦！可他住得并不舒服，此刻，整个脑袋瓜子就正被房子的事闹得生疼：刚看完的那封信是一个乡亲寄来的，说老屋实在不能住了，要盖两间新屋，求他帮助些钱。这个乡亲在信里口口声声称呼他“棚生”大哥，唤起了他多少对往事、对家乡、对少年时代朋友的回忆呀！小时候家穷，没有房子，他是在牛棚里出生的，爹妈就给他取名叫“棚生”了。后来离家参军，不久又当了干部，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名字变成了“鹏升”。在牛棚里出生的张鹏升司令员是不忘旧友、很重乡情的人，儿时曾一起光腚玩耍的“老表”要盖几间草屋，怎能不援助呢！他决定明天一上班就给邮去二百元钱，再写一封信，问候一下家乡的情况。家乡茅草屋的问题就这样办了，可是眼前机关干部的住房问题呢？他难住了。前不久，机关转业一批干部，家搬走了，倒出一批房子。这批房子应该分配给刚从部队调到机关来的干部。但还没等研究怎么个分法，一些领导同志就你答应一间，他答应一间，许出去一半儿了。真这样的话，新调上来的干部就要有一半人因没房子搬不来家，夫妻两地生活影响工作。今天下午张司令员在办公会上提出，个人答应的一律不算数，统一分给新调来的干部住。他的主张没人坚决反对，但也没人热烈拥护。会上，有的不吱声，有的说怕是行不通，有的虽然表示同意，态度也很淡漠。什么原因呢？谁也没挑开明说。从与会人员脸上的表情看，好像原因是明摆着而无须言明的，还好像与他自身有什么瓜葛。真是岂有此理！
“我一没给自己要，二没答应谁，和我能有什么关系呢？”张司令员边看电视边想，“莫非有谁打着我批准了的旗号要了房子？不会。我身边没有亲戚，只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两口子都在省军区机关，结婚后就让他们按规定要了一间房子，搬出去独立生活了。莫非是女儿又打着我的旗号为她的熟人或朋友要房子了？不可能。”司令员的女儿叫树生——她出生的时候刚解放，家乡闹水灾，为了躲避山洪和野兽，在四棵树中间搭了个吊铺。“树生知道我的脾气，她不敢背着我要房子……”司令员想不出个头绪。
房子，房子，房子，电视机里又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外国房子。“女儿要是真打着我的旗号给别人要了房子呢？那……？”张司令员刚要喊老伴儿来问问女儿的情况，忽然想起老伴儿没在家。“直接问女儿不就知道了吗？搬出去快半年了，也该抽空去看看啦！后天还要下部队去，最近再找不出闲时间了！”张司令员咔的一声关了电视机，也没声张，抬腿就走，怕一声张麻烦事太多。他本来有个散步的习惯，每天早晨晚上都要在院子里一圈一圈地转，每次半个多小时。这会儿走着去，也就当散步了，没有必要要小车。何况这里离机关家属宿舍也就一里多路，又加天气闷热，坐车也不好受。于是脱了军装，拿把扇子，就这么走着去了。
夜色把一切都遮得模模糊糊，张司令员边走边抻巴几下胳膊，踢几下腿，这也是他的老功课，权当锻炼身体。每次这样锻烁的时候他都要想到，这是怎么搞的呀，给地主做长工那时，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时，解放战争那时，总是累得一有空就想躺下歇一歇，不管干湿脏净，能放平身子睡一会儿就是很好的享受了。现在可倒好，整天开会、学习，学习、开会，坐得屁股生疼。好歹不开会了，但要到哪儿去走走，哪怕几步远，小车也在屁股后跟着你。唉，连走路都得坐着走！
张司令员为此刻能用自己的腿自由自在地走路，竟快活得暂时忘记了房子。走着，走着，一拐弯，看见路旁小摊上切开的沙瓤西瓜在路灯下红得诱人。他摸了摸自己的衣兜，真可惜——没带钱。这是怎么搞的呀？过去想带钱，没有；现在有了钱，却想不起带了。从什么时候起养成了衣兜不带钱的习惯呢？
慢步当车，转眼到了家属宿舍区。要不是忙着到女儿家去，他一定会再走下去，索性走个够的。女儿住哪屋哇？他听老伴叨咕过，好像说住的是道北的楼，被道南的挡着，有点憋屈。于是，进了院门他就向道北一栋灰楼走去。这儿栋三层楼正施工的时候他来看过，楼内结构他都知道：每个门洞的每一层都是四户。楼梯口左右两侧各是一户，每户两间。对着楼梯口的那个门里是两户，每户一间住房，一个厨房，走廊和厕所是两家合用。
张司令员先进了第一个门洞。门洞里放着一辆很洋式的自行车。他对这类时髦货不感兴趣，一眼也没多瞅就开始找女儿家的门。两侧的门他看也没看，他知道那是分给人口多的老参谋住的，而女儿刚结婚，该是住中间这个门的。他打量着中间这个门：门上严严实实地包着一层厚铁皮，铁皮上还钉满了铁钉。噢？是个保密室！这儿不会有保密室呀？大概是个仓库吧？管理处怎么搞的，住房这么紧还跑到这里挤了个仓库，什么东西这么金贵，非得往这儿放不可！
他上了二楼。二楼中间的门开着。开着对，两家走一个门嘛，总关着太麻烦。走进公用门，司令员先敲左侧那间的门。为什么先敲左侧，他没考虑。不过他是左撇子，顺手就这样敲了。敲过几下，门开了，出来一个烫发的年轻媳妇，一手拿筷，一手端碗，嘴里嚼着，显然正在吃晚饭。他问：“请问一下，老张家住哪屋哇？”
那媳妇咽下了饭说：“这个中门没有老张家！”
张司令员忽然想起不应该说老张家，该说老王家，女婿姓王，一般都是以男方为户主的，怎么我就光记着女儿呢？他忙说：“说错了，我是找老王家！”
那媳妇又扒了口饭，边嚼边问：“叫王啥呀？”
“叫王立国。”
那媳妇想了想说：“没听说这名。三楼有个姓王的，我们都叫他大王，不知叫王啥！”
张司令员上了三楼，还是走进中间那个门顺手就敲左边那家。敲了一阵没人开门，右边的门却开了。一个梳短辫子的年轻媳妇探出头来，知道自己听错了，但还是和气地主动答话了：“他家人刚走，看电影去了！”
张司令员见那媳妇要关门，忙问：“这是不是王立国家呀？”
那媳妇认真想了一会儿说：“姓王，好像不叫王立国！”
张司令员对青年人住邻居却互不往来有点不高兴，他一边想着自己小时在家乡那种亲密的邻里关系，一边问：“你住这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啦！”
“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对门儿的名字，这邻居住的！”
媳妇脸忽地红了，接受老年人批评但又腼腆地解释了一下：“女的叫啥知道，男的咋好问哪，见面说话就叫大王！”
张司令员笑了：“青年人还封建哪？女的叫啥呀？”
年轻媳妇红着脸和善地回答了。不是自己女儿的名字。张司令员下了楼，又走到第二个门洞。
这里没有铁皮门的仓库，中间的门也开着，他又顺手敲了左边那家。许是敲的声音大了点，左右两家的门都开了。左边出来的是穿蓝粗布褂子的老太太，右边出来的是头围羊肚子毛巾的老头儿。张司令员知道这都是从关里乡下来给儿女看孩子的，便和他们拉呱了一会才说：“麻烦一下老人家，我要找王参谋！”
穿褂子的老太太指指自己的耳朵：“大兄弟，我耳朵背。”又指着老头儿大声地说：“你问问他！”
老头儿也没听明白：“啥子？讨三个馍？”他是从四川乡下来的，遇见过讨饭的，所以一下想到讨馍啦。他看来人穿得干干净净还讨馍，猜断不是正经过日子的手，便没好气地说：“俺今晚吃的粥，没馍！”
张司令员大笑起来，说：“我不是讨馍，找人，当兵的都哪儿去啦？”
老头这回听清楚了，说：“都下……下部队啦！”
张司令员一下想起来，机关最近组织一大批工作组下基层了。他向两个老人道了谢，上了三楼。
碰巧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正从一间屋里向外走。他忙问：“小同学，张晓立住哪屋？”
姑娘开口就答：“张晓立在第三个门洞的二楼右边那家！”看样子她和张晓立很熟。
张司令员一边道谢，一边暗自怪自己没经验：见着男的应该打听女婿的名，见着女的打听女儿的名就对了！边总结着经验，边直接到了第三个门洞的二楼。刚抬手要敲右侧的门，又迟疑了：这不是老参谋住的两间一套的屋吗？晓立他们怎会住这里呢？问问再说吧！他还是敲了门。
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伸出了扎着牛角辫的脑瓜问：“老爷爷找谁呀？”
“找张晓立呀！”
小姑娘马上大开了门，走出来，大方爽朗地说：“我就是张晓立，您找我干啥呀？”
张司令员哭笑不得。“我找当兵的张晓立！”
小姑娘拨浪鼓似地摇了几下头：“没听说。你从三楼中间那个门进去，右边有个李秀娟阿姨是解放军，问她知道不？”
张司令员抬头望了望三楼，觉得有点累了，踢了几下腿，又上了三楼，按小姑娘的指点敲敲门。果然，出来一位年轻的女同志，虽然怀里抱着个襁褓中的孩子，但从装束上能看出是个军人。她慌忙说：“司令员来啦，进屋吧！”
李医生和张司令员的女儿都在门诊部，司令员认得这位李医生，他看了看她的孩子说：“不啦小李，我家晓立住哪屋哇？”
她说只知道在一门一楼，但没去过，不知是哪个屋。她要领司令员去找。“不用了，不用了，孩子小，你出去不得，我自己去找吧。”司令员转身告辞了。
一共九层楼八十一磴，司令员上下走了个来回，又回到了一门一楼。他认定中间的门是仓库，但左右哪个门是女儿家呢？按规定，哪个门也不会是，可李医生明明说在这呀，他便还是习惯地抬起了左撇子，敲了左门。
这回是个男军人出来，三十五、六岁，手里拿着拧下帽儿的钢笔，看来是正在写什么。他不认识张司令员，问：“您找谁呀？”
张司令员也不认识他，便询问：“你是哪个部的？”
“司令部的，调来时间不长。”
“这么说，你是新搬来的啦？怪不得呢！”司令员亲切地说，“新搬来有啥困难没有？我也是咱们省军区机关的。噢，还可以？进屋看看怎么样？”
新来的参谋听口气知道跟他说话的是个首长，便客气地让进了门。一进门是不长的走廊，走廊靠墙也放着不少坛坛罐罐之类的东西，连个灯也没有，只是从墙上的一个圆洞里透过一束灯光。这束光又被特意挂在对而墙上的一面镜子折射到一张小长条桌上，桌上放着一叠稿纸。张司令员看看参谋手里的钢笔：“你这是凿壁偷光写材料？”
参谋忙解释说：“不是凿壁偷光，这是安煤气管道凿开的，还没堵上！”
“为什么不在屋里写呢？”
“就一间屋。母亲、爱人和孩子都睡下了，开着灯影响她们休息！”
“这不是套间屋吗？里间干什么用啦？”
“里间又住了一家！”
“又住了一家？！”张司令员惊诧了。少顷，他又为自己属下的同志毫无怨言埋头工作的精神所感动，同时又为这样差的生活条件而不安，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你母亲、爱人、孩子都好吗？搬过来生活习惯吗？”
新来的参谋心里很感激这位不相识的首长的关心，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表示，刚要让首长到屋里坐一下，才想到这不可能。可象这样站在狭窄、黑暗的走廊里说话也不太礼貌，所以很是局促不安地说：“都好，都好，都睡下了！”
“熬一熬吧，慢慢会好的！”张司令员和蔼亲切地说，“打扰你了，知道王立国住哪屋吗？”
“王立国？”
“也是你们司令部的参谋！”
“首长您等一下，我问问里屋孙参谋！”
孙参谋被叫出来了。他原是司令部的参谋，一年前已调到上级机关，现在是回来休假的。他和张司令员互相都认识。
“你住这呀？！太艰苦了！不进屋了，你知道王立国住哪屋哇？”
“王立国？”
“我家晓立的男人，军务处的王参谋！”
休假的孙参谋很是惊奇。他既不知张司令员的女婿在这儿住，也不知军务处还有个王参谋是司令员的女婿。他调走前军务处还没这个王参谋。他看着司令员以为他认识的样子，不好再说不认识，忙回屋叫出他的儿子，问：“你王叔叔住哪屋？叫王立国，是参谋！”
十多岁的孩子眨巴了几下眼睛：“没有。右边那门是李大成李叔叔，中间铁门听说是司令员的女婿住，咱也不知人家姓啥！”
怎么？女婿就住上铁门的屋？司令员心里忽地升起一股火，又问小男孩：“真是司令员的女婿家吗？”
“我唬你不是人！修缮队的叔叔钉铁皮那天我没上学，我问钉铁皮干啥，他们说，‘司令员的女婿要搬来，不钉铁皮不保险。’你看，洋自行车就是他家的！”
孙参谋怕儿子再说出更不受听的话来，忙推他去给叫门。小儿子一甩胳膊，“他不理人，我也不理他，我才不叫他呢！”
张司令员自己抡起左撇子咚咚使劲敲起铁皮来了。
好一会儿，里面传出了责怪声：“谁这么敲门，不怕震坏了耳朵？”话音一停，从外面可以隐约听到屋里有音乐声。再细一听，是舞曲。
张司令员几乎是在喊：“是我，你爹！”
静了片刻，屋门开了。女儿没穿军装，身着灰色的连衣裙。她一看真是爸爸上门，又吃惊又着慌地说：“爸爸来啦？！”
张司令员紧板着脸，没用女儿让，一步迈进了屋门，眼睛四处观看。走廊的墙壁、天棚、地板和厕所都是用白油漆刷的，雪亮的灯光照着雪白的四壁，仿佛进了水晶宫，直耀入眼睛。门边放着两双彩色厚底木拖鞋。张司令员没理睬就把脚使劲迈进去了，洁净的暗红色地板上，留下了几个清晰的鞋土印儿。
女婿和另一对青年男女正站在电风扇前擦汗，猛见岳父来到跟前，慌忙打开了日光灯，胆怯地说：“啊……爸爸，来了两个朋友，我们一块玩玩！”
张司令员向两位生人点一下头，就打量起屋子来。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放着一切两半儿的西瓜，落地式台灯的光亮正照在西瓜上，黑籽儿红瓤。茶几腿旁还有一盆带着很厚瓜肉的西瓜皮。靠窗的写字台上不见书报。日立牌电视机旁的三洋牌录音机，还在小声地放着舞曲。
司令员一开口，竟问了这么一句话：“床呢，不放床你们怎么睡觉？”
女婿嗫嚅说：“床在西屋哪！”
“怎么？该两家住的房子你们一家住着？”司令员说着进了西屋。屋里只放了一张双人床、一个五斗橱和一张竹躺椅。张司令员又看了看厨房。因为是两家住，所以有两个厨房。闲着的一个，改成了洗浴室。看定了，张司令员铁青着脸，冲女儿说：“叫你们搬出来独立生活，你们可真独立了，包上一层铁皮和四邻隔绝！两口人住两套房子，闲一间跳舞！”他喘了一口粗气，“谁叫你们要两套房子的？”
女婿保持沉默。两位客人找到一张旧报纸在看。女儿回答说：“爸爸，我们什么也没提呀，一句都没提，真的，是管理处叫这么住的，搬来之前就给收拾好了，说一楼不安全，又主动给钉了铁皮！”
“不管你们提没提，明天马上倒出一套来！一定倒！明晚我就来检查！”张司令员说完，狠狠瞪了女儿女婿一眼，走出了铁皮屋门。
“这是怎么搞的呀？一家的房子两家住着，两家的房子一家住着！本人没提，没提还主动来给包铁皮……”张司令员一边走一边想，脑子里同时又零乱地过着电影：自己出生的牛棚；能演“驴皮影”的茅草屋，乡亲的老屋不能住了，要盖新屋又没有钱；两个参谋合住着套间，新来的参谋在墙洞边写材料；女儿有一间跳舞室……
1980年7月于长春站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