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我心中的太阳

1949年10月1日，一个伟人站在天安门城头，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从此，一片悠悠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土，有了一个崭新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五万万中国人，亲切地称她为新中国！

那年，我五岁。

一个五岁的山里娃，跟随着新中国的步伐成长，把自己的生命溶进了新中国。

一个梦，一个迷人的梦，在这个山里娃的心里孕育。那就是：我要做作家，我要做人民的作家，我要做新中国的作家！

然而，山里娃只念过七年书，初中都未毕业，能做写书的作家？这岂不是痴心妄想？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新中国的灿烂阳光照亮我前面的路，助我这个没有读书的人写书，帮我圆了作家梦。

那时，我在绿色的军营。火热的部队生活，驱动着我的笔。从报纸上的“豆腐块”文章开始，渐渐地向上万字的小说、散文等大块文章进攻。连队的战友，团部、师部、乃至军部的首长，不断地给我鼓劲，使我终于闯进了那迷人的文学王国，登上了大雅之堂。1965年2月，我这个只念了一年初中的、刚刚20岁的毛头小子，终于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听到故事之前》。从此，一团文学之火熊熊地燃烧在我的胸间！1965年，我接连在《人民日报》、《羊城晚报》、《收获》、《儿童文学》等大报大刊上，发表了11篇小说、散文作品。《收获》、《解放军文艺》一年间，连续刊发了我的4篇小说……一下子，使我在整个军、整个军区，都小有名气了。

人，胜利的时候容易冲昏头脑。这时候的我，像只小公鸡，尾巴翘到天上去了。记得就是1965年的冬天，我们军召开战士业余作者经验交流会。会前，军政治部通知我，要我就“如何在连队日常生活中发现题材”为题，到大会进行经验介绍。我认真地进行了准备，写出了数千字的发言稿。报到的那天傍晚，军政治部主任等首长来到我们的驻地，接见我们这些来自全军各基层单位的业余作者。主任与我握手的时候，问站在他身边的我们师政治部的一位干事：“老黄，你们师的那个谭谈来了没有？”

我想，首长大概是要表扬我了。没等黄干事答话，我忙说：“首长，我就是。”

主任目光闪闪地盯着我，说：“好呀，你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这一次会议，主要是整你的风，你好好做做准备！”

我一下懵了。

后来，我才知道。开会之前，团政治处交给我一个任务，派我到团直属队八二炮连去采写一位超期服役的炊事班长的事迹。稿子写完后，宣传股长要我投寄到《汕头日报》。这是部队驻地的一张地方小报。我最初是在那里发表“豆腐块”的。可是这时，我却有点瞧不起她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于是将稿子寄给了《汕头日报》。但随稿附了一封信。信上说自己在什么什么报刊上发表过什么什么作品。看似自我介绍，实则自我吹嘘。编辑将这封信交给了他……于是，就有了军政治部主任的那一串训话。

就是我这封信，使这个原本是“经验交流”的会，改为“小整风”会了。我自然成了这次会上的靶子。这次会，对我的灵魂触动很大。一天傍晚，军政治部文化处长找我到他家里个别谈话。开始，我不服气，气鼓鼓的。谈着谈着，他说这样两句话，一下将我镇住了。他说：“记不清谁说过这样两句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第一个作品的发表，也许是这个作者成长的开始，也可能是这个作者毁灭的开始。”这话如同一条鞭子，抽打在我的心上，使我猛醒！几十年来，我的工作变了又变，岗位换了又换，这句话却一直响在我的耳畔，使我受用终生。

如果说，那些在我奋斗的时候为我“鼓劲”的首长和战友，是为我这株文学幼苗“浇水”的话，那么，那些在我“胜利”的时候为我“整风”的首长和战友，则是为我这株文学幼苗“拔草”。“拔草”也罢，“浇水”也罢，都是在新中国这轮艳阳照耀之下！

走在金灿灿的阳光中，我怎能不在心中**地高呼：

祖国，我心中的太阳！

（原载《文学报》1999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