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我回煤矿看工友
生活，创作之源；故乡，生命之根。
我创作的源头，我生命的根系，在湘中那片黑色的土地。
又是开春的日子了，又是新春的佳节了。
每当这个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临近的时候，一腔思念之情，就在我心中澎湃。调离那片山地，已是二十六七年了，而我的心，却一直存留在那里，存留在那里的山道、煤巷之中，存留在那里的比我年长、比我年轻、与我同龄的工友之中。我为那里的兴旺欣喜，我为那里的困境焦急。离开那里以后，我经常回那里去看看，看看一同挥汗建设这片山地的工友。那里红火的时候是这样，那里冷清的时候，更是这样。
2005年2月1日，离除夕只有几天时间了。我驱车前往那片山地。延续了半个多月的雨雪，这天停住了。太阳，兴冲冲地跃上了天幕，扫去了一片片阴云。天，放晴了。
我们的车子，驶进了一片矿区。对面，是一排起伏的山脉，那是望龙山。这座脊梁般挺起的矿山，多次与我对这片山地的满腔深情一道，进入了我一个一个的作品。
车子在一排低矮的房屋前停住。我走下车来，径直朝一节坡道走去。这次回矿来我最想见的那个人，就住在坡道下面的房子里。那里，原是一个职工食堂。前年，矿上将这个大食堂隔成一间一间的小房子，安排给几位退休老工人居住。他，就住在这里。
“谭谈！”
老远，他就看到我了。站在门前，朝我扬手。
我匆匆地朝他走去。
上世纪80年代中，我头戴一顶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帽子，到那里兼职深入生活，成为这座矿山城市的市委副书记。我借住在市人武部的一栋宿舍里。顶屋，6楼，冬日，极冷。当时，我心胸中，正涌动一部长篇小说的波涛。屋外，雪粒嘣嘣地敲打着窗户玻璃。屋里，我在奋笔书写着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美仙湾》。为了减少干扰，我平生第一次，耍了点小聪明，我在门口贴了张小纸条，上书：本人因事外出，有事请留言。因写作正处于癫狂时候，不管外面怎么敲门，我都不理不睬，全身心沉浸在小说展示的世界里。
一天，写完小说的一个章节后，我撂下笔，推开门，想到外面去踱踱步，透透气。门一打开，厚厚的一张纸片，落在地上。那是从商品包装箱撕下来的一片纸。我躬身捡起一看，只见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一笔一划，又粗又硬，像火柴棍子搭起来的一样：“谭谈，我来看你，你不在，只好走了。我还住在老地方，很想见见你。周忠汉。”
他来了，还呆在老地方？
我沉默了，心在怦怦地跳。
屈指算算，18个年头了。这老兄，一直呆在那荒芜、偏僻的山顶上？那一年，我们一起从部队复员到这座矿山，都分在矿区最繁华的地段工作。当时，我24岁，他长一二岁，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还在部队时就结婚了，爱人是矿上的一名女工。回到矿山不久，他就当爸爸了。偏偏在这时，组织上决定调他上山，他心里不大愿意，但他不善言辞，要他找领导上说一句话，比要他下井上一个班还感到为难。他终于带着家人和家当，上山去了。那座山，我们叫不出它的名字，大家都管那里叫四风井。他上山不久，我邀了几个伴，到那里去看他。上山没有公路，一条羊肠小道，串连着这里的坡坡岭岭。花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到那里。山坡上，仅搭着两栋棚子似的简易平房，住着二三十个工人，十分荒凉、清冷。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从山里拣来蘑菇，扯来小笋子，还炒了腊肉，美美地招待了我们一餐。此后不久，我便离开了这座矿山。直到十年以后的1979年秋，我在《工人日报》当记者时，回到这座矿山采访，一打听，他们夫妇仍旧在山上。山上仍旧没通公路。我在矿部一位干部陪同下，翻过木丝坳，走了十五六里山路，去看他。
他挖了自己种的脚板薯，又煮了春夏时节采来的蘑菇招待我。餐桌边，我们交谈着。我才知道，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老大和老二，都上学了。可山上没有学校，只好放一个奶奶家，放一个外婆家。这时，我才更深一层地体会到，这山顶上生活的艰难！
不觉间，又是七八年过去了，他竟仍然在那山顶上。去年底，我到这座小城来深入生活，兼任这里的市委副书记。他那座矿，是自己一方偏僻的“领地”。他这么远跑来看我，是不是有求于我，要我帮忙将他调下山来？我捏着那块纸片的手，不禁抖动起来。是呵，他领着妻子和孩子，在那里默默地度过了18年，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呵！他应该下山了呵！
我终于上路了。现在，山上通了公路。小车，在这条一个之字又一个之字的公路上奔跑着。为了便于解决他提出的什么要求，我特意让小车开到那个矿区最繁华的地段，把工区党委书记老张拉上车来。路上，我忍不住问老张：“他干得怎么样呵？”“很难说具体。没听人讲他好，也没听人说他坏。这也许是我太‘兵僚’主义，也许是他太普通了。”这话我信，在涟邵矿区四万多名工人中，他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那么，他有没有提出过要下山呢？”“也没有呀！”
很快，车子爬到山上，停在井口边的坪里。老张领着我朝山坡上的那栋平房爬去。随着我的几声大喊，从一个门孔里走出来一个矮矮的女人，那是他的妻子陶素莲。
“忠汉呢？”
“洗澡去了。”
一会，一个穿条裤衩光着膀子，**出一身结实的肌肉的汉子，从坡下陡陡的石级上爬上来了。是他，是我的战友周忠汉。
“身体可好？”
“好！”
“家里呢？”
“好！”
“孩子们呢？”
“好！”
他一边给我们端来自己煮的糯米甜酒，一边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言辞回答我。经我细细盘问，方知他的大孩子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老二和老三读书。还是那样，一个在奶奶家，一个在外婆家。
“你，有什么想法就讲呀，我特意把你们书记喊来了。”我谨慎地启发他。
“没，没什么想法。”
“有没有想过要下山？”我知道他秉性迟钝，便进一步地启发。
“想过。可是，我又想过，这山上横竖要人搞呀！”
我沉默了。心里热热的。忍不住抬起头来，放眼望去。顿时，眼前苍山如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山头，全都默默地立在自己的位子上，朴实无华。我顿时觉得，自己面前的这位普通工友，也是一座山头，一座高高耸立的山头……
岁月的河流在脚下呼呼地流动。又是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老了，我们的儿女们成年了。2003年春节，我和老伴带着我们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和三岁的小外孙，又爬上了这座山头。矿山，时下正在改革大潮的阵痛中喘息。此时，这个风井已经关闭了，他和一些工友，仍住在这些矮小的房子里。那是开矿时搭起的工棚，墙壁是竹篾上糊一些泥浆，许多地方泥块脱落了，风呼呼地钻进来。看到我一家三代人从省城赶来看他，他和他的老伴都很感动。当我抱着3岁的小外孙走进屋时，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愣了一下，跑进里房，在那张原本没有油漆的，如今已被岁月的烟尘、矿山的煤尘染得黑黑的木板**摸了一阵，拿出二张红红的百元钞票，要塞进我的小外孙手里，被我一把按住。泪水刹时便模糊了我的眼眶。要知道，这两张钞票，可是他半个月的退休工资呵！
路上，我对我的儿女们说：“以后，你们在工作中，在学习中，有什么坎儿迈不过，有什么事儿想不通的时候，就想想你们的周伯伯，就来看看你们的周伯伯。他是我们一家人的人生坐标，是我们一家几代人的人生教师呵！”
去年，他给我来电话，说他已从山上搬下来了，搬到了矿山的中心区。我听到这个消息，真为这位老工友高兴呵！这年春节，我忍不住回矿去，去看看他，看看他的新房。这是原来的职工食堂改建出的几间房子，由于地势很低，房子里很暗，采光很不好。他却很知足了。朗朗的笑声里，向我伸出手来：“挺好了，挺好了！”
这次，我是第二次走进这“挺好了”的房子里了。
进屋不久，我就发现这位老友的脸上一脸愁云。交谈几句之后，他告诉我：“嫁在农村里的女儿，冬天倒了房子。她回家来向我借钱建房，我只有七千元的积蓄，全给她了。在农村里，七千元也盖不起房子呵！”我赶忙摸出这次出门前放在衣袋里的二千元钱，递了过去说：“我身上带钱不多，这点钱，你转给你的女儿吧！”
他没有推脱，接下了。
一排热浪，呼呼地涌上我的胸中，分离几十年了，他仍没有把我当外人呵！顿时，我感到自己的心和他的心，贴得是那样那样近！我感动了，我知足了。我仍在他们中间啊！
中篇小说《山道弯弯》发表以后，改电影，改电视剧，改各种各样的地方戏，委实热了一阵子。许多的读者朋友，总是问我：“那个憨厚的二猛，那个有一颗金子般心的金竹，生活里有原型吗？”
我回答不出读者朋友的提问。
然而，每每这时候，这片山地上的一些工友的面影，却总是在我的眼前浮现。
那一年新竹吐翠的时候，我在金竹山下，认识了一位矿工的妻子，一个相貌清丽、身材苗条的苗家女。
7年前，人生的不幸，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丈夫在矿井里倒下了，永远地离开了她。而这时，她才29岁，留给她的，是四个年幼的孩子，最小的才一岁半。这，对一个年轻的女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丈夫是湘西人，在这个矿工作的湘西老乡，劝她向矿上提要求，将丈夫的遗体运回湘西老家去安葬。应该说，这个要求是不过分的。当领导上来征求她的意见时，她流着眼泪说：“运回湘西，国家花费太大。他在矿上工作十多年了。生前，她爱这个矿；死后，就把他埋在矿区的山头上吧！我们母子守着他……”简短的几句话，说得矿领导眼泪直落。当领导上进一步问她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时，她说：“我不能趴下来吃社会主义，要站起来干社会主义。给我工作吧！”
不久，她工作了。当上了食堂的炊事员。每天，她挑着油箱油饼下矿井，把热饭热菜送到矿工手里。她用出色的成绩，赢得了广大矿工的赞扬，当上了矿、局劳动模范，并出席了全国煤炭工业战线群英大会。她那张端庄、秀丽的照片，印到了《全国煤矿英雄谱》上……
我更熟悉这样一位女工：她文化不高，大小会议上从不敢发言，就是说一句话，脸都会涨得通红。正当她和一个工人热恋的时候，一场火灾，把男朋友的铺盖烧了个精光。一位领导同志开玩笑说：“结婚吧！结了婚，两人就只要一套铺盖了。”就这样，他们结了婚。婚后不久，男方的母亲生病住院，接着亡故。家里原来什么准备也没有做，一没棺材，二没一分钱的积蓄。这时，她把自己婚前积蓄下来的218元钱的存款折子交给爱人，又和她叔父联系，借了叔父家一口棺材。安葬婆婆后，她又把爱人11岁的弟弟接到矿上读书。此时，她参加工作多年了，手腕上却连一块普通的手表也没有……
一次，我到一个煤矿采访，住在一个工区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同志，会计是她，服务员也是她。她工作很负责，待人热情和蔼。但是言语很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活。工区办公室秘书告诉我：她的丈夫因公牺牲两年多了。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总是不答应。每个月发了工资以后，便带着孩子去看望公婆一次，节约一些钱交给公婆。
她，她，她……每每动笔，便有多少个“她”，在我心中跳动，在我眼前浮现。
去年春节前夕，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有关我的书《今生有缘：谭谈说朋友·朋友说谭谈》，也就在这时候，我听说那位苗家女，在将四个孩子抚养成人之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组织了新的家庭。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热热的。我带上这部收入了我说她的事迹的书，回矿里寻访她来了。
我走进了她的新家。她新找的这位老伴，也是我的老熟人，原矿党委的副书记。我们围坐在那温暖的火炉边，和她，也和他，尽情地聊着……
2005年2月2日一早，我们告别了金竹山，赶赴洪山殿，去拜访我的另一位老友，全国著名的采煤英雄喻雨初。
再有几天，就是除夕了。这一天，这个矿山小镇，非常热闹，狭小的街道上，人头攒动，人、车，挤成一片。我们的车子在人海里艰难地移动着。坐在车上的我，恨不得马上见到自己多年没有见面的这位采煤英雄，这位平凡的采煤工友。我从车上走了下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钻动着，往前走去。
对这里的山道，这里的房屋，这里的矿井，这里的井架，我真是太熟悉了。当年，我在矿区做矿报记者的时候，上百次地来过这里。那时，这位采煤工友，还是一个“半边户”，家属住在老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进矿20年了。20个春节，他都是在矿井里，在采煤工作面，在呼呼的电钻声中度过的。每年，三百六十五天，他都做了五百多个班。一天上两个班是常事。我在采写他的通讯里，这样描述他：“地球转一圈，他转一圈半”，他是一个和地球赛跑的人。我曾经在这个矿区住过一个多月，跟班采访他，写过他50多个故事，在省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了半个多月。写过《一个矿工的日历》等许多篇长篇通讯，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发表，为煤炭工业部写他的“全国采煤英雄”的典型资料。前前后后采访他，不下一百次啊！
上世纪70年代末，我调离了这座矿山。不久，他的家属迁到了矿里，结束了“半边户”的历史。我虽然也在回矿里的时候，见过他几次。但最近却有七八上十年没有见到他了。如今，他退休在家也有好多年了，这位老朋友身体可好？情况如何？
这是一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3层小楼。老喻住在2楼。一套住房，二间，30多平方米，只有厨房，没有厕所。已经25岁的小女儿，下岗在家，无处搁身，老喻便将厨房改为女儿的卧室，一家人则在狭小的阳台上架灶做饭。
这就是当过党的十一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著名劳动模范的家。
老友见面，很是动情。老喻紧紧握着我的手，把我拉到火炉边坐下。
“老伙计，你好吗？”
“好啊！党和政府太关心我了！退休后，我七百多元钱一月。这次老父去世，欠下了债，全国总工会和矿区工会，补助了我一万零好几百元钱，把债全还清了！”
我的心在颤抖。从这个饮誉全国的劳动模范的这段简朴的话里，我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境界！
火炉边，我们聊着、聊着。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在我的心胸中涌动。这，不就是我文学的血液？这，不就是我人生的养料？
涟邵煤田，养育我文学生命的土地。
涟邵煤田，安妥我人生灵魂的地方。
（原载2005年5月《文学界》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