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神
常常，一些想标榜青史的人，却总是被历史遗忘。
往往，一些不想求任何回报，只想为人类做点实事的人，历史却记住了他。他的英名、他的功勋，刻进了历史的丰碑。
历史，是那般刻薄，那般铁面无情。正因为刻薄和无情，它才显得庄重，显得无比的公正！
一个平庸的国君，在历史这座天平上，却往往没有一个劳动上有建树、有特色的平常百姓的份量。于是，我们的历史书上，就有了张衡和他的地动仪的故事；就有了蔡伦造纸的故事；就有了神医华佗的故事；就有了黄道婆的故事……一些对人类有贡献、有创造的人，被后人尊为“茶仙”、“诗圣”、“药王”……在号称“湘中第一峰”的、海拔一千五百多米的湖南龙山岳平顶上，有一座千年古庙——“药王殿”，就是人们为了纪念中华医药鼻祖——唐人孙思邈而建的。千百年来，香火不断。是啊，历史是人们写的。人们记住了，历史就记住了。
我国的水稻产量，从解放初的亩产三、四百斤，到大面积地突破“吨粮关”。有一个人，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以后的什么日子里，我们的民间，我们的国土上，是不是也会出现“稻王庙”、“农神殿”呢？
如果会，这个“农神”，这个“稻王”，那一定是他。
谁？
一
长沙车站。
喧哗了一阵的站台，慢慢地平静下来了。长沙开往北京的特二次列车，如一条绿色的长龙，有点不安地卧在轨道上。“呜——”它按捺不住地一声吼叫，向古城长沙道别。它要启程了。
这时，一个老者提着一个不起眼的黑色小包，匆匆地向车边走来。当他刚一踏上车厢的时候，列车就徐徐启动了。
软席卧车厢里。
一位中年人，惊奇地看着这个行色匆匆地走进来的老者。只见他瘦长的个子，肤色黝黑。略长的脸颊上，两块颧骨突了出来。由于皮肤太黑，使他那口本来不算白的牙齿却显得很白了。从他这一身黑皮肤来看，从他这一身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装束来看，很像是一个长年劳作在田间的山乡老农。然而，他的气质却明显地告诉人们，他不是老农。他的脸形，在对面的这位中年人眼里跳动。他觉得很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似乎经常在哪里见到。莫不是他……他想起了。
老者草草地安顿一下以后，立即从那黑色小包里取出一个瓷杯，一包方便面。把方便面放进瓷杯里，顺手提起开水瓶，倒上开水泡上……
中年人一直惊异地看着他。他几次想开口问他，你是不是……然而，对面的这位老者，却只顾忙着泡他的方便面，连眼角都不朝他这边瞅一下。他两次朝老者发出微笑，老者似乎没有发现，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他实在找不到和老者说话的机会，只好颇有几分奇怪地看着这位很有一点怪气的老者。
老者在他的对面很香地吃着方便面。
方便面一吃完，他就倒下了。不上一分钟，轻轻的、甜美的鼾声传来了。
他进入了梦乡。
列车，在地前进着……
中年人陷入了沉思。他在心里问，对面这个平平常常的老者，真的是那个使全球农学界的专家们发出惊叹的农学家？他想起了前些日子，报纸上登出一则消息，袁隆平参加家庭财产保险。他认真一看，这个为人类做出如此大贡献的大专家，投保的家庭财产的金额仅仅五千元。他不是得到过十万元的国家特等发明奖吗？他不是还得到过国际大奖吗？……疑团重重，使这位中年人百思不得其解。
香甜地睡了一阵后，老者醒了。
中年人终于找到了机会，和老者搭话：
“睡醒了？”
“嘿嘿……”
老者笑了，露出了那口白白的牙齿。这是很美丽的一笑。
“你……是袁隆平同志？”
“是呀。”老者点头，接着问：“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你见没见过我，我不知道。我是经常见到你。”中年人幽默地说。
“是吗？”
农学家很认真，因而也很茫然。
在科学领域里，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对任何现象，都要问它十个、百个为什么。而对于人情世故，他却显得过于迂腐，过于单纯。似乎这世界上除杂交水稻以外，一切都与他无关，一切都与他无缘。他是全国政协常委、全国科协常委，他却很少去参加会议。外人初次见他，他也是点个头就走。于是，一些同行，一些不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十分高傲，似乎目中无人。其实要说目中无人，首先就是目中无己。因为他首先就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人物”，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出席一个会议，和你握握手，热乎几句，就能给你什么温暖？就能抬高你的身价？快别扯谈了！他朴实得如山中的一株老松树，诚实得如一个几岁的农家娃。由于他在杂交水稻研究上的贡献，党和人民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中共湖南省委报请中央批准，决定让他出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当组织上和他谈话时，他连连推辞，说自己议政的水平低，不要去占一个位置，再说自己也没有这么多时间来参加会议。后来组织上说：“一般的会议不通知你，通知你的会议，你也可以不参加。”他才没有做声了。他要把自己的一切时间，一切精力，都用到他的科学研究上，要千方百计地实现他的杂交水稻“三系法——二系法——一系法”的科学设想，使我国的水稻产量由亩产两千斤——两千四百斤——三千斤，直至四千斤甚至更高一些。
“我不是经常在电视里见到你，在报纸上见到你吗？”
“呀，你说的是这样的见面呀！”农学家老农似地天真地笑了，继而问：“你是什么单位的？”
“省煤炭厅。”
“搞工业的。难怪，我们交道打得少。”
这个中年人，在煤炭行业，可是一个受万人注目的角色。他是湖南——这个江南重要产煤省份——煤炭工业厅的厅长，统率着十几万矿工啦！他没有想到，自己这次进京开会，却与这位赫赫有名的农学家，被世人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同坐一个软席卧铺厢。他觉得很幸运。
“其实，我们是连得很紧的。”
“是吗？”
“你搞的是饱，我搞的是温。我们俩加起来，就叫温饱。”
袁隆平笑了。
“你搞杂交水稻，目前已取得了什么样的经济效益？”厅长问。
“简单地说，每年杂交水稻增产的粮食，解决了两亿农民吃饭的问题。”
“那么你的下一个目标呢？”
“再解决两亿人吃饭的问题。这仅仅是就我国而言。现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开始推广杂交水稻了。这，我就没法统计了。”
这位厅长沉默了。这是一种异样激动的沉默，一种令人崇敬的沉默。
农学家又躺下了，很平静地睡过去了。显然，他昨晚——不，也许好多好多个晚上——没有休息好。
他太累了。
列车在地前进……
袁隆平，1930年8月，出生于一个旧职员的家庭。他祖籍江西德安，降生于北平。父亲袁兴烈，东南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国民政府总统府、平汉铁路局、侨委会和经济部担任过秘书和科长。母亲华静，在教会学校读书。高中毕业后，做过教师。他母亲英语极好。袁隆平的英语，就是他母亲教会他的。他母亲聪慧、贤淑。与他父亲结婚后，就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教师工作，专事抚养孩子、操持家务。她平时教育孩子们“多读书、求进取、做好事”。在他母亲的思想熏陶下，兄弟五人都好学上进。五人中，除一人过继给别人后只读了中专外，其余四人都是大学毕业。
父亲、母亲都是知识分子。这样家庭里的子女们，生活得非常的自由。这对后来袁隆平科学思想的发展，当然是有影响的。一九四九年，解放军百万雄师集中于长江之北，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危急中政府各部门南迁广州和西去四川。袁隆平一家也随单位的人员一起离开南京经上海去重庆。临走时，唯独找不到袁隆平。这时，正在读中学的袁隆平，到电影院看电影去了。
很快，一个时代结束了。
结束了的时代，即成为历史。在新的时代开创之初，人们对刚刚被自己送走的时代，当然有一种偏**绪，这是人之常情，是为世人所理解的。
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袁隆平即将在南京中央大学附中高中毕业了。报考什么样的大学，选学什么样的专业呢？近一、两年来，他和父亲常有过争执。父亲希望他报考南京大学，以后学成，步入仕途，光宗耀祖。而他自己却另有所想。早在初中阶段，一次学校组织郊游到园艺场参观，看到生气盎然的花、草、果、木和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欣喜不已。于是暗暗下了决心，将来学农，为人民办点实实在在的事，为大自然增一朵花，添一棵草。临到毕业时，父亲供职的那个政府将垮台了，那个时代将结束了，他无暇来顾及隆平报考什么大学，选学什么专业了。
袁隆平就这样按照自己的意志，报考了重庆相辉学院的农学系，从此决定他这一生与绿色结伴，与泥土结伴。
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的新生活开始了，袁隆平的大学生活也开始了。
1950年8月，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全国的高等院校院系进行了一次调整。在这次调整中，一所新型的大学——西南农学院，在山城重庆诞生了。袁隆平所在的相辉学院农学系，并入了西南农学院。袁隆平和农学系的全体同学，全部转入了“西农”。
难忘的四年大学校园生活结束了。
1953年夏，西南农学院里，一群活泼的青年人，将走向人生旅程的新的一站。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入学的一代大学生，四年大学生活，几乎都是在新中国的阳光下进行的。他们思想纯朴而富于上进。虽然，袁隆平对自己前后生活了十二个春秋的第二故乡重庆，有着深厚的感情，真想留在这里，为第二故乡的人民服务，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献给第二故乡的人民。然而，四年党的教育，又使他心里有一个明确的思想：服从党的安排，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毕业分配的方案公布了。袁隆平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
“安江，是在湖南哪一个地方呢？”
熟悉情况的同学告诉他：“湘西。”
“湘西？”
一腔复杂的感情霎时涌上了袁隆平的心。湘西，是一块神奇而又神秘的土地，是一块充满血腥和野性的土地哪！还在他童年的时候，曾随父母逃难到过湘西。从那里取道到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定居。那时，大大小小的土匪头目，割据一方，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称王称霸。那次，他们一家几番遭土匪抢劫，弄得囊空如洗，还差点惹来杀身之祸。后在友人的帮助下，才逃离这个匪如牛毛的地方，到达重庆。如今想起，仍不免全身起鸡皮疙瘩。
“能换一个地方吗？”他怯怯地问。
“为什么？”
“那是一个出土匪的地方。”
“那是过去。如今，土匪都被解放军剿光了。即使有那么一个半个，也躲进山洞里不敢出来了。”
袁隆平没有做声了，带上简单的行李，也带上了他那把心爱的小提琴，上路了。
二
1953年8月，袁隆平踏上了人生旅程中的新的一站。他历时半个月，行程两千余公里，从重庆经武汉、长沙，到达了黔阳县，走进了安江农校。
从学校走向社会，尽管这个社会仍然是学校，袁隆平感到异样新鲜，觉得面前的世界开阔多了。
农校座落在安江镇的一座古庙——圣觉寺里。这里四周是海拔千余米的雪峰山，中间是一个这一带山区很难见到的小平原。湘资沅澧四水中，以险著称的沅水河，到达这里的时候，显得少女般的温顺了。江水清澈见底，她缓缓地从学校后面流过。环境幽静而美丽。爱山爱水的袁隆平，深深地爱上了她。
周围又有了新伙伴，尽管这些伙伴来自四面八方，口音南腔北调，但热情得一见面就好像认识了多年似的。他们很快就熟了。这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新生的政权，牵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意味着一个旧时代被唾弃。新时代里青年人，思想活跃极了，心地纯朴极了。什么妒嫉，什么虚伪……旧时代人世间的陋习，都似乎被人们像埋葬这个旧时代一样埋葬了。一种无比清新的空气，**漾在我们崭新的社会。袁隆平感到心胸无比的开阔……
极有意思的是，和他门对门住着的，是一位戴眼镜的长沙人，叫李效牧。他有一个癖好，很喜欢给别人取外号。一个人与他相识三天，他准会送你一个诨名。这个诨名，就如同一个高明的漫画家为你画的一幅漫画，你的外部特征、性格长短甚至为人处世的明明暗暗，在这个诨名里反映得维妙维肖，勾画得活灵活现，使你顿时名声大震，连你的本名也失色三分了。此公真有几分给人取诨名的艺术天赋。学校里不少的老师，都被这个天才的诨名家取了一个诨名了。袁隆平到校不久，他的大大咧咧，他的不拘小节，他的不修边幅，就被诨名专家观察到了，送给了他一个“油榨鬼”的外号。外号的幽默，就在他调皮的夸张和善意的讽刺呀！
学校后面的沅水，成了袁隆平“击水三千尺”的用武之地。那把远道带来的小提琴，帮他表达心中的欢乐和忧愁。刚到校的那些日子，他的宿舍里，或者校园里那古老的香樟树下，常常传来优美的琴声。那是我们这位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在开弓弹奏他最喜爱的、令人神往的《梦幻曲》、《秋水伊人》……
时代是崭新的，生活是欢乐的。
欢乐不会永相随。
苦恼悄悄地袭击着袁隆平青春的心胸。
他大学毕业走进安江农校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三岁。二十三岁，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是天真无邪的年龄，是充满欢乐的年龄，也是开始走向成熟渴望爱情的年龄。
转眼三年过去，是二十六岁的成熟的大小伙子了。这时，他的同学，他同校的与他差不多年龄的教师，一个一个地结婚了，成家了。有些，已经有娃娃叫爸爸了。而他，依然孤身一人。
夜深人静，他躺在**，辗转难眠。是自己的学识比别人低，还是自己的人品比别人差？都不是，命运，是不会公平的。公平了，就没有“命运”二字了。世界，是不公平的。公平了，就没有世界了。服气吧，等待机遇吧！
同伴们是热心的。经常为他牵线搭桥。有一次，有一位穿着整齐的男教师，为他引线，领他去看“女朋友”，准备为他们当“红娘”。结果呢，见面后，姑娘相中的是衣着整齐的介绍人。不久，他们组成了家庭。这也许是我们这未来的著名农学家，太“油榨”了一点，太不注意修饰自己了。也许不是，如果有缘份，你再“油榨”，在她眼里也是“西施”。说起这件事，别人为他惋惜，他轻轻地笑了笑，道：“没关系，慢慢来。”说这话时，他心里当然是苦涩的。
丘比特的神箭，你在哪里？
这支神箭终于向他射来了。
1956年，与农校一里之隔的黔阳县一中，决定给中学生讲授点农业知识，特地派员到安江农校来求援。学校里把袁隆平派了去。县一中，往往是全县注目的学府，集中了许多优秀的教师。在这里，一位教化学的女教师，极有才情。虽然教的是化学，却对文学极有修养。她相貌端庄、秀丽，性格温柔豁达。这自然招惹袁隆平注目。教师开会的时候，或在一起活动的时候，他常常偷偷地向这位女教师投过去热辣辣的目光。“心有灵犀一点通。”女教师当然也感悟到了身边有这么一双眼睛注意着她。那火辣辣的目光扫过来，她常常心头发热，仿佛全身的热血都沸腾了。她悄悄地注意着，观察着，心神越来越难安定了。她觉得他遇事肯钻研，人生重事业，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男子汉。他不可阻挡地向她的心里走来了……
生活里常常有一些细心人、热心人和好心人。他们之间的这些细微的表情，被人看在心里了。
这是一位热心人。
有一天，只有他们三人在场的时候，这位热心人一句话戳破了横在他们面前的那层纸：“多好的一对啦！”
一旦被人点破，两个人的心里都电闪雷鸣了。
他们之间，开始公开交往了。这位女教师的年龄和袁隆平不相上下。按今天时兴的说法，也是大龄姑娘了，该是成家的时候了。
袁隆平开始注意修饰自己了。每个周末，准备到女教师那里去的时候，总是把皮鞋擦得亮亮的。衬衣洁白、干净，青裤也毕毕挺挺。有语道：“仕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看来，这说法不尽然，“仕也为悦己者容”啦！过去，都说袁隆平不修边幅、“油榨”，看来，不尽然，过去，是没有遇上值得他修饰的知心人啦！
他们开始一起大大方方地往河边走了。
他们开始一起潇潇洒洒地往山间树林里走了。
沅水岸上，他们踏碎了多少卵石；香樟树下，他们倾吐了多少心声。夕阳，投下过他们多少倩影；晚风，送走过他们多少甜笑。袁隆平那只小提琴拉得更勤了，琴弦下，流出了多少欢快的乐曲……
一个春日的傍晚，他们又上山了。山上，各种各样的野花含苞了，一个个或红或紫的花蕾，挂到了枝头上。
袁隆平止住脚步，侧过脸去，伸手指着枝头上一朵朵花蕾，问女教师：
“这叫什么？”
“花。”
“不！花蕾。”
袁隆平纠正。又问：
“为什么叫花蕾呢？”
“不知道！”
女教师调皮地一笑，笑容很灿烂。
“因为还没有开。开了，才叫花。”
停了停，袁隆平又问：
“是花好看呢？还是花蕾好看？”
“不知道！”
女教师又是调皮地一笑。
“花蕾好看。因为有了花蕾，就一定有花。花蕾总是要开的。”
袁隆平对花蕾的这一片深情，使女教师很感动。她情不自禁地点头，表示明白，表示赞同。
忽然，山上的青松翠竹左右晃动起来。起风了。山风猛烈地扫来，树枝竹梢发出呼呼的尖叫。
“轰——”
一道闪电划破天宇，一声炸雷震响荒野。
拇指粗的雨点，哗哗地倾泻下来。
女教师弱小的身体在雷电交加的雨帘里抖动着。突然，一个不算伟岸的男子汉的身躯，过来了。女教师猛地靠在这个身躯上。就这样，袁隆平，用他肺活量很大的胸膛，保护着女教师，使她减少对霹雳之声的恐惧……
雷雨下，许多的花蕾陨落了。
转眼就是1957年，一场政治上的风暴来了。农校校园里，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其中，袁隆平也“榜上有名”了。这，震动了袁隆平，更震动了那位女教师。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将受到时代风潮的支配，都有时代的局限性。袁隆平如此。女教师更如此。尽管，女教师心里抹不掉、甚至永远、永远地抹不掉袁隆平这个影子；尽管，女教师的父母、甚至一家人都喜欢这个肯学爱钻的小伙子，都在各自的心里接纳了他，女教师的父亲认真地看了袁隆平的照片后，甚至很是感慨地说：“此人虽然外貌平平，但眉尖距宽，其间蕴藏着一种豁达宽厚乐观开朗的非凡气质。”然而，他们却在无可逃避的现实面前屈服了。一种人性的软弱，强烈地撞击着女教师的心扉。
女教师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河边、山间，很少见到他们成双成对的身影了。
现实生活的鞭子，重重地抽打着他们。
女教师虽然也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她却热情向上，总想摆脱家庭出身的阴影，奔一个好的政治前程。她知道，如果和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儿子”结合，自己前面将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她开始痛苦地驱赶着已经牢牢地占据在她心里的那个影子……
她矛盾、痛苦、徬徨……
袁隆平依然那样用火一般的情感撞击着她的心。三天两头，修书一封，信纸上的语言，像一团团火苗，烧烤着她。本来，他们交往之初，她的那颗心房是紧紧地锁住的。是他那勇敢、猛烈、热烈、坚毅、穷追不舍的力量，鎚开了这颗森严密闭的、二十多年从未启开的少女的心之门。这门一启开，感情的潮水奔泻而下……如今，她想关住这扇门，她想拦住这一腔潮水……而他呢，依旧那么猛烈地鎚打着这扇门……
世间万物，最磨人的莫过于人的情感。这是一个怪物，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时无刻不缠着你的怪物。女教师陷入了被这个怪物缠身的、无法摆脱的困境。每当她收到他的来信，心像烈火烧烤一样，拿起笔想给他回信，狠狠心，却又搁下了。收到他三、四封信后，她才强行压住心中的一腔热辣辣的、矛盾徬徨的、无法表达的感情，用很冷静、很淡然的语调，写给他三两百字。然而，这冷静、淡然的语句后面是一座火山啦！
她盼着他来，真希望门外响起那熟悉的脚步声，真希望木门一动，那个整齐地将白衬衣扎在长青裤中的、连脚上的皮鞋也擦得晶晶放亮、不无几分潇洒气的男子汉站在她的面前……然而，她又真害怕他来，真害怕听到那熟悉的、敲打过她心房的脚步声，真害怕见到这个白衬衣套长青裤的汉子。
偏偏这时候，门外响起了这个她想听又怕听的脚步声。
门被推开了。是他，是这个白衬衣套长青裤的汉子。脚下的皮鞋，依然擦得那么发亮。昔日的“油榨鬼”，已经不见踪迹了。
“是你……”
“是我。”
“……”
“我给你写过四封信了，你……”
“哇”的一声，她哭了。半晌，她才说：“我们、我们都出身不好，都有一个家庭包袱，是不是……”
“都出身不好，正好是同病相怜呀！”
“不！我不！”
她哭得更厉害了。
他们相恋三年半后，分手了。时代，又酿造了一个悲剧。悲剧，带给当事人无穷无尽的痛苦，却又留给后来人无边无际的思索。那些年月，大力反对家庭包办婚姻，说那是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却又不断地发生“组织包办婚姻”的事，不知道这该叫什么主义思想残余？许多部队的军官，相上对象后，要报组织审查。尽管你们心心相印，组织审查说不行，你就得一刀两断。一位师首长，早年投身革命，因为种种原因，年近四十没有结婚，后来组织关照，一再动员一位年方二十的女文工团员，“爱党，爱革命，为老革命做出贡献，献出爱情”，使这位文工团员与这位师首长结婚了。平时，师首长忙于工作，无暇与小文工团员交谈，两人在一起也找不到什么话可谈。有一次，师首长闲下来了，突然动心，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喊在里屋的小文工团员：“小×，过来一下。”“有什么事？”“亲个嘴。”小文工团员只好木木地走过去……这，叫爱情吗？
让我们原谅这个在时代的无形的巨大的压力之下的软弱的灵魂吧！
有软弱，就必有坚强。“软弱”这词，是专门用来陪衬坚强的。
又是三年多过去，转眼就是1964年了。袁隆平已是三十四岁的“大男”中的“大男”了。女教师结婚以后，他又整整等了她三年半。相恋三年半，又等待三年半，整整七年。这是一场马拉松的感情拉锯战。软弱造成悲剧。悲剧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有时却又糅进了几分甜蜜。软弱一般是不可取的。这种软弱，却又深深地为人们所理解，所谅解。
女教师结婚了，丈夫是一个各方面都不错的男子汉，大学助教，出身又好，且是同乡。从这些“字”面上看，从这些“硬件”来看，她都点头，她都觉得满意。然而，感情是一个“软件”，她的心里，总是赶不走那个影子。一结婚，她就向他去信，向他表示忏悔，表示歉意、表示……
袁隆平没有责怪她，对她说：“让我们忘记过去，面对现实吧！”
能这么轻松地忘记过去吗？常常，夜色四合的时候，他的宿舍里，那株古香樟树下，流出他的小提琴声，那般的低沉，那般的悲凉，那般的悠长……
美丽的丘比特的神箭，终于又向这个三十四岁的男子汉射过来了。
一个姑娘，悄悄地向他走近。
这个姑娘，曾经是他的学生。在学校时，球场上常见她的身影，校园里常听到她的歌声。是一个品学皆优、热情活泼的姑娘。毕业后，被分配到黔阳县两路口农技站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她身材高大，酷爱文体活动，且写得一手好字。她的字迹里，没有女人忏弱之气，很有一点男子汉的潇洒、大方。目下已是二十有五。走出校园也是好几年了，早该有一位如意郎君，可是，由于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长的秘书，爱神总是避她而去。
1963年冬，她来到黔阳地区农业局学习。她的一位老同学也来了。见这位同学中的活跃分子，至今还是单身一人，他的心绪动了，突然想起令自己尊敬的老师袁隆平，不禁试探地对她说：
“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如何？”
“你这死鬼，别胡说……”
她脸红了。心也跳得厉害。嘴里要老同学“别胡说”，而心里，真想听听他要介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真的！他，你也认识，甚至于很尊敬他，一定觉得他不错……”
被老同学这么一说，她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也越来越糊涂了，一时真不知他要说的是谁，却又越来越迫切地想知道他是谁。
“……”
她静静地望着他，再没有说“别胡说”了。
“我们的袁老师，袁隆平老师。”
“他？他还没有结婚？”
这一夜，她难以入睡了，几乎是彻夜未眠。袁老师，她当然了解，才学好，人也憨厚，心地极善。如果与他一道踏上人生之旅，倒也是十分幸福的。可是，他在她心里，总觉得很高，是自己的老师啦！怎么能，怎么能……
一个星期天，她早早地就起来了。她想回一趟母校，去看看袁老师。几次走到门边，却又犹豫地退了回来。外面，北风呼啸，天气阴冷。这个，她不怕。这些年在基层搞农技推广工作，在风雨里闯惯了。是此时此刻她心里压的石头太多，心太沉了。
她又一次来到镜子前照了照，再一次地打扮了一下自己，终于鼓起勇气出门了。她跨上自行车，直奔母校而来。她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在往上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她终于踏进了自己离别多年的母校。她悄悄地来到古樟遮掩的西二宿舍。她依稀记得袁老师住在这里。
走近这幢宿舍，一缕凄惋、悲凉的琴声，如轻风般地飘了过来。她突然止住了脚步，扶着自行车，认真地听着这琴声。
“老师心里很苦啊！”
她突然坚毅地扬起头来，大胆地朝老师的宿舍走去。
袁隆平心里的火又点起来了。悲凉的心房又热乎起来。这两年，斯人远去，他又变得不事修饰，变得“油榨”起来。如今，他快活地修饰自己了，穿戴也讲究一些了。
安江农校和两路口农技站之间的路上，常常见到袁隆平的身影了。他或步行，或与另一位老师骑车同行。有时约她去看电影，有时送她回站。开初，她怕别人看到影响不好，不要他送。
“我们大男大女，谈情说爱，正正当当，有什么影响不好，就是要扩大影响！”
袁隆平很坦然。
有一次，他送她回农技站后，夜已经很深了。她担心他这么晚回农校去，路上不安全，他也不大乐意走了。于是，她给老师另行搭了一个铺，让老师在自己的农技站住下了。
这一夜，两人的心里都翻江倒海，久久难以平静。她觉得这位老师，在自己的心里，不再是那么高，不再是那么远了。他越来越向自己的心里走近。她觉得，有一颗心，在撞击着自己这颗心，在她的心里，迸溅出一丛一丛火花来了……
春天来了，桔园里的花蕾绽开了。这是一种碎碎的白花，很小的一朵，藏在厚大的绿叶之中，不大显眼。然而，就是这种小小的、不惹眼的白花，秋天里却结出了很甜很甜的蜜果……
黔阳地区职工业余男女篮球赛，在安江农校举行。她，做为黔阳县女队的队员，也来到了农校。这时，袁隆平周围一些热心的老师们，聚到一起，在悄悄地商量：
“我看，火候到了，这次我们把老袁的事办了算了。”
“对！让这个运动会，这场篮球赛，当他们的红娘吧！”
老师们立即分头行动。很快，他和她都含笑地点头了。热心的曹延科老师，主动与担任这次比赛裁判的农校的体育老师商量，巧妙安排场次，使比赛和办喜事两不误。接着，这位曹老师，又陪着他和她来到镇政府开结婚证明。
开证明的是一位女同志。她接过学校开的介绍信，匆匆一看，脱口朝他问道：
“男方比女方还小两岁，你同意吗？”
袁隆平怔住了。这是怎么了？自己比她还小了两岁？
“不，错了。不小，不小。”曹老师连忙解释。
“这不？你们学校的介绍信上不明明写着：男23岁，女25岁吗？”
“不，是33岁。”
这位女同志再认真一看，确是写的33岁，不禁哈哈笑了。
这天晚上，袁隆平的宿舍里，飞出了一片欢乐的笑声。一个新的家庭，在这甜美的笑声里组建了……
这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从此，她和袁隆平结伴踏上了漫漫的人生旅途。这个坚强的女性叫邓则，后来，袁隆平替她更名为邓哲。
哲，哲学，哲理，哲人……含意深长哪！
三
现实的社会生活，常常给人们提出新的问题，新的课题。
无为的人，面对社会生活提出的课题，常常无动于衷，无能为力，甚至视而不见；有为的人，就能面对这些新课题发出无穷的联想，有一种时代的负重感，敢于向这些课题挑战，敏锐地选定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
袁隆平是一个时刻负时代之重的人，负人民之重的人。
一九六二年三月，袁隆平带领四十多名学生，来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和劳动锻炼。他住在生产队干部老向的家里。
这时，我们这个民族，刚刚度过三年难熬的“饥饿的岁月”。元气尚未恢复，人们仍然为一日三餐发愁。做为生产队的干部，整日为摆脱饥荒增加粮食生产而操心。
队里刚刚收过稻子，老向家里却一日三餐有两餐是喝粥。
“不是刚刚扮了谷子吗？”
袁隆平颇有点不解。
“不够吃啦！不从现在省起，明年的春荒怎么渡过？”停了停，老向感叹地说，“要是每亩田的产量，真的能过纲要，产它个八百千把斤，该有多好！”
老袁沉默了。好像有一条鞭子，在自己背上抽打……
“前两年，我们真是饿怕了。山上的什么东西都寻来吃过了。土茯苓、葛根、树叶子……吃下去，拉不出，只好自己用手指抠。我们这个村里，硬是饿死了好多人。”
老向轻声地说，语调却很沉。
袁隆平的面前，突然推过来一幕。那一天中午，他出外办点事，刚刚走出校门，见马路边围了一堆人。他走近一看，路边横躺着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这自然又是饿死的。围观的人，谁也没有吱声，都沉重地低着头，脸上挂满忧伤。
那些日子，每天，几乎都有这一类可怕消息传来。就在这湘西的土地上，一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县，这三年间，却有上万人饿死。这一是由于天灾，二是由于人祸。那位搞浮夸的县委书记为此关进了监狱，判了重刑。对于这位搞浮夸的县委书记，被判重刑，是他罪有应得。而对于这么多可亲可敬的乡亲，却付去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啦！避免人祸，取决于政治家的开明。减少天灾，却有一份科学家的责任啦！
饥饿启示着他，饥饿拷打着他……
黄昏时分，袁隆平刚刚从地里劳动回来。天下着雨，他披着一件农家蓑衣，下面的裤腿还是打湿了。
雨中，老向扛着一个用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的袋子，走了进来。
“回来了，谷种斢到了吗？”
袁隆平知道，老向这一天，冒着大雨，翻山越岭到八门斢谷种去了。
“斢到了，斢到了。”
老向虽然累得气喘吁吁，却是一脸的喜悦。接着，他放下袋子，伸手抓了一把谷子，送到袁隆平面前说：“粒粒饱满，好种子。”
袁隆平问。
“他们是高坡向阳田，阳光充实。”
“唔。”
袁隆平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点了点头。
“袁老师，施肥不如勤换种啦！种子对我们作田人来讲，太重要了！”
袁隆平的心呼呼跳动。
“袁老师，”老向又说了。“听说你们正在搞科学试验，要是你们能够研究出一种新稻种，用这种种子栽田，亩产能够打它800斤、1000斤、2000斤，那该有多好啊！我们种一亩田，就能当得两亩田、三亩田。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
“一亩田能产1000斤，2000斤？你莫发梦呓了！”老向的婆娘在一旁插嘴说。
“一千斤！两千斤！”袁隆平在心里重重地打了两个叹号。
农民兄弟的声音，深深地刻在袁隆平的心里了。他觉得，做为一个学农的知识分子，不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为广大尚未摆脱饥饿威胁的农民兄弟，办一、两件实事，那是农学工作者的一种耻辱！
如果说，当年的袁隆平选择学农，是对大自然的热爱，是对花、草、果、木的热爱，有某种盲目性的话，那么，当他踏进安江农校，在不断地与农民兄弟接触之后，心里便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要用自己的知识，为终日劳作的广大农家乡亲，办一点实事。
每一个人都在现实的社会里生活。
每一个人都摆脱不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局限。
袁隆平当然也不例外。
五十年代，我们的国家，全面地向“老大哥”学习，农学领域更甚。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在中国盛行。袁隆平曾经是这一学说虔诚的信徒。
他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地按照米丘林、李森科学说进行教学和开展科学试验。
那些日子里，他最早是选择红薯进行无性杂交，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以此获得一个新的无性杂种：上面结籽，可以进行种子繁殖，以节省大量种薯；地下结红薯，以提高产量。
试验开始了。他把月光花嫁接红薯苗上，嫁接苗很快成活了，生了根，发了芽。但要使其地上结籽，必须短日照。如何遮住这漫天洒下的太阳光呢？学校试验条件有限，根本没有什么遮光设备。袁隆平只好把自己**的被单和垫单拆下来，用墨汁染黑，来为嫁接苗遮挡阳光。
总算有了回报。秋天，袁隆平嫁接的这种杂交红薯，出乎意料结出了大红薯，最大的一蔸重达27斤，爬在地上的红薯藤上，也结了籽籽。袁隆平心里真高兴啊！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他爱唱的歌子：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他真希望这种“无性杂种”的种子能代代相传，世世代代地地下结出“红薯王”，藤上结出红薯籽。
第二年，他适时播下了这种红薯籽，期待着秋后的喜悦。然而，等来的，却是令人失望的懊丧。藤上长出来的是月光花，地下也没有红薯王了。
他的这些试验，获得了社会的赞赏。六十年代初，他还被邀请参加了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议。然而也就在这时候，他对自己的“无性杂种”提出了疑问，这无疑也是对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某些观点提出了疑问：这些年的试验，虽然也结出了一些奇花异果，但不能遗传给后代，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日子里，袁隆平拼命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猎获自己需要的知识。他从一些书籍中获悉，早在1866年，近代遗传学的奠基者、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就发表了《植物杂交试验》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遗传单位“因子”的概念；阐明了关于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即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总结和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杂交研究方法，开创性地引进和运用数理统计方法，把遗传学研究从单纯的观察和描述，推进到定量的计算分析，为近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但这篇论文当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1900年，湮没35年之后，才又被德国的柯灵斯、荷兰的德弗里斯和奥地利的丘歇马克等三位植物学家所发现，所重视，所证实，所发展，从而产生了现代遗传学。
不久，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在孟德尔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其遗传学理论，创立了遗传的染色体和基因学说，并因此获得了1933年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
哪知，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却被苏联等国视为邪说异端，粗暴地给它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生物学理论”的大帽子，接连遭到攻击。这股风自然也吹到了中国。一些人把一些学术问题也强硬地贴上了“阶级”的标签。
知识，是人的另一双眼睛。古人云：“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不是说的这样的道理？通过这些知识的获得，袁隆平开始大胆地否定自己前段的种种试验，大胆地否定自己虔诚地信奉的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偷偷地、却又是忠实地做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的宣传者和自觉的实践者了。
七月，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农校试验田里的禾，已经抽穗扬花了。
这一天，下课铃声响过之后，袁隆平拍拍身上的粉笔灰，挟着教案，走出了教室。他没有马上回宿舍去，却径直朝校园外面的试验田里走来。他想看看，试验田里的禾穗抽得齐不齐。
试验田里，禾苗绿油油一片，一穗一穗禾穗，正在勾头撒籽。微风吹过，滚过一片绿波。放眼看去，一派丰收景象。
袁隆平欣喜不已。他把教案放在田埂上，连裤脚也没有来得及卷上，就下了田。这是采用常规法培育出来的早稻常规品种。他真希望这种品种，能高产，能给农民兄弟多打谷子。因为眼下，正是1960年，全民饥饿的岁月啦！
突然，他缓缓移动的目光一下停住了。眼里，显出特别的光亮。三步开外，只见一蔸禾苗，长得特高特粗，四周的禾苗，在它面前霎时暗然失色，大有“鹤立鸡群”之感。他惊呆了，喜呆了。
他轻轻地走了过去，弯下身子，伸出双手，抚摸着这株奇异的、可爱的稻穗，激动地在心里喊道：“奇迹！奇迹！”这株禾穗，株型优异，穗大粒多。他认真地数了数穗数和粒数，是有十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四周的其他禾穗，与它相比之下，便大为逊色了。
这个自然界的极偶然的现象，在他心里溅开一丛一丛火花。能不能用它选育出一个更好的品种来呢？他用布条在这蔸禾上扎上了记号，才轻轻移动脚步，走出了试验田。
这一夜，他的小提琴又奏出了欢快的乐曲。
收获的季节到了。一把金灿灿的种子，摆到了袁隆平的书桌上。
他等呀等，盼呀盼，希望春天快点来。
常常，他面对这把种子发呆，心如一条野马，驰骋在广阔的天宇间。
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了。
这把种子，连同袁隆平对它的厚重的希望，一起播到了试验田里。他等待着又一个七月，又一个奇迹。因为当时叫响的许多优秀稻种，都是从群体品种中最优秀的变异单株培育出来的。
这把种子在袁隆平的企盼中发芽了，插栽了，转青了，长高了，发蔸了。眼看就要含苞抽穗，禾苗却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齐。接着，有些灌浆、撒籽了，有些还在抽穗、扬花，成熟得早的早，迟的迟。几百上千蔸禾穗，没有一蔸超过了它们的前代。
希望破灭了。
袁隆平心里却没有平静，他死死地抓住这个自然现象，反复地思索，这株“鹤立鸡群”的特异禾穗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到下一代又会退化呢？
苦恼中，他的心里突然射进一道光芒，灵感来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理论中，不是有一个分离律观点，从这个观点看，纯种水稻品种，它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交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袁隆平心想：它的后代既然发生分离，那么，去年这株“鹤立鸡群”的稻株，就一定是“天然杂交稻”！
“天然杂交稻！”
这个“概念”猛烈地撞击袁隆平的心房。他在心里反复地拷问自己：既然自然界有天然杂交稻，那么，我们能不能培育出人工杂交稻呢？
然而，遗传学理论上的一道森严的门，却沉沉地向他推来，试图截断他这种“妄想”。他又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四
天真的幻想，有时却推开一片广阔的科学天地；大胆的“妄想”，有时却采摘到坚实的果子。
果真是金科玉律吗？
世界是无穷尽的。认识世界是无止境的。前人认识世界的经验，只能做为我们认识世界的垫脚石，但不能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绊脚石。那株“鹤立鸡群”的稻穗，又在袁隆平的眼前晃动。这不是明显地说明水稻这种自花授粉作物，也有杂交优势吗？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抱着既尊重前人认识的经验，又不迷信他们的每一个观点的信念，经过反复缜密的思考，最后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论点：杂交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低到细菌、微生物，高到灵长动物、人类，都有杂交第一代的优势。优势产生的原因，在于杂交一代结合了双亲的遗传性状，构成了杂交内在矛盾，促进了生物体内的新陈代谢，加强了生命力。
这个论点，在袁隆平的心里愈来愈坚定了。
一位哲人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一个准确的新的科学论点，领着人们闯进了一片新的天地！
那些时候，每一个日子，对袁隆平来说，都是沉重的。
然而，每一个人在这同样的一天里留下的生命份量，却是大不相同的。
硖州公社秀建大队的生活常常涌上他的心头。老向那双期待的目光，不时闪动在他面前。“袁老师，要是有一种种子，能使我们的田一亩产800斤、1000斤，那又多好呵！”如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人口在不断地增加，耕地却在不断地减少，在这占世界不到十分之一的耕田上，却要养活占世界五分一以上的人口啊！
一定要搞出一种好种子来，一定要使同样的地，产更多的粮！这是时代之托，民族之托啦！
研究水稻杂交，在袁隆平的心里，愈来愈坚定了。
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是雌雄同花的作物。就是说，在同一朵花上，既有雌蕊，又有雄蕊。要搞杂交，就必须要雄花不育，让另一个品种的雄花来“育”。
要使它们杂交，只能有这样两种方法：一是进行人工去雄，一朵一朵地杂交授粉。生产杂交种子，用于大田生产。如果用人工去雄杂交，就得一朵花一朵花地进行。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这样，产生的种子数量极为有限，不可能在生产上广泛应用。另一种办法，就是培养出一个雄花不育的“母稻”，然后用别的品种的花粉去给它授粉杂交，生产大量的种子。这种母稻称之为雄性不育系。然而，这种方法，在国内外都没有先例。也是很难很难办到的。所以，国际上有专家曾经断言：“此路不通！”还有些学者认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籽的“单颖果作物”，利用杂种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广泛应用于生产。
全世界的难题，要靠全世界的人来解，来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一个水稻大国。我们中国人身上应该有攻下这个难题的更重的责任感，使命感！
袁隆平雄心勃勃。他想：那年自己在试验田里发现的那蔸“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就十分有力地回答了：水稻杂交是完全可能的。这天然杂交稻，绝对不是人工去雄杂交的。那么，它是怎么杂交起来的？
回答只有一个：自然界存在着天然的雄性不育稻。
对，一定要找到自然界的天然的雄性不育稻！
谈何容易！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就从这里开始迈步了。
到大自然里寻找这样的雄性不育的“母”稻，有如到大海里捞针。过去，这种天然的雄性不育株，袁隆平没有见过，国内外资料上也没有看到报导。它的外部形态是怎样的？到哪里去找呢？
1964年6月20日。
这一天骄阳似火，田野里的早稻正在扬花吐穗。袁隆平来到安江农校实习农场的稻田里，一垄垄、一行行地观察着，一穗稻子一穗稻子地对比着，看某一穗是不是有什么特异的地方。就这样，他迈出了杂交水稻研究这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他像一个猎人搜索猎物一样，寻遍一片稻田，又钻进另一片稻田。不停地用随身带着的放大镜，在扬花的稻穗上观察。放大镜下的每一穗，都是一样的。而他要找的，却是雄性不育的不正常的稻穗啊！
第一天，他疲倦地归来了；
第二天，他扫兴地归来了；
第三天，他两手空空地归来了！
整整七天过去了。猛烈的阳光，又使他本来很黑的皮肤上，撕脱了一层皮。由于一连多日弯腰弓背，腰酸腿痛，全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他觉得自己累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地步。回到家里，连脚也没有洗，鞋也没有脱，就倒到了**……
这时，他和邓哲结婚才几个月。见他鞋也没脱就倒到了**，新婚的妻子、昔日的学生邓哲，赶忙给他端来洗脚水，送到床前，心痛地说：“洗洗脚吧。”
他躺在**一动也不想动了。
“看把你累的这样。再这样下去，会把身子搞垮的。明日，休息一天吧。”
“不！稻子扬花的日子就那么多天，落了花，怎么去发现哪一株是特殊的雄性不育稻呢？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停一天呢？停这一天，也许就是停一年啦！”
“看你！痴到什么程度了！”
小邓弓下身子，帮丈夫把鞋子脱了。
袁隆平把一双脚放进脚盆里后，木木的，眼睛定定地望着一个方向，一动也不动。他又痴了。
“我看，你把你的想法，上课的时候给学生们说说，让大家帮你找吧！”
妻子看着丈夫身上又晒脱了一层皮，人也瘦了，心里很急，为他出着主意说。
这一天，袁隆平来到农223班，给同学们上课来了。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反复地思考着这个全世界的难题，在高粱与玉米杂交优势利用的启示下，脑子里有了一幅杂交水稻的图画，且这幅图画愈来愈系统，愈来愈清晰了。首先，利用水稻雄性不育性，进而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通过“三系”配套的方法，代替人工去雄杂交，来产生大量的杂种第一代种子的方法。
有了雄性不育株，才能使它与别的品种杂交。这样生产出来的稻子，它仍是“母”的，还不能用于大田生产，这叫保持系。用这种稻子与有生育功能的品种**，得到的稻子，就有雌花和雄花了，就有繁殖功能了。因为它恢复了稻子的雌雄同花功能，所以叫它恢复系。这种稻子，才叫杂交稻种子，就能有第一代杂交优势，也就才能用于大田播种。
课堂上，他把这个想法，深入浅出地和同学们讲述着。引起了这群青年人极大的兴趣。他进一步对同学们说：“要实现这三系配套的设想，首先必须要找到天然的雄性不育稻株。这第一关不破，后面就无从谈起。”
“袁老师，你说说，这雄性不育稻株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去找！”
一个学生站起来了。他矮小的身体，文静而清秀。他叫尹华奇，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后来成了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最早的助手之一。
袁隆平苦涩地笑了笑，道：“这样的稻株，我也没有见到过呵！”
“那……”
尹华奇用手搔了搔头，呆住了。
“让我们一起到大自然里去辨认吧！”
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怀一腔希望，向绿色的海洋里捞针去了。
日历翻到了7月5日，这是袁隆平坚持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株的第十四个日子了。
这天，天高云淡。太阳好厉害，一缕一缕的光芒射过来，像火苗一样烤着自己的身子。田野里，处处热气蒸腾。整个大地，犹如笼罩在一个蒸笼里。空气，闷得令人窒息。中午已经过去了，袁隆平还空着肚子，穿梭在一垄一垄的稻田里。
突然间，袁隆平觉得空气格外的刺鼻，面前的稻苗慌乱地摆动起来，脑袋针扎似地疼痛。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中暑了。于是，他强支着身子，一步一摇地走到一条水沟边的苦楝树下，一屁股坐在地上，匆匆从口袋里摸出几片清凉片，伸手取下出门时随身带着的、下田时挂在树上的一个铝制水壶，喝了几口冷开水，依偎在树杆上歇息了一会，才觉得身子舒适了些。
这个问号刚刚跳到袁隆平脑海里，就立即被他赶走了：“不！一年一度的稻谷扬花季节，再过几天就要结束了。如果这几天找不到，一等就是一年！”
他又下田了。
这是一丘洞庭早籼品种的稻田。他强打着精神，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突然，有一株稻穗很特别，一个一个雄花花蕊不开裂，形状也与众不同。他的目光一下在这株稻子上固定住了。这，是不是就是自己要在这绿色的海洋里捞的针呢？这，是不是就是自己夜里梦、日里寻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呢？
是的！肯定是的！
他的一颗心，兴奋得简直要蹦到喉咙口了。他连忙用布条扎下这株稻穗。两三天内，每天五、六次地来到这株稻穗前，认真地进行观察，又领着他的学生进行观察。接着，又采集花药进行显微镜分析，用碘化钾液染色法观察花粉反映，从各方面证实了，这是一株雄性不育稻。
夕阳西下，晚霞一片灿烂。袁隆平又一次观察那株雄性不育稻归来了。那支他爱唱的歌子，情不自禁地蹦出了他的喉咙：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看把你喜的！”
不知什么时候，妻子邓哲已跟在他的身后了。
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这样，得到“第一”最难。有了“第一”，就一定有“第二”、“第三”。有了一个样子，大家心里有了谱，就按照这个样子去寻，去找。他带的那个班的学生下田了，他的妻子邓哲，也下田了。1964年和1965年，前后两年水稻扬花的季节里，他和妻子邓哲，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和附近生产队的稻田里，前后检查了14000余个稻穗，分别在洞庭早籼、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四个水稻品种中，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稻。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
这几十、百把粒种子，来之不易呵！它倾注袁隆平多少心血呀！他把这些不育株种子，视为儿女，视为珍宝。凡成熟早的，当年就将其进行翻秋播种，其余的则在次年春播。他亲自播种、浇水、施肥，仔细观察它们在每一个生长发育阶段的细微变化，并做了详细的观察笔记。
两个春秋，两年汗水。袁隆平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他把两年来获得的科学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写了一篇论文。
1966年2月28日出版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袁隆平有关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是这家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刊物在“文化革命”前出版的最后一期刊物。袁隆平有福，他赶上了最后一班车。
袁隆平刚刚收到这本刊物，学校里已经是大字报遍地了。
五
一场暴雨，把校园里一株株香樟上的青枝绿叶，活生生地折断、扫落了不少。
安江农校，地处偏僻的山城，北京的风虽然到得迟，然而此刻，却也是遍地漫画，满校大字报了。有跟上风走的，批邓拓、吴晗、廖沫沙；有联系实际的，揪出本校的牛鬼蛇神。这些牛鬼蛇神，多是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历史上有点“问题”的老师。
几天过去，就有五位老师被群众专政了，戴上白袖章、挂上大牌子了。驻校工作组，指定那个当年担任那场地区职工业余篮球队裁判、巧妙地安排比赛场次，使邓哲与袁隆平比赛、结婚两不误的体育老师李代举，担任“牛鬼蛇神组”的组长。
袁隆平依旧地在他的试验田里忙碌着。由于自己出身的缘故，使他对政治有一种敏感，又有一种迟钝。平日，他很少谈论政治问题，尽量使自己离政治远一点，一心一意搞他的专业。这样远离政治，当然对政治就难免迟钝了。但由于他出身旧职员家庭，父亲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难免有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又常常使他对政治过敏。这些天，校园里贴出了满园的大字报，他想去看看，却又不敢去。
一天傍黑，他从试验田里回来，一位好友轻轻来到他的身边，附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当心，有你的大字报了。”
他的心一下沉重起来。胸口闷得很，如同突然间灌进了一腔铅。他知道，自己前面的路难走了。反右时，因为他倡导学生好好学专业，被说成“引诱贫下中农子弟走白专道路”，险些打成“中右”。后来老天保佑，总算过了这一关。眼下这一关，看来难过了。贴出大字报，是群众专政、进牛鬼蛇神班的前奏。前面的五位，都是这样的。
他往家里走去，脚步沉沉的。他的心里，重重地压着两样东西，一是他的杂交水稻试验，才迈出有希望的第一步呵！二是妻子邓哲，刚刚生下儿子定安，还在月子里啦！这……他感到心如乱麻，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大字报，说自己一些什么呢？他真想去看看，却又没有这份勇气。
回到家里，妻子已经把热饭热菜端到桌子上了。
“出门时说好了的，等我回来做饭，你还在月子里啦！”
袁隆平埋怨道。
“孩子快满月了。这没什么，我身子硬扎得很呢！”
妻子邓哲含笑地看了丈夫一眼。从老师到丈夫，从学生到妻子，这一段路呀，怎么走过来的？心里虽然甜蜜，而嘴上却有几分别扭。喊老师，不妥，喊隆平，也不妥。真有点拗口啦！她只好和一些农家妻子一样，对丈夫什么也不喊，直截了当地说话。实在需要的时候，来一声“喂！”就像打电话一样。
“吃饭吧！”
妻子将一碗热腾腾的饭，送到了袁隆平的面前。
袁隆平接过这碗饭，却迟迟没有往嘴里送。平日，他是很能吃的，很爱吃的。吃花生时，比谁都剥得快，被老师们戏称为“剥壳机”。吃甘蔗时，被说成是“榨糖机”。吃糖粒子被说成是“粉碎机”。她为此常常埋怨他：你那胃病是“吃”出来的。今天，他这是怎么了？他一定是知道那大字报的事了。本来，她还不想马上告诉他，因为他正扎在他的试验田里，不一定马上就知道，能瞒一天是一天。现在看来，不能不宽慰宽慰他了。
“你想开点，无非是我们一起去当农民。”
“你……知道了？”
“我去看了。”
邓哲很平静地说。
“都说了些什么？”
“说你狗胆包天，妄图篡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八字宪法，妄图把自己摆到毛主席之上；另一条，是反右时你就得过的：引诱贫下中农子弟走白专道路。”
霎时，袁隆平心里沉雷滚滚，几年前的一幕，迅速推到了自己面前……
那正是春播季节。上级强硬地规定，必须在某天之内，完成稻谷播种。当时，正值寒潮南袭，机械地按指示办的秧苗全部烂了。一天，袁隆平和曹老师等几位在一起扯谈时，不经意地说道：“我看，这农业八字宪法，还得加一个‘时’字，让领导生产者都晓得‘不违农时’的重要性。”
曹老师慌忙向他摆手：“快别乱说，农业八字宪法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
袁隆平一下子哑住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女干部，特别地注意了他一下。
这就是袁隆平政治上迟钝带来的后果。他想远离政治，平时极少关心、留意这方面的事。他的确不知道这农业八字宪法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他心里说：毛主席不是学农的，对农不一定很懂。
显然，是当时那个女人“特别的一眼”出了问题了。这还了得，你袁隆平敢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该当何罪！至于“引诱贫下中农子弟走白专道路”，那是反右时“罪状”的再版，是个“虚”的。袁隆平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严重。
夜色浓重了，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那古香樟上树枝摇动的响声，好像起风了。
“人是铁，饭是钢。再大的事，总不能不吃饭。有事，你不吃饭也有事。没事，你吃饭也没事。”
妻子宽慰他，催促他吃饭。
袁隆平终于端起饭碗，木木地往嘴里送饭了。他机械地咀嚼着，真说不出这饭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袁隆平刚刚放下碗，外面就有人喊他了。口气很大，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袁隆平听出来了，那是地委派到学校里来指导**的工作组组长老王。
袁隆平赶忙开门，站在门口的果然是老王。
“吃过晚饭了吗？”
“吃过了。”
“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好。”
袁隆平点了点头。心里，如同压下来一块重重的石头。他心里想，自己害怕发生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
“哇哇哇……”
里屋传来孩子的哭声。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因为生在安江，取名袁定安；又因为生在“5.1”劳动节，小名便叫五一。他从睡梦中醒来了。他当然不晓得父亲身上将发生什么事，当然不是为父亲的前途担忧而着急，而哭，只是一种人的本能的反映，他饿了，要吃妈妈的奶了。
妻子没有马上去抱孩子，去奶孩子，而是很镇定地望着丈夫，轻轻地说：“你去吧！不要着急，我还是那句话，无非是我们一起到农村去当农民。”
袁隆平突然觉得身上热乎了些，轻松了些。
他出门了，朝老王的办公室走去。
老王热情地让坐，并随之给他递过一杯开水。
袁隆平接过水，没有喝，定定地坐着，等待着他的“宣判”。然而，老王的话题却扯得很远，总是不肯说出他想听却又怕听的那句话来。
“你看试验田，哪一块最好？”
老王的话题一转，扯到试验田上来了。
袁隆平真有点摸不着头脑，只好他问一句便答一句：
“大垄三号最好。”
“归哪个管？”
“龙正中老师。”
“是个老右派，不要不要。还有哪丘田较好？”
“王组长，你问这做什么呀？”
袁隆平终于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没有回答，却反问老王了。
“我们工作组，既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嘛。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请你帮我们选一块好一点的试验田作晚稻丰产样板。”
袁隆平点点头，心里似乎仍然不明底细，答道：“下来，就是大垄四号了。”
“归哪个管？”
“曹延科老师。”
“是个中右，那也不要。再另外找一块。”
“再下来，就是大垄六号了。”
“谁管？”
“我。不过，这块要差一点。”
袁隆平赶忙声明。
“好，就定六号。差点没关系。这就是我们工作组的试验田。请你当我们的技术参谋，要好好搞，把产量搞上去。”
“让我……当你们的……”
袁隆平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不禁站起身，反问道。
“对，就请你当我们的技术参谋！”
老王加重语气道。
袁隆平觉得压在心里的那块石头，顿时滚开了，一身轻松多了。他想：眼下工作组是太上皇啦！竟然让我来当他们的技术参谋，说明我政治上没有问题。在心里，他自己找到一些理由，来解释自己政治上没有问题。自己虽然提出过农业八字宪法要加一个‘时’字，但我确不知道这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且没有什么恶意。这只能说明我不关心政治，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不够。再，自己虽然社会关系复杂一点，但本人历史清白……
就是那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赶上那趟末班车，在“文化革命”前最后一期《科学通报》上发表，引起了有远见的革命者的注意。他叫赵石英，文革前国家科委九局局长。最早，是局里熊衍衡同志发现，并及时报送他，建议他看看。赵石英认真读过以后，十分重视。他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是国内外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若能研究成功，对粮食生产将产生重大影响。他觉得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党组书记聂荣臻同志表示，应该大力支持。于是，赵石英即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分别发了便函，责成他们支持袁隆平从事这项研究。这时，“**”这场灾难来临了。
校园里有关袁隆平的大字报出现之时，工作组已决定将他定为批斗对象，材料上报了，批斗标语也刷出去了。组长老王找到那位“牛鬼蛇神”的组长李代举，说：“你给我马上准备一个床，一块牌子。”
李代举规规矩矩地点了点头。看来，自己的队伍里，又要增加人了。这人是谁呢？他想问，却又不敢问。
他正要离开的时候，老王又把他叫住了：
“等等！”
“还有指示吗？”
“牌子上写一个名字。”
“写谁？”
“袁隆平。现在，你不要乱说呀！听到了吗？”
“听到了。”
李代举低着头走后，有人来找老王了。他向老王提出：“要揪斗，就要把证据找足，要新帐老帐一起算。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他们认真地“准备”开了。一切与袁隆平有关的档案资料都搬出来了。突然，在一个档案袋内，意外地发现国家科委发来的一个函件。这就是赵石英同志签发的那个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重视和支持袁隆平搞水稻雄性不育性研究的函件。
老王认真看了看函件内容，觉得事关重大。当时，文化革命开始不久，还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工作组也是上级党委派出的。上级有些文件里提出，对一些特殊人物，要给予保护。国家科委都来函要省、校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工作。那么，他算不算是保护对象呢？
老王觉得自己把握不住，赶忙回到地委，请示地委书记孙旭涛。
“当然应该保护！”
孙书记回答得十分干脆。老王连忙赶回安江农校。于是，就有了那一幕了。
袁隆平从工作组长老王的办公室里出来，脚步轻松多了。他是一个极爱音乐的人。要不，当年当他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准备到安江农校来任教的时候，到长沙街上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把很漂亮的小提琴呢！这把琴，多少日子里，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我国古典音乐和西方音乐中的许多名曲，如《梦幻曲》、《秋水伊人》等，都从这把小提琴的琴弦上奔泻出来过。有时，他一边走路，还一边哼一些抒情味浓些的歌子。尤其是在心里痛快的时候，在自己做成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此刻，他一走下那个木楼梯，喉咙就忍不住地张开了：
风吹稻花香两岸……
袁隆平刚哼出两句，看到前面晃动几个黑影。他心里一紧，连忙闭住了嘴。眼下，这时局天天在变，自己又不大去注意。只经常听到自己喜欢的文艺作品，这也是“修正主义的”，那也是“修正主义的”。真闹不清这“一条大河波浪宽”是不是也是“修正主义的”？不能随便乱唱了。
那几个黑影是学校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正由李代举带领夜间打扫学校的厕所后回“牛棚”里去。
一听到这熟悉的歌声，李代举心里不禁一惊：“我的老兄，你还这么快乐呀，明天就要加入我们这支队伍了。”他刚刚把袁隆平的牌子做好，并写上了“袁隆平”三个字。为保密，写好后，又用纸盖住。
袁隆平当然没有走进他们的队伍。第六个是曹老师，那个当年卖劲地为袁隆平的婚礼张罗的热心人。难怪呀，工作组长老王不要他当工作组试验田的技术参谋……
在黔阳县一中教书的那位女老师，早已经调到另一座城市的中学任教去了。临走的时候，她写信给袁隆平，要他到车站去送她。袁隆平当然去了，祝愿她一生平安。这一场风暴卷起来以后，在远方那座城市里任教的女教师，一封又一封地给他来信，探问他的信息，探问他的情况。她知道，他是这场风暴要席卷的对象。她关心着他的安危。
回到家里，袁隆平第一是告诉自己那焦虑中的妻子：“没事”。接着，他坐到了灯下，铺开信纸，给那位远方的女教师写一封信。给牵挂自己的人，报一个平安……
六
工作组，也被打成了推行“刘邓路线”的工作组，被赶出了学校。“革命”，又深入了一步。
工作组还“硬”的时候，袁隆平的“研究”还得到了某些支持，某些保护。开初，他当然不知道，国家科委九局来过那么一个“便函”，也不知道地委书记孙旭涛有过那么一个“表态”。当工作组让他担任他们的技术参谋之后，他与他们说话的机会多些了。一有机会，他就向他们宣传水稻雄性不育系，搞成后对粮食增产的重要性。工作组组长老王，似乎很有兴趣听他“汇报”，听他“宣讲”。他看看工作组对他的态度还好，对他搞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研究并不反感，还算支持，于是他向老王提出：
“我想中午请两个小时的假。”
“什么事？”
“稻穗正在开花，我想给试验稻穗进行杂交授粉。”
“那就一个上午吧。”
老王很慷慨。
“要一连三天。”
“先给一个星期。以后根据情况再说。”
老王更为慷慨了。
袁隆平十分惊喜。他觉得自己很幸远，碰上了好人，碰上了好运。这时，农校里，许多老师进了牛棚，终日挨批斗，在政治的漩涡中挣扎着。有些老师虽然没有进“牛棚”，也提心吊胆的，怕这一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来。而自己，却能平安地进行自己的研究。他觉得心里十分充实。
“怎么？你们不是同意把袁隆平这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揪出来吗？怎么又变卦了？”
“不错，我们是同意把他的材料报上去了。”
“上面不批？”
“不批。”
“为什么？”
“造反派”们穷追不舍。
“这，我也不知道。不过，上级不批准，总有他们的道理。”
这批“勇士们”，只好扫兴地走了。
如今，工作组走了，而且这个“工作组”，是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路线的”。他们理所当然地会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保护伞。什么“上级”？还不是“刘邓黑线”！
一夜之间，校园里又刷出了“揪出恶毒篡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的反动分子袁隆平”的大横幅。他的大字报专栏，从东三楼，一直贴到石板坪来了，足足有一百多张。
什么“白专道路”、“三脱离”、“成名成家”、“在人民的讲坛上贩卖资产阶级货色”、“引诱贫下中农的子弟走白专道路”……帽子一顶连一顶。
袁隆平悄悄地来到了大字报栏前，一张一张地往下看着。面对这些“帽子”，他并不紧张。毕竟经过前一场“风雨”了，说不上是“洞庭湖上的麻雀（经过大风雨）”，也称得上是沅江上面的麻雀了。
突然，一条大横幅，跳进了他的眼帘：
“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
本来还算平静的心，霎时紧紧地一缩。一身的热血全像着了火一样。袁隆平再也没有看大字报了，猛地转过身去，拼命地往他培育杂交水稻试验苗的六十多个坛坛罐罐奔去。
已经晚了。
他赶到这里时，只见水池边的六十多个栽着杂交稻苗的钵钵，倾注了他几年心血的钵钵，全部砸烂了。那些试验秧苗，也被折断，丢得满地皆是。
袁隆平一下就瘫坐在地下了。
“这世道为什么变成这样了呢！”
此时此刻，这个想躲避“政治”，对“政治”迟钝的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两行清泪，从他黝黑的脸腮上滚落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使他裂心断肠的地方的，是什么时候回到自己的家里，是什么时候躺到妻子身边的……夜里，他惊梦了，大喊着：“我的秧苗！我的秧苗！”
妻子不忍心，用手把他摇醒了。这时，他一身的冷汗。
“别去想了，会伤身子的。”
妻子体贴地安慰他。
“唉！”
他一声长叹。
“明年再来吧。”
妻子劝慰他。
“谈何容易啦！”
“要不，我们去找找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秧苗？”
这天夜里，天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好在这条路，袁隆平每天要走无数次，路面上哪里有一颗石子，他心里都清楚。细心的邓哲，随身带了个手电。上路以后，她想捏亮手电，为丈夫照路，被袁隆平制止了。
夫妻俩手牵着手，往试验场地走来。
来到试验场地，袁隆平才让邓哲将手电按亮。他一株一株残苗地看，一个一个残钵地查，凡是有再活的可能的秧苗，他都视若珍宝，轻轻地放到一边。好一阵后，他收集到了一把残存的秧苗。
他们很快地将这些残存下来的活苗，转移到苹果园里的臭水沟里来了。
东方天际，渐渐地发白了。天幕上，一片乌云被一抹红霞挤开，放出一缕美丽的彤红的光亮来。
天，快要亮了。
“革命”又深入了一步。
“造反派”们的眼睛，不再盯着袁隆平这些他们认为是“死老鼠”的人了，他们的眼光高了，大了，盯着各级党政机关的头头们了。他们垂涎的是“权力”。他们要夺权了。
袁隆平被他们“忘记”了，倒是可以静下心来搞他的研究了。由于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袁隆平没有教学任务，精力更集中了。
由于国家科委九局给湖南省科委发了公函，省科委多次派人到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科学试验。第一年解决了六百元科研经费，以后逐年增加。后来，经省农业厅批准，将他的学生李必湖、尹华奇两人，毕业后正式留校，聘为他的助手。
1967年6月，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师生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了。
尹华奇是袁隆平任教的223班的学生，而李必湖与尹华奇同级不同班。前年春天，校园里的梨花开了。白白的花瓣，落飘在校园中的一个水池里。这时，袁隆平和尹华奇在池边浸种催芽。
“水！”
忙碌中的袁隆平，头也没有抬地喊了一声。一转身，一桶水递过来了。抬头一看，递水过来的不是他的学生尹华奇，华奇正弯着腰在另一处忙呢？这人蓄个平头，壮实的身体，憨厚的神情，浑身透露出一种农家子弟的纯朴。
“你……”
袁隆平知道他是本校的学生，但因自己没有担任他们班的课，叫不出他的名字。
“袁老师，我叫李必湖。让我和你一起搞吧！要是你培养出一种好种子，我们村里的乡亲该有多高兴呀！”
袁隆平感动了。这样的学生，他当然欢迎啦！
从此，李必湖就和他们一起干开了。毕业后，在袁隆平的要求下，便留在他的身边，成为他们这个科研小组中的一员了。
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不误农时地将那在苹果园里的臭水沟边偷偷成长起来的雄性不育稻株上收获到的珍贵种子，浸种催芽。不几天，那嫩绿的秧苗，便在春风里摇头摆尾了，好不喜人。四月三十日，师生三人，便将这些大难不死不育株的后代们，插到了中盘古7号田里。
半月春风，禾苗分蘖了，长势喜人。
这时，他的两个助手，因事暂时离开了学校。田间管理、观察记载，全由袁隆平一人担任。这时，他又做爸爸了，又是一个男孩。这时，妻子在离学校十余里外的县城工作。因为试验田里的禾苗，每天都要观察，都要记载生长的情况，他无法去照顾妻儿。他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他的试验田，都给了他的研究，他的事业。
这一天，正是礼拜六。傍晚，晚霞灿烂一片。袁隆平像往常一样，荷锄站在试验田边，显得异常的兴奋。禾苗长得好，株高已达一尺余，每株已有三至五个分蘖了。为这些不育材料作标记的七十多块小木牌，俨然像一批威严的卫士，挺立在秧苗身边，为它们站岗放哨。袁隆平在田边站立了好一阵，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它们，跨上自行车，赶回家中去。
草草地扒了两碗饭，他又独自来到案头，翻开那本已经把边角磨破了的红皮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看着田间档案。心头，憧憬着秋后的喜悦。
第二天，是星期天。袁隆平惦念着他的试验田，没有在妻儿身边多呆一刻，一吃完早饭，就赶到田头来了。
如雷轰顶，他立在试验田边，几乎要晕眩过去。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抖动！
试验田里一片狼藉，秧苗全部被拔光了！
多少心血，多少希望，顷刻间化为乌有！袁隆平欲哭无泪。这是他好不容易发现的、又经过了多年辛勤培育的无花粉型、退化型和败育型三个不同类型的不育材料，其中无花粉型不育材料去广东繁育，退化型和败育型材料留在安江。如今，这很有希望找到保持系的败育型材料，却全部遭到破坏。眼看育成不育系的计划，又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毁苗的这一天，牢牢地刻进了他的心里。这是1968年5月18日。
这是谁干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事后经过方方面面的调查，毫无结果。难道，这肇事者与袁隆平前世有仇？今世有怨？也许没有。那么，他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呢？人啦，一个千百种感情集结的动物。嫉妒，不也是其中的一种吗？你会干，我不会干，我叫你也干不成！应该说，嫉妒之心，人皆有之。嫉妒，也是正常人的正常情感之一。聪明的人，将嫉妒化为动力，奋发图强，誓死要超过你，强于你！只有愚蠢的人，才将嫉妒变为仇恨，我干不成，要让你也干不成。这样，我心里就舒服了，就痛快了。
第四天，他路过一口水井，突然发现水上浮着几根秧苗，捞了起来，放在手里仔细辨认，果然是试验秧苗。这时，他顾不得井深、水凉，“卟通”一声，跳进了井里，想把沉到井底的秧苗打救起来。
人们听到他跳井的响声，纷纷地跑了过来。
由于井水太深，无法将井底的秧苗救起。这时，学校领导请人抬来了抽水机，把井水抽干，才捞起沉底的秧苗。这时，秧苗全部沤烂了。
一股风在学校里吹开：“这还会是谁毁苗？还不是袁隆平自己！这个试验是三岁小孩玩的家家，根本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他自知难以成功，却又骑虎难下了，于是就毁了它，一方面好向上面交差，另一方面还可以陷害他人……”
对这股风，袁隆平嗤之以鼻，他继续埋头于他的试验。他多么想早一点闯进自己心里设计了多年的那片天地啊！
天无绝人之路。找回的那五株秧苗，在袁隆平的培育下，又活过来了。
这件事，成了一个反面教材，教育了袁隆平，也惊醒了支持这项研究的上级机关。不久，上级决定，把袁隆平调到湖南省农科院工作，以便更好地开展杂交水稻的研究。
袁隆平面前的路更开阔了。
为了给育种试验提供更好的气候条件。每当秋风扫去落叶，寒气袭击洞庭湖的时候，他和助手李必湖、尹华奇就南下了。他们像一只候鸟，飞到海南岛，飞到了云南的傣族村寨……
1969年，他们来到了云南省的元江县城。
在这个县的农技站的院子里，在傣族兄弟的象脚鼓声中，他们送走了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黄昏，迎来了七十年代的第一个黎明。
师生三人，从劫后余生的几株秧苗中，选育出了三株雄性不育株。来到元江以后，他们便马不停蹄地一边浸种催芽，一边精心整理秧田。
大自然又一次向他抖开威风了！
元旦刚过，离元江150公里的峨山县，发生了7.2级强烈地震，波及到元江，震级也在5级以上。
夜里，袁隆平睡得正香。突然，床铺晃动起来。他被惊醒了。开初，他不知出了什么事，还以为是有人在摇他的床铺。他揉揉眼睛一看，不见人的影子，却发现房子在晃动，天花板上的石灰板开始往下掉落。他猛然间明白了，连忙大喊道：
“快起来！快起来！发生地震了！”
睡得很沉的两个年轻人，被袁隆平喊醒了。
这时，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把浸在铁桶内的稻种抢了出来。
县城里的人们一片惊慌。所有的生活秩序都打乱了。农技站的老支书没有忘记这些湖南兄弟，赶来看望他们，并说：“这是危险区，你们应该赶快离开。”
“离开？”袁隆平望了望铁桶里的谷种说：“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呢？”
“你们……”
老支书看着他们，眼睛里射出异样的光芒。在这样的时候，你们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想到的却是谷种。老人感动了，说：“那好。有什么困难，找我。”
他们呆下来了。
他们在水泥球场上，用塑料布搭了一个棚子。水泥地上垫几把稻草，再铺上一张草席，就是他们的床铺。种子该催芽了。他们就在窝棚里拴上一根绳子，从铁桶里把一个一个小布袋捞上来，挂在绳子上。每隔几个小时浇一次水，让稻种在布袋里发芽。
又一次余震发生了。
挂在绳子上的一个一个小布袋，在左左右右地摆动着。袁隆平望着这一串晃动的小布袋，诙谐地说：“地也动，袋也动，我们不动，你们说是不是……”
说完，他望了望李必湖和尹华奇。
师生三人一齐仰头大笑起来……
几年来，师生三人，或海南，或云南，长年奔波在外，以苦为乐，以事业为重。在攻关的那些年月里，袁隆平有七个春节是在海南的育种基地度过的；三个孩子出生，有两个不在妻子身边；年迈的父亲在重庆病逝，他仍然坚守在海南基地……
科学之途是艰难的，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生命的全部精力。科学之途又是迷人的，它给你无穷无尽的乐趣！
七
转眼六、七个年头过去了。
眼下已是一九七〇年了。从那株神秘的雄性不育株的发现，到现在，他们整整进行了六个春秋寒暑的试验。袁隆平和他的助手，先后用一千多个品种，进行了三千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籼稻不育型种子和籼稻杂交，其后代不能很好地保持雄性不育性状；
粳稻不育型种子和粳稻杂交，其后代也不能很好地保持雄性不育性状；
籼稻不育型种子和粳稻杂交，其后代虽然比前两种情况好一些，但也不理想。
六年来，尽管袁隆平和助手们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无数的汗水，没有浇灌出一个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百分之百的雄性不育系来。
袁隆平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在科学的道路上，科学家的苦恼，往往是科学难题突破的前提。
袁隆平认真地回顾了六、七年来的科学试验实践，又结合这些年自己钻研遗传学、生物学等各方面的知识，脑海里慢慢地亮出一束光来：这是受试验材料的局限！遗传学中一条重要的理论，就是杂交亲本亲缘关系远近，对杂交后代有着直接的影响！亲缘关系越远，杂交后代的优势就越明显。我们的人类，不也是这样吗，近亲结婚，后代素质就低下，什么痴呆、聋哑都多发生在近亲结婚的家庭里。他进一步回顾了这些年自己开展试验的情况。籼稻不育型种子与籼稻杂交，效果不好，粳稻不育型种子与粳稻杂交，效果也不好，而籼稻不育型种子与粳稻杂交，效果就好一些。这些情况都说明了亲缘关系的远近，与杂交效果十分有关。前两种效果不好，是杂交材料亲缘关系太近。后一种好一些，则是杂交亲本、亲缘关系远一些的缘故。
“野生稻！野生稻！”
袁隆平的脑子里，连连跳出两个惊叹号！
于是，袁隆平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运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新设想。然而，要实现这个新构想，非同易事啊！这不仅是要找到野生稻，而且要找到野生稻中的雄性不育株！找到野生稻难，找到野生稻中的雄性不育株就难上加难了！
科学没有捷径。科学没有坦途。
他决心踏遍天涯，也要为他心目中的美丽的公主，找到如意郎君。
他把他的想法，很快地告诉了两位助手，并详细地向他们讲解了野生稻的发源地、特征、特性。
恰在这时，湖南省在常德召开了农业科学技术交流大会。会议的第一天，出席会议的领导，仔细观看了杂交水稻研究的展览，并认真听取了研究人员的汇报。第二天是召开大会。
代表们已经到齐了，领导同志也已经坐到了主席台，会议就要开始了。这时，出席会议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同志，却突然离开座位，从主席台上走下来。
大家愕然，一齐看着他。
只见华国锋同志径直走到袁隆平面前，说：“请你到上边去坐！”
“我……”
袁隆平不知所措地站了起来。昨天他们汇报杂交水稻的研究情况时，身材高大的省委书记华国锋同志也参加了。听完汇报后，华国锋同志说：“还是要依靠群众，把这个构想告诉大家，把这个研究放到群众中去搞。”这些话，袁隆平同志记在心里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短短的汇报，这位省委书记却把他这个普通的农技工作者记在心里了。
袁隆平终于走上了大会的主席台……
这是1970年6月。
这次会议以后，袁隆平又向海南进发了。
七十年代第一个秋天，悄悄地来了。
海南岛的田野里，水稻开始抽穗扬花。马上就要进行杂交处理了，可是这野生稻又在哪里呢？
这些天来，袁隆平翻山越岭，深入到黎家山寨访问老农，到荒凉的田野里四处寻觅。常常，由于精力过于集中，蚂蟥盯在他的腿肚子上，胀鼓鼓地吸饱了血掉了下来，他都全然不知。他走一路，殷红的血流一地……
他发动他的助手，发动各地来海南搞育种试验的技术人员，一齐上阵。接着，他们又到崖县（今三亚市）南红农场，走访农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调查野生稻的分布情况。
这一天，农场的田埂上，走着两个年轻人。那个墩墩实实的，是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另一位呢，是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两人边走边谈。
李必湖尽量把自己的话说得标准些，吐音准确一些，因为对方是海南人。
“是不是那种亚（野）哥（禾）？”
冯克珊说着海南话。
“什么亚哥？”
李必湖没有听明白。
这时候，他们只好借助我们的祖先发明的文字了。冯克珊掏出笔来，在纸上写出了“野禾”两个字。
“对对对！”
李必湖大喜。接着，他又将导师袁隆平利用“远缘野生稻与常规稻杂交”的构想，详细地向冯克珊说了一遍。小冯很佩服他们这种顽强地在科学王国探宝的精神，当下就说：“听讲，有一个地方可能有野禾，我们现在就去找找吧！”
他们上路了。冯克珊走前，李必湖随后。不大一会，他们来到了南红农场与三亚机场公路之间的一座铁路桥边。这里，有一片沼泽地，小地名叫林家田。一个水沟边的杂草间，果然长着一片野生稻。这时，野生稻正扬花抽穗，其特征明显，很容易与常规稻区别。它株型匍匐，茎杆细长，叶片狭窄，穗头短小，穗上长有长长的红芒。可曰野性十足。
李必湖一下喜呆了。
人们常说：异想天开。这是用来讥讽那些好高骛远，办事不切实际的人的。然而，在科学的王国，既要严于一丝不苟，又要敢于异想天开。首先要敢于“异想”，然后用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去探索，去实践，去寻找，去攻打，然后就会“天开”了。
李必湖、冯克珊鞋一脱，裤一卷，就跳下沼泽地里去了。
“小李，这沼泽地淤泥很深，蚂蟥、水蛇很多，你要小心啊！”
冯克珊关照着李必湖。
李必湖顾不了什么蚂蟥，什么水蛇，他俩匆匆地涉过一片没到大腿的污泥，来到了那片野禾旁边。这片野禾大约有零点三亩左右。他们像当年袁隆平寻找水稻雄性不育株一样，在这片野生稻中一株一株地观察。因这野生稻正在吐穗扬花，特征明显，加上李必湖对水稻雄性不育株已有很深的感性知识，只要这片野生稻中有雄性不育株，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
突然，这个墩实的汉子的眼睛倏地一亮，脸上一片欣喜。只见在离他一点五米的地方，有三个形状异常的稻穗，他走近细细地辨认，几乎要跳起来了！不错，是雄蕊败育的野生稻穗。
“找到了！找到了！”
他在心里狂叫起来。接着，他弯下身子，伸出双手，准备插进泥里，将这一株长着三个穗子的雄性败育的野生稻连泥带根挖出来，当他的手正要进入水面的时候，又像触了电似地缩了回来。
一条水蛇，正懒洋洋地盘伏在稻蔸边上。
他迟疑了一下，连忙退后一步，伸手抓起一把泥巴，朝水蛇打去。水蛇终于溜跑了。
李必湖把这株雄花败育的野生稻，种在基地试验田中广矮3784品种的旁边。然后，扯开嗓子向他的同伴们大喊：
“快来看，我找到雄性败育的野生稻啦！”
消息像风一样吹开去。同伴们兴奋地从四面八方向这片田边涌来，来看李必湖发现的雄花败育的野生稻。
这时，湖南来海南基地搞杂交水稻育种研究的人很多。不久前，湖南省根据省委领导同志关于杂交水稻研究要放到“群众中去搞”的指示，成立了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省农学院、许多农场都派技术人员参加。后来在这项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育出了优良品种的常德贺家山良种场的周坤炉，也是协作组成员，这时候也被场里派到海南来跟班学习。
尹华奇来了，周坤炉来了，省农科院派来协作攻关的罗老师也来了。外出办事的袁隆平也在这时候赶回来了。
他一边听着李必湖说发现这株雄花败育野生稻的经过，一边迫不及待地用放大镜观察这株正在扬花的野禾。他经过反复观察反复辨认，认为这确是千真万确的雄花败育的野生稻穗，不禁高兴地连呼三声：“高级！高级！高级！”并指定李必湖，以后把利研的重点放在雄花败育野生稻的研究上。
当即，袁隆平将这株雄花败育野生稻命名为：野败。
这是1970年11月23日。这一天，成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海南试验基地的盛大的节日！
这野禾栽到了试验田里。
李必湖的心拴到了这“野禾”上。
如果说，过去的那个“守株待兔”的成语，是用来讽刺懒汉的；那么，今天应该有一个“守株待花”的新成语，来颂扬一位勤劳的农技工作者。
这些日子，李必湖身不离试验田，眼不离杂交稻。阳光下，他坐在一把特制的水田工作凳上，等候着“野败”开花。
每当“野败”开一朵花，他便小心地用摄子夹着栽培稻的花朵与其杂交，进行人工授粉。然后，又掏出随身带着的小本，认真地做好记录。
一连三天，李必湖认真地在那三个雄花败育野生稻上，共杂交65朵花。
“朵花，不等于65粒谷子。因为野生稻的落粒性强。授粉后十来天，不到成熟就落了。李必湖不得不采取固定稻穗的办法，在稻田里打满支架。”
海南岛的田鼠十分猖獗。在稻谷扬花抽穗的季节，它们日潜夜出，把抽穗的禾苗咬断。附近田里，已有类似的情况，这引起了李必湖的警觉。他在田边搭了个铺，夜里来和这蔸禾苗作伴。
收获的季节终于来了。这65朵花，只结了12粒谷子，最后只收到5粒杂种。
又是春天了。
这五粒珍贵的种子，播下去了。
袁隆平和李必湖心里，恨不得这五粒种子一夜间变为五十粒，五百粒……为了加速繁殖，他们利用稻蔸、稻节的生长点，进行无性繁殖。那几穗野生稻的雄性不育株，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四十六蔸。
这时候的南红农场，真是无比的热闹。全国已有十三个省市十八单位的五十多名农业科技工作者，赶来参加试验。
这天，袁隆平正和各地的同行们在木麻黄树下乘凉，李必湖来喊他，说是有人找。
来人是一个瘦高个子。一见袁隆平，便自我介绍说：“我是广西的，姓李。早就想来向你们学习，今天才赶来。”
袁隆平紧紧握住他的手。他当然欢迎。他告诉老李：“现在这里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十八个单位的五十多位同志了。”
“那么，你们有多少试验田？”老李问。
“栽培稻的不育材料两亩，野生稻的不育材料四十六蔸。”
老李“哦”了一声，稍停一会，对袁隆平说：“本来我想来这里跟班学习，可是家里的试验又丢不开手……你能不能和我讲讲杂交稻试验的经验？”
“我们也还在摸索，没什么经验。”袁隆平憨厚地笑笑，然后与老李交谈开了。
第三天，老李要走了，袁隆平陪他到试验田里看看。当看到那四十六蔸野生稻不育株时，他的眼睛就不动了。袁隆平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说：“收了种子后，一定给你寄点来。”
老李依依不舍地走了。
两个多小时后，他又回来了。
“怎么？没走？”
“到了车站。”
“没有赶上车？”
“不，我想，我想……”老李终于鼓起勇气对袁隆平说：“袁老师，能不能让我带几根野生稻的不育材料走？”
袁隆平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留下的一蔸禾，劈成两半，连泥挖起，双手捧给老李：“这四十六蔸禾，分给五十多个人在做试验。我只留了一蔸。这一半，你带走吧！”
不久，袁隆平就接到了广西老李写来的信。信上这样写着：
袁隆平同志：
承您的割爱，把珍贵的半蔸禾苗给了我。在途中，我又遇到了一位浙江金华的同志，他也极希望搞这项有意义的试验。于是，我又把那半蔸禾苗分了一半给他。在我向您表示感谢的时候，同时也代表他向您表示谢意。
……
读到这封信，一股热潮涌上了袁隆平的心头。小小的半蔸禾苗，竟成了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连心纽带。他觉得自己的队伍一天一天地壮大了，自己的事业有希望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
1973年，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小组，全国许多农业科研工作者在袁隆平的关于“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配套的杂交稻的科学思路指导下，终于培育出了优秀的杂交稻。这年春天，湖南省农科院1.2亩试验田里，种下了袁隆平配制的种子，虽然只中耕、追肥各一次，收获时，亩产高达1010斤。负责这丘生产示范田的农工队长，用长沙话兴奋地说：“咯连冒费劲，就搞了一千多斤。咯号谷种真神了！”
这一年，一个大会在长沙召开，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表彰了全省各条战线十二名最优秀的人物。袁隆平标于榜首。
当袁隆平的事迹在报纸上发表，他的照片在报纸上登出，他的形象在电视里播放的时候，有一个人为他的成功而由衷地高兴，真诚地祝贺。那是那位女教师。
收到这位女教师的信的时候，袁隆平正好到一座宾馆开会。他挤出时间，过了那条浩**的江，登上了那座“枫叶红如二月花”的秀丽的山。
女教师早已在这里了。
不觉间，分别多少年了。两人都步入了人生的秋季，已是知天命之年了。岁月，无情地在他的头上、身上留下了印记。人，如果能倒过来话，从五十岁往前活，那又该多好啊！这样，也许就会变得更聪明！
她向他表示祝贺，希望他更上一层楼。他由衷地表示谢意，并祝愿她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她含着泪，连连点头。
一阵山风过来，刮落几片火红的枫叶。山之秋色，是多么深沉，多么富有，又是多么壮美啊！
八
奋斗者的人生，当然是充实的。然而，在他们的人生路途上，常常喜悦是短暂的，苦恼竟是长久的。
这是前进道路上的苦恼，这是迈出新步伐前的苦恼，这是攻下一个新难关前的苦恼……
这几年来，这种“三系配套”的杂交稻，经过不断地进行优势组合，诞生了一批效益明显的好品种，增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了，每亩杂交稻，要比常规稻增产百分之二十左右。种子推广到大田生产后，农民群众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实惠，种植杂交稻的积极性一年一年高涨。加上我国各级领导的重视，杂交水稻在全国迅速推广开来，把发达的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到了后面。1976至1993年，全国累计推广杂交稻面积达24.3亿亩，共增产稻谷2400亿公斤。就近一两年来看，每年杂交稻增产的粮食，解决了两亿人吃饭的问题。这是一种何等令人吃惊的效益啊！
袁隆平心里是多么高兴啊！
没有。时刻把农民放在心里的袁隆平，在增产中看到了“三系法”的不足，在喜悦中产生了新的苦恼。这种三系法，由于要“三系”配套，一批种子的获得，要好几次手脚，前后要两年时间。由于生产程序繁杂，杂交种子的成本就高了。能不能再简化一点呢？那样，制种的成本就降低了，农民兄弟的负担就减轻了。袁隆平无时无刻不在苦思苦想着。
有心人的目光是异常敏锐的。科学家的眼睛每时每刻都瞪得大大的。
有一天，袁隆平浏览报刊时，突然，他的目光在一行字上停住了：湖北发现光敏感核不育水稻。他的心突然动了。他知道，所谓光敏感核不育，就是这水稻“育”与“不育”受到光照的作用。同一个稻穗，光照时间长它不“育”，有雄性不育株的作用；而光照时间短，它却又恢复了“育”的功能，这时就能起到保持系的作用。他的心里翻滚起来，如果采用这种稻子来做杂交材料，不是可以减少一个程序吗？
科学家的头脑里，又现出了一条清晰的路。培育出“三系法”、“两系法”，进而实现“一系法”。就像数学王国里哥德巴赫猜想中的从1+2到1+1一样。
这时，袁隆平关于杂交水稻研究的科学思路，更加宽阔了，更加完善了。
一条科学思想的开辟，就能引出一片新的天地，就能闯进一个新的领域。这就是科学家不朽的贡献！
当发现“野败”，实现杂交稻的“三系配套”后，有人曾经不以为然地说：“那是李必湖碰上了狗屎运，找到了一株雄花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立即站出来，驳斥这种观点，充分肯定李必湖发现“野败”的功绩。
“有人讲李必湖发现‘野败’是靠运气。这里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必然性往往寓于偶然性之中。一、李必湖是有心人，是专门来找野生稻的；二、他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当时全国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时间比较长的，只有李必湖、尹华奇和我。所以宝贵的材料，只有触到我们手里，就能一眼识破。别人即使身在宝山，也不见得一定识宝。这就是李必湖发现‘野败’的必然性。”
不久，日本学者报导了水稻广亲和基因研究结果。袁隆平获奖后，脑子里连连进溅出火花。所谓广亲和，就是很容易和其他品种结合。如果用光敏感核不育基因和广亲和基因结合起来，不是既可以实现籼粳亚种间有利基因的重组，从而通过水稻亚种间杂交优势的利用进一步提高杂交稻的单产，又减少了制种的程序，降低了种子的成本？
1986年4月，袁隆平应邀参加在意大利的米兰附近召开的“无融合生殖”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袁隆平在会上介绍了我国的研究动态，同时也获得了世界各地的信息。同年，他在《作物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利用无融合生殖改良作物的潜力》的重要论文。这次会议，对于他的杂交水稻研究新思路的孕育、成熟，发生了重要影响。接着，他写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思想》的重要论文（《杂交水稻》1987年第1期），在这篇论文里，他高瞻远瞩地、大胆地、科学地把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互相衔接的三个战略性发展阶段，即以三系法为主的品种间杂交优势的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间杂交优势的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
1987年，他的这一科学思路，通过了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的论证，国家正式批准把水稻两系法亚种间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列为生物领域第一专题主项。从此，全国许多单位开始了两系法亚种间杂交水稻的研究。袁隆平领导的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了两系法亚种间研究室。
新的登攀又开始了。
科学犹如登山，越往上走，越艰难。
人们只看到科学家头上的光环，科学家成功的荣誉。人们哪里知道，在这“光环”的后面，在这“荣誉”的后面，科学家付出的血和汗！
有一次，袁隆平带领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十几位科研人员，冒着酷暑赴长沙县春华山乡考察早稻，次日回到单位。半夜十二点，他正要上床休息，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他的手里。这是国家计委、科委两位负责同志发来的，要他火速赶到武汉商量要事。可是，后天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要召开亚种间杂交课题碰头会，自己是这个会议的主持人，不能缺席。而这中间的时间仅有一天一夜。怎么办？他想了想，立即决定：夜奔武汉。
“都十二点钟了，这么急？能不能明天走？”妻子担心他的身体。这几天他胃又不好。
“不行！”
他立即出门了。此时已是凌晨二点。外面风雨交加。载着袁隆平的那辆上海小车，亮出两束光柱，飞速向武汉驰去……
次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小车跑完了400多公里路程，到达武汉。袁隆平立即去见两位负责同志。两位负责同志没想到他来得如此神速。知道原委后，深受感动。
事情办妥后，已是晚上11点50分钟了。
由于通宵未眠，过度疲劳，袁隆平的胃痛得更厉害了，每顿他没吃什么菜，只吃两个小笼包。两位负责同志硬要他住下来，可是他想到第二天的会，又偷偷地朝他的小车前走去了。
深夜12点，他们又从武汉出发了。
小车司机戴松平，一直不说话。袁隆平觉得连夜让他开车，他太累，便有点过意不去地对他说：“小戴，苦了你了。实在没有办法，明天我要主持会……”
戴松平的眼睛湿润了：“袁老师，我晚上没睡，可我白天睡了。而你，白天没睡，晚上也没睡啦！你，你这是在拼命呀！”
凌晨7点，袁隆平回到了长沙。匆匆吃了点饭，就往会议室走去了。
1987年7月12日。
袁隆平从北京乘61次特快，赶往安江农校，考查该校杂交水稻研究室技术员邓华凤的光敏不育系的研究情况，以便确定是否召开专家、学者鉴定会议。这时，他离开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十多天了，心里一直惦记着“中心”的工作，却又不能在长沙下车，回“中心”去看看。于是给“中心”发了电报，请单位的领导到长沙车站站台上见见面。“中心”副主任冯玉秋和毛昌祥，按时来到了长沙车站。
站台上人来人往，一片喧嚣。
老冯和老毛简要地向他谈了“中心”的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袁隆平一一谈了自己的意见。
“叮叮叮……”
开车铃声响了。列车员提醒袁隆平上车。他一边往车上走，一边把没有说完的话说完……
像这样的生活场景，在袁隆平的生活里是常常可见的。这里，不妨录下一封袁隆平给他妻子的信。从这封普普通通的家信里，读者们也许能掂出袁隆平生命中每一个日子的份量：
哲妻如面：
上月24日离家，今天是3月9日。屈指一数，离开你们才13天，却觉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似的。这说明我对亲人切切思念的心情。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恐怕就是对你双腿有时感到乏力的担心。唐医生所开之药的效果怎样？如果仍无好转迹象的话，应及早去怀化诊断，并速信告我，以便来长沙医治。
寒假期间，我自由自在，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但也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遗憾和内疚。即对五二、五三（他的二子、三子）的学习抓得不紧。父不严加上母又太慈，致使孩子学习不好，是我之过也。前几天在北京新华书店见到《文科综合辅导与训练》一书，特给五二购一本，希望他认真地看看，同时你也要督促他做书本的习题。
自离家以后，工作一直很忙，且到处开会。2月27日赴杭州，开了两天会，随即到北京，在中国农科院讨论“七·五”重点科研攻关计划。昨天（8日）早晨离京，今晨抵长。本拟11日去海南的，可又接省政协紧急通知，要我12日到北京开政协常委会，为期5天。由于我多次请假未参加政协会议，这次不好再托故请假了。我计划19日返长，停两三天，然后去海南。3月25日开始的全国人大会就不参加了。4月初再回长沙，4月15日要去北京，18日乘机经西德的德兰克福赴意大利米兰，4月21至25日赴米兰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开会，26日启程回国。估计5月初才能返湘，然后抽空回家一趟。如时间允许，我们一道去重庆接奶奶。
以上是我近期的日程安排。让你知道，以免惦念。到北京后，再告诉你我的住址，以便有急事好及时联系。匆此。
顺祝
近好！
隆平1986.3.9
夜于长沙
“两系法”的研究，在袁隆平科学思路的引导下，很快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凤，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核不育水稻，经历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百分之百，不育期在安江稳定在50天以上，并且育性转换明显和同步。经湖南省科委1988年组织的鉴定，正式命名为“安农S-1光敏不育系”。
又经过两年的试验观察，效果都不错。这时，有人建议尽快向广大农村推广，以期获得更佳的经济效益，也使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的威名再震一下。
每当这时候，袁隆平总是沉思不语。
“老师，你……”
助手们对袁隆平的沉默颇为不解。
“再看一年吧！”
“还看？”
“牢靠点好！匆匆忙忙推广出去，一旦出一点问题，农民的损失可大啦！我们可要对农民兄弟负责呵！”
这一年，入夏以后出现了多年不遇的、较长时间的低温，试验田的光敏核不育稻，出现波动了。助手们很不安，很着急。袁隆平却与众不同，好像幸灾乐祸似地说：
“好哇！波动得好！”
“还好？”
有人不解。
“我总是不放心。如今，它终于冒出来了。这个问题早出来，就逼着我们早点去解决。如果匆匆忙忙推广出去了，可坑害了农民兄弟。这种材料的育性转换，就是说从不育到育，是受光照和温度影响的。夏季低温的日子多，光照度不够，它的育性转换就波动了。我们一定要摸出它的规律来，突破这一关！”
这两年的试验中，袁隆平就科学地预见到这一点了。于是他总是不同意马上推广出去。由于他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就多方面进行认真的观察分析，动开了脑筋。他把导致水稻雄性不育的起点温度，做为攻下这一关的关键技术指标，并根据湖南历年的气象资料，提出了以二十四度为选育光敏不育系的起点温度标准。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近两年来，全国五个不同生态点经得起考验的四个两用核雄性不育系，都是由袁隆平领导的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选育出来的。
这一关又攻下来了。
为了更牢靠起见，袁隆平先将它进行小面积推广。今年八月上旬，云南一个推广点给“中心”发来一个电报，他们用这种杂交稻种子播种的几亩田，每亩单产达2150斤，请他们赶快派人前往验收……
接到电报，这位六十四岁的、为杂交稻研究奋斗了整整三十年的老科学家的眼睛湿润了。他在心里说：老向啊，你希望亩产1000斤、2000斤，早不是发梦呓了。如今，“两系法”搞成了，“一系法”的研究又开始了，并已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杂交水稻，将向亩产“三纲”（纲要指标为800斤，三纲即2400斤）三千斤进军了！
袁隆平的形象，就像他培育出的、遍及我国南南北北的杂交水稻一样，进入了我国亿万农民的心头……
麓山上的枫叶红了，三湘大地的田野一片金黄，一个富有的秋天来了。
一辆小车驶进了一个校园。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领着一位虽然年过六旬，却依然步履稳健，思维敏捷的知识女性朝车边走来。这位中年人叫谢长江，是袁隆平的一个学生，现在一个山区县出任县委副书记。他怀着对老师一片崇敬之情，受《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编委会之托，正在写作《袁隆平传》。为了把这本传记写好，他认为不能不来访问她。应该为他们的那一段珍贵的感情记下一笔。那段纯朴的感情，伴随他们几十年的生命旅程，是他们人生的一份难得的财富。
这时，女教师退休了。儿孙满堂，老伴与她相敬如宾。她是幸福的。当然，人生也是有遗憾的。人世间千千万万的人，在漫漫人生中，谁无憾事呢？
当老谢约她上车，到外面去谈谈她眼中的袁隆平时，她犹豫了。这个影子，在她的心里，虽然几十年来抹不掉，如今，人家出名了，成了全世界瞩目的人物，她不想去沾什么光。如果他还是过去的他，还是一个穷教师，或者说成了一个穷叫化，她会去找他，她会去关心他。就像当年那场文化大扫**一样，她会四处去探听他的消息，关心着他的安危。“真的，一定会的！”她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
在老谢的一再动员下，她才走出来，朝这辆小车边走来。
打开车门，她正要迈进腿去，腿却突然在空中僵住了。
袁隆平端端正正地坐在车厢里。
天啦，一个又隔了多年的、自始至终让人朝思暮念、而又决意回避的、令人爱又令人恨的人，正用痴痴的笑脸迎接着她。这时候，他和她，都是花甲之年了，都步入了生命的晚秋了，此时此刻见面，仍然那样心潮起伏！
“看看，你看看！”袁隆平递给她一张纸。纸上，是去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女教师生日那天，他写给她的一首诗，一首用英文写的诗。当她看着这首诗，目光落在第三句、第四句上，长久长久地没有移开：
“Though changed greatly things the same heart remains.that's my dearest treasure even the world awards can't compare.”
（译：虽事有所变，但我心依旧。这就是我代价最珍贵的，甚至是世界上所有一切无与伦比的。）
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世界，供给你以温暖，那是物资的世界；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一个世界，充实你的精神，那是精神的世界……袁隆平不仅用他的全力，为人类创造着越来越富有的物资世界，而且，他同时有着一个非常丰富的感情世界，非常纯洁的精神世界！
他们是高尚的，幸福的！
菲律宾。
洛斯巴洛斯镇。
国际水稻研究中心，就座落在这里。
一个国际水稻科研会议，正在这里进行。参加会议的有二十多个国家，二百多名科学家。袁隆平，随同中国水稻育种专家小组三名其他科学家一道，到达了这里。
会议就要开始了。
袁隆平是被应邀到大会宣读论文的科学家之一。到国际讲坛上来谈他的杂交水稻研究，心里难免有点激动。他一方面认真听取各国科学家的英语发言，一方面认真思考着自己的发言。会议规定，每组由两名专家发言，一个宣读论文，一个负责即席答辩，全部采用英语。中国专家组决定：由国际水稻研究所理事、研究员林世成宣读论文，袁隆平负责即席答辩。
会上，林世成研究员将题为《中国的杂交水稻育种》的论文宣读完后，马上有专家提问：
“中国的杂交稻制种的产量高，是采取什么措施提高异交率的？”
袁隆平立即用流利的英语答道：
“第一，割叶，扫除传播花粉的障碍，使母本雌蕊的柱头有更多的机遇接受父本的花粉；第二，采取赶花粉的办法，及时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他的准确、明了、简洁的回答，使各国专家们折服。
三年后的1982年，在菲律宾国际水稻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一块巨大的白色幕布上，用幻灯机清晰地映出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字幕和他带着微笑的头像。
会场上**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科学家们，一起站立起来了，热烈地鼓着掌：
“哗哗哗……”
掌声震动着整个会场。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英名，从此播全世界。近十年来，他先后四次获得国际性的大奖。世界许多著名水稻研究中心，纷纷邀请他前往讲学。最近，应美国有关部门的邀请，再度赴美讲学，并商谈有关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专利转让事宜。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等多次接见他，并与之亲切交谈，鼓励他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国务院，曾授予他特等发明奖。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功勋科学家”的光荣称号！
袁隆平，你当之无愧！
列车在地飞驰着……
软席卧车厢里，袁隆平和对面的那位搞煤的中年人，看来已经很熟了，在亲切地交谈着。突然，他无心与中年人谈话，将目光投向窗外。
他心里又涌出了一支歌，一支他唱了三十多年的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列车，在他心中的歌声中前进。生命，在他心中的歌声中延伸。他又出发了，又向生命的新的一程跋涉了。他的形象，将在自己不断的跋涉中，将在自己不断的登攀中完成……
1994.8.22～26
于湖南零陵卷烟厂红豆宾馆
（作者附言：在本文采写过程中，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第一副主任谢长江先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湖南零陵卷烟厂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特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