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东坡先生的这首过海诗，是他于绍圣四年（1097）谪放海南岛儋耳的三年后，即元符三年（1100）六月遇赦，渡琼州海峡北归，到廉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合浦时所作的。
三年流放，九死一生，竟轻轻巧巧地落在了“兹游奇绝”四个字上，绝不是一般人的心境能够想得开的。诗人的乐观胸襟，豁达精神，不屈意志，全在笔下流露出来了。尽管此时的他，已是一位遍体鳞伤的诗人，但他精神不死。他的一首《观棋》诗“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十六个字，能够表达出他的人生态度。
据《王氏交广春秋》：“朱崖儋耳，大海中极南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菌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
不妨设想，在九百年前过琼州海峡，可不是现在一两个钟头的事情。即使在现代交通条件下，航行在茫茫苍苍、激流汹涌、波涛起伏、浪逐船高的琼州海峡之中，也是一次令人不由得心情凝重的旅程。何况苏轼乘坐的是一艘吃水量很小的趸船，要作二十四个小时的不间断航行呢？
可以想象，他在雷州半岛的徐闻港码头上告别登舟时，无论送行的亲友，还是同船的渡客，自然包括“监解”的官方人员，都不相信年逾花甲的东坡先生还有北返的可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作老死海外，有去无回之想。
他与友人范元长的书信中说：“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归宿之地，其敢必会见之日耶！临纸哽塞，言不尽意。”与友人王敏仲的书信中，连后事都作了安排：“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书与诸子，死则葬身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以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古往今来，凡是尝过流放滋味的人，都能体会这种生离死别、回归无期的痛苦。回想起1957年，一顶帽子，逐出京门，深山老林，四顾无亲时，唯有寒号鸟的啼声，伴我度过那无望的岁月；读苏文至此，也不由得心头发紧，潸然泪下。人之最残忍，莫过于教你看着自己怎么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人之最冷酷，莫过于让你看不得父母妻子儿女而一片片撕裂着自己的心。但是，苏东坡没有死，不但没有像他预计地那样埋葬自己，也没有像那些收拾他的小人们所设计的那样油尽灯灭，不死也死，而是多少近乎奇迹似地生还中原。
据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所辑翁方纲注，引《独醒杂志》里的一则小故事：“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
历来的皇帝，都把他们不喜欢的文人往冰天雪地里送，和俄国的沙皇将十二月党人押往西伯利亚的用意一样，冻得你灵魂出窍，看你还有兴致给朕唱反调？但从未振作过的赵宋王朝，只拥有中原半壁江山，因此，对犯了错误的官吏，只好往南方偏远的省份送。那时的岭南，是蛮荒之地，疫疠之乡，而发配海南岛者，更难逃瘴气，几与死刑无异，到得那里，绝无回返的可能。
苏东坡很高兴自己成了一次罕见的例外，给岭上老人写了这首诗。可那些整了他一辈子的小人们，得知没能将他整趴、整死、整完蛋，还活着出现在大陆南端，光火愤怒，跺脚骂娘。于是，今天发出一道命令，“量移廉州”，明天颁布一纸文书，“改舒州团练副使”，一会儿教你东，“徙永州”，一会儿让你西，“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使得北归的苏东坡，疲于奔命，仍过着折腾不已、折磨不止的日子。
这就是千古不灭的结论：只要遭遇小人，好人就休想安生。
据《宋史》本传，苏轼始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所以“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祸、无罔之灾，饱尝贬谪他乡之罪，领受颠沛流离之苦。苏辙在《墓志铭》里，有这样一段对他人格力量的赞语：“其为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抱着这样的人生哲学，他能不触犯小人吗！一般稍懂得处世道理的人，见到这些决非良善之辈，躲都来不及的，他“斥之如恐不尽”，岂不引火烧身么？所以，他一生，不是困于文人中的小人，如王安石、吕惠卿、章惇之流，就是困于小人中的文人，如何正臣、舒亶、李定之流。
无论文人中的小人，还是小人中的文人，其危害性不亚于鼠疫、虎列拉和时下在非洲流行的埃博拉病毒。细查一下历代文字狱的起因，总是小人先来劲，尔后皇帝才下手的。这倒不是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皇帝政务倥偬，日理万机，是何等忙碌？哪里有闲情逸致在金銮殿上捧读小说和诗歌。而下了朝回到内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后宫三千粉黛，哪一个女人不是似饥如渴，等着他全身心的投入？宫闱之内，床笫之间，文学，又不是伟哥，有什么用处？所以，小人吃准皇帝不可能了解详情，就用两片子嘴，把文人送上断头台。
我还发现，那些根本不入流的作家；那些已经写不出作品的作家；那些写得不如别人好，一比之下黯然无色而又不甘心的作家；那些压根儿就以文章为登龙术，为敲门砖，为垫脚石，志在攀附巴结，其实是打着作家幌子为了达到目的，连杀人之心都敢有的作家；那些吃柿子拣软的捏，以作家为靶子，为猎物，根本不是作家，却挤在作家行里来谋算作家的文学杀手，则是最卖力气收拾同行的种子选手。
这些人，无一不身怀绝技，无一不人其面而兽其心，无一不是想将文坛扫**干净就剩下他老人家称王的家伙。这些人，惟其志不在写而在整，所以，只要一有机会，结伙、成群；倾轧、排他；派性、门户；封王、称霸；告密、陷害；检举、揭发；批判、打击；压迫、厮杀。这些人要是串同作恶起来，有时候，连皇帝老子，皇帝他妈，都拿他们没法办。
他们到底把苏东坡抓了起来，其中一条理由，他写了反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宋神宗也觉得这些人过分。据王巩《闻见近录》载：“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尽管如此，还是要将他定罪。仁宗皇后急了，据陈鹄《耆旧续闻》载，她对神宗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然而，小人仍旧不买账。
所以，当一个政权中小人成堆，败类结伙，就有左右政局的能力。其实，苏东坡最终被谪放岭南，再逐琼岛，未必是哲宗赵煦的意见。而是已贬往惠州的他，写的一首即兴诗，惹恼了小人群落：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
原来算是苏轼的挚友，还曾为他说过两句好话的章惇，后来爬上高位，成了小人集团的领袖人物，也干起卖友的勾当。这首诗传到了京师，小人们凑在一起，一为他的文学声望，感到沮丧，越想消除他的影响，影响却越来越大，二为他的不妥协精神，感到恼火，本想整得他灰溜溜，他却越来越自在。于是，大家看着章惇，他冷笑一声，“苏子尚尔快活耶？”于是，完全不念旧交，大笔一挥，再贬儋州。
为什么贬到这个县份呢？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道出其中底里：绍圣年中，把一批元祐党人贬往外地，苏轼号子瞻，瞻字的偏旁为詹，就罚往儋州；苏辙号子由，由字与雷字下半的田字近似，就罚往雷州；刘莘老罚往新州，也因为莘与新两字的部分相同。从这种挖空心思的刁钻行径看，文学杀手比职业刽子手更毒辣阴狠，更卑污龌龊。
如果考较起苏东坡之死，其远因要追溯到王安石实行的新政。
他的一生噩运，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王安石的改革，固然勇气可嘉，但他的新政措施，峻刻狷忿，法严责苛，加之操之过急，任用非人，结果民不受利，反而成害，遂酿成一次政治大动**，朝野大分裂，宗派斗争，馀波达半个多世纪，差不多闹到北宋政权结束。王安石这个人，世称拗相公，其实，拗是他的外在表现，内心世界里，有其小人的一面，至少，他的许多行状看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能够自我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的同行；也许，就像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一样：“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至少，不会在宋代历次翻烧饼的“政治运动”中一再倒霉，直到搭上一条老命。主撰《宋史》的元代大臣脱脱，不以为然。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从下面他写的一首诗，也可看出他，即使想不做他自己，也难。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次韵郭功甫观予画云雀有感》）
列宁说过，后院里的鸡，飞得再高，飞不出院墙，只能在垃圾堆上啄食；山鹰有时也会飞得很低，但属于蓝天的它，永远要高高飞翔在碧空里。苏东坡虽然“悔不卑飞”，但他的这种“性格悲剧”，注定了不可能“卑飞”，这也是种下他一生不幸的根由。
林语堂作《苏东坡传》，把苏轼划入反对新政的保守派阵营，不完全正确。只是以司马光、欧阳修为首的保守派，人多正直，皆为君子，苏轼从思想感情上，从人文精神上，更容易彼此呼应，心际相通，因而贴近交融，自在情理之中。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悉为奸佞，绝非善良，使得苏东坡从良知上，必然要疏远这类食肉类动物。
他从未全面否定新政，他在《上神宗书》里，只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觉得王安石的做法，峻急伤民，持不赞成的态度。同样，保守派上台后，全面否定新政，彻底停止改革，他也并未感情用事地附和声援，而且，颇悖众议地认为新政中的某些措施，未必不可继续执行。说苏轼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或者，一个进取的保守派，或许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正因为这样，可怜的东坡先生成了两边都不讨好的尴尬人。就像《伊索寓言》里的那只蝙蝠，鸟类看它是兽，兽类看它是鸟，都对它抱有敌意，这种被拒绝的日子，就变得很难过了。
何况王安石，很嫉妒，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那么令王安石不安，假如苏东坡是个鸦鸦乌的，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作家、诗人，王安石也许就不会把他当回事了。那些二三流的文人中的小人，或等而下之的小人中的文人，也就不会一路追杀下去，置之死地而后快了。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文，苏东坡的字，苏东坡的画，在当时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绝非今天文坛上那些老少瘪三们的作秀造势所能比拟。
帝王都成了他的追星族，放下美丽的后妃，陶醉在他的诗文中，读到激动处，夜起徘徊。当时的高丽人、日本人，派人常驻都城开封，不惜重金，高价收购有关苏东坡的一切出版物。公元九世纪的后半叶，那是一个文学上的苏东坡时代。“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而且“禁愈严而传愈多”，“传于人者甚众”。一直到今天，九百年来，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可不是时下那些一哄而起、转眼即逝的文学泡沫，除了留下一股令人掩鼻的腌臜味外，便什么也剩不下了。
王巩《闻见近录》载：“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予曰：‘昨在侍从班时，李定资深鞫苏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政于崇政殿门，忽谓众人曰：‘苏轼真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词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叹息不止。”李定为王安石党羽，力主极刑除掉苏轼，以泄私愤，连这样极无耻的小人，也不得不折服其奇才，可见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所讲，苏东坡被时人敬服，以至于他“所经过之地，溪翁野叟，亦以为光华”决非虚言了。
文学的较量，只有绝对高出一头的人，才能表现出优裕雍容的“费厄泼赖”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文采出众，诗文佳绝，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同为“大家”，亦有长短高矮之别，他在苏轼面前，还是要矮一头的。所以，他指使御史台中他提拔起来的走卒，将苏轼打入大牢，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文人妒意。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导致文人相整的格局。而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又几乎是不可逾越的，他的对手没有一个肯甘拜下风，然而，又无一不在文学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些赌输了的文人中的小人，和小人中的文人，便只有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把苏东坡扳倒。尤其，苏东坡说：“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这样一说，更刺激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文人兼小人群落，气得发昏章第十一，也使他们更疯狂地收拾他。
苏轼应该明白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越是半瓶子醋，越晃**得厉害。文人相轻，本是一种习见的现象，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这样，谁也瞧不起谁，谁也容不得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了。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时下文坛，令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那样提携后进者，也并不多，而患有王婆子卖瓜的自我感觉良好症者，更为数不少。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审；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却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是文人相聚时少不了的风景线了。
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说作家谦虚诚笃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之语。即或有的作家阳作恭顺和逊，那骨子里的倨慢骄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够感觉出来的。还有的，也许当着面，嘴上不得不说些好话，什么还不错啦，什么蛮可以啦，什么比上一部作品大有进展啦……其实，他心里的月旦雌黄，真的全盘托出的话，我敢担保，会使那位想听到佳评的对方，心脏病都要气犯了。
其实，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事属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你再好，哪怕你拿到外国或中国的什么文学奖，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的作品已经捞到外国版税或中国稿费，我也有权发表不敢恭维的评论。
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因此，挑出点毛病，讲出些不是，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屣，被彻底地粪土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惟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奋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惟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毛主席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了。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但是，就苏东坡之死而言，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像王安石恨不能整死对方的病态心理，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
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文学跳蚤，别以为他们就咬不死人，书生的悲剧，诗人的噩运，作家的痛苦，文人的灾祸，哪一件文字狱案中，没有他们可疑的黑手介入呢？现在，苏东坡不知在南迁途中，掉了多少层皮以后，万幸不死，终于踩着跳板，踏上大陆。
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文人之受小人挫折，往往是灵肉两伤。他在北归路途中给朋友的通信中，一再说到“衰病枯槁，百念已忘”（《与谢民师书》），“已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答李端叔书》），他的精神面貌、身体状况，日甚一日地衰弱，死神的影子，丧钟的声音，对这位文学巨人来说，不可能没有种种预感。六十五岁的大师终于感到欣喜过后的迷茫了。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
忽行榕林中，跨空飞拱檩。
当门洌碧井，洗我两脚泥。
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
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
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
这是他到大陆后最初写出来的诗，“归路老更迷”的“迷”字，多少道出了他兴奋之馀，悲怅随之的复杂心境。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淼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雨夜，宿净行院》）
这首同期作品，更可佐证回到大陆以后那种迷乱、凄冷、衰迈和孤独之情。终于他写了一首类似“遗言”的五言诗，给他的儿子们：
皇天遣出家，临老乃学道。
北归为儿子，破戒堪一笑。
披云见天眼，回首失海潦。
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
大儿牧众稚，四岁守孤峤。
次子病学医，三折乃粗晓。
小儿耕且养，得暇为书绕。
我亦困诗酒，去道愈茫渺。
纷纷何时定，所至皆可老。
莫为柳仪曹，诗书教氓獠。
亦莫事登陟，溪山有何好？
安居与我游，闭户净洒扫。（《将至广州，用过韵，寄迈迨二子》）
读到这首锐气消失，退意浓厚的诗，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苏子老矣！和他元丰二年（1079）四十三岁时，所写的那首情绪化的诗，已无共同之处了。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黄州》）
当时，他从开封御史台的诏狱里放出来，尽管荆棘满途，小人当道，他根本是不买账的，才写出这篇挑战的檄文。虽然不知会是一个什么跌宕起伏，命途难卜的局面，在等待着他，但是，“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噪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己如神”，坐了几个月的大牢，诗情激发，文思泉涌，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
可六十五岁高龄的他，已经找不到那股生命的活力了。
心似已灰之木，身若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小人是社会生活中的可怕病毒，谁招惹上了，谁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文人中的小人，又具有格外歹毒的恶本质。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如果进行一次大师级人物的统计，你会发现，若是按人口比例，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大师，其总数是大大低于外国的。这其中的一个毋庸讳言的原因是，中国的文学小人群落，说得上是继往开来，络绎不绝，无论哪朝哪代，总有这类东西跳出来施虐作恶，挫折得那些有可能成为大师者，不能成为大师；已经是大师者，不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朱弁在《曲洧见闻》中说：“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然而，当他再次踏上大陆南端的土地，他的生命也就进入了倒计时了。那位乡间老翁所言，“天祐善人乎？”其实也不尽然的。虽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老天爷（如果有的话），有时候常站在小人一边的。君不见十年“文革”期间，那些得意过的整人的人，如今继续在得意着的，张狂着的，还算少吗？
虽然，苏轼之死，是属于“寿终正寝”的一类，他在死前半月给维琳方丈的信中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强故尔，无足道者。”但是，若没有小人们给他造成不幸历程，也许未必会如此一病不起，迅速地走向死亡。
据他逝世前与钱济明的信中所述症状观察，“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显然，积毒爆发，不可收拾，疗治无效，不语而终。同时代人朱彧的《萍洲可谈》里说得更明白：“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所以，被小人迫害至死的苏东坡，很大程度上也是属于非正常死亡之列的中国文人。
苏轼活了六十五岁，如果天假以年，能够拥有与他活了七十三岁的弟弟苏辙那样的寿命，那么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成就，肯定会攀登更高的峰巅，不知该如何的光辉灿烂呢！
于是，便是他生命史上最后一次的辉煌，据邵博《邵氏闻见录》载：“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座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有史以来，有哪一位文人受到过这样隆重热烈的万民夹道的欢呼？
这次盛大的谢幕式过后，不久，一代文宗就撒手人寰了。
如果，从苏东坡之死，我们能够汲取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捷克作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中的结尾两句名言，值得永远牢记：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
你们可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