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灭的烛光
都说教师是一支蜡烛，毁灭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他是一个教师。
他从中学讲台，走到大学讲台；从国内的讲台，走到国外的讲台；一直走到那个辉煌的殿堂——英国剑桥国际名人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世界名人录》……
他也是一支烛。如果说他特别，他的特别就特别在：他是一支既照亮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的烛。
说他照亮了别人，是他桃李满天下。他的许多学生，成就赫然，成了国家和民族的栋梁。
说他照亮了自己，是他用有限的、有知的肉体生命，创造了一个无限的、永恒的精神的生命。作为有限的、有知的肉体的生命，他是短暂的，才五十五岁年华。然而，他用这不算长的肉体的生命，为后人创造了一批丰富的知识的财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永恒的生命！
他是一支永不熄灭的烛！
一
那是春天。
外面，一定是一个很精彩的世界。原野里，千姿百态的野花竞相开放，给人们送来缤纷灿烂的图画，送来生活的芳香和甜蜜。公园里，一定充满着孩子们的笑声，妈妈们的歌声……
然而，此刻，我却躺在一个没有笑声、没有生气的苍白无力的病室。人生都是悲剧。我在病室里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听到了一个一个不幸的、充满悲剧意味的人生故事。
我的同室病友老文，是一个从军营走到经济战线，继而又到党群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在他的青年和壮年里，有过人生的辉煌，也有过人生的磨难。如今，又一道人生的难关横到了他的面前。他患了肺癌，发现时且是晚期。他没有消极地等待末日的来临，而是顽强地与死神展开搏斗，在他人生的暮年，又一次创造了人生的辉煌。盘踞在他肺部的癌病块以及转移到别处的肿块都奇迹般地消失了。这给我们这间本是苍白无力的病室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为他治病的室主任老杨，也激动地把友人送给自己的一束鲜花，转送给了他。这束鲜美的花，摆到了他的病床前。许多“同病相怜”的病友，更是不时来到我们的病房，向他索取如何与死神搏斗的“真经”……
一天，我正在翻阅家人送来的、新出版的报纸，想呼吸一点外面的新鲜空气。突然，一对男女走进我们的病室来了。走在前边的女人，五十来岁年纪，中等个儿，衣着虽没有刻意修饰，却十分整洁。是那种很有修养的知识女性的打扮。前几天，我见她到这里来过。她也是前来向老文索取“真经”的。她十分健谈，而且吐词清楚，语调甜美，逻辑性很强。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她的先生也患了与老文一样的病，三年前已动过手术。最近病情有些恶化，便又住进医院来了。在她认真、详细地向老文介绍她先生的病情时，我吃惊地发现，她对此种病的成病原因，各种病例，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医疗术语，药物名称……都烂熟于胸。从中可以看出，这三年来，她陪伴着自己的先生南南北北求医，是何等的投入！为妻为到这个境界，真是丈夫的福份啊！我不由地对她生出几分敬意，也真想见见她的丈夫。如今，同她一起走来的那个汉子，大概就是她的先生了。我不由得认真地打量着这个既不幸又很幸的男人。他的不幸是他患了一个让人“谈此变色”的病；他的幸是他拥有一个这么体贴自己的妻子。此公一表人才，身材高大，风度儒雅。身体康健的时候，真可曰风流倜傥。如今重病缠身，脸色发黄，但仍不失那儒雅的风度，使人觉得他举止非凡。
“呀，老文刚刚出去了。”
我想他们是来找老文的，连忙告诉他们道。
“不，我们想和你来闲谈闲谈，可以吗？”
走在前面的女士，快言快语地说。
“好呀！”
我把他们让到沙发上坐下。
于是，我们有了第一次的交谈。他说，从一位护士那里，看到我的那本写自己人生的书。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作家是写人生的。很想和我谈谈人生的各种滋味，谈谈人生的各种感受。我们谈得很愉快。对世事人事，很有一些共识，很有一些共鸣。
世界上有些人在一起生活许多许多年，却仍然如同路人，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相识。而有些人，虽然只见过一、两面，有过一、两次交谈，就心心相印，成为一生一世难以忘却的朋友。我觉得面前的这两位，就是这后一种人。
我们成了朋友。我知道了，他叫杨承恩。长沙铁道学院一位成就赫然的教授，著名的数学家，专攻组合优化，理论计算机科学。他夫人叫梁枢里，他大学里的同学。如今也在铁道学院任教，副教授。祖籍涟源。真巧，我们还是同乡。
我们经常在一起交谈。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故事流进了我的心底……
二
中学时代。
十七、八岁，人生的花季。一个个热情奔放的年轻的人心里，谁没有装着一个美妙的理想呢？那阵儿，杨承恩是湖南师院附中的高材生，《中学生》杂志的数学难题征解时，时有他的解答。他买书读书，读书买书，心里想着的不是当一个教师。然而，在那一个时代里，尽管他高考时，成绩名列前茅，却仍然被分配到岳麓山下这座师范学院里。从此决定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
那个年月，干部犯了错误，被贬去做教师；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发配去读师范，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我没有细问他是什么家庭成份，只在闲谈中了解到，他的祖父死得早。为了生计，年轻的祖母，带着他年幼的父亲，进了一家英国人的教堂做女佣。祖母吃苦耐劳的品德，赢得了教堂牧师们的好感，在教会的资助下，他的父亲进了一家教会办的学校，读到中学毕业。父亲中学毕业后，成了一位中学教师。母亲是一个医生，并在益阳城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日子过得颇红火。1949年，我们的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精明的母亲，把自己的诊所交给了人民政府。她只身来到省城长沙，在岳麓山下一所高等学府里当了一名校医。只上过中学的父亲，也从中学到中专、继而到大学教书。
他在岳麓山下那美丽的校园里生活了四年，被分配到资江边的益阳市二中教书。这时候，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她。她也是一位教授的女儿。他们是师范学院的同学。他第一次给她写信，是请她到那里去看书，说他买到了一本好书。他们都爱书。书成了他们的媒人。毕业后，便结伴踏上了漫漫人生旅途……
在中学一干就是十多个春秋。尽管，他最初的理想并不是做一个教师。但既然已经做了一个教师，就要对别人的子弟负责，对民族的未来负责。他以这样一种责任感走上讲台，开始他的教学生涯。他知道，名师才能出高足。要使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就必须不断地丰富自己，充实自己。他教学认真，又多才多艺，能力很强。他担任班主任，学生既喜欢他，又慑服他；他担任数学组组长领导学校的数学教学有声有色，使益阳二中数学组成为全市突出的先进典型。他已粗通英俄两个语种，又抓紧业余时间，拼命地向书本学习，向前人学习，向别人学习。很快，他成了全校最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教师和教学骨干。
不久，那个惹世人赌咒、遭后人评说的年代来到我们民族的面前。他不是天才，他是一个凡人。他也有着一腔那一个年代里年轻人都有的政治热情，也有着那一种虔诚。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他成了“革委会”里的一名常委。当然，他绝不会动手打人，更不会去参加什么武斗。运动深入了，实践使他变得聪明。他冷静下来了，悄悄地退到一边，一头扎进了书的海洋。为了使自己获取更多的知识，他自学起英语来。那是一个发疯的年月，人们视书为祸水，视知识为祸水。他不仅“啃”书，而且“啃洋书”，学“洋语”。他订阅了英俄文杂志并开始了翻译工作。他的英文水平就是在这时候有了长足的提高。他将国外计算机应用这一新兴应用数学学科的成果的论文，翻译多篇投给国内的刊物。短时间内，就有四篇在《计算机应用与应用数学》杂志上刊登。同时，他在应用数学自学的道路上，迈出万里征途的第一步，为他日后从事的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1977年，一股春风吹遍我国大地。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了。大学里也极需充实一些确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他就凭着这几篇高水平的翻译文章，被长沙铁道学院录用。从此走上了大学讲台。
站在大学的讲台上，面对这些天之骄子们，以数学严密的推演，富于思辨的论证，或中文或英文地讲述数学的林林总总，有一种叱咤风云的气派。他那讲话彬彬有礼的形态，探讨问题丝丝入扣、且非常有分寸的气质，都透露出一种旁人无法否认的尊严和清高的人格力量，都传达出一种学识的渊博和胸怀的宽广……所有这些，把那些口味很高的大学生们深深地吸引住了。下课铃一响，一个女生很是感慨地对一位同学说：“大学老师就是和中学老师不一样。听他们的课，感到面前无比的开阔……”哪知，这位同学颇为了解这位和他们差不多同时来到大学校园的杨老师。他告诉这位发感慨的同学：“杨老师刚刚从中学里调到这里来。”
“是吗？”这位学生一下子愣住了。
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准备选送一批优秀的大学教师到国外深造。公平竞争。公开招考，择优录取。杨承恩参加了。考分出来了。他英语听、说、写成绩优秀，名列全院第二。他被国家派到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去了。
三
正当他在创造生命的辉煌，他的生命却遭受着一种严重的威胁。
1991年刚刚降临人间，他们这个平静的家庭里突然被一片阴云所笼罩。那是星期三，学院里对老师进行体检的结果下来了。医生告诉他，肺部有结节影，让他去医院复查胸片。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拔腿就往医务所跑。
“结节影是什么？”她劈头就问。
“可能是肺结核，也可能是癌，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医生淡淡地说。
“癌？”她如同触电，一下子呆住了。好一阵，她才像是和别人堵气似地说：“这决不可能，决不可能！他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不可能是。”
事实却无情地向她袭来。这一年的春节，他们全家在一片惶惶之中度过了。不管是不是癌，他们都准备听从医生的话，做右上肺叶切除手术。杨承恩是一个性格要强且又内向的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都在心里默默地承受。他依然不声不响地干着自己觉得必须尽快干完的事情。这时，美国《网络》杂志主编对他的论文《最小平均加权长度圈问题的原始对偶算法》给予高度评价并决定刊用的同时，亦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他决定在动手术之前把论文修改打印出来。于是，他让女儿拿来了打印机，把病房当书房，把病床当书桌，倒下方凳，伏“案”工作。医生和病友都被他这种视事业如生命，视事业胜生命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手术终于在令人忧心忡忡的日子里做完了。病理报告上，赫然写着：“疤痕癌……”夫人梁教授看到这黑色的三个字时，几乎要昏过去了。然而，她心里十分的清楚，自己一定要坚强。自己的坚强，就是给先生战胜病魔的一份力量。她请求医生另写一份假报告，只是说：“疑为癌前病变……”
数学家的头脑是极精明的。夫人这笨拙的欺骗，又哪里瞒得过他？然而，他深深地理解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夫人的这片良苦用心。他像是完全相信这个报告一样，显得十分的平静。6月，结束了化疗以后，他决定返回学校。他的心里，惦记着他的两名耽误了数月学习的研究生。一回到家里，马上叫来他们，撑着病体在家里对他们进行指导。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并布置他们的选读论文。他是一名严师，生怕学生只图个学位的虚名，而不在学业上下功夫。于是，他将家里小小的客厅变成了课堂，师生围着饭桌而坐，每周上课两次。而到了下半年，他竟开三门课。除了自己的研究生外，还有进修教师和旁听的研究生。他在自己热爱的讲台上又神气活现起来。
他在讲台上站了三十年。他当然爱他的讲台。除了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外，他又一头扎进了科研领域。1979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进修了两年半，使他在自己热爱的科学领域里愈走愈深。这些年来，他在美国《科学院年刊》、《网络》杂志，在德国的《欧洲运筹学》杂志，在新加坡的《亚洲太平洋运筹学》杂志等等有影响的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在国内发表二十余篇论文。这些成就，在国际国内同学科领域令人瞩目，先后被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一些名牌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被美国《数学评论》聘为评论员，被录入美国马奎氏世界名人录和世界科技名人录……
病魔，在一步一步向他逼近。1993年10月，他的病情已经很重了。这时，正是学院建院三十周年的时候。院里组织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他所在科研所，准备举办一场论文报告会。他毅然走上讲台，进行了三十多分钟的演讲，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没有想到，这就是他最后一次走上他心爱的讲台啊！
我们成了病友。这是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我对他说，他也对我说：“我们认识得太晚了，太晚了。”开初，他还能走到我的病房里来坐坐，慢慢地，他就不能走过来了。常常是我到他的病房里去看他。他还能坐在沙发上和我聊人生，发感慨。再往后，他就不能坐到沙发上来了，总是歉意地对我说：“实在对不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他的学生来了，他就会问他们的学业和工作，指点他们参与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进展，和他们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这时候，他的病似乎一下子轻了许多，他的心情也顿时好了不少，这比什么样的药物都灵验……他最后两名硕士研究生两年半的教学和学位论文，都是他撑着重病之躯指导完成的。从1991年到1994年，他每年仍有两到四篇论文在国外一流杂志上发表……这就是老杨，这就是我们的杨教授！
四
老杨终于走了。静悄悄地走了。他死的时候，也像他活的时候一样，生怕麻烦了别人，生怕干扰了旁人的生活，默默地去了那个终归每个人都要去的世界……
那几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常常在这样的时候，我的嘴很笨，总是找不到十分恰当的话来，安慰他心爱的夫人和儿女。直到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我才来到他工作的学院，来到他的家里，来到他的同事和学生中间，听他们讲他过去的故事。一位该院从前的硕士毕业生，如今在英国一座大学里任教、且在学业上取得显赫成就的教授，刚回他的母校办事，听说我来采访杨教授，连忙赶了来，谈他眼里的杨先生，谈他心里的杨先生……
在他的家里，他的夫人梁教授端来一大叠世界各地寄来的信件和书刊。有些是发表他的论文的样刊，有些是要聘任他担任编委、评委什么的函件，有些是通知他的英名又被录入某一种世界名人录……
面对这一件件世界各地来的信件、书刊，我仿佛觉得，一个活脱脱的学者站立在我的面前。我突然想起了那著名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杨承恩，在他不太长的有知有形的生命里，塑造了一个无限无形的生命。这是一个永恒的精神的生命！
1994年11月16日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