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林采风
天津的七月，一切都是黏糊糊的。它不同于潮湿。潮湿是水分多。黏糊糊是胶状物质多，永不干净，永不清爽，永不利索，怎么也不舒服。
空气是黏糊糊的。阳光是黏糊糊的。黑暗是黏糊糊的。身上是黏糊糊的。汗水是黏糊糊的。周围的一切物体全都黏糊糊的，世界挂了一层胶。连人们的思维和语言也变得黏糊糊的——
“谌容、叶楠、何士光等很多作家都去，你怎么能不去？”
无法辩驳的论据。一个有格调有意义有**力有号召力有趣味的作家名单。朋友们都去，我怎可不去！我的朋友很多，老中青都有，倘若有人高升、有人出国、有人仙逝了呢？
“《天津文学》办的笔会，你是天津人不参加不合适！”
我是沧州人。从不敢冒充大直辖市的天津人。但目前端着天津作家协会的饭碗确是无可否认的现实。
最有分量的还是“不合适”这三个字。意味深长，怎么理解都可以。如今人们都格外敏感，想象力发达，为一件小事、一句不经意说出的话就可能得罪人，无端招致闲言碎语，飞短流长。正因如此，这些年来我绝少参加各种名目的笔会。
记得四年前，笔会之风刚兴。我怀着新鲜的**赶到某省去参加一个笔会。文人们相聚，议论风生。两天后客气劲儿一过便熟不讲理，唧唧咕咕，亲的厚的，仨一群俩一伙。没有大事，无非是些饱暖之后的闲事闲话、**的突然爆发、灵感的见景升华……传扬出去便走了样儿，闹成什么“新闻”、什么“事件”。本与我无关，无意中却成了旁观的“见证人”。夹在中间活受罪，说话要得罪人，不说话也要得罪另一方。于是从那时起便跟五花八门的馋人的笔会绝缘了。非是我怕什么，只是觉得无聊。想躲个清净。乐得站在圈子外面看着热热闹闹的文坛，岂不更有意味？
看来这次《天津文学》的笔会我是逃它不过了。
可我答应了大连的一位朋友（那里也是朋友），去采访即将动笔的中篇小说《满仙》的主人，顺便参加大洋公司成立七周年的庆祝会。我怎能失信？不要小瞧“七周年”——它虽然不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弹指一挥间嘛。但是，在这风起云涌的变革年代，一个企业家能干满七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应庆贺一番。
“这好办，快马加鞭。你先去大连，由大连往大兴安岭赶。”
森林我见得不算少了。
“知道你见过南方的热带雨林。大兴安岭的森林跟那个不一样，保证不黏糊！”
这倒也是。为了摆脱这黏糊劲儿，我坚定不移地参加了大兴安岭森林笔会。并将记录我在森林里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的笔记整理发表于此。大大方方地议论，决不“唧唧咕咕”。
1．朝拜自然
温柔清新的海水挽留我，凉爽湿润的空气挽留我，使我从大连一登上北去的列车便开始发烧。我每年差不多都要得一次感冒，一感冒便免不得被无焰的暗火烧灼一番。每经过一次烧炼，筋骨就有了点资本，足可以抵挡一年的邪魔入侵。这次在旅途中发烧与其说是对大连的留恋，不如说是对大兴安岭的向往。
中国地图是一只脖子挺得很硬、尖嘴有力地向里弯起随时准备向前猛烈冲跃的雄鸡。大连就是鸡嘴，兴安岭则是它骄傲的金冠。火车突然变成了火箭，直立起来向高处爬去……
我睁开眼，窗外的地是平的，庄稼长得很好，绿得冒油、发黑，仿佛能生出烟雾来。火车像个巨大的爬虫，在庄稼梢上飞行，裹着一身绿烟。
我又闭上眼睛。欲睡睡不着，不睡又想睡。记忆和想象都格外活跃。我对在发烧时构思出来的小说总是比较满意，即所谓烧得说胡话嘛！
五十年代初有一首很流行的民歌：“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我也很欣赏吕文科演唱的著名的歌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兴安岭是个神话，是个很熟悉又全不了解的神秘的世界。“蓊郁尤甚，松桦蔽天，早不见日”，山鸡野鸟伸手拣，獐子狍子拿棒撵。鹿麝送上门，黑熊闯进院……
我带着一身在城市里沾上的现代工业的污染，没有焚香沐浴就贸然上岭，冲撞了兴安岭自然的灵气，理应发烧，先退退俗气。
迷迷糊糊、心驰神往地躺在想象中的兴安岭的怀抱里度过了十七个小时。趁在哈尔滨转车的机会到医院打了退烧针。晚上再登车西行，兴安岭已经遥遥在望了。不，“遥遥”两个字可以省去了。我仿佛看见了兴安岭黑森森的奇峰异峦，闻到了大自然的渺渺瑞气，听到了林涛的轰鸣，间或还夹杂着野兽的吼叫声。心急车慢，好像不是火车载着我前进，而是我的大脑拽着火车飞跑。在急切的盼望中又熬过了漫长的一夜和大半个白天，终于到达了“林海明珠——牙克石市”。
奇怪的是我没有见到“林海”。在火车上没有见到，在牙克石的远郊没有见到，在牙克石市内甚至连一棵像样儿的大树都没有。要知道这里是内蒙古森林管理局（现称牙克石林业管理局）的所在地，岂可无林？其绿化程度不如大连，比天津也好不了多少，灰秃秃阳光灿烂，空气干燥。街道宽阔整洁，一座座新建筑也很漂亮。忘掉“林海明珠”的旗号，应该说是一座蛮不错的北方小城。
尽管我一路上马不停蹄，还是比来参加森林笔会的其他作家晚到了两天。他们从贵阳、武汉、重庆、太原、长沙、北京等四面八方赶来朝拜大森林，可见兴之高、心之诚。当代人出国愿意去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国内旅游则喜欢往人烟稀少的地方钻，希望看到还没有被现代文明破坏的原始的东西，寻找野趣，感受“野性的美”。
现代人越来越崇拜大自然。
焉知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毁坏最早不是从崇拜开始？鄂伦春族最早的宗教是把熊当作图腾崇拜，称熊为“祖母”、“舅舅”。这并不妨碍他们猎熊。只是猎到熊以后要举行个仪式，抬回时要假哭，口中念念有词：“打死你绝不是故意的，是误杀，求你保佑。”但熊肉不能分，统一煮，共同吃。熊骨和熊头按照他们的风葬仪式安放在树上。同人死了以后一样，让其自然风干风化，回归自然。
我在整个森林笔会期间听到不少关于猎人和动物的传说，唯独没有见到一头活着的野兽。为了安慰我们，主人在原始森林的边上，立起啤酒瓶、罐头盒、木棒、石块，让我们放几枪过过瘾。歌曲里唱的“獐狍野鹿满山林，打也打不尽”，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也许原本就是天真的想象。
我渐渐懂得为什么牙克石林业管理局周围没有森林了，凡是人多的地方林木就少。不仅在总局见不到森林，我们又坐了一天的火车来到基层林业局，仍然见不到森林。阿里河林业局的所在地也是鄂伦春自治旗的旗府所在地，正大兴土木，镇里主要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树木，尘土能没过鞋底。我深切地体验到现代工业文明对大自然构成的威胁。
内蒙古的大兴安岭在清朝以前是没有采伐工业的。清初曾有过四禁政策：禁止采伐森林，禁止开采矿山，禁止狩猎及捕鱼，禁止农耕及放牧。清末，随着东清铁路的修建，森林采伐工业开始兴起，首先是铁路两侧的森林很快被砍光了。当然，它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后俄、日入侵，实行“剃光头”、“拔大毛”的掠夺性采伐，抢走了一千多万立方米的木材，使蔚然长林“渐成为濯濯矣”，受到严重的创伤！
解放后至一九八五年末，仅牙克石林管局就向国家提供商品材一亿零二十七万立方米。换成钱是二十八亿一千万元。人类从森林获取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但又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谁曾想过黄沙弥漫、土地龟裂、有山皆秃的黄土高原，以前也曾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无非是“采伐无度，需要弥增，斧砍火烧，无日蔑有”的结果。
我国的沙漠从解放初的十亿亩增加到十九亿亩。水土流失面积从一百一十六万平方公里扩大为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几乎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仅此一项每年国家损失土壤近五十亿吨，占全世界土壤流失量的五分之一。古谚讲“寸土寸金”。据测，大兴安岭的土层平均厚度为三十公分，土壤学家认为要形成一公分厚的土壤需要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大兴安岭的土壤尤其宝贵，在光、气、风、水的作用下，岩石逐渐风化，随着微生物和被子植物的腐烂慢慢形成了土壤。然而土壤损失起来是多么容易、多么不被人注意啊！
有的作家已经离家十天了，跋涉近万里，还没有见到森林。我们这个曾是多林的国家，现在的森林覆盖率只占世界的第一百六十六位。真是难见森林！莫怪人们说森林是“绿色的金子”，金子就是钱，一立方米木材可卖一百零二元。
我突然感到惶惑：人类真的征服自然了吗？真的做了大自然的主人吗？
文明人类面临两大威胁：战争和生态失去平衡。对前一种危险人们能够紧张地感觉到，有多少人意识到了后面这一种更大的危险呢？说到底，最可怕的还是人类自身。
2．义气松
我终于看见了森林，看到了大兴安岭。
大兴安岭并不高。巍峨、雄峻、粗犷、奇绝……这些赞美大山的形容词均与它无缘。它充满女儿气质，灵秀，娇嫩，洁净，妩媚。我站在诺敏山庄的阳台上远眺，只见森林不见岭。这正是大兴安岭的迷人之处。它是林海中一个连一个的浑圆的波浪，绝不是露出水面的突兀峥嵘的褐色礁石。
连大兴安岭的早晨也都是绿的。田野一片青魆魆，云雾渺渺，轻飘漫散。
大兴安岭的颤音灌满我的双耳，森林的呼吸汇成强大的音流在空中嗡嗡震响。充满**的静谧，生气勃勃的文静。似乎在等待一个辉煌时刻的到来——
朝日如一枚巨型的松塔，在林梢上颠了两颠，霍然爆裂开来，金黄色的松子倾泻而下。霎时，把一片嫩绿的大兴安岭染成焦黄。
我们匆匆吃了早饭，就急不可耐地闯进大森林。
不，这里没有大森林。虽然森林的面积非常广大，有山皆绿。但没有大树——几个人抱不过来的大树。大兴安岭无霜期短，每年只有七十天到一百天，树木生长缓慢。这儿的“树王”每二十年才祝一次寿，也就是说二十年才算长了一岁。一棵长了二百年的树，我也能轻松地抱过来。但木质坚硬，耐腐蚀力很强。我在克一河林业局见到的大多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林，树干的直径一般为二三十公分左右，笔直而细高，大都在二十米以上，有的高达三十五米。整齐，漂亮，令人赏心悦目，像一排排身着体操服的小姑娘。跟我所见过的阴森恐怖的热带雨林截然不同！
难怪人们把大兴安岭叫做“绿色聚宝盆”，甚至要砸盆取宝。树太大了不一定有用，这里每一棵树都是好材料，都很值钱。
我发现一个怪现象：越是山岭的阴面森林长得越茂盛，一片深绿，郁郁蓊蓊。有些南坡阳光雨露充足，树木反倒是稀疏平常，呈浅绿色。此处森林茂密，就自成气候，相互挡风遮雨，棵棵树都长得挺拔粗壮。林木稀疏的地方，空间广阔，阳光无限，树木反而长得矮小变形。这真是大兴安岭的一绝！
我对这种落叶松产生了兴趣。
当地人管它叫“义气松”。主动住在阴坡，谦虚善良，缺少个性，喜欢过集体生活。成群团状就长得高大繁茂，一棵松则长不好，甚至会死掉。正因为它没有个性，身上没有刺儿，没有太多的枝丫如疤瘌溜秋的节子，二三十米高的树干溜直溜光。所以人们就格外喜欢它，做栋梁，打家具，当枕木，铺大桥，因而也最容易遭砍杀。
泰山松、黄山松，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长得千姿百态，容貌可人。吸引了无数人去观赏，去瞻仰。被诗人赞美，被画家描摹，被印成彩照，被拍进电影，成为人间的宠物。倘有一条枝丫干枯也会成为一条新闻，人们会为它的安全大声疾呼。
我同情义气松，它的义气让我感动，也为它感到难受和不平。它之所以这样老实，也许是由于受过皇封：“许你随风飘**，不许就地生根！”
松子顶风飞八十米，顺风飞二百米。你的松子到我这儿来生根发芽，我的松子到你那儿去长大成材。就靠这股顽强的生命力，大家互相帮衬，互相扶持，砍不完，杀不绝，一代一代地活下来了。我忽然意识到义气松是有个性的，讲义气就是它的个性。没有缺点不一定没有个性，横生枝丫也不等于个性丰满。
义气松是大兴安岭的主要树种，是大兴安岭这块讲义气的土壤养育了它。它又是大兴安岭的骄傲。它那倔强的躯干是人类文明的脊骨，有这不倒的脊骨才有绵绵不绝的生命。
我对大兴安岭肃然起敬，感激它，愿意听凭它的主宰。也许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大自然的谅解，在它的怀抱里得到自由与美。
我从来没有认真记住过一种树，一种花，一种草。今后却决不会忘记大兴安岭落叶松——义气松！
3．柳兰姑娘
在林区土道的两侧，密密匝匝开着一种蓝幽幽的野花。蓝得纯净，蓝得透明，蓝得清雅，蓝得酣畅。给每一个踏进林区的人铺上柔软的蓝地毯，仰起笑脸，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当地人以民间传说中善良好客的姑娘的名字给它命名——柳兰。在数不清的野草野花中，唯有柳兰喜欢在路边道旁排队列阵，每朵小花都仿佛透着一股灵气。
在柳兰的队伍里每隔几步就有一株草莲，昂头挺胸地高出一大截，骄傲地举着金伞，仿佛是替柳兰遮阳。
昨天晚上我们到达克一河镇的时候，就有十几位身着红色迎宾服的姑娘在站台上列队迎候，这使我们深感不安。她们在克一河林业局局长樊久卿和党委书记聂文学的指挥下，把我们接回诺敏山庄（克一河林业局招待所）。这座现代化的小楼靠近河边，在镇子上显得很突出。里面的装饰也颇有一些豪华的气派，楼道和房间里铺着红地毯。二十四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只比北京慢零点三秒。卫生间里肥皂是绿色的，毛巾是绿色的，水磨石地面是绿色的。第二天我看完森林回来，感到洗脸池、水龙头、浴盆、墙壁、壁灯也都变成了绿色。
当我们走进餐厅的时候，再一次受到震颤。理智的和情感的。
酒筵已经摆好。茅台酒，大兴安岭著名的红豆酒、越橘酒、啤酒等在上菜的条案上排开。每张饭桌的中间放着一个大号的紫铜火锅，嵫嵫地冒着热气，四周放着一盘盘切好的生狍子肉。三伏天吃火锅在天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里早晚要穿毛衣，我想穿上棉大衣也不会感到热。从一踏进林区就难得再出汗，早就忘记在天津那种黏黏糊糊的滋味了。作家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没有带够足以御寒的衣服，大家轮流着感冒发烧，没有生过病的人已经很少了。吃火锅涮狍子肉正可以好好出身透汗。还有增热大补的“葱爆狗肉”。主人报的菜名是“葱爆羊肉”，大概担心实话实说了会让挑肥拣瘦的作家们不敢问津。他们可能是受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启发。岂知现在的行情发生了变化，城里人难得吃上狗肉，狗肉比羊肉珍贵得多。会做买卖的人现在应该是“挂狗头卖羊肉”。再有一盘是“清炖飞龙”。飞龙是大兴安岭独有的珍禽，专吃树籽和草籽，不仅肉嫩而鲜美，且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自从慈禧爱上飞龙肉以后，它便成了昂贵的贡品。
刚才我们进门的时候看到台阶上趴着一头前腿被打断的狍子，浑身抽搐，毛茸茸的小脸，玻璃球似的眼珠，露出惊恐和悲苦的神情，惹人爱怜。如今我们兴高采烈地大嚼其肉，没有丝毫的愧疚和不安。我也曾慷慨激昂地表达过自己对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忧虑。此刻面对满桌的山珍野味如果说不香，如果说我不想吃，那就是十足的虚伪。当樊局长告诉我们打猎队套住了一头熊瞎子，明天吃熊掌，我们差一点没欢呼出来。我甚至很想去看一看狗熊被套住以后是一副什么模样。
我心底充溢着感动、感激。对大自然的崇拜完全被对主人的真诚和热情的感谢所代替了。同时也有深深的惭愧和不安，那是因为想到我们这些人何德何能，到这儿来完全是给人家添麻烦的，有什么资格领受这样的感情？
樊久卿是个人物。通过几天的接触，我发现他身上有着当代成功的企业家所共有的某些气质：心活眼宽，善交往，有路数。外表随和内存精明。充满自信，有经验也有办法。能打开局面也能控制局面。
我欣赏他大规模造林的气魄。把每一块荒坡空地都承包给职工家属，“当年包造林，三年包成活，十年包成林，二十年包成材。”由局里统一提供造林机械。我看到高大的拖拉机一犁下去就翻出一条一米深的垄沟。
他的林业局也许不是最大的，但管理得确实漂亮。有一大片安装了自动喷灌设备的苗圃，嫩树苗像韭菜一样绿油油的。有一米高、三米高、五米高的幼林，有十米左右高的中幼林，也有大片的成林，老少几代。在他的管界难得找到一角荒地。叶楠称此为“绿色的希望”。
乍一听让人有点心酸，心寒。大兴安岭是我国最大的原始林区。我们把祖宗留下的大树快砍光了，种下一点小苗苗还说是“绿色的希望”。我们原本就是绿色，不是一个没见过森林的民族刚看见了一点“绿色的希望”！不管怎么说，有希望总比彻底绝望和无望强。
我认为真正的希望是林区的觉醒，是樊久卿这样一批有远见的人掌了权。他们感悟到林之不存，人将焉附？没有了森林还会有林业吗？我忽发奇想，如果将克一河林业局承包给樊久卿又当如何呢？
几十年才能养成一棵树，自然林一百二十年后才可开采，人工林六十年才能开采。樊久卿已五十有一，再过几年一退休，换上的新局长又会怎样作为呢？有个林业局二十年换了二十届领导班子，谁上来都先抓钱，放它几个日产一万立方米木材的卫星，捞点资本拍拍屁股走人了。至于什么长远规划，什么森林的生态效益，才不去管它呢！
樊久卿把他的局由单一的采伐型改为多种经营型。他的木器厂用桦木的边角余料生产的地板条和野餐家具，新颖别致，销路极好，仅此一项每年就可获纯利近五十万元。
克一河林业局的人很富。我访问了几户林业工人的家庭，家家屋内的现代化设备着实令我惊奇。如果不是隔着玻璃窗抬眼就能望见森林，还以为走进了天津市一个有钱人的家中。每家都有一个长长的院子，大狗把门，院子里种着蔬菜，养着鸡、鸭、猪、羊。
尽管他们使用着现代化的家用电器，终究是远离大城市，受现代文明的污染较少，为人朴实可爱。很多林区姑娘看上去都有点像美丽善良的柳兰姑娘。她们不用化妆品，气色比城里浓妆艳抹的姑娘还好看。面色红润，谈吐含蓄文静，通身上下透着大自然所赋予她们的灵秀之气。她们是有文化的最年轻的一代林业工人。
我在白桦林里拜了一个小师傅。她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教会了我怎样使用油锯，让我自己背着油锯放倒了三棵由她做了记号的桦树。
下午，她又用一分钟的时间教会我驾驶美国造的高轱辘拖拉机。让我一个人开着拖拉机在不足五米宽的土道上来回奔跑。土道两旁是水沟，同伴们躲得远远的，手里捏了一把汗。翻进水沟摔伤了我倒没有关系，弄坏了人家的进口拖拉机可怎么交代？他们又不敢喊叫，怕惊了人、惊了车。只有我的师傅用温柔的信赖的目光鼓励我。她的笑仿佛有一股魔力，把她的灵气传给了我。我立刻变得聪明起来，什么事情一点就透，一学就会。
她是柳兰仙子。
第三天晚上，我们要告别克一河的时候，林业局的诸位领导和诺敏山庄身着盛装的姑娘们又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紧紧地握手，热烈地话别，一一握过，再握一次，不断地重复地握手告别。我忽然发现我的师傅，早就等在站台上为我们送行。她怎么知道我们是今天走呢？
我们被局里领导和招待所的服务员们包围着，簇拥着。她站在人群的后面，静静地含蓄地微笑着，用清亮的目光向我们告别。她换了一件新衣服，白地蓝花，把她衬托得越发清雅、挺秀。
我冲她扬起手，心里默默地为她祝福。
4．绿色的历史
我们闯进了原始林区，拥抱着神秘的原始，尽情吸吮历史的乳汁……
这里有数人搂抱不过来的大树，至少生长了四五百年。枝干如铁，直捣青天。不知什么年代它被雷电咬过一口，一道几十米长的焦黑的伤疤，弯弯曲曲、飘飘忽忽，从头顶贯到脚跟。至今还像有一条恶龙缠绕其身！
恐怖而又壮观。难怪鄂伦春人供奉雷神——大凡看见雷电击烧的树木就远远绕开，免得自己得病发烧。
当初它是怎么挺住的？遭到雷击电劈硬是没有倒下，没有被撕成两半，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强壮繁茂。
它就是一本书。
一个炭状的树墩，一排烧焦的树桩，留下了历代一次次大火的痕迹。纵然是原始的过去，也不能做到无影无踪。
从原始走向现代，在人们的生活中火是不可缺少的自然力。
孩子被火烫伤了手，母亲挥起猎刀愤怒地将火捣灭。她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个不吉祥的地方，却再也点不着火了。待她走投无路又返回原地的时候，看见被她砍灭的火堆又熊熊燃烧起来，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婆，满脸刀伤血污。母亲惊恐地向火神下跪求饶，于是又得到了火种。
我真的感到大自然有一种后发制人的神威。
经过一次次山火的洗劫，森林没有灭亡。有大树没有老树，有古树没有枯树。高空为树冠所垄断，遮天蔽日。地面则为杂草、野花和数不清的灌木所霸占。踩一脚绵软柔松，如落陷阱。蒿草齐人高，红豆的植株匍匐于地结成网络，果实形如樱桃，红颜白颔，莹润闪光。杜斯枝蔓带刺，横钩竖挂。榛子、橡子、杜鹃、花楸等数不清的小乔小灌在树干之间织成网搭成墙，使人寸步难行。再加上蜘蛛结网乱上加乱，蚊子、牛虻趁火打劫，更增加了原始森林中的神秘气氛。
一开始我们声声相唤，彼此应答，以免走失。渐渐地相互看不见影儿也听不见声儿了。我头皮发紧，恐怖像赶不开的蚊子，轮番袭来。我感到自己是这样疲乏，这样弱小，这样愚昧和胆怯。我恨不得变成一棵树、一根草、一个动物，甚至是一种小昆虫，它们都比我有更大的自由。
一个现代人落入了原始的迷魂阵。
这森林连接着远古和今天。我感受到了世纪的更新、大地的变迁、历史的内涵无限的重复、人类的花样翻新的局限。我似乎懂得了什么是充实与贫乏，什么是神奇与渺小，什么是博大与简单，什么是终古长新与昙花一现……
我听到了枪声，它微弱得像文明社会的呻吟。我属于那个被污染的世界。在这个没有污染的天地里我不适应，感到恐惧，感到自己的浅薄与渺小。生死只是一瞬间的事情。现代惧怕原始，文明惧怕愚昧，先进惧怕落后，人类惧怕自然，无神论者遇到了神。历史也会鬼打墙。
我从现代文明走进了原始，领略了原始无与伦比的强大魅力：壮阔而单纯、粗暴而温柔、深沉而急躁、平静中藏着杀机、**中变化莫测。我循着枪声又从原始回到了现代文明社会。
轻风是凉爽的，空气是清香的。溪水清澈见底，喝一口清冽甘美。洗一把脸，头脑立刻清醒，让原始的尘垢、蚊虫叮咬的红肿尽付诸水流。唯有在林中的诸般感受沉淀下来，充实了我的灵魂，丰富了我的生命。
5．我尊敬他们
不知是巧合还是管理局领导的有意安排，阿里河林业局的领导干部搭配跟克一河林业局差不多。局长孙振清跟樊久卿一样是个“经验型”的领导干部。虽然他们都几次到大学进修过，也一起成功地通过了国家对重点企业的厂长的考试，到底没有正式的大学文凭。他的党委书记王卫民同樊久卿的党委书记聂文学一样又都是“学者型”的干部。聂文学毕业于内蒙师大中文系，王卫民毕业于辽宁大学物理系。年龄都是四十七八岁。
一个“经验型”，一个“学者型”，配合起来很和谐。孙振清跟他的党委书记的关系令人羡慕。通过短短几天的接触，他们给我的印象既深刻又美好。最深的印象是老实。
王卫民以前是中学教员，没有权力欲，公正豁达。把行政权力全部给了局长，行政上的大事小事决不干涉。他自己满意的政绩是先改文山会海，扭转那种认为没有文件没有会议就没有工作的传统惰性。
孙振清五十二岁，头发却已经灰白，一脸忠厚。他从一九五二年来到林区，当过木材技术员和林场主任。他管的这一摊子比克一河林业局大，总面积四千五百平方公里，从南到北二百多公里长。基础却比克一河林业局差。“**”中干部靠边站，群众一窝蜂地砍树。阿里河北部的森林砍得差不多了，照此下去，再有十年南部也会砍光的。孙振清在“**”中被关了两年，一九八三年由副局长被提升为局长。他大概是阿里河林业局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任局长，也许还是最有作为的一届领导班子。我几次采访他，他忧虑重重不肯多谈。
森林资源本来是再生资源，如果管理得好是不必担心会砍光的。阿里河森林的每年生长量是二十七万立方米，国家计划却要求砍伐五十万立方米。今天吃后天的，爷爷把重孙子的都吃了，能不让人忧虑？
砍了森林当原料卖，价格极其便宜。别的东西都涨价，就是木材不许涨价。同时国家又花高价从日本进口纸浆，我们的套子有点乱。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有计划，他们一九八六年的生产计划到一九八六年七月份才发下来。没有计划银行就不给钱，前七个月叫他们怎么干？计划又是指令性的，不执行不行，又是这般缓慢与呆板。可想而知，孙振清这个局长当得有多难！
卖木头的钱都被平调走了。管理局要吃大头，自治区要提成。上级代表国家嘛，应该找他要钱，他也应该给。都给完以后他手里所剩无几。育林造林没有钱，发展自己的多种经营没有钱……孙振清是个本分厚道的不敢出大格的干部。
老实人激动起来更为倔犟。有一次他问我：“你这个局外人说说，是森林值钱还是木头值钱？”
当然是森林值钱。有森林才有木头，森林茂密，长生不绝，木材才能源源不断。但森林所以值钱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变成木头，这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森林的生态效益才是无可估量的——涵养水源。大兴安岭有大溪小河一千八百六十多条，有山必有沟，有沟就有水。水源总量为四百三十三亿立方米，每年夏天自林海蒸腾水分五十亿吨。森林是巨大的看不见的地下水库，有雨它能吞，无雨它能吐。“龙王安在？龙在林海！”除此之外，森林还可以保持水土、保护生物、屏障东北、供氧净化、调节气候。据测每公顷森林每日可吸收二氧化碳约一吨，放出新鲜氧气七百公斤左右，一年还可以吸收有害浮尘约三十六吨。像大兴安岭这样的林海，每天至少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六百万吨，吐出新鲜氧气四百万吨，堪称是个规模宏大的“制氧工厂”。
怎可把活林全部变成死木头，用火烧光？
“可我们有些头头居然认为森林不值钱，砍倒了变成木头才值钱！”孙振清动了感情。从上面我记下的一个个数据也可以看出他的林业知识多么扎实，对森林的感情多么深厚。
一个爱森林的人当林业局局长，是森林之大幸！
我还访问了其他一些有趣的人物。
鄂伦春自治旗的旗委书记塞革，只有三十七岁。能歌善舞，在酒席筵上可以现编现唱。我们离开阿里河的前一天晩上，塞革以自治旗的名义举行送别宴会，什么犴呀、鹿呀、鸡呀、荷兰猪呀摆了一桌子。酒后辛一夫挥毫题字，塞革要求赠给他三个大字：“盼千金”！他有两个儿子，想要一个女儿。联欢晚会一开始，他把我塞给一个鄂伦春大嫂。她是自治旗检察院的一个什么负责干部，一下子把我镇住了。我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学跳交际舞，始终培养不起兴趣，一直没有学会。那天晚上在检察院大嫂的连哄带吓唬下，到后半截已经能轻松自如地踩上节奏了。看来跳舞并不难，关键在能不能豁出去。正所谓：“脸皮厚，踩节奏。”
克一河有位能干的林场主任，他认为“跳舞是搞流氓活动的准备动作”。虽然是在深山老林，年轻人跳舞的潮流也不可阻挡。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每有舞会必到，让女青年在台上跳，男青年在台下跳，谁也不许碰谁。他搬把椅子，往中间的“楚河汉界”处一坐，直至终场。
有人说他是“老正统”。但“正统”得可爱。他看见儿子向支部书记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回到家气得吃不下饭，摔盆打碗，吹胡子瞪眼。老伴儿以为林场出了什么大事故，再三追问，他才说出实情：“就凭他那德性还想入党？他把我们党看成什么啦！”
看来他跟儿子之间的代沟如诺敏河水一样回旋湍急。
还有：
阿里河林业局的工会主席老王，当测量队长时曾和熊瞎子遭遇过一次，用斧子砍掉了熊瞎子的一只耳朵。自那次大难不死之后，每天早晨起来在林区大道上跑七公里。
那位爱喝酒，喝多了就用手枪逼着朋友往下灌，不全部躺倒不许散席的副局长，“武斗”风盛行之际，他带着一匹马一杆枪，躲进原始森林，当了八个月的原始猎人，才免于一死。
那位退居二线以后就自称是“改革的处理品”的鄂伦春大娘，要求我们采用“一帮一”的办法带几个鄂伦春族的业余作者。
那些不知名的每天往我们的房间里偷偷送西瓜、送三五牌香烟、送糖果的人。那些争着抢着要为我们洗衣服、替我们打洗脸水的人。
我开始重新认识什么是现代意识，什么是人的价值，什么才是最可宝贵的。
我们的社会并不缺少真情，并不缺少温暖，也不缺少理解。就看你怎样对待社会，怎样对待人。
感动之余，我觉得大森林清洗了我们身上的某些污染。
6．“林彪”受到的欢迎
在我们这个规模颇为可观的作家采访团里，所到各处最受欢迎的应该说是许瑞生。
他不是单一的作家，比作家还多一手（或许多好几手）。曾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在轰动一时的话剧《九·一三事件》中扮演林彪，演出一百多场。以后当然就把主要精力下在写作上了。
牙克石市的李市长在酒席筵上主动为大家唱歌助兴。管理局的局长们也即兴表演了节目。轮到作家们却都推三阻四。大家刚聚到一起还不太熟悉，但也暴露了作家们的弱点：有的拉不开脸，没有勇气“献丑”；有的自尊心太强，知道自己的嗓子跟脖子一样粗，难登大雅之堂；有的心里想唱却要拿点小架子，不经大家三请四邀不会起身。场面有点尴尬。有人把许瑞生推了出来，看他脾气随和，即便不会表演节目，也不至于着急生气。
他不拿捏，不表白，没说一个废字，脸冲墙稳定了一下情绪。再转过脸来神情全变了，从里到外换了一个人。嘴里发出一种久违了的、让大家感到有几分熟悉又有几分陌生的声音。
“林彪，是林彪！”
大家哄然大笑。真诚地不是单纯出于礼貌地热烈鼓掌，要求他来了一段又一段。不知是剧本里原有的台词儿，还是他即兴瞎编的，嘴不打结儿地尽量让大家满意。
我佩服他的演技，一瞬间仿佛从骨子里就变成了林彪。
许瑞生成了红人。不仅主人喜欢他，同伴们也喜欢他。他能唱、能跳、能拉手风琴。想学跳舞的女作家都愿意跟他跳，有他做舞伴好像一学就会。
更重要的是他精明而又宽厚，不出风头，凡事不争不抢。你叫他讲课就讲课，你叫他发言就发言，工作人员分配给他住什么房子他都不会有意见。能容人，能合人，没有任何是非。多才多艺却又没有架子，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只要有人请他来个节目，他从不拒绝，当场来彩。难怪基层林业局的那些头头们，照相时喜欢跟他站在一起，告别时跟他难舍难分。像孙振清那样老实严肃的人也跟许瑞生开玩笑，一口一个“林彪”地称呼他。连医院的院长也非要拉他到家做客不可……
我羡慕许瑞生。甚至妒忌他。在这个作家代表团里我跟他的地位正相反，扮演了一个最倒霉的角色。吃饭的时候我必须跟头头们坐在一桌，欢迎宴会我要致答词，告别宴会我要说一番感谢的话。任何场合都要团结紧张，严肃认真。说不得说，笑不得笑，吃不得吃。每到一地还得要至少给人家作一场报告。有时主人发的通知是正科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入场听我的报告，我不得不认真准备。而别人这时候都去逛大街，采购土特产品，或者躺在房子里看电视，聊大天。
我在扮演一个“团长”的角色，那不是我。我盼望在笔会结束的时候能有个机会找回自己。
在笔会的最后一站满洲里，我等到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搞了一个隆重的答谢酒会。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向牙克石林管局和呼伦贝尔盟的领导和朋友们发表了一通真挚热烈的感谢的话。也由衷地感谢来参加这次笔会的各路作家的高风亮节——叶楠这位采访团里唯一的军级作家的平易。谌容的大度。何士光的温文尔雅及大难不死的齐天洪福。成一的大智若愚。方方的机智活泼。蒋子丹堪称一绝的迪斯科舞。黄济人的勇敢的歌喉。冯苓植的谨慎随和。敖斯尔的黑色幽默。邓刚的绝顶聪明，他走一路讲一路笑话，就是怕开联欢会，每有舞会便身着短裤躲在房间里假装拉肚子。是他们使得这笔会自始至终生动活泼，深刻丰富，轻松和谐。大家没有一点别扭，没有一点不愉快。文人相聚，而且是个五六十人的大代表团，相处得如此圆满，真是难得，难得！
我一个挨一个地请女作家们跳舞，一下子把她们唬住了。
方方还有点不信任：“你会吗？”
我毫不含糊地命令她：“跟着我的步子，没错！”
后来乐队奏起了狂烈的迪斯科舞曲。这也难不住我，鹤翔桩、太极拳一块上，只要跟上音乐的旋律就行。
舞厅的气氛达到了**，乐队突然奏起了《鄂尔多斯舞曲》。合该我出风头，我恰恰会跳这个舞，一个高身材的蒙古族姑娘跳进场子跟我凑热闹，一下子把不会跳蒙古舞的汉族兄弟们给镇住了。
几百人跳着疯狂的舞步“开起了火车”，舞会进入了狂热的尾声。呼伦贝尔盟宣传部的宝音部长担心楼板被跳塌，指挥乐队在一个高音符上戛然而止！
有人悄悄说：“子龙疯了！”
我听了甚感悲哀。当我放松一下扮演自己的时候，他们说我疯了。当我失去自己的时候，他们反而认为是正常的。
不管怎么说，笔会在一个高音符号上、在一片近乎疯狂的热烈气氛中画个句号，大家满意，我也满意。
回到房间谁也不想睡觉，又聚到一间大屋子里聊到清晨两点多钟。
难忘的森林之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忆。
1986年10月12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