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正宫娘娘（2）
九 我二姨，我爸
公元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日战争打响之前，我爸的振华厂进入了辉煌巅峰时期。全福路西向的半条街都姓了宣，北头接上近“西园”的文家大院，南头几乎连接了近石路口的鸭蛋桥，一踏上全福路的弹格路便可听见振华厂内的机器轰鸣。机器轰鸣并不是因为弹毛机的老化，那架旧机器早就转让给几十里外唯亭镇上的一家小作坊了。那作坊用这架震天动地的机器为我爸的振华厂作羊毛原料的第一道加工：弹松了弹净了的可以纺线用的精细羊毛运到振华，筛选后落到了地上的羊毛灰则是上好的肥料，就地卖给附近的农户。振华厂则另添了两台弹毛机，三十多辆纺线机，十部织毯机，清一色由电启动由人操作的机械化设备。除了因染色技术我爸总觉得没把握所以仍由城里一家大染坊承包之外，当年我二姨所设想的生产流水一条龙已基本形成了。
一条龙的形成，至少一半功劳该归我二姨。我二姨她爸先小中风后大中风瘫痪到了**。按当时的人情世故久病无孝子树倒猢狲散文家的势头该是一落千丈了。但文二小姐挺身而出撑住了门面硬是使文家虎威不倒了许多年。她并不为了继承点遗产而盼着她爸早点死，她反而很尽孝心地专门从城里雇了个看护来照看她爸，同时指定忠心耿耿的沈姓老妈子专门服侍文老头子的翻身擦背转身换姿势，使文老头子瘫了许多年也不生褥疮。没有褥疮，这种瘫子的命可以吊很久，我二姨明白。我二姨不想让她爸快死。她爸一旦死了，一个大姐两个弟弟就要来瓜分文家大院。一只瓜再大，分成了几瓣还能有多少？我二姨的念佛的娘早几年就升了西天佛国了，我二姨知道老头子这棵树不能倒。把老头子的命保住之后，我二姨仗着就近方便人头相熟手脚麻利经验丰富而接管了文家一应事务，不久把一个喜欢读书的弟弟送到上海去读大学，再把另一个弟弟安到振华厂做账房，家里马上就是她一个人说了算。我二姨因对她爸之仁至义尽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孝女，实质上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吞并了名分上依然属于文老头子的财产。她毅然关闭了那家杂货铺，并且将她爸的多年积蓄源源不断地投人了宣家的事业。本来那总是半死不活脱不了手工作坊穷酸气的振华，不多久就先翻建后扩展了厂房继而又更新了设备增加了工人，愈来愈像模像样了。
我二姨什么都要强，就是肚皮不大争气，十五桌酒席上喊了多少“枣参”、“枣子”都没用。按我爸的说法，她太爱吃陆稿荐的乳腐酥肉了，所以像那种蛋包让油包住了下不出蛋了的母鸡一样光只长了自身的膘。我爸的话似乎有点科学道理，因为那一年我二姨患了痢疾一天拉一二十次，死去活来地好不容易挣扎过来掉了二十几斤肉，而第二个月她就怀上了我的二姐。二姐是公元一九三六年年头上出生的，当年年末我二姨居然又生下了我三姐。到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人从上海往北杀来炸弹几乎炸平了阊门内外时，她却又生下了我四姐。炮火连天之中，砖木结构而又堆满了羊毛成品半成品的振华厂被烧成了一片灰烬。亏得我二姨拖着个还没出月子的身子镇定指挥，在大火还没烧起时就扒掉了连接着文家大院的三间厂房，在厂房区与住宅区之间形成了一大段间隔距离，才算是保住了全家的栖身之处。只是我二姨他爸当年的“文爷”受这场战火的惊吓迸发了脑溢血，还不等墙倒屋塌的振华厂烟焰散尽就断了气。
我爸差一点到沪宁线上去卧轨。他在余烟袅袅的振华门口从北走到南，从南走到北，总觉得耳边还响着机器的轰鸣声，而且隐隐约约地好像还看见一车车的羊毛运进去，一捆捆的毛线一卷卷的地毯在运出来，而其实那只是厂里工人们在自发地清理瓦砾，想尽量找出些以后可用以开工的设备物件来。我爸被我二姨拽回文家大院时反反复复地嘀咕着：“我应该迁的，应该迁的……”让我二姨听了好不受用。这是因为，淞沪战事尚在酝酿时，上海地方的羊毛业同行就组织了一个“迁厂委员会”，据说南京的中央政府也是批准了的，动员行业内大小厂家尽快迁移，方向是武汉、重庆、或者昆明。我爸曾热烈响应过。这不光是因为我爸毕竟读过高小，明了不当亡国奴不以国产为敌产的道理，当然也还是为了保住自己这苦心经营了许多年刚刚发达起来的产业。可是我二姨却坚决拖住了他的后腿。我二姨说侬看看我肚皮罢，我能走到哪里去？侬看看那刚刚会跑的宝宝和刚刚会走的贝贝罢，侬把她们怎么办？我爸说真要走还能走不了？人家不是都已经迁走了吗？实在不行我先迁了厂，在武汉安顿好了再来接你们好不好？我二姨瞪起了眼便作河东狮吼，侬想走侬一个人走去休想迁这个厂！这个厂并不完全姓宣还有一大半姓文呢！武汉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是火炉热得要死呢！我就是要死也死在这姑苏城里！争争吵吵地拖过了迁厂的大好时机，不久我二姨便坐了月子生下她的第三个千金。到那时上海方面已经是打得炸得血流成河，苏州河上都有尸体漂过来了，我爸便是想走也走不了了。
我二姨心知自己一个妇道人家终究还是头发长见识短，在生死存亡关头拉着丈夫错走了一步棋。她又悔又怕，寸步不离我爸，怕他真的寻了短见。某一日乘我爸望着三个统统都带鹰钩鼻的娇小女儿脸露笑意，就很是时机地向我爸交了底：
“我跟侬讲，我这几年藏了不少私房钱。再开一个振华厂我不敢说，可是只要侬肯马虎点，等时局太平点了索性卖掉一半地基开个小一点的厂家，纺线生活仍旧像前几年一样放出去做，我这点钱还是够用的……”
说着说着她便开箱倒柜，翻出一个装满了黄黄白白金银首饰的小小梳妆盒来给我爸看。那里面有一枚不小的钻戒，是当年她用全福路上百多户人家参加她婚宴之贺礼买下的。我爸尽管知道这么点女人的家当绝对化不成战前偌大的振华，但毕竟还是得了鼓舞，受了抚慰，寻死的念头总算散灭了。
十 我爷爷，我大娘
在安徽老家的我爷爷、我大娘、我大姐大哥，在那一年里差一点尽数葬身火海。
我不知道那侵华日本的首脑特别是皖北地区的作战头目是否知道乾隆皇帝关于“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的御批。我估计他们读过。要不然他们不会在占领了我老家那片地方之后，对放火和杀人特别地兴趣盎然。山水恶穷，无可抢掠，于是便动了放一把火烧个干净的念头；妇民泼刁，实指不易驯服，那么留着不如杀掉省心省事。我曾很细致地通读过我老家的县志，做了不少卡片，据我所知，抗战爆发的头两年里，我老家所在县内，被日军残杀的人竟有九千之众，而当时全县人口总数也仅只三万！至于被焚毁的民房，更是不计其数了。
日军冲进宣家村时，我爷爷和我大娘已经一人背一个我大姐一人抱一个我大哥望风而逃了。官兵都是不战自退，乡民百姓何必以身殉国？宣家村人逃得一个不剩。日军一把火把整个村庄烧个精光。熊熊大火燃起时，日军还不马上撤走，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许久火景，一直见到火苗从村里蔓延到了村外，从平地蔓延到了山坡，眼看着那一片片刚刚黄熟了尚未开镰收割的麦田，连带了青草夹带了大树小树红起来焦黑下去，一队兵士方才尽兴地班师回朝。
很不幸地宣家村大部分村民都正藏身在远远近近的麦田里和小树林里。这一年的麦子长势特别好，秆儿高穗儿粗行行崭崭齐排得密密麻麻。我的乡亲们一个个像蚯蚓般把身子贴在地皮上麦秆之间恨不能也钻进土中。火燃起来了。许多人就这么活活烧死了。有几个人熬不住那烧烤跳起身想冲出火海，让几个正观赏火景的鬼子兵作了练瞄准的枪靶子。趴在地下的人不得不强忍着直到被烧死或者也跳起来被打死。鬼子队伍开拔之后，保住了命的乡亲已不足半数。
我爷爷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充分显现了男子汉的英勇气概和宣氏家族的高智商。他眼看火苗蹿向一家四口隐身的麦田，当即想起了不远处的一个小小水塘。水塘里的水虽然早已晒干，但毕竟光秃秃空****的内无可燃之物。我爷爷当机立断，令我大娘一手抱我大哥，一手拖我大姐，尽量佝偻身子，向那水塘转移，而他自己，则脱下了身上的布褂子，很故意地挺立起身子而且还挥舞那布衫，从另一个方向略绕点弯子但也是向水塘迂回扑去。他的布褂子吸引了枪弹。他个子不高那子弹嗖嗖地贴着他头顶飞过去了好几颗。估摸着那边母子三个已到达目的地了，他才假装被子弹击中了毫不犹豫地向已经着了火的麦地扑倒下去。那边的射击也便停止了，枪声一停他就连滚带跑地跃人了那干巴水塘。他跌在我大娘身上，发现有一颗紧跟着追过来的枪弹打中了他的腿肚子。他从此成了瘸子。
我至今不明白我爷爷他老人家是怎么与我大娘相伴着，熬过那长长的八年抗战期的。宣家村烧成一片灰烬，绝大部分乡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有许多就此客死异地绝了门户。而我爷爷，从那水塘爬上来后重又率领一家老小杀回只剩断墙残垣的老家，扎根那老窝一天不离。在这度日如年的日子里，我爸没有接济过他们一文大钱！
中部
十一 我爸，我二姨
日本人的炸弹把振华厂烧得一干二净。我爸堂堂一个振华宣老板在刹那间就成了寄人篱下的文家倒插门女婿。几天里他就学会了抽烟喝酒，而烟钱酒钱都要向我二姨去伸手要，因为他已一文不名。他变得沉默寡言，人一天天瘦下去，轮廓分明的脸上原来漆黑的眼睛显得灰白而黯淡，那鹰钩鼻子的尖钩简直可以挂上物件。某一日他无所事事地沿着全福路走，从北到南过了鸭蛋桥，在桥头遇上了一个日本兵。按当时的规定他应该欠身让路甚至弯腰鞠躬，我爸他却视而不见直直地冲撞过去。那鬼子兵踉跄了一下“嗖”地拔出了腰刀。幸而路旁有个全福路上的老邻居，一见这架势慌忙凑上去点头哈腰满面赔笑，指着直立着的我爸一迭声地解释：
“傻了傻了的，太君的明白？小小的疯了的，疯了的……”
那时节不能讲“病了病了”的。苏州城里正因战乱时死人太多而流行各种疫病，日本人统称之为“瘟疫”，见到传染病人是要斩草除根的。那邻居很精明。
我二姨暗暗担心我爸真会疯。她除了用她的私房钱宽慰我爸之外，还千方百计地把我爸圈在家里，因为她发现我爸只有在我二姐三姐绕住了他，我四姐咯咯笑着对他傻乐时，那发呆的眼神才会变清了变亮了变柔和了，而且那嘴边还会露出笑意。我二姨不大肯放我爸出门的更重要原因是她知道我爸一踏上那全福路，就会在当年振华厂的厂址上来回地走，就像那关在狮子林的动物笼子里的狼似的，有时候则会坐在某一块烧焦了的厂房水泥柱上发呆，天黑了也不知道回来。我二姨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地尽量把我爸管住在家里以防他真的神经大发。我爸于是非但没了工厂没了资产而且还没了自由。泥菩萨自身难保，他哪里还顾得上北边乡下的妻儿老小——更何况他自从我大哥降生之后便已以蒙辱后的报复之心埋葬了他对太上皇和正宫娘娘的责任心。
我爸恢复自由，是在我二姨的大姐夫到文家大院来做客之后。要说起来，这位大姐夫的自由，也还是仗了我爸当年跑了一趟上海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才恢复的。他还在当记者。他那张报纸在上海的租界地段，还没“沦陷”，上面还能登登反日的文章。他到苏州，是来收集关于日军进攻苏、锡一带时中方实业界蒙受多少损失的资料的。进文家大院坐了不久，他就借故把我二姨拉到了一间偏屋，毫不客气地教训起这个自作聪明的小姨子来：
“你是不是打算活活地把你老公关出神经病来？你以为你的文家大院是日本人的战俘营或者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牢监呀……”
我二姨大叫冤枉：“我供伊吃供伊穿一样也不亏待伊呀！我已经托人到伊的老家去把伊的大女儿接出来了！我自己三个女儿都养不过来还好心好意看在伊面子上再去接那个乡下小娘出来，我有啥对不起伊呀？”
上海的大记者嗤之以鼻：“二阿姨你就别在我这里五搅八搅了！你接啥人出来我才不管你动什么心思呢！你这个人正像你阿姐讲的：小事体上可以聪明透顶，一样样做得溜光水滑，大事体上恐怕就要眼光短心思窄弄出大纰漏来！你要搞搞清爽，你们家这位宣志高不是你关在笼子里养大的鸡鸭狗猫，人家是十四岁就离了爷娘一心要闯**江湖做些事业的宣老板！你要存心做个好老婆贤内助，快快把你手头几个活泛钱放给他，让他为他的振华厂怎样起死回生重整旗鼓动动脑筋动动手脚！我不是吓你，你要再这么把他关下去，用不了一年半载，或者可以送疯人院，或者就可以送西山殡仪馆了！”
扔下我二姨在偏屋里发呆，这位毕竟长年在十里洋场混饭吃的上海记者又去开导我爸：
“从头开始，兄弟！房基不是还是你的吗？卖掉点，先搞个小作坊嘛！原料来源统统被封死了？你也真是死脑筋，怎不朝上海租界地段走走？不要看看是块孤岛，比战前还要繁荣呢！有没有羊毛我不太清楚，反正从大马路到六马路一大片地方多少个酒肆茶楼，买进卖出多样货色的掮客，比苍蝇还多！你就不要死守着以往进货出货一人一手抓到底的老一套了，去跑跑，去开开眼界……”
几句点拨便在我爸面前启开了一道门缝，心中一片废墟上死灰重又复燃。我二姨也很明智地接受了她大姐夫的忠告，没过几天便中止对我爸的软禁，吩咐自己的当过振华账房的二弟去买了往上海的火车票，让我爸登上了征程。
时在一九四〇年春。
十二 我爸，我妈
我爸和我妈相遇相识的故事，说起来既很浪漫惊险又很落俗套。
我爸并非第一次跑上海。两年多前他为了振华厂产品销路问题曾多次来回于苏沪之间。但振华厂即使在巅峰期也敌不过大厂，因为设备资金和技术力量有限，生产的毛毯都属中下档次，而上海这个地方，有一种畸形的消费现象，愈是高档的价贵的外形豪华却未必实用的东西，愈卖得动；愈是一般化平民化经济实惠的货色愈容易积压滞销，所以振华产品总是打不进上海市场。我爸跑了几次终于灰了心，转而往内地中小城市谋出路，而且对上海这片富有冒险性的土地多少产生了一点畏惧之心。如今是除此“孤岛”别无他路可走了，才抖擞了精神再来一试，逼上梁山而已。
我爸此行不同过去，不是为了销货，而是为了找原料，所以不再走商店商场批发部的熟门熟路，而是依了他大姐夫的指点，专找那些集中了买空卖空的掮客的茶楼酒肆。凭着他的经验和精明，他终于把行情摸清了：原来上海这个不产羊毛的“不毛之地”，竟是全国最大的羊毛交易场所！只要拥有资金实力，别说是国内新疆青海的优质羊毛，便是国外西班牙的美利奴毛，澳大利亚的澳毛，也都可以应有尽有。上海几家令我爸望尘莫及的大毛纺厂，都是足不出户靠着本市交易直接从港口从车站甚至从机场提取原料的，哪像他这个振华厂，还得由他宣老板赤膊上阵千里迢迢地南来北往，到羊毛产地去一担担一包包地看了货，定了价，收购了，托运了，一直到卸车时还得搭上一手扛上一包地才算了事！
我爸真是大开了眼界。他虽然对那些嗡嗡营营地聚于茶楼上一手进一手出只靠一张嘴皮就可以买空卖空赚一大笔佣金的掮客很不习惯，很厌恨，一时里也下不了决心谈成哪笔交易，付出在他算来实在昂贵的“转手费”，但他心中有了底。他可真没料到在一场大战之后在这么多中国人都做了亡国奴的华东大城市中央，居然还有这么一块福地。信心和希望重新回到了他身上。
他在大马路上的“一乐天”和四马路上的“青莲阁”里流连忘返。他精确地掌握了这两大茶楼的掮客活动的日程表。他知道在“一乐天”，上午十时至十二时是羊毛掮客最活跃的时间，不到这段时间的上午属于五金业，过了这段时间便涌来了大批搞丝绸棉纺业的了。他赶了“一乐天”的场子后，可于天蟾舞台一侧的“德清池”浴室泡一泡，叫一屉小笼包子，躺一个午觉，然后奔赴四马路会宾楼旁边的“青莲阁”去，那里的羊毛掮客们必在两点钟后聚齐。一只角子一杯茶，我爸尽兴地坐二三个钟头，满耳朵灌满了这羊毛那羊毛这个价那个价的行情，那被战争焚毁十年心血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几天里便得到了平复。
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热情。刚到上海时，他马马虎虎地穿了他老丈人的一件长衫，底下是一条皱巴巴的西装裤，不伦不类的。脚踏上上海土地后，接二连三地遭到莫名其妙的白眼和叱责，立即体会到了大上海以衣取人只认衣帽不认人的势利，第二天就去我二姨她大姐家借了大姐夫一套虽不新但还穿得出去的西装，作为外出活动的行头。大姐夫也是高个子大块头，那身西装是深藏青色带隐条的，一上了我爸的身赛似为我爸定做的。二姨她大姐虽然不过是个家庭妇女倒也比我二姨大方些，当即拍一拍手就说送你了妹夫，还是你合身！同时又立逼我爸脱下布底鞋换上了大姐夫的一双汽车胎底牛皮鞋。我爸西装革履地在十里洋场的中心地段跑了几天，竟很快就得了熏陶：某一天中午在“德清池”里顺带着把乱七八糟的头发也理了吹了风梳成当时上海滩很流行的三七开，并且很快养成了天天早上用双箭牌刀片刮清脸皮的习惯。
摸清了上海租界地面羊毛业行情后，我爸决定返回苏州。他估算着这两天里安徽老家的我大姐应该让便人捎出来了。这是他那颗对老家几乎完全冷了硬了的心中唯一残留的软而热的地方。虽然只与这小丫头相处过一个半天一个晚上，但她那圆溜溜的黑眼睛和嵌在圆脸正中那枚有趣的小鹰钩鼻子，深深地烙进了我爸的心里。我爸心里很明白，这千真万确是自己的种，是正宗的正宫娘娘的长公主。我爸而且就凭这么一次印象，就在心里肯定了这个闺女比那老二老三老四都俊都聪明。我爸怕我那胸襟狭窄嘴尖心狠的二姨亏待了这闺女。我爸急急买了第二天清早开往苏州的头班车。
明天一早要走了。明天出了苏州车站大门就要向头戴钢盔的鬼子行鞠躬礼了。踏进文家大院就要准备着向我二姨报账了。我二姨心算，我二姨的兄弟拨算盘，财务账实际上同时也是行动账。我爸心里感到一阵阵发闷。他从“青莲阁”走出后还不想回江西路沙市口的栈房，拐了个弯径直向天蟾舞台走去。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草台班子在演出淮剧《汉宫怨》，我爸前几天就看见几人高的大广告了，只是因为忙而没心思坐进去。今晚他下决心破费。
那如泣如诉的《汉宫怨》让我爸听得如痴如醉。唱腔念白都带他的乡味乡情，令他几次酸了鼻子热了眼眶。我爸不无感慨地暗忖，自己骨子里依然还是淮北地方的宣家村人哪！
散了场出了戏院大门闻到了一阵阵烤饼香葱花香奶油香，我爸发现一肚子的晚饭早化为刚才三个多钟头的唏嘘感叹了。放眼望去，整条云南路上往北通向大马路往南插向五马路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吃食摊，煤油灯电石灯霓虹灯加上柴火煤火熊熊地红彤彤地比白天还热闹。饥肠辘辘的我爸顿时更形象真切地体会到了“夜上海”的好处妙处，也明白了大上海毕竟不同于小苏州更不同于宣家村——在苏州阊门外即便是石路口，天一黑店就上门板除非是贼才乐意当夜游神，而安徽老家则是鸡归窝鸟回巢人吃了晚饭就上床的。
品出了城乡差别之根本点的我爸，精神抖擞地决定也吃一顿宵夜。他逆着自己住宿地的方向往南走去。若是往北走，他必得经过那四马路，他嫌烦。四马路上“野鸡”成堆，全市闻名的婊子窝“会乐里”就在天蟾舞台斜对面，我爸不想让那些不干不净的娘儿们拉拉扯扯地弄脏了他大姐夫给他的薄花呢西装。他向五马路走去。他记得那边有几家清真馆子，专供面食，对自己胃口。老家的两亩地只长麦子和玉米，我爸到老也觉得大米饭没馍馍面条香。
他要了一大碗葱油拌面，美美地划拉下肚，感觉到自己也是会过夜生活的上海人了。
他从五马路往东走向宿地时，已近子夜。农村出身的人方向感特别强，这片地方他已很熟了。他知道怎么穿小街走弄堂可以就近些。他跨着大步，皮鞋后跟的钉子敲得弹格路喀喀直响。
虽然是闹市中心，但小街小巷还是夜深入静了。我爸穿过了四马路横过了三马路眼看快到二马路沙市口了，忽然听到了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一声被捂住了嘴巴从齿缝里硬挤出来的惊叫声，是个女人的声音。这明摆着是有哪个女人半夜三更里遇着歹徒了。我爸刹住了脚步。他定睛往那传出声音的弄堂口看去，看见有两个人捏着什么亮闪闪的东西一左一右正逼住了一个身子很高但细溜溜一副弱不禁风相的年轻小伙子。那小伙子在忙着往口袋里掏，往手上撸，掏出来撸下来的东西一件件地往那两个入手里递。弄堂深处，却又传来一声压抑但凄惨的呼叫，还是那女人的。我爸往前迈了几步。这就是我爸身为淮北汉子不领上海市面的具体表现了。久在上海城混世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迈出这几步。避开都来不及，还往上凑哪？上海滩上红帮青帮绿帮的每天都有杀人越货绑票，这几年里更是中统军统汪伪老蒋再加共产党地搞不清楚，租界外面是日本人租界里面是英美法国人，中国人在自己的上海地面上早就成了末等人，何苦来去招惹是非多管闲事？所以那一条弄堂里里外外虽然都可以听到一声又一声的呼救声，却居然没有一个窗亮起灯光没有一个人出来相帮，更不要指望横空出世来个救苦救难的菩萨或者英雄了。
也是天数，我爸恰于此时走到了这条弄堂口。我爸而且又虽然会过“夜生活”却尚未修炼成真正的上海人。我爸还遗传了我奶奶的强健筋骨鹰钩鼻子倔强性格再加上刚刚很饱地吃下了一碗葱油拌面。他居然朝那两个歹徒一个受害者很响亮地吼了一句：
“干什么你们？”
我爸是男中音。宽阔的胸膛共鸣音很足。一身西装配了他那魁梧的身材气派不是一点点。他操的是一口皖北话——他到老也没改过这口音，对苏南方言的掌握始终停留在能听不能说的水平。皖北话在上海人听来便是北方官腔了。很少有上海人能分辨出皖、鲁、豫、冀甚至秦晋之间的语言差异来。我爸这一声吼显然使两个歹徒产生了误解，他们一定是误将我爸当成是某一路里的兵或官了，而且在昏暗的路灯下我爸的总体形象又实在很具有威慑力。上海滩上的流氓亦具有欺软怕硬的鲜明特征，那两个歹徒只犹豫了两秒钟便冲弄内喊了一声不知什么暗号，扔下他们的战利品——那个瘦高个小伙子——刹那间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我爸没料到胜利得来如此容易，义胆侠肠倍增。他一个箭步冲到还在发愣的小伙子面前，那意思是要帮着小伙子到弄内一起去对付残留的歹徒，解救那另一个显然是他的女伴的受害人。岂料那小伙子竟像触电一般跳到了另一边，不带任何犹豫拔腿就跑，一闪就没了人影，比那两个歹徒速度还快。我爸好不气恨，冲他逃走的方向狠狠地“呸”了一口，转身便更加果断地冲进了弄堂。
那弄堂很窄。我爸冲进去在明处，里面那个已经得到报警的家伙在暗处。我爸被那家伙一个扫堂腿便扫到了地下。他刚爬起来还没站稳，脸上又重重地挨了一拳，差点跌进弄堂进口处的垃圾桶里。我爸空有一个大身架，从未练过武术或者气功。他是生意人，开厂的不是开枪的。他不经打。他晕头转向地把身子靠到了垃圾桶旁的很脏的水泥墙上，于是就在很窄的弄堂口为那很有几下功夫的歹徒让了一条路。那歹徒虽在拳脚上得了便宜但还是不敢恋战，见有了路又何必不快快脱身，一晃身子便逸走。只留下我爸倚在墙上很狼狈地抹自己的鼻血。
弄内蜷成一团刚被撕破了衣衫总算还没遭害的，便是我妈。
我妈那年刚满十九岁。
十三 我大姐，我二姨
我爸我二姨托一个便人把我大姐从乡下捎出来，这个人其实是我爸为即将重建振华厂而准备着的一个雇工。要论起辈分来，他还是我爸的堂叔，我应该喊他叔公的。我叔公是个半聋哑人，没人肯嫁他，所以他们那一房里到了他就断了弦。他虽然听不明白说不明白，但特别地心灵手巧，擅长木工。任何木器只要让他看过实样，他就能丝毫不差地仿造出来，甚至做得更精巧更实用些。他有一年受县里一个财主雇用，随了那财主到苏南一带来过，曾在我二姨的文家大院偏屋住过几天。本来我二姨嫌他乡巴佬脏而木呆只答应让他宿一夜，没想到一夜间他把偏屋里扔着的破木盆散架脚桶连带一个像摇舢板一样的小床统统修好箍好了。我二姨马上变了脸，很热情地留住了他，结果我叔公把文家大院的所有木器家什全收拾了一遍，而且还连带着把振华厂不动了的十几辆旧纺线车也弄得转动了起来。我叔公回家乡后我二姨常惦念他，惦念的时候总是什么东西坏了。我爸虽不那么太实用主义，但心中也存留下了这么一个能工巧匠，到后来打算在废墟堆上重砌振华之炉灶时，也便很自然地想到这个自家人。也巧，我叔公来了信，说是在宣家村里实在难捱，问能不能找点活干，两头也便就一拍即合。我叔公靠自学识不少字，那信是他自己写的，我爸也便直接回了一封信给他，让他在出来时把我大姐也一起带出来。我爸信上说，请叔叔转告，家乡既然艰难，那闺女一口饭就让我来喂吧，我就不另写信了。我爸为什么“不另写信”，只有我爷爷、我大娘心里明白，在宣家村里则自然又引发了父老乡亲们对我爸的很强烈的谴责。
“刚养大了，可以帮着挑点野菜割把草了，就给要走了，桃子真命苦！”有人说。
“明摆着是去当丫头使唤呢！”有人说。
“可怜！”大家一致公认。
当我爷爷我大娘面却安慰道：
“闺女总算熬出头了，去做城里人大小姐了！”
“好歹总是投奔自己亲爹，亏不了她！”
“放心吧！”众人都这么个口径。
并非口是心非，实在倒是看着我爷爷和我大娘都失魂落魄生离死别似的，不忍心。
我大姐抵达苏州时我爸还没从上海回来。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我二姨倒也知礼，吩咐沈妈——那位文家多年的老妈子，后来也几乎成了我二姨家里人了——为我叔公和我大姐添两双筷子。沈妈心肠好，盛了两碗白米饭都是压紧了的，冒了尖看上去像两只大馒头。我二姨见了便有点心疼，狠狠地白了沈妈一眼。
我大姐果真狼吞虎咽，吃得直打噎。她不夹菜，也不喝汤，只顾往嘴里扒饭。我二姨软声软气地开了口：
“何必这样急哭相呢！自己家里，天天有得吃的，又不是讨饭吃救济施舍粥啰……”
我那刚离了安徽老家的大姐根本不懂这种绵里藏针的吴侬软语，但从我二姨那又撇嘴又扭脖子的形体动作中似乎也悟到了什么。小小姑娘用她那黑漆漆的瞳仁对准了我二姨很执著地看了几秒钟，竟看得我二姨很快就煞住了话头。我二姨后来对我爸说：“大女一双眼睛实在像侬，伊看我时，我总会觉得是侬在看着我呢！”
我二姨住了嘴，我大姐却也放下了筷子。沈妈在一旁连忙说：“吃呀吃呀，锅里还有呢！”我大姐还是端坐不动。我二姨发了怒：“唷唷唷，一身烂污泥还呒没汰清爽呢，就掼大小姐派头了？我不过讲了句吧，就发小姐脾气了？”后来看起来，我二姨这通火发得真是蠢到家了。我大姐刚从北边来，分都分不清“侬、伊、伲”，哪里会因了我二姨几句话而发什么脾气？我大姐毕竟才八九岁，她敢吗？说到底，是我二姨自己过于抬高了我大姐。身为宣家二房小妾，我二姨内心隐藏着深深的自卑。她嘴硬骨头酥，心里很明了我大娘一日不死她二姨就一日升不到正宫娘娘的级别。她那蠢，还蠢在自己破了口开了称我大姐为“大小姐”的先例，于是从那顿饭起我大姐就确立了“大小姐”的身份，我二姨的三个千金依次被降等呼为二、三、四小姐了。
被我二姨发火叱责的对象即我大姐，因为茫然不知二姨那音调柔和赛似唱戏的一席话究竟是什么内容，所以始终只是以很专注的目光紧盯着我二姨看，并不委屈并不在乎。待我二姨喘口气的工夫，我大姐却开了口：
“留给我娘吃。”
她音质清脆，口齿清楚，北方话的语调酷似我爸。她一片孝心，不卑不亢，当着我二姨的面琅琅上口地表示要孝敬她亲娘，差点把我二姨听得闭过气去。我二姨摔下饭碗，扑进了自己的里屋。第二天我爸从上海回来时，看见她的两只眼睛竟还有点红肿。
十四 我妈，我爸
我爸的身子回了苏州，心却掉落到了上海。
我妈那张洁白无瑕的瓜子脸和那双清澈见底的双眸总在他眼前晃。我妈未见得有倾国倾城之貌，但她的皮肤细嫩温润自然天成，因为不施粉黛显得有点苍白更加如瓷如玉。她的一双眼睛很大很亮，眸子黑漆漆地嵌在白净的眼球之中又由两排长而密的黑漆漆的眼睫毛儿遮掩着，占尽了纯真羞怯多情文静的女孩儿风韵。我妈的身材顽长，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但或许是因为生于长于大都市从小受着开化教育，所以并未养成一般高个子女孩常有的勾头缩脖斜肩收胸的不良习惯，那高挑挺拔的身架使她平添了许多典雅高贵的气度。她是完全不同于我淮北大娘和姑苏二姨的上海女子。我爸有比较所以有鉴别所以一见便钟情再不能忘怀。三十岁了的汉子四个女儿的爸当然不会作失魂落魄状。回苏州后我爸很冷静地有条理地做着重新开厂的准备，很务实地客观如实地向二姨和二姨她兄弟汇报上海的羊毛行情并分析日后前景，但做这一切的时候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自己一个人分成了两半，外壳的一半在机械化自动化地干着该干的事，内层的另一半只要一逮着空就在想着回忆着那嵌了黑眼珠的洁白的瓜子脸。那天晚上的场景和后来的谈话，竟如有声电影一般，在我爸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放映着，百放不厌。
我妈告诉给我爸听的有关自己身世的故事，极其简单：我外公外婆都是小学教师，只生了我妈一个独养女儿。淞沪战争时日本人的炸弹密集投向闸北，我外公外婆与他们供职的学校同归于尽。我妈其时刚刚考进一所护士学校，幸免于难但也就成了孤身一人。她没读到毕业就受聘于仁济医院，当护士一直当到遇见了我爸。那个在弄堂口临阵脱逃的瘦高个小伙子，是仁济医院隔壁一家绸布店里的小开，那时候正盯在我妈后面一心希望我妈成为小开娘。只要我妈不当夜班，他就送电影票戏票来，散场后还依依不舍地很热衷于**夜马路。那一晚我妈其实很疲惫了，所以在看完了第四场电影后坚持着要回仁济医院的护士宿舍去，可是小开白天睡得足，天黑了便成为夜神仙，硬是拖了我妈去外滩吃了许久西北风才老大不情愿地送我妈回宿舍。夜毕竟深了。刚刚踱到二马路山东路口的外国坟场附近，就遭到了袭击。
我爸鬼使神差地演了一出英雄救美人的武打戏，挨了一脚一拳鼻子淌血一身借来的西装还弄得糊答答。可是对我妈来说，我爸无疑是个救命恩人。我爸虽然一副狼狈相，但一意识到面前那蹲在地上的女孩子比自己还要狼狈，大丈夫气概益发张扬。他决定把今天的英雄行为做完满。他迈几步靠近我妈开了口：
“没事了，我送你回家。”
我妈依然缩成一团，不肯起身。
已经娶过两房媳妇的我爸顿时领悟，这被撕破了衣衫露出了肩膀的姑娘，的确很难再走向灯光明亮的上海街头。我爸一甩膀子就脱下了那件薄花呢西装上衣。
“给你，裹上不就行了？”
那件西装上了我妈瘦削的身子活像一件道袍，我妈整个人只剩下了一张嵌了大眼睛的瓜子脸。
她套上了这么大这么厚一件道袍还在簌簌发抖。只穿一件衬衣的我爸只好用他强健的胳膊围住了她的单薄的肩膀，像挟了一捆麦秆般拖着她走。
临到仁济医院门口时，我妈停住了脚步。
“怎么啦你？”我爸尽量用柔和的声调说话，“你不是说……”
“我不能回去。”我妈说，“宿舍里人多嘴杂，见我这副样子……”
“那容易，”我爸反应极快地说，“到我栈房去。我租的是单间。”
我妈抬起头，第一次眼对眼地直视我爸。我爸虽然在一刹那间心**神摇就此跌进爱河，但仍然自制地非常坦**地迎着她的目光，说：“我去德清池。浴室里。明天一早我就要走的，我不是这里人。那栈房是一个女掌柜的。她是个好人，有什么事你可以让她给你代办。账我已经结清了，你放心。”
我爸这一番话，使他在我妈面前展示了性格的另一面。如果说，刚才弄堂口的挺身而出，表现了我爸的见义勇为坚强勇敢，那么此刻这一番面面俱到的解释和安排，便足以反映出我爸的能干、体贴、善解人意了。我妈觉得上帝终于给孤苦伶仃的她送来了一座靠山、一个完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妈很快知道了我爸在山东有个我大娘，在苏州有个我二姨。
我爸从来也没欺瞒过我妈。我爸我妈前世里有缘。我爸见了比他足足小十岁的我妈便翻肠兜肚地什么都想讲。人世间真心相爱的人之间不设防。从我记事起，我就觉得我爸跟我妈的话像是永远也讲不完一样。我还记得我家在沪西的老房子，里间睡我爸我妈，我和弟弟睡外间。我记得我爸只要一回了家就在里屋跟我妈说个没完，我是在我爸那嗡嗡的男中音和我妈细细微微的应和声中进入梦乡的。第二天一睁眼，就会又听到里屋的嗡嗡声，令我觉得这一夜天里这呢呢喃喃就从没停过一样。稍大一点我出于好奇心，有时候支起耳朵来辨认一下到底在说些什么，竟听到大多是关于羊毛呀毛线呀进货呀销路呀的生意经，这些生意经我知道我妈其实一辈子也没弄明白过，不知道她老人家怎么会有那兴趣百听不厌的。当然我对我们宣家家史的掌握，毋庸讳言也正是大大得益于我对里屋我父母私房话的窃听。
现在我憋不住要中断我对家史的叙述而发表一通我对男女之爱的议论了。我以为世界上再没有比爱情更奇妙、更复杂、更不可理喻、更没有逻辑没有规律没有是非曲直的事了。任何对爱情的解释都包容不了爱情本身。爱情本身是个无限，没有一条定义对它适用。我这么说着可能太玄，我可以以我爸我妈为例做点实在些的分析。不是常有人说爱情要有共同的爱好为基础吗？可是我爸对经济事务兴趣盎然，纯粹是个商人，我妈却极不懂理财，她穷的时候不着急富的时候不得意我看她一辈子也没太在意个“钱”字。人们不是常说夫唱妇随好妻子应该成为与丈夫共同进行事业奋斗的好帮手这才有共同语言吗？要按这么说我二姨倒实在与我爸天生一对地设一双相得益彰呢，可是我爸偏就是对我二姨什么都藏一把掖一把地，到我二姨死时也没把我们宣家的核心机密，即关于我大哥的来龙去脉告诉给她。我二姨也不是笨人，多少年夫妻相处她也感觉到了我爸对正宫娘娘所生之大儿子冷淡得太异常，有一次提到乡下时正在火头上，便冲口骂了一句“野种”，结果我爸两目圆睁差一点给她一个耳刮子，从此便把我二姨的疑惑吓退。可是，我爸对我妈却心甘情愿地把一切都主动彻底地全面交代，连这最难以启口的隐私也很坦率很明白无误地告诉了那时年方十九的她：
我妈像听“天方夜谭”一样，张开了嘴呆半天，方才叹了一句，“真可怜。”
“谁？”我爸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都可怜。”我妈回答，眼睛里竟还涨满了泪水。
说到我二姨时，我妈总用很向往的态度这么表示：“真能干。还真全靠了她。我要像她那样就好了。也不会总让人欺侮了。也可以帮你一把了。”
他们俩这么近乎地谈着，是在他俩相识一个月之后。我妈那时候已经正式搬到了沙市口那所小栈房的二楼后厢房。栈房老板娘收下我爸一笔定金，把那间房间包租给我妈了。正因为预付过大额定金，所以每月的房租就开得很低很低，纯粹只是意思意思。不识经济之道的我妈不懂这道理，老板娘受我爸嘱托又不与她说透，以至于我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为自己真的拣了便宜遇上了不贪财的好老板娘并没借谁的光，很理直气壮地搬出了仁济医院护士宿舍。就凭这件事也可见我爸比我妈早生了十年不是白活的，娶过两次的汉子毕竟懂得怎样不露痕迹地帮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而又不伤了女人的自尊心。
我妈不能不搬了。绸布店小开那天晚上当了十足的缩货，第二天却又厚着脸皮来找，但我妈好像不认识他一样既不搭理他也不嘲笑他，垂下了不肯抬起的眼帘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不会做他的小开娘了。小开大怒。上海小白脸对付流氓没办法，对付一个小护士却可以很流氓。他在我妈的熟人中大造其谣，说是他已经知道我妈不是黄花闺女了所以早就打算不要了，而且还防患于未然地编了一个故事，说是那晚上拦住我妈的便是我妈以前的相好，是一个黑大粗胖的北佬，在巡捕房里做便衣的。他硬把一串全不关联的人物和情节凑在一起描绘得活龙活现，从此后我妈进出宿舍背后都有人点点戳戳。我妈孤身一人无处藏身无人可告。没几天我爸却又从苏州赶到上海来了。此行他主要是为了生意，怀里揣了我二姨终于批准给他的一笔买羊毛钱。但我爸下了火车还没进“青莲阁”就先拐到仁济医院门口，求那门房老头儿通报一下。老头儿一听那北方官腔，一看我爸那身架，便印证了绸布店小开的话。他本来很不乐意为那个小护士跑腿的，但忽而想起这汉子是巡捕房里的，得罪不起，赶紧攀上三楼，从产科病房里叫出了我妈。我妈在楼下脸红红地与我爸说话时，二楼三楼窗口都有戴了馄饨般的护士帽的脑袋探出来张望，我妈的种种罪名于是便统统坐实。
我爸为我妈支付租房定金时很痛快。钱款数目不小，但他胸有成竹。这就是借了那些买空卖空的掮客的光了。通过掮客进原料，那是要付“介绍费”的。多少介绍费？没有定规。尺度有松有紧，我爸就有了可乘之机。掮客一张写得糊里糊涂的收条，我爸稍一涂改，就可以拿回去到我二姨那里去报账。我二姨顶多骂一句掮客“黑良心”，也无可奈何。到后来根本就用不着我爸费神涂改了。老掮客都是老熟人，知道我爸在上海养着一户家小，在拿了佣金写收条时，乐得做好人，往往会自动地开口问我爸：
再往后我爸就花样愈变愈多了，既能把振华的账做得滴水不漏，又能使自己的小金库日渐丰厚。他毕竟是生意人，而且有藏私房钱的必要。创造发明本来就是从需要开始的。
与大马路毗邻，躲在大墙背后的那片破破烂烂的沙市口，比棚户区贫民窟好不了多少。我妈住下的那个二层楼，实际上是板棚结构。那后厢房的窗口开在西面，整个夏天从上午十时开始，热辣辣的太阳就直通通地照将进来，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了，阳光还明亮璀璨地填满那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我爸和我妈就在这西晒日头里热恋了半年。
我爸以重建振华为理由，来回奔走于沪苏两地。在那半年里，他逗留于上海的时间大大超过了在苏日子。他为我妈订下沙市口这间板棚式西厢房后，自己在德清池的浴室定了一个铺位，一个晚上只要一张浴票的价钱。如此节约，令我二姨又满意又不免心疼，我爸去报账时我二姨很过意不去地说，还是换回栈房里去吧，原先在沙市口的那间房间也还是不太贵的嘛。我爸很狡猾地说，那栈房老早涨价了，还要付订金，你肯？我二姨也便不再吭声。
在上海的日子里，我爸每天一早就从德清池出来，赶“青莲阁”的早茶市，边喝壶茶吃客点心边与一些老茶客闲聊聊。到八点钟了，就到仁济医院门口去接我妈。我妈为了适应我爸的作息时间，主动要求干了别人不乐意干的长夜班。她八点一敲过就摘了馄饨帽换了一身日常衣服袅袅婷婷从门口走出来，我爸必西装笔挺皮鞋锡亮地从山东路对面迎上去，而且很熟练地把弯成“L”形的胳膊伸给她。我妈挽上了这支强健的胳膊也就好像把一夜的疲累统统传递疏散给了我爸，颀长单薄的身子赛似一枝软藤倚上了粗壮的柏杨。他们相挽着向那马上就要灌满骄阳的板棚走去，背后拖着一长串从仁济医院窗口、门口投下来射过来的羡慕的、妒嫉的、赞许的、不屑的目光。许多人已经知道我爸不是巡捕而是做生意的，是老板但并不是很大的老板。厂子开在外地不过并不很远。年纪看上去虽不老但比我妈要大十来岁。是个北佬只是看上去派头还可以。说什么的都有。但没人知道我爸已有家室。这一点我爸我妈守口如瓶而且严加防范地不让人知晓。再开放再洋派再司空见惯再多如牛毛也冲刷不了人们对小老婆姨太太偏房外室东宫西宫的鄙视。我爸我妈作为当事人深知一旦这机密外泄会给我妈这黄花闺女带来何等样的耻辱。他们努力修筑着防御墙。
进了那西厢房他们就浑身松懈解除盔甲舒心畅怀。我爸喋喋不休地告诉我妈前两天在苏州办了些什么事我二姨如何让他搬回栈房他如何回答以及今天早上茶会上听来的一切，我妈一会儿沏茶一会儿泡杯咖啡一会儿为我爸点支烟，中间间隔的时间里她就静静地倚在我爸怀里听他那好听的淮北徽腔。她喜欢用软软的手去抚摸我爸的络腮胡子，用她尖尖的食指指头去按我爸的鹰钩鼻子，有时候则把她那颗小小的头颅贴到我爸的宽而厚的胸膛上去，听那里面的共鸣音。两个小时很快就这么流了过去。我爸一看表就跳起来说，哟，“一乐天”的老王头和钱麻子还等着我呢。我妈就笑笑说，我早就知道过了点了，我不想打断你呢！我爸很响地亲我妈脸颊一下表示再见，拉开门就往外走，我妈则趴到窗口看着他的背影从楼下门洞里出来后拐个弯见不到了再缩回身子，到**去睡几个钟头。
他们俩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郑重、严肃甚至接近于圣洁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爱情。这在一般人想来说不定还会觉得有点反常。连我这属于他们爱情结晶品的儿子，也是费了好大力气做了许多调查考证才最后不得不相信——我爸这个已经娶过两次老婆有了四个女儿的北方汉子，面对着我妈这样一个青春年少面容姣好又柔情满怀的江南倩女，在关起了门便是他们俩的天地里，在双方都只穿了单薄的衣衫的盛夏，竟始终把他们的关系维持在相亲相知相爱的感情交往阶段，而未曾越过半步雷池！
要分析起来很简单：我爸娶我大娘是我奶奶一手包办的，纯属被动；我爸娶我二姨是出于需要，理念上的功利主义占了极大比例；我爸跟我妈相爱，从感情上的自发到行为上的自觉，在他其实只是第一次。他珍惜这第一次萌发的真正的感情。而与此同时，他又深知自己有妻有妾的身份和既甩不掉妻也摆脱不了妾的现状并前景，对冰清玉洁的我妈来说，是一种何等残酷的伤害。他进入了一个进退维艰的怪圈：他舍弃不了她，但不舍弃她必然就是伤害她；伤害一个他真爱的也真爱他的无辜的姑娘非他所愿，可是他又没有办法从中解脱。他于是就只能自欺欺人。他努力尊重她，珍爱她，不但让她领悟到自己的一片真心，而且尽量完美他自身的形象，以此作为对她的补偿。而我妈呢，却又正处于情窦初开不明世事的年纪。她那书呆子的父母养就了她这独养囡纯净的心地；她那过于简单的阅历使她难以体会和想象世事的艰险。她属于上海滩上那种半中半西亦古亦洋不富不穷的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圈养出来的小家碧玉，十里洋场的文化再芜杂再良莠难分到了她那里早已经过了她父母师长的过滤咀嚼和反刍，他们精心培养哺育她让她出污泥而不染却实在是害了她。她的性格以善良为基础，以软弱为特征，这就注定了她在一旦遇到自以为靠得住可以充当她的保护和靠山的男子后，就像一枝藤一样地毫不犹豫地依赖了上去。我爸的婚史虽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令她失望和动摇过，但愈往后却在她心中的天平秤上愈失却了分量。我爸对她的坦诚相告使她反而感到他的可信赖，我爸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密切交往中的严肃自制，更使她产生了敬重和依托感。那半年里，他们俩都被自己所营造的神圣纯洁的氛围陶醉了，所以即使是在他俩的伊甸园里，也没有哪一条罪恶之蛇有法力来引诱他俩，特别是引诱不了那心怀愧疚的我爸。
婚礼很隆重地在四马路上的“会宾楼”里举行。尽管从沙市口到“会宾楼”再到金隆街新房，走走也不过十来分钟，我爸还是为我妈租了一辆挂满了金的银的红的绿的彩色纸条而且窗玻璃上贴有大红“囍”字的祥生牌小轿车，让我妈在请来赴宴的仁济医院同事面前出足了风头。
这段时间里，我爸的心分成了整整齐齐的两瓣：一半给振华，一半给我妈。两瓣心合成一颗跳着，不留分毫给他人他物。对我二姨，他变尽戏法虚与委蛇；对我大娘，他有一千一万条理由可以置之不理。他心安理得地在上海设立了又一宫。我妈成了他的“三房”。
十五 我妈，我二姨
公元一九四一年，我出世。隔两年，我妈添了我大弟。我妈婚后不久就丢了工作。她身子太弱，怀了我就总有流产先兆，终日只好平躺着。我先天不足，生下来后大病小病不断，妈只好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围着我转，而大弟紧跟着我又来得太早。我妈成了家庭妇女。
那几年里，我爸活得很累。他的工厂已改名为“振新毛纺厂”：改前面的招牌是迫于沦陷时局，改后面的名号是因为缩小了生产范围。缩小生产范围是他有意为之的。他常跑上海，上海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给了他启发。他明白了以他自己的实力，处于目前的局势，他若再要像战前那样求全求大搞配套成龙式的自产自销，那就必败无疑——任何一个环节在这兵荒马乱之中都可能失控，而一个环节的失控便会给他那细弱的生产链以致命的打击——他决不能这么不识时务。他还看清楚了中国这块土地目前不容他发展，连要生存都很艰难。小小一个老板既然命比纸薄可就千万别心比天高。他乖乖地收起了自己的野心，忍痛作出缩短生产战线的决定。新开张的振新毛纺厂只设立了两个车间：一个弹毛，一个纺线，实际上只完成对原料进行加工的过程，变成了全社会性质的大规模生产中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某一段流程了。
大堤却终于决了口。
毛病出在一个年轻莽撞的羊毛掮客身上。那小子倒并非是存心的。因为刚接得一家倒闭厂的存货，想介绍给我爸，连着在“一乐天”和“青莲阁”找了我爸两天。我爸那两天正好忙着从唯亭把那台破旧的弹毛机运回苏州，因为唯亭的那个小工场子也开不下去了，机器搁置着没用，我爸却发现还能开得动，就以买废铁的价钱又去买了回来。那年轻掮客不知我妈在金隆街的地址，也不清楚许多老掮客所清楚的我家的底细，便擅自跑到了苏州，直奔那全福路上的振新毛纺厂，找宣老板。宣老板不在，主管人即我姨她兄弟接待了他。毛头小伙子涉世不深，不懂得什么当说什么不当说，谈生意时竟提及了“宣老板娘”及其两位“公子”，而我二姨膝下则是只有千金的。二姨她兄弟何等精乖，不动声色地盘问几句，心中便已一清二楚。谁的胳膊肯往外弯？那小掮客还没离开阊门地段，这边文家大院的女主人便已经接到兄弟密报了。
我二姨正吃午饭，当即摔了好几个碟子好几个碗外带找茬儿扇了我大姐两个耳刮子。在一阵暴怒之后，她想起我爸这回虽说是去唯亭，但一走三四天，至今未回，很有可能就是从唯亭直接往上海去了，那年轻掮客以为他在苏州，实际上只是不知道宣志高这王八蛋在上海的婊子窝在哪里罢了！想到此，我二姨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恨不能亲手刀劈火烧了我爸我妈。她是个行动果断、敢说敢做的烈性子，不管她那贴心老娘姨沈妈怎么劝解以及那一见要把祸闯大了也很有些懊悔自己多嘴多舌的兄弟怎么阻拦，马上就在文家大院下了命令：
“锁门！一个不留，统统跟我去上海！”
一行讨伐大军浩浩****，大人四五名女孩子四个。其中包括沈妈我二姨兄弟和我大姐。我那十三四岁的大姐无故挨两个耳光，又不由分说地被命令不许去上学必须跟着去上海，先是怨恨交加敢怒不敢言，后又隐隐约约地从我二姨的骂骂咧咧中听出了些许名堂，已经很懂事了的她竟在心底里生出些高兴和好奇心来。许多年后她对我妈说，真的，在还没有见到我妈时，她已经在心底里喜欢上足以使二姨暴跳如雷的我妈了。沈妈迫不得已随同前往，一路上与另一名女佣照应着四位小姐，一面暗暗盘算着如何息事宁人；我二姨她兄弟则决定一到上海就去几个相熟的掮客客那里跑一圈，一定要把我爸我妈在上海的住处打听出来，帮自己姐姐闹他个天翻地覆，一来为巩固我二姨的地位，二来也是由于这把火是自己点起来的，骑虎难下了，只好奉陪到底。二姐三姐四姐不懂事，有坐火车了有去上海了，赛似去春游去踏青，好不兴高采烈。三个小姑娘在火车上叽叽喳喳，窜来追去地，造成的欢乐气氛与我二姨的心情太不融洽了，结果每人都挨了好几下巴掌，大的哭罢了小的哭。车厢里的人嫌烦，都朝我二姨翻白眼。
我二姨她兄弟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听到了我妈住在金隆街几号。那被查询的掮客是个上海老油子，没人问他不会多嘴，查上门来了他也不为他人义务保密。我二姨兄弟记住了那地址，知道就在不远处，灵机一动，决定先实地考察一番。他敲响了我妈家的门。
据说是我去开的门。据说还没等来人开口，我就很有礼貌地主动说：“是找宣老板吗？他不在。请问您贵姓？”
我二姨她兄弟瞧着刚满四岁的我，禁不住笑了。他看见了我的鹰钩鼻子——这是宣氏家族的鲜明特征，而且听见我居然操着北方话，那口音是带着安徽腔的。
按理说，他的侦察任务已经完成，他完全没有必要回答我，也完全可以胡乱编一句什么谎言然后就遁走。他是一个很有心计而且手条子很辣的人——这我以后会说到——但那天却不知怎么地竟被我吸引住了，而且还很老实地回答了我：“我姓文，苏州来的……”
我妈糊里糊涂地抱着我大弟，热情地迎了出来：“请进！请进……”
我二姨她兄弟猛地省悟到了自己的使命，未及看清我妈扭身就走：“不了，不了，呵再会，再会……”
我妈惊讶地望着这个仓皇离去的男人。据说在我妈还没意识到危险迫近时，是我很伶牙俐齿地作了复述：“他说他姓文，他说他是从苏州来的。”
苏州文家大院突然来人，我妈顿时感到有点不妙。我爸什么都不瞒她，她知道我爸从未把这里的家室暴露给我二姨文家。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而我爸又不在。我爸预计今天从唯亭到苏州，明天才能从苏州到上海。会出什么事呢？没有经过什么事的我妈想象不出来。但她开始有点心神不定了。
这边我二姨率老少家人正端坐在她大姐家等候消息。我二姨她大姐虽然在经济上比较大方肯把西装送给我爸，但在这等事上却不能不落俗套而且比她妹妹还要激烈。她说等问来了地址她就陪她妹妹一起杀上门去。她说妹妹你教训那姓宣的我来对付那臭不要脸的小老婆，对付这种比野鸡还贱的小老婆顶好的办法是十根指头一道抓上去先给她上点颜色。我二姨虽然听着那“小老婆小老婆”地有点刺耳，但她大姐的义愤填膺不由她不感动地想到底也是文家人，像团结抗日似的枪口一致对外。她不知道她大姐的隐私——原来她大姐夫前不久也养了一房外室，那女的是个很漂亮的舞女，曾经在“百乐门”里有点名气的。不过我二姨她大姐眼线耳目多，不等她俩过完蜜月就掌握了敌情了。她用她适才教导她妹妹的办法使那个漂亮舞女变得很不漂亮了，接着又用自己的相当可观的私房钱平息了风波与对方达成了由对方撤退的默契。那大姐夫在两个女人的争斗及交易中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浪子回头重返家园。这件事我二姨她大姐既已妥善处理毕也便秘而不宣，但对那种“小老婆”的愤恨却深蕴于心不泄不快。她一时里忘了其实她二妹也是二房的身份了。
“我要是也遇上了这么好的女子，我也一样会毫不犹豫地娶了她。嘿，我还会对她更加一心一意，把那姓文的休了！”
结果事情真轮到他，他却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了。文人大多这样，鸭子似的只硬一张嘴巴。
不过舞文弄墨的人毕竟鬼点子多些。他一面照应着小姨子，一面在动着帮我爸我妈一把的脑筋。他候准了一个机会，溜出家门跑到邻近一家烟纸店，让那里的一个小学徒马上送一张纸条到金隆街。条子上仅几个字，像一份加急电报：
“文氏寻衅，速避。”
我妈正因为文家娘舅的匆匆造访而疑疑惑惑呢，收了这条子好像听到了防空警报。她张张皇皇拖了我和我大弟，逃出金隆街。无亲无眷无路可走，只好跑到当年与我爸热恋的那沙市口板棚区去。栈房老板娘当然记得她。我妈怕丢脸，谎称金隆街里有人打群架，她怕，所以来避一避。老板娘很豪爽地留我们娘儿仁吃晚饭，还答应照看我和我大弟，让我妈先回去看看再说。
我妈几小时后躲躲闪闪像做贼一样回家去，刚拐个弯还没踏进金隆街就被三三两两聚在这条小街上的人发现了。灼灼的目光如探照灯般集中射向她，她知道文家人终于来过，而自己身为小妾偏房外室的身份亦终于暴露了。她两条腿竟像弹棉花般颤抖了起来。她屏了一口气穿过目光组成的刀山火海，进了家门就浑身都瘫软了：墙上挂着的结婚照被撕得粉粉碎，扔了满床满地，两间房间里的一应家什已统统被敲坏或者踏扁，那景象赛似刚遭了日本鬼子的扫**。
十六 我爸，我二姨，我妈
要按我二姨的心思，非得等到我妈回来之后拼个你死我活才罢休，可是她本次出击是倾巢而动的，几个小女儿一看天黑了下来这里的两间小房间又不是自己家，就好像傍晚急于归巢的小鸡一样，绕住了沈妈吵吵嚷嚷嘀嘀咕咕哭哭啼啼地。沈妈一边哄着一边故意说着：“啊啊乖囡乖囡，马上就回屋里，乖乖听姆妈的……”意在催促我二姨尽快撤退。我二姨在我妈屋里一顿打砸抢虽然开始时很有轰动效应，左邻右舍兴致很高地围观议论了很大一阵子，但由于矛盾冲突的双方总是只有一方出场，作为对立面的我妈总不露面，不久也便缺少了戏剧性。围观的闲人们以幸灾乐祸为基础的兴趣渐渐消淡，一些阿姨好婆便想起了我妈的随和和温顺，我们兄弟俩的机灵和病弱，近邻亲情复苏起来。上海弄堂里不乏口角锋利的，一个人带头，几个人就呼应了：
“做啥？啥人晓得！大概是想等等宣老板吧！也真作孽，捉老公像捉落帽风一样捉到上海来了！”
“嘻嘻……”
“也难怪宣老板！侬看看，生了一窝统统是赔钱货，人家宣家门就应该断子绝孙呀！”
一句句越来越不中听的话像子弹般射向我二姨，我二姨有点撑不住了。这帮子上海婆娘也实在会欺生，身子闪在门口站在窗下，让人见不到影子只听得见声音，弄得我二姨找都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对手，只好如同靶子沙袋一般白挨冷枪冷拳。她兄弟毕竟是男人家，摸到地址后死也不肯来参战，大姐夫也帮他的腔留住了他。而她大姐呢，先还帮着敲玻璃撕相片大骂小老婆，但因为过于情绪激动胃疼发作了，早已捂了胸口去了仁济医院。我二姨无心再搞持久战，沈妈又催得紧，终于骂骂咧咧地光荣撤退。
我二姨这边在开战，我爸那边刚从唯亭督运了那架弹毛机返回苏州。进厂时他还不知道后院起火，发现那终日蹲坐写字间监视着一应厂务的二姨兄弟竟然不在，奇怪了一刹那也不再追究，顾自忙起机器的装卸和拼接来。傍晚那弹毛机很响地转动了，我爸很疲累地回家去，这才从半聋半哑的我叔公的咿咿呀呀加上手势中知道大事不好了。他拔腿就往火车站奔，直扑上海。
他与我二姨所率兵团走了个两岔。那边我二姨劳民伤财地返回文家大院，这边我爸如决斗场上的枪手西班牙的斗牛士赴刑的死囚面色铁青攥紧了双拳咬紧了牙关撞开了金隆街的家门。出乎意料之外的平静使他一口气憋在胸口半天才呼出来。我和弟弟在**熟睡着，我妈一个人呆坐在凌乱不堪的房中。没开灯，黑暗里只有街上的路灯弥漫进一片稀薄的黄光，映着我妈惨白的脸，那脸上，竟没有一滴眼泪。
我爸扑进屋里就忙着看她。看脸看脖子看双手，忙忙乱乱地又看**一双儿子。终于明白未曾发生过遭遇战，他长吁一口气，跌坐在床沿上。一夜天夫妻俩没多少对话。我妈像被抽了筋剥了皮摄走了魂灵一样，只知道把整个身子蜷缩在我爸的怀里，似睡非睡地躺着。街上门口略有响动，都会惊得她浑身颤动紧闭了眼睛往我爸胸口躲。我爸一夜没闭眼。他俩都怕我二姨会杀回马枪。临近天明时，两人都有点蒙蒙眬眬地迷糊过去了，那倒马桶的粪车碌碌滚过弹格路，又一下子把他俩都惊醒了过来。我爸紧紧抱着我妈，把自己的决心说了出来：
“我们马上搬家。我守着你。我再不去苏州了！”
“怎么行呢！”我妈幽幽地说：“一大家子人，还有工厂，还有大女。”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爸回答，尽管这豪言壮语一出口，他的面前就闪过了一群女儿的小鹰钩鼻子和刚刚运进厂门安装就绪的那架弹毛机，他那心里像被钝刀剜着似的。
我们住下的那间二楼前厢房，是整栋石库门建筑中最好的一间了。但因为水龙头在楼下，煮饭的厨房也在楼下，生活起居就大不如在金隆街时那么方便了。我妈为一日三顿饭和一家四口的洗漱而楼上楼下地跑。那时候她已怀了我大妹，脚步已不再像以前那么轻捷灵便。在乔家栅的一年多生活，留给我的印象就只是我妈踏在木楼梯上空空作响的脚步声。
我爸不再是“宣老板”。他当了掮客。过去他使用掮客，如今他被老板们使用。老板们叫他“老宣”。虽然他对“一乐天”和“青莲阁”的行情很熟，但除非实在必要，他很少往那里去。他在南市老城厢一带的茶楼里转，那里的买空卖空生意虽不大，但倒也常年不断。我爸不光倒卖羊毛，还兼营绸布棉纱业，偶尔转手几笔陈旧机器的交易，所赚之佣金，马马虎虎可以应付一家几口的日常开销。但是到怀我大妹至临盆时，我妈就坚持着不去住医院了，说是费用太贵，只就近请了个助产士。也是不巧，大妹出世竟取臀位，助产士经验不足，差点把我妈折腾死。折腾半死还是没奈何，我爸只好叫救命车，还是送医院，结果反而花了数倍的钱。
我爸率我们母子数人迁居，目的是逃避我二姨，自然不会把新居地址告诉给她。对我二姨来说，我爸是失踪了。她赶到上海，跑金隆街，跑“青莲阁”、“一乐天”，跑她大姐家，跑所有她认识的掮客家，但偌大一个上海，让她到哪里找去？更何况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爸还有意识地不涉足一应商务，凭着手头还有些私房钱而终日厮守着我们娘儿仁，过着隐居生活，他的熟人们也的确不知道他到底隐到哪里去了。我的二姨如同丢了魂般返回苏州，在文家大院摔碗打盆找出气筒，最遭殃的自然是我大姐。我叔公看不过去，又聋又哑的他老人家就在石路口租了一间小小木屋，摆了个修木桶脚盆的摊子，祖孙俩搬出了文家大院。一个小摊子，岂能供养得起一个中学生，我大姐终于失了学。又不多久，我二姨抽上了鸦片烟。文家所有的男仆女佣统统走光，只剩下沈妈一人，照看着我二姐三姐四姐。振新毛纺厂的业务，我二姨她兄弟管理着，但他毕竟只是个账房，技术上生产上不很精通，只能勉勉强强地把个厂维持下去。一年之后，终因大批美国毛纺产品倾销中国市场，振新生产的东西没人要，我二姨兄弟只好擅自做主，把厂关闭了。
他什么都不瞒我妈。我妈于是比他还要不安。“去看看吧！”我妈说。“去得了就回不来了。”我爸说。“这怎么办，唉——”我妈叹道。“可怜了那大女，”我爸道，“她功课才好呢，总是第一。”“三个小的也可怜呢，”我妈道，“沈妈一人顾不过来呀！”“厂子落到这个地步，我可没料到……”我爸又说。“你还是去一次吧！”我妈说，“为这工厂你花了多少心血呀！”“顾不了了……”我爸叹着，两眼发直而且黯淡无光。
这么谈着叹着几个月，我妈竟以出乎我爸意料之外的坚决和果断，自己到火车站去买了一张去苏州的票。
“去吧，”她说着，怀中抱着我那刚满月的大妹，“照大姐夫说的，想个两全之计吧！”
下部
十七 我大姐，我二姨
即使是我妈这样的好心肠，也只是希望我爸能做到“两全”，即既顾了上海一头，也别丢弃了苏州一家，而完全遗忘了远在淮北的我大娘。我大娘好像是与宣家门毫不相干的人，或者说根本就属于别一个世界，是个不存在的幻象，所以不理会她不顾念她是理所当然的。只有一个人，始终魂萦梦绕地牵记着那死守在一片板结黄土上伴着我爷爷养活着我大哥的正宫娘娘。这个人就是我大姐。
我大姐进文家大院的第一餐，就留出半碗饭，说是要孝敬给她的娘，把我二姨刺激得少吃了半碗饭。五年之后，她刚满十四岁，竟就在暑假里自作主张地到我爸的振新毛纺厂去，混进一帮专门分拣羊毛的临时工当中，连着干了好几天，挣来的钱统统寄回了安徽老家。她发育得早，十三岁就长得比我二姨还高，戴了口罩混在临时工中间，竟还骗过了管账的我二姨兄弟。我二姨不知道她那学校已经放假，天天看她背了书包出门去，还以为是去上学，当然也想不到阻拦。待到给临时工们发钱了，我二姨她兄弟才认出了领钱人中的“大小姐”。我二姨闻讯大怒，撺掇得我爸也发了火：
我大姐并不回嘴，也不看我爸，好像没听见一样。她很明白自己在文家大院的特殊地位。几年的半丫头半小姐的生活已经炼就了她有主见不外露的内向型性格。
我二姨还是不依不饶：“真要这么喜欢做工，下学期就不用再读书了！生来就是出苦力的命嘛！”
“姆妈，我啥辰光耽误读书了？”我大姐操着一口软糯吴音很温和地反问我二姨。她早已掌握了苏州方言。这种方言有一种很特殊的绵里藏针的表现力，我大姐已能运用得恰到好处。她在学校里年年名列第一，连着跳过两级，小学只读了四年就升了中学，所以在读书这件事上我二姨发起攻击实在是失策。我二姨恼羞成怒，发了蛮劲：
“侬不耽误读书耽误了屋里的家务！侬不耽误读书耽误了屋里的名声！啥人晓得侬赚了钞票去做啥事体！小小一点年纪就想存箱底备嫁妆呀！宣家门里还真的养出了一个倒贴货了！啥辰光把你那倒贴的小白脸带来看看呀……”
要不是我爸在场，我二姨真想扑上去拧我大姐的胳膊甚至给一个反手耳光。我大姐并没少挨过。但近半年里大姐突然蹿了好大一截，一下子成了大姑娘。我那矮矮胖胖的二姨需要抬起头来才能跟那双酷似我爸的黑眼睛对视，所以动手是动得少了些了。更何况我爸虽是北佬，却最看不得揍孩子，有一次看到我二姨打我四姐的小屁股勃然大怒，夺过我四姐时竟把我二姨摔倒在地上。我二姨深知这一点，所以尽量不去犯我爸这个忌讳。她满腔怒火无从发泄，只好以花样百出的恶言毒语阴损我大姐，以很有创造性的胡说八道来对付这不知怎么搞的总多少带点威慑力的宣氏长公主。我大姐早就受惯了，无动于衷地听着。
我爸却听不下去了：“嗨，你说哪里去了！孩子还小……”
“小？人小心不小呢！吃里扒外地挣你的钱呢……”
我爸禁不住也疑惑了起来：“大女，你那工钱呢？想干什么用？”
我大姐不吭声。
“说！”我爸提高了嗓门，“到底想干什么？”
我大姐抬起乌黑的眼睛，用地地道道的淮北腔回答了我爸：“给我娘。我娘，我爷爷，我弟。我已经邮走了。”
我爸愣了。我二姨闭了口了。没人再去干涉我大姐。我大姐光明正大地到她父亲的厂里去“勤工俭学”，足足干了一整个暑假。
没干过的人很难想象，夏天在工厂里拣羊毛，是何等地活受罪。不可能开电风扇，否则会把羊毛吹散吹乱。那时候世界上也还没发明空调。做工的人必得在热烘烘的羊毛堆里端坐不动，任那飞扬的毛绒粘在汗湿的皮肤上。大热天里脸上也必须捂个口罩，捂了口罩也免不了总打喷嚏，鼻孔痒得恨不能挖掉那层皮去。我能这么描绘是因为我有过切身体会。我那次去我爸厂里讨学费，也是夏天，我亲眼见过那些汗流浃背满脸毛灰毛绒的拣毛工。我在她们中间只呆了一刻钟就打了二十多只喷嚏，马上逃离。而我十四岁的大姐，足足干过一个夏天！
十八 我大姐，我爸
我爸返回苏州，重当他的“宣老板”。整顿他的重又改名为“振华”的工厂并不很难，整顿那文家大院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二姨抽了几个月的鸦片，专藏私房钱的那只小梳妆箱里只剩了一枚当年结婚时置下的大钻戒。她毒瘾难戒，发作起来眼泪鼻涕糊一脸，倒在**把头钻进被窝里恨不得闷死自己。但只要我爸守着她，她便是难受得死去活来也决不像有些瘾君子那样哀告“给一口，给最后一口”，而是自己鼓励自己似的一句句念叨：“我不抽了，不抽了，真不抽了！”我爸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见过许多鸦片瘾客，深知戒烟之难，瞧了我二姨这等模样，虽然气恨却也免不了难过和感动，只要厂里事务脱得开身，总是很诚心诚意地陪着她，与其说是在侍候挽救我二姨，不如说是毕竟心怀愧疚兼有赎罪之意。一年间的家庭变故，使我那刚满十岁的二姐也懂事了不少，家务杂事能帮着沈妈做一些不说，一有机会还会倚到我爸身上，趴在我爸耳朵上嘀咕悄悄话：
“姆妈想侬呢，天天夜里看侬的照片！”
“阿爸侬不要走了，姆妈讲过了，再也不到上海去敲玻璃了！我和妹妹也不去了，一定不去！”
“人家骂我，讲阿爸不要我了。阿爸不会的，是哦？”
“阿爸，我想大阿姐！大阿姐在石路馄饨店里包馄饨呢，快点把伊，还有叔公，接回来呀！”
待我二姨捱过了戒烟最艰难的半个月，我爸把我叔公又请回了文家大院，并且把那架弹毛机分由他管。我叔公正式成为振华厂的一名工人。他解放后都五十多了还娶了亲呢！“文革”开始那年方老死善终。
我大姐却坚持不肯再回全福路。
在我爸从上海返回之前，她就已去报考了一所校址在远郊木读镇上的师范学校。那学校是住读的。我爸去找她时，她向我爸出示了“录取通知”。
“我考了第二名。”她说，“学校里包前三名的一年伙食。我不用花您的钱了。”
我爸无言以对，闷闷地抽了一支烟，才迸出一句话来：“委屈你了，大女……”
我大姐并不答这个腔，顾自整理自己简单的行李。她长着我们宣氏家族的高大身材，十五六岁的人背后看上去有十八九岁。沉默了不一会，她忽然回过头来，脸上带上了浓浓的笑意：
我爸猝不及防，张口结舌了：“你，你见到，见过……”
我大姐从她那一小堆衣物里，抽出一张相片，递给我爸：“给！上次去时，乘她们乱撕一通，我悄悄藏下了一张。两个弟弟，都像您呢！”
我爸接过相片一看，不由得红了眼圈。
我大姐藏下的这张五寸放大相片，是我大弟周岁时，我爸，我妈，我们兄弟俩一家四口的合影，在王开照相馆照的。我妈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怀里抱着我大弟，我倚在她身旁。我爸一身西装，站于椅子背后一侧，脸上布满了宁静而满足的微笑。这是一张充满了温馨情调的家庭生活照。王开照相馆的技师还应我妈的要求，上了很淡雅和谐的颜色，使整张相片看上去如同一幅潇洒别致的人物水彩画。
我爸后来跟我妈说，尽管他早就知道大女是宣氏家族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但真正认识到她的成熟，她的心计，她的豁达开明，她的体恤人心，倒是从这一张相片开始的呢！
用不着什么谈判，自然也不必有书面协议，我爸与我二姨经过那场分居年余的风波后，达成了默契：只要我爸说得出为振华厂的业务而必须去上海一走的理由，我二姨就权当我爸的的确确是为厂务而作沪上游，不予干涉。我爸以他的斗争，取得了部分自由和我二姨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实现了理想中的“两全”。
而自此后我大姐竟也就真的没再向我爸要过钱。我爸后来知道，我大姐在课余为木读镇上一家财主当家庭教师，教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不但解决了自己的学习费用，而且还没有断过对安徽老家的资助。
我大姐还让我爸小小地发了一次财，把眼看又要倒闭的振华厂给救了过来。
那已经是公元一九四八年了。振华厂不死不活地撑着，再也“振”不到抗战前的那种局面。原料的来路和销售的出路都不畅通，振华像个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穷汉子，只是勉强吊住一口气。那弹毛机一个月里响不了十天，其余时间都空关着。物价飞涨，金圆券比草纸还不值钱，而我爸却要养活苏沪两地老小，愈来愈感到吃力。四八年的春天，我二姨却又老树开花，生下了我小弟和我小妹一对双胞胎。好像是上苍对我爸这种来往两地的“两全之计”存心要作出惩罚，也或许是我二姨曾抽过鸦片烟中毒过深，我这一对小弟小妹竟都有点智力不全：胃口奇大，四肢发达，硕大的头颅上两眼却总是木瞪瞪的。在那种需要“轧户口米”的年月里一下子添两张嘴巴，那简直是在我爸的肩头又压了两座山头，我爸很有点不支了。不到四十岁的他，鬓角出现了白发。
深秋的一个深夜，我大姐突然敲开了文家大院的大门。沈妈去开的门，看见大姐身后还站着一个男人。
我大姐很开门见山地对我爸介绍说，这位是我老师，姓周，遇到点麻烦了，想在振华厂里躲一躲。
我爸何等聪明，马上领悟了这麻烦的性质。北边的共产党一步步地打过来，苏沪一带的国民党打不过北面的兵就发了狂劲抓南边的民，已经有许多人进了监狱吃了子弹了。我爸审时度势知道当局气数已尽，慨然应允。更何况我爸一眼就看出，这姓周的老师，似乎还有可能是咱宣家门的女婿。
堆满了灰蓬蓬脏兮兮的羊毛和毛线的振华厂，遮蔽个把人还不容易！我爸是全福路上的老住户了，典型的不涉政的商人，保长甲长警察署都知道他只是个“宣老板”。周老师脱了西装衬衫换上我叔公的短打，混进振华厂的本来就流动性极大的拣毛工装卸工里，躲过了木读方面的追捕。待风声稍松些，我大姐为他买了火车票，亲自送他去了上海。
不久我爸就收到他的信，说是已经帮我爸办好了一项业务，让我爸快去上海接洽。
我大姐陪了我爸一起去。
他们在我妈家相聚。我妈那时候又搬了家，搬到了沪西靠近兆丰公园的一条小弄堂里。那地方因为离市中心远，房租特别便宜，而且独门进出，与别人家可以老死不相往来。我妈从经济和隐私两方面考虑，终于决心远离起居甚为方便的闹市区，搬到了这烟囱林立的工厂区。在那间暗而潮的底层朝北房间里，她与我大姐第一次相见。
“妈！”我大姐亲亲热热地喊她，尽管她比我妈只不过小十来岁。
“您好，伯母！”那个姓周的老师于是也跟着说。他在沪西工厂里活动着，一身工人打扮，胡子拉碴的，看上去比我妈还老气。
两个男人顾自谈生意经，两个女人一起谈我们兄妹仁。我清楚地记得我大姐把我们三个的小鹰钩鼻子一个个按过来。她的手指很软，凉凉的，按完了还捂着嘴笑，然后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亲了一口，她的嘴唇软而烫。我知道她喜欢我们。若干年后我在百般无奈中去苏州找她，向她索讨我们三个人的开学学费，那勇气就在于对她的手指和嘴唇的回忆。我知道她会尽她的力量帮助我们仁。
我爸经那位周老师的介绍，接下了一笔不小的生意。周老师原来还是上海滩上的一个小开。他爸拥有一个不小的装卸运输公司，公司下有一个三轮车车行。周老师让我爸包下了为三轮车黄包车配制一批粗毛毯的生意。这种粗毛毯是冬天里为坐车的顾客盖在膝盖上保暖的，毛质及编织要求都不高，正适合于我爸那振华厂的生产能力。揽了这么一件业务，振华厂如同弥留之际又打了一针强心针，重新转过气来忙忙地活了一年多，一直撑到了公元一九四九年五月份的苏沪两地全部解放。
十九 我大娘，我二姨，我妈
不久就宣传婚姻法，城乡一律。我大娘在乡里成为妇女主任的专访对象。
“宣志高娶三房四妾的，你还守着他干什么？”主任说，“咱乡里出面，帮你离了他！”
“干吗嘛，”我大娘说，“有他没他咱都一样过，就别麻烦乡里同志们了！”
“你是贫农，还不快跟他划清界线！”
“咱不早就跟他划清了吗？咱跟爹在一起过，爹也是贫农哇！”
我爷爷和我大娘在土改时都被确定了贫农成分，还分到了邻村一个财主的浮财，这不假，乡妇女主任劝不动我大娘，只好不了了之。
我大姐那时候正巧回家乡去探亲。那不死心的乡妇女主任知道我大姐也是个千部，还特意来找过一次，指望我大姐起点作用。我大姐却笑眯眯地说：
“这事儿，政策规定由男女双方自愿协商，我们当儿女的怎么有权干涉呢？”
一句话上了政策的纲，妇女主任只好作罢。
苏州金阊门的妇联也把文家大院里的我二姨列为工作重点。一个刚刚出了校门跟我大姐差不多年纪的大姑娘找上门来，没说上几句，倒让我二姨洋洋洒洒地说得哑口无言了：
“妹妹侬看样子不是阊门内外的老土地。侬倒不妨到全福路上走一遭，问问这片地方的老街坊，啥人不晓得他宣志高二十岁到此地，工厂开在此地，跟我结婚的十五桌酒席办在此地，我一群子女四女一男统统都生在此地！宣志高他的老婆再多，真正共同生活的就是我文秀珠一个！三房四妾当然是新社会不允许的，宣志高只应该有一个老婆，我第一个双手赞成伊快点离了那两个多出来的，一夫一妻，愈快愈好。要我讲呀，妹妹侬倒不妨去跑两个地方，第一到安徽，动员那个包办婚姻的乡下女人快点离了争取妇女解放；第二去趟上海，告诉那个当人家小老婆的是违反婚姻法的，再不离人民政府就要依法查办。妹妹侬要是做成了这样两桩事体，不要讲是工作上当了优秀积极分子，我文秀珠一家老小也统统要朝侬拜谢侬的大恩大德了……”
说得虽然刁蛮刻薄，却都在理上。那姑娘回到妇联一学舌，几个妇女干部都气不得笑不得，往后也就撒手不管了。
我妈在上海平安无事。左邻右舍不清楚我们宣家的这方面秘密，只知道当家人在苏州开个小工厂，有来有往自然很正常。
这秘密又险乎暴露，因为不久我大娘带了我大哥到了上海。
我大哥自小身体瘦弱，长到五二年时都已十七八岁了竟还一点都没有发育，看上去如同十二三岁的孩子一样。我大姐那年回乡探望他们时见了，马上掏空了口袋扔下钱让我大娘带到县里去治。可是那点钱统统用完了，我大哥还是没起色。眼看同龄的小伙子都一个个在娶亲了，我大哥还光了腚下泥塘去挖野荸荠，我爷爷和我大娘真着急了。前几年饭都吃不饱顾不了那么多，这几年日子好过了点，也便下了治病的决心。我爷爷求人给我大姐发了信。不巧的是我大姐正随了一个慰问志愿军的团到朝鲜去了，根本就没收到。我爷爷等不到回信，与我大娘谋划再三，最后还是给我爸写了一封信，一是问问大姐情况，二是要我爸打听打听，那大城市里有没有治的办法。我爸很认真地对待了这封信。人免不了势利眼，我爸亦然。家里出了我大姐这么个革命干部，在他是荣耀，是靠山了，而我大姐是我大娘生的。今非昔比，我爸不能再对老家几个人掉以轻心。他把这封信揣到上海与我妈共商对策。我二姨那儿他闭口不谈，他太了解她的狭隘性了。我妈护士出身，读了那信就大致判断出，我大哥患的是某一种结核病，俗称“童子痊”的，如今正处青春发育期，抓紧了治很有根治希望。我妈说，快回信，让我大娘带了孩子，到上海来吧！
“能行吗？”我爸犹豫着，“痨病是要传染的，三个孩子……”
“我会严格隔离，你放心。”
“那……大女他娘来……”
“这有啥！”我妈说，“我想好了，让出一间里屋来给他们母子俩，我们住外间。热天，打打地铺就可以了。”
“我是说，这左邻右舍……”
“我也想过了，就说是宣家门的堂嫂、堂侄，”我妈笑了，“其实，倒也真的是这层关系呢！”
她始终牢牢地记住了我爸跟她结婚前办下的一系列法律手续，把自己算作我叔公那一门里的媳妇，到关键时刻便用来聊以**。
我大娘来了，带着大哥。
我大哥由我妈领着，去了仁济医院。
仁济医院诊断说，的确患过肺结核，但已钙化。尚未发育，是因为结核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好好调养，会有转机的。
我大娘和我大哥在上海住了半个多月。
我爸把我大娘安顿在上海后，采取了与我妈商议好了的回避政策，半个月里不再露面。他深知我妈，无须一句叮咛，很放心地在苏州忙他的厂务去了。一直到我大娘和我大哥离沪返皖，他才礼节性地前来送行。
不料我大娘喝不惯上海的饱含氯气的自来水，住下三天后就开始上吐下泻。我妈怕她得的是肠胃传染病，连忙把我大哥移到外屋，自己搬进去，于是里间小屋就成了单人病房，我妈成了专职护理员。她懂医，自己去药房买了药，又为我大娘专门熬白糖大米稀粥配置半流质，终于很快治好了她的消化功能紊乱症。只是那几天里房间内终日弥散着酸臭味：我大娘吃什么吐什么，吐出来的如醋一般酸；不吃下什么却一天拉好几次，要拉时难以自控弄得**一天要换好几条。我妈那几天里总是放下她吐的痰盂就得拎过供她拉的马桶，涮了她的粥碗马上得洗她的衣裤，忙得下巴日见尖削下去。我妈无一句怨言。我妈心甘情愿不卑不亢体贴人微落落大方地做着她认为应该做的一切。等到我大娘痊愈了我大哥也诊治过了后，我妈还特意安排全家老少一起逛了一次市中心，先去城隍庙，中午吃九曲桥附近的小笼包子，下午再进“大世界”，陪着我大娘我大哥逼着我们兄妹仁听了两个钟头淮剧，到天黑了才尽兴而归。其实我妈生性娴静，平时最不喜欢逛街凑热闹了。
我大娘知情领情。但她跟我妈一样缺少我二姨那种巧言令色的功夫，生病时只会执了我妈的手泪花涟涟地，病好了便白天黑夜地飞针走线竟在几天功夫里就给上海一家五口人包括我爸一人做好了一双棉鞋。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五双棉鞋：厚厚的鞋底几近一寸，高高的鞋帮一直裹到脚踝骨上。我自从穿了我那双之后就再也没生过每年冬天都折腾得我痛痒难熬的冻疮。
“你娶了个好媳妇呢！一辈子别离开她！”
我爸听了这番临行嘱托哭笑不得。我大娘说话的口气哪里像是他的结发之妻，纯粹是像他的老娘！
二十 我，我爸
公元一九五五年，我升初三。暑假里，为筹措下一学期的学费，首次登程去苏州。我踏进了我爸赖以养家活口的振华厂。我没想到宣氏两宫十数口人的饭食，竟是从这样一片尘土飞扬喧声震天的破平房里掏出来的！我爸穿一件背心、一条旧而又旧的长裤，满头满身的羊毛灰，正站在一扇小得可怜的窗前，专注地看着手中抓着的一蓬羊毛，根本没发现我已经站到了他的身边。他那年不过四十四五岁，竟已老花眼了，那蓬羊毛被他远远地离开双眼斜瞅着，像是正在被瞄准的靶子一样。我喊了一声：“爸！”他没听见。我只好拼命提高嗓门，努力穿透身后那架弹花机的吼声，叫他，还用手指很不恭敬地碰了一下他的腰眼。他这才发现了我。
后来我明白为什么我爸那么早就聋了。
我爸却很自豪地带我参观了他的工厂，当然我也体味得到他很自豪地把我这个外形酷似他也带了明显鹰钩鼻子的儿子出示给大家。我记得我当时满腹的尴尬、羞惭、不耐烦。我爸自然没想到，我为我自己的身世身份早已在潜意识里深深地种上了耻辱感。我勉勉强强地随着我爸走着，那机器的轰隆声好像要把我挤扁，那充满在空气中的尘埃毛绒和羊臊气让我不断地打着喷嚏。我半聋哑叔公的笑呵呵、我二姨他兄弟的冷冰冰，还有几个正在拣羊毛的女人们的钉子般的目光，都让我明明白白地读到了这么一句话：“呵，上海小老婆的儿子哪！”我于是满耳朵都是嗡嗡嗡地响着这么一句话，根本听不见我爸对这片地方的种种很得意很内行的介绍。只有当我走进了那安有三架大大的织毯机的车间，轰轰的弹毛机声被一堵墙阻隔住了一些，令人作呕的羊臊气也多少散淡了些，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那间车间里，没有一个人。
我爸搓着手说：“这一批毛线还没染好，所以这个车间在停工待料。要是干起来，这里也是很热闹的。”
“谁来干这活？”我禁不住问。
“我，你叔公，还有你二姐三姐她们。刚才拣羊毛的人中有你三姐呢！她也在放暑假。等这里一开工，前面的人就到后面来，有时候也请临时工。”
我虽然只有十四五岁，但毕竟是在上海沪西工厂区生活着的，我知道真正的像样一点的工厂决不会是振华这种模样。至少，一个初具规模的厂家，应该有一条常年不断的流水作业线，哪能如此做一段吃一段，后面的工序等着前面的人来干！我终于很切实很形象化地认识到了，我爸的振华厂，挣扎了这么几十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手工作坊！
我向我爸要下个学期我们兄妹三人的学费、书费。
我爸搓着手，那上面沾着的羊毛灰和着他的汗水被搓成了一条条污垢，死虫一般掉到地上。他像牙疼一样丝丝地抽着气，眼睛不朝我看，说：
“不是刚给你妈，邮了钱吗？”
“那是吃饭钱。”我说。我们宣家人除了我大哥，一律早熟。我十二三岁就开始参与了家里的经济事务，帮我妈记收支账了。
“还有几天开学？”爸问着，眼睛闪烁着，往那通向坐了我二姨她兄弟的写字间瞄，显然他怕有人偷听。
“后天。”我答，“要不然，我妈不会让我来。”
其实也并不是我妈让我去的苏州。她只是拗不过我，迫不得已地给了我来回的车费。她再三叮咛说，别硬逼，你爸难哪。你二姨管得紧，又有两个小的，半傻，太会吃，你爸顾不过来呀！我瞪了眼回答我妈，不逼他让我逼谁去？谁让他生了我们的？我妈淌了眼泪。对我妈这么凶，是我妈把我惯的，到了我爸这里，我却不知怎么总说不出这种厉害话来。我爸即使是光着膀子一脸灰土，不知怎么地总有一点威势，使我在十四五岁的年纪里还不太敢冒犯他，所以只好拉我妈的大旗作虎皮，说是妈让我到苏州来的。我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听见我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许多款子都该交了，”他说，“货款却还没收回来。临时工的钱也该发了。你四姐还住了医院……”
我第一次从他脸上看到了老态。
我第一次很主动地代他想出路：“要不，您带我去大姐家吧？”
他大彻大悟地：“对对，找你姐，找你姐！”
我是有信心的。我记得我大姐的尖尖的手指和温软的嘴唇。我知道她已经升任副局长了。
二十一 我二姨，我妈，我大姐
公元一九五六年，振华厂被并入苏州国营毛毯厂。因为资产总数已过两千万（旧币）之数，兼之有我叔公和我二姨兄弟两名长期雇工，我爸被划入资产阶级。不久，原振华厂址改为总厂的原料仓库。我爸、我叔公、我二姨兄弟从此便天天要坐公共汽车去城东的总厂，他们都加入了上班族。我爸在技术科任配毛员。根据政府政策，工商业者一旦公私合营，不但本人可作为国家工作人员领取工资，其家属只要愿意，也可就业，自食其力。我二姨当即成了苏州毛毯厂的职工，任全福路仓库保管员之职。而我二姐、三姐也就势进了厂，成了正式毛纺工人。四姐正念中师，顺带着照看家务。沈妈那时候已经过世了。小弟小妹在糊里糊涂地念小学，老是留级。不管怎么说，文家大院的几口人，干活的比吃白饭的人多，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去的。
经济上的管制造就了行动上的囚禁。我爸身为企业职工，本来就因天天要上班而不能像当年那般自由了，囊中羞涩更使他鼓不起到上海来见一家老小的勇气。公元一九五八年的上半年里，他竟一连三四个月既不到上海，也无汇款，我妈去了几封信，才得着一封报平安的短笺，十几个字，像打电报一样。
我们开始靠典当度日。我十七岁，大弟十五，大妹十二，三张能吃会喝的嘴很快吃光了家里值几个钱的东西。我妈是个浑身不长经济细胞的人，本来就不积私蓄不留后路一心依靠着我爸，大树一倒她就失了依傍。她照看我们仨之余就流泪叹气，束手无策。那半年里，我发现只要门口有谁的脚步声停留下来，我妈不管在干什么都像个兔子一样竖起耳朵僵住了手脚倾听着，一直到那脚步声离去了，才怅然一口气长长地从胸膛里呼出来。夏天到来时，她突然胃出血，住进了医院，我擅自做主，卖掉了家里唯一一样值大钱的家具——她和我爸的那张红木大床，为她付清了医药费。我用余款购置了一只新的单人铺，还配了很挺括的新棕绷。但她出院之后，一见了这张新床就大哭了一场。
我大姐的地址，是我妈闯到市总工会找到当年那个姓周的老师如今的市工会宣传部长那里问了来的。我们大家本来都以为我大姐会嫁给他，结果却并没有。我大姐解放后先参加土改工作队，又到朝鲜战场上去了一年多，我去苏州那年她刚刚升任纺织局的副局长。她的丈夫是个南下干部，一条东北大汉，远不如那周老师帅气。我妈曾问过我爸，怎么回事，大女本来跟周老师很要好很般配的嘛。我爸说，那周老师有老婆的，虽是包办的，但大女说，就凭这，决不干！我爸说完就有点懊悔，我妈也一脸哭笑不得，以后再也不把我大姐夫与姓周的相比较了。大姐搬过几次家，妈不清楚她的地址，却竟想到了那周老师，而有趣的是，还真的从他那儿问来了。
我大姐像押送俘虏一样把我爸亲自押送了来。
二十六岁的我大姐英姿飒爽。她一头齐耳的短发，穿着一身带腰身的列宁装，雪白的衬衫领子翻在外面。她虽然也长了鹰钩鼻，但大约是大小比例恰到好处罢，安在那张椭圆形的脸上，显得挺拔而秀气。她的一双黑眼睛特别亮，看人时绝不躲闪。她一进门就呱嗒松脆地喊了一声“姆妈”，把我妈叫得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就掉了眼泪。
“很好解决的问题，”我这位当了副局长的大姐说，“让你们弄得这么复杂！我已经跟苏州一家讲妥了，不能这么霸道，要讲点理。今后，爸的工资一分为二，一半给苏州，一半给上海。两边他都有责任。他到哪里吃哪里的。一个月里四个礼拜天，爸愿在哪就在哪，任谁不得干涉……”
下判决书似的，我爸垂头听着，我妈一个劲地点着头。
“姆妈，”大姐改了一种很和缓的口气，对我妈说，“要我说，三个弟弟妹妹也长大了，不必总把他们当小囡侍候着了，你倒不妨出去找个工作。经济上有了点主动权，命运也不会操在人家手里了，你说是吧……”
我妈可怜巴巴地答：“我也想过的呀……我到啥地方去找呢？我都找不到介绍工作的地方……”
大姐笑了：“姆妈你不是一冲就冲到总工会去了吗？还是去寻那个老周吧，我们宣家对伊有救命之恩呢……伊会有办法的。”
我大姐的脸上现出一种非常奇特的璀璨的笑容，那笑容我后来长大成人了方明白是染上了浓浓的感情色彩才如此夺目。那一天大弟大妹都还在学校，我正准备着高考复习，所以在家见到了这一幕。我站在我妈边上出神地望着我这操着快刀斩着乱麻的大姐，说不出的佩服和倾慕。如果说在我那段时期里有什么青春偶像，那么不是哪位英雄，不是哪位明星，而是我这位大姐！
二十二 我大姐，我大娘
“听说你把他们俩的大床卖了？”大姐问我。
“是的。”我回答，“我以为爸永远不会回来了。”
大姐放声大笑了起来，用手点着我的鹰钩鼻尖：“你呀，你呀，你还小，不懂呢……”
我那时已经比我大姐高出了半个头。大街上让个女的这么点鼻子，我很有点难为情，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愉悦。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我大姐的手足亲情。到了火车站，经过一个水果摊，我大姐忽然停住脚步，唷了一声说，上海竟这么早就有了砀山梨呀，这梨最好吃了，是我们安徽产的呢！我没搭腔。许多年了，家里拮据。我妈是很少买水果的，尤其是这样时鲜货。我大姐很注意地看了看我，马上就走向水果摊，一把抓起了那摊位上最大的一个梨。
“就买一个？”摊主问。
“对。这一个就怕过了一斤了吧？”
“女同志好眼力，一斤二两呢！”
“有刀吗？借用用。”
我大姐把那皮削得包住了整个梨不往下掉，然后用手摸住往上一提，整个地取了下来。
“尝尝！”她递给我，“少见的大梨，保证你吃了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我后来的确一直没有忘记。我而且还记住了她在检票口，忽然敛了笑容对我说的一句话：“可别学我们的爸！”
难怪她对我爸一腔怨气。尽管她是一个极为明智豁达善解人意的聪明女子。世间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如此理解我爸悲剧的成因，体谅我爸处境的尴尬，并且如此客观地明晓责任并不完全在我爸个人这一本质问题。但因了我爸压在她身上的负荷实在太沉重了，这些负荷本来应该由我爸来挑而我爸挑不起来却统统卸到了她身上，她不能不由疲累而生委屈而生怨恨。我后来知道，她不但在十四岁那年就以自己的“勤工俭学”为安徽老家雪中送炭，而且在工作之后的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始终供养着在不毛之地上刨食吃的我爷爷、我大娘、我大哥，连我大哥后来真的发育了也真的可以娶媳妇了因而必须支出的那份彩礼钱，也都是由我大姐支付了的。我后来还知道，不但那安徽老家，便是那苏州文家大院里的几个兄弟姐妹，也习惯于把她当作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轮番地向已经有儿有女有了自身压力的她诉苦求援。虽然那份亲情使她不忍心拒绝，但一个梨即便再大若是众人都来咬一口，这梨也就不够分，只剩酸溜溜的核了。我妈深知这一点。她教育我们上海的三兄妹尽量不要向她伸手口可是我大姐在闻知我考上了大学之后，还是马上就寄来了一笔钱，在汇款单上注明了让我“买书交费备装”。我读了这句话的最后两个字，明白我大姐是注意到那天送她上火车时我所穿之裤上的两个大补钉了。
一九六〇年的安徽大饥荒，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谁也没有料见到。宣家村里不久前还可以“放开肚皮吃个饱”享受“共产主义”，忽然就在一片“大放高产卫星”的欢呼声中断了粮。我大姐按月寄回的粮票不过十斤，是从她一家的口粮里省下来的，到了我老家只够应付几天。我爷爷发了告急信给我爸。我爸几年数载方接到这么一封信，知道骨子里也够要强的我爷爷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开这个口，连忙把信交给我二姨。我二姨在这关键时刻很贤妻良母，马上掏出二十斤全国粮票来为宣氏家族做贡献。但我爸一时心急疏忽，竟不用挂号而把这性命交关的代表二十斤活命粮的小纸夹在信中寄了出去。也不知哪个环节遇上了黑心鬼，此信成了入海之泥牛。我爸几天后又收到一封言辞凄婉绝望的信，方知失策，这失策又对哪方都已说不清楚，只好忙忙地跑了一趟上海。上海那年月已开始“瓜菜代”了，市民百姓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碧绿石硬的卷心菜皮——那段时间里卷心菜为什么只长硬皮不卷嫩心，我至今没搞明白——我妈还是从购粮本里支出了十五斤粮票来，陪我爸到邮局挂了特挂寄了出去。可是就在这十五斤粮票慢慢地走在路途上的几天里，我大娘饿急了吃了被称为观音土的白垩泥，活活胀死了。
我大姐回老家去奔丧。她没邀我爸同去。我爸想去，我大姐问道，你说你还能回去吗？言简意赅，我爸只好作罢。我大娘因为是贫农，又是革命干部的娘，葬到了村东头那片向阳的坡地上。几年之后，我爷爷也去了那里。
我大姐后来与我谈起我大娘的死，眼圈还是发红。
“她完全可以不死。”她说，“家里的存粮比旁人家都多些，旁人家也未必都死了人。她却不肯吃，总想省下一口来多拖几天，想等我们后面寄去了再续上去。我们又寄得太晚。她饿的时间太长了些，死前半个月就只让爷爷他们吃粮，她自己把泥塘里挖出来的野荸荠和了树皮草根煮烂了充饥。你大哥的媳妇不是东西，卷带了家里所有的粮票和钱逃往外乡，是跟着同村一个木匠一起跑的。世上好人坏人并不以男女分。可是女人中先人后己忍辱负重舍己为人甘于为亲人而牺牲的总多一些，我娘就是这样的女人……”
我大姐这番话是坐在她自己家里仅对我一个人说的，那口气那论调那观点迥然有异于她在她那局长办公室时。我在她局里见到她时，她完全是另一种人，没那么多超阶级的人性论。
一场“文革”，把我们宣氏家族不分老幼统统打成了牛鬼蛇神。
万恶之源是我爸。六六年春上从安徽老家奔了我爷爷的丧之后回苏州，贫下中农祖宗对他的庇荫从此便丧失殆尽。第二天他就被地毯厂的“四清”工作队唤去，通知他立即停职交代问题。他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揭发人是他的近亲、财会主任、我二姨她兄弟。原来从一九六三年开始，我爸趁着国家政策上的松动，在唯亭乡下，他当年搞过一个分厂的地方，又唆使着一个生产队办起了一家羊毛加工工场。那工场专为苏州昆山一些毛纺厂进行原料初级加工，干的活虽然又脏又累，但收益不小，办了两三年下来，就把生产队的工分值从每天不足一元翻到三元朝上了。我爸仗着自己在毛纺行业内熟人多，业务精通，为那加工厂的筹建以及日常的供销事宜出了不少力，所以时不时地收取了那乡里送来的大米、猪肉、油豆腐、粉丝、年糕等等，逢年过节人家队里分红，他也拿过人家的“红包”。“四清”工作队经过很紧锣密鼓的一番内查外调和核算，我爸三年内收取之农副产品，按集市贸易价计折合人民币一千五百余，领取“红包”贿赂五次共五百元，两项合计刚刚超过人民币二千，正好又够上了量罪定刑的档次，于是就被定性为“开设地下工厂”、“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经济犯罪分子，戴帽管制。他立即从技术室调出，到装卸队当了一名搬运工。
平心而论，我二姨她兄弟的揭发完全属实，而那“四清”工作队也是执行了当时的政策，为他所下之“顽固地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也并不过分。我到现在也确认，我爸一辈子所追求的正就是那个“资本主义”。我后来回忆起我爸在那三年里，因了又参与策划并开办一个小小的羊毛工场，他的精神是何等的焕发，生活是何等的充实，五十多岁的年纪了竟扫尽了他四十多岁时的衰老疲惫之相！我记得他总是很忙。一件夹克衫的拉链总是敞开着，匆匆地拎了一个人造革黑皮包到上海来逗留几个小时，与我们共进一餐后就又匆匆离去，说是就这么一个礼拜天，上午来看看上海一家，下午就必得去唯亭转一转了，“那边到了一批羊毛，我得去鉴别一下质量。”他那人造革的提包里，总是塞了一包一包卷成条状的羊毛，鼓鼓囊囊地撑得提包的拉链也总是拉不上。也有时候他先去唯亭，下午到上海，那时候他大多手提一个大网兜，里面塞满了年糕粉丝和大包小包的黄豆绿豆，那唯亭农民自制的油豆腐，喷喷香。呵，连我这个已经从大学毕业留了校的历史系助教，也吃过不少我爸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来的美味佳肴。
“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为重点批斗对象。资本家的成分加上开地下工厂的现实问题，使他成为很正宗的阶级敌人。才斗了没几个月，从上海方面忽然几乎是同时来了两班人马：一班是我二姨她大姐夫的报馆里的。报馆里自然也有造反的，造到了那个老报人头上。也怪他自己，愈老了愈喜欢自吹自擂，有事无事总提自己当年是“左联”的，让国民党捉了去过的，意在表明自己很早就很左派。没料到却引起了疑问：既进过监狱，又何以出来？蒋介石有过名言：宁错杀一千，不漏过一个。怎么就偏偏漏了一个你出来？于是就大查特查，于是就查到苏州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我爸还有那么一个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官的社会关系！我爸很快被隔离审查，关在地毯厂一个堆放梭子的小仓库里喂了一个多月的跳蚤蚊子。另一班人马来头很大，是上海市一级机构的，赶到苏州时我爸已经以梭子间为家了，所以审问就在那里就地进行了。
问：“你跟他什么关系？”
答：“我女儿的老师呀！我是家长。”
问：“他是叛徒你不知道？老实点！”
答：“叛徒？他好像从来也没进过监狱……”
问：“住口！用得着你为他定性？你老实交代，一九四八年冬天从十一月到十二月这段时间里，你们俩进行了什么反革命活动？”
答：“那两个月……他在我厂里帮工，避一避吧……年末时帮我介绍了一笔生意……”
问：“好呀，帮助你资本家剥削工人！这才叫阶级烙印呢！他本来就是个狗崽子！”
这两批人马来过之后，我爸在经济问题上又添加了政治问题，厂里专为他成立了专案组。一批又一批的人员为调查他而一次一次地去上海，顺带着去买点价廉物美的上海货回苏州。不过那隔离审查却没拖多久，因为负责看管的人实在太受不了那梭子间里的蛇虫百脚蚊蝇跳蚤了。
世上有许多事难料祸福。我妈因体质太弱，公元一九六六年“文革”大爆发前仅仅一个月，刚刚办好了从里弄卫生站提前退休的手续。办那手续时她很依依不舍地，顾虑着一个月少了那么二三十元钱了。还是我劝她说，大弟眼看也将毕业了，我们孝敬您到老，您保重了身子后福无尽，要是身子垮了什么也指望不上了，她这才下了退休决心。她要是还在那卫生站里，少不了吃更大的苦头。
但她毕竟还是受了株连。那一天就她一个人在家，门被拍开了。几个“红袖章”一拥而人，操的都是绵软苏语。我妈明白是抄家，两腿一软便跌坐在**。她的脸大概惨白得厉害，以至于那几个红袖章没敢去碰她。有人恶声恶气地斥问过她几句，她竟上牙打着下牙两片嘴唇皮抖得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我们那居室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桌上放着我妈刚做好的饭菜：一碗茄子，一碗鸡毛菜，还有一碟臭腐乳。家中没有一个抽斗一个橱门上锁。拉出来的衣裤虽清洁整齐但或是打了补钉或是烊得如纱布般单薄了。造反派们最后在箱底找到了有我叔公大印的“结婚证书”，还有那张我大姐保存下来的“全家福”相片。他们把这些东西拿了去，说是很可以揭露资本家腐朽生活方式了。
我大姐就没有那幸运了。她被作为“走资派”揪了出来，而我爸的戴帽管制的身份进一步佐证了她那“走资”的历史缘由和阶级根源。一九六六年八月酷暑时节，我为了办理我爸我妈的离婚手续而去苏州，没料想到在火车站前的大广场上，见到了我的大姐。她头戴纸糊的高帽，身体的前后两面都挂上了大大写了黑字的纸张，只穿了一只鞋，被一帮戴了红袖章的男女押在一个临时搭成的大平台上作牛鬼蛇神展览。我远远地就认出了她。我身不由己地挤上前。我挤到平台的台脚下，仰起脸看她。我看见我大姐胸前的那张大牛皮纸，竟是用几枚图钉钉在我大姐的肩膀上的，那钉子周围渗出了血水。血水的下方，是几个浓黑的大字：
“反动资本家的狗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海黄色工会头目的姘妇……”
我脸上又有汗，又有泪，我任由它们淌着。我双脚像被钉子钉住了一样。
一刹那间，低着头的大姐发现了我。我不明白一个人的眼睛怎么会在耀眼的太阳之下发出如此强烈的光彩。我大姐猛地I紧了眉头，两目炯炯地盯视了我几秒钟，然后那漆黑的眼珠猛地往一侧移动过去，闪闪的目光刷地扫向那平台的一边。我被这目光指引着，看见了站在平台旁的红袖章中，竟有我二姨他兄弟！他这年过四十的半老头子，居然臂膀上也箍着一个“红卫兵”袖章！这年月，亲不亲，线上分，更何况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就已确定了振华厂内被我爸剥削的雇工身份，而“四清”运动之后又进一步与我爸划清了界限。我明白我大姐的火一般的焦虑了。我抹了一把脸，匆匆钻出了人群。
我在那片宽敞、明亮、井然有序的国营地毯厂的厂门口，见到了正干装卸工的我爸。
他正弯了腰，驮着一大包捆扎得有如素鸡般结实的毛线，往一辆装货的卡车走。他长得高大，背上的毛线正好够上车厢的底板。两个年青的工人一左一右把毛线从他背上提起来，垒上车。松了背上的沉负，他吁了一口气，拉过肩上那一大块垫肩用的麻袋，擦了一把脸上的汗。那麻袋脏而破，披在他肩上犹如喇嘛身上的袈裟。
我抢前几步，喊了一声：“爸！”
他吃了一惊：“你怎么来了？”
我哪敢把我的来意在此刻说出口来呀？我能在他驮着一百多斤羊毛的背上再加一棍子吗？我怀里揣着我妈签了名的离婚申请和给我的委托书。我此行是要立逼我爸去法院办妥了离婚手续。我明白这个目的会给已经五十开外的老父什么样的打击。我立刻决定放弃已经买好了的当天回程票，在我爸身边宿一夜，把这件事办得缓冲些。
“侬是宣老头子在上海的儿子吧？这只鹰钩鼻子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到你们上海去抄过家呢！乖乖，你老娘年轻时候真漂亮！我们抄来了你们家的照片，照片挂在厂部阶级斗争展览会上了呢！看的人特别多！”
“听说侬还在大学里教书？嘿，这么大块头，一身力气何必做那个臭老九？”
下班之后，我随我爸回文家大院。
这是我第一次跨进我二姨家的大门。刚剃了阴阳头挨过街道红卫兵一顿批斗的我二姨在急急忙忙地煮晚饭。我很尊敬地唤了她一声“姆妈”。她呆立着，竟一时反应不过来。我爸作了介绍。我看见剃了一半光头的我二姨脸上变换着我难以表达出来的复杂感情。我们谁也没料到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历史氛围下作首次会见。
我二姨自然更没料到我这次赴苏的目的。晚饭时她一直对我很冷淡，只管盛饭添菜同时还管教着那一对半傻不傻的已经十八岁却还打打闹闹的双胞胎小弟小妹。饭后，我尽量缓和地慢慢摊了牌。
我说，苏州厂里派人到上海抄家后，妈发作了心脏病。再来几次，恐怕会要了她的命了。我二姨插话说，这还算好的呢，看看我的脑袋吧。我说，大弟今年大学毕业，因了家庭问题，有可能要派到黑龙江去，而他又有严重的气管炎呢。我爸叹了口气道，我们家人好像大都有这个毛病，你爷爷一到冬天就喘，我晚上也常常咳一宿呢！我努力把话题引回我的预定目标：不光大弟面临分配，大妹的学校也开始动员支援边疆了，出身不好的看样子要首当其冲。我二姨接了口：我早就说过，女孩子念什么高中，早点进了工厂不是就没了这个麻烦了？我犹豫了一下，没再把我们上海一家苦经叹下去。我本来想告诉我爸，那时候我已经有个名叫湘珠的女朋友了。女朋友家里红三代，生怕我这个狗崽子玷污了他们家而总对我疙里疙瘩地，我当时真恨不能重新投胎啊！我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只好狠狠心咬咬牙把赴苏来意和盘托出了：
“所以，我妈为了我们几个子女的前途，决定向爸提出离婚。”
我看见我爸在猛地一个颤抖之后，立即把头深深地垂下，几乎要垂到他的膝弯之间。我看见我二姨一下子把嘴张得老大，半天闭不上来。我闪开眼睛，看见窗外漆黑的夜空划过一道光，不知是哪颗星殒落了。我在刹那间觉得，这颗星是被我的那句话击落下来的。
我让我爸也写了一份委托书给我。
所有的离婚手续由我一手经办。我在阊门区的民政局畅通无阻。一个理由便足够：一夫多妻。一个很精干的中年女办事员在最后往离婚协议书上盖章时感叹道：
我心里在默默地回答她：“要不是我们三个子女逼得紧，我妈自己是至死也不会到您这里来呀！您说得不错，中国妇女呀……”
我把两份离婚协议书中的一份送到候于文家大院内的我爸我二姨那里。他俩都没伸手接，我只好把那张纸片放到他们吃饭的方桌上。我刚要转身离去，我二姨忽然喊住了我。
“其实，”她说着，挂着两行眼泪，“都这么多年了，都老了，何必呢……”
我回答她：“我妈是为了我们。”
我二姨抹了一把眼泪：“我晓得。跟你妈说，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跨出文家大院大门之前，我回头望了我爸一眼。他一动不动地低头坐着。我看见了他的白发。
二十四 我妈，我二姨
我们常常把世间的事想得过于简单。我们常常把一些法律手续的功效想象得过于夸大。我大弟还是去了黑龙江。我大妹还是去了云南。湘珠，只有头脑与我们同样简单而且同样重视法律手续的你爸你妈，认可了那一纸离婚证书，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所以说，我爸我妈离婚的得益者，唯我一人。
自然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对我爸我妈竟自此而暗生了一种愧疚之情。补偿的方法是，只要有机会，我就去苏州走一走，看望看望我爸，然后为我妈带回一点具体形象的新鲜消息，充当他们俩之间的信使。他们离婚后的第二年，我结婚，曾用一个上午时间专程送了两斤喜糖到苏州。我记得送的是当时很行销的维生素C糖，硬的。我知道我爸不爱吃粘在牙上掉不下来的软糖。
我赶到苏州时刚过七点。我一踏上全福路就见到了我爸。他在扫大街，那把竹扫帚比他高出一大截。他扫得极用力，但极不认真。他把灰土狠狠地扬到空中。有一个行人躲避不及，纸屑和垃圾甩了一屁股。那人停住脚步咬牙切齿了，我爸竟也停了扫地与他对峙着。我没敢靠近他们，因为我认出来了，那是我二姨他兄弟。
后来我听我爸说，他们俩当时的对白是：
“坏分子，你老实点！”
“王八蛋，你有种踏进我的门槛来！”
我二姨他兄弟自小是跟我二姨长大的。二姨待这个兄弟不薄，全福路人人皆知。开振华厂时他其实是个大管家，他自己心中有数。后来当姐夫的成了剥削阶级，小舅子成了被剥削阶级。我爸从来都是将错就错不予计较。结果没想到他还真进行起阶级斗争了。我二姨见了他只要身旁没人就用最尖刻最肮脏的话骂他，轻轻地只让他一个人听着。他顾忌着真闹太狠了宣氏也会反咬一口，只好都吃进。
我把这个场面转达给我妈听时，我妈长叹一声道：“罚你爸扫大街，是要扫他在全福路上的威风呀！你爸心气高，这一招够伤他心的呢！”
“您就别去担心这担心那的了。那文老太婆对老头子好着呢！昨晚上我到那里正开饭，四个炒菜一碗热汤，有荤有素的色香味俱佳。苏州人最会闹美食了，那老太婆手艺不错。老头子干装卸干出了好身体，一顿二两白酒一大碗饭，胃口比我还好……”
我妈问：“早上还要他扫大街吗？”
大弟答：“今天早上是老太婆帮他去扫的，因为我来了。老太婆天没亮就爬起来，烧了两壶开水，老头子不是喜欢喝早茶吗？茉莉花茶，听说是大姐悄悄让她女儿送来的。大姐去苏北”五七干校“了，姐夫也一起去。这里的早茶还没喝完，老太婆已经扫完了大街挟了一包大饼油条回来了。她自己吃泡饭酱菜，给我爸顿顿早饭买点心……”
我记得我妈听到这里，竟吩咐了我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以后你要再去苏州，真该帮我谢谢她……”
我哪能遵从这样的母命！公元一九七五年我带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到苏昆一带考察明代遗迹，抽空也去文家大院住了一宿。我爸那时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虽然还属于那个阶级，厂里终于还是把他调回了技术室，让他仍干配毛员的活，不必再去扛大包了。他的头发已经全白，背也伛偻了起来，耳朵几近全聋。我只好大声地向他述说上海一家的近况，我二姨就着破敝堂屋中昏黄的灯光一边缝补着我爸的一件汗背心，一边也心平气和地听着。她早已办了退休手续，让我的半傻小弟去顶职，又把另一个手大脚大并不完全痴呆的我小妹，早早地嫁给了虎丘公社的一个农民。她膝下已有四五个外孙儿女。她满面慈祥，一副称心满意的模样。闲聊到很晚时，我打了一个哈欠，她竟马上走出堂屋，为我端来了一盆热热的洗脚水。我不禁惶恐地站了起来。
“何必劳驾您呢！”我说。
“应该的，应该的！”我二姨说，“你爸一提起你们上海的几个子女，就高兴呢！宣家门里就你妈生的两个儿子有出息，都是大学生！到底是因为你妈有文化，不像我，是个粗人！快洗了吧，我给你倒水！”
尽管这番话是多么中听多么顺耳，我可没敢把这些搬嘴学舌传达给我妈听，正像我永不会把我妈的谢意转致给我二姨一样。她们俩无论有多少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把我爸看成是一己之物。法律手续斩断不了我妈拥有我爸的情丝，法律手续确认了我二姨拥有我爸的实际身份，她们都把自己看作我爸唯一的正宫娘娘。素来狭隘从不宽以待人的我二姨，之所以如此宽厚地褒扬她的情敌、她的情敌的亲子，不正是基于她的胜利感，她的满足感，她的法定的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吗？
二十五 我爸，我二姨
谁能料到，公元一九七六年中国政坛的巨大变动，于三年后竟神奇地影响了我们宣氏家族的家庭结构。
是年，我爸获准退休。他如蒙大赦。大赦本来轮不到他头上，因为他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既非右派也非托派也非胡风集团，风水无论怎么转，摘帽无论怎么摘，排号总排不上他。他年过花甲早已知此天命，所以把改变自己处境的希望尽数寄托在退休上。办个退休于他也很难，因为整个毛毯厂十来年中只有他一个正宗受过管制的阶级敌人，让他退了岂不成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了？所以厂里是报了局里，局里是踌躇了再三最后因中央明令“今后不再搞运动了”之后，方才批准了的。我爸正式领到鲜红的退休证时，已年近七十。
谁也不曾想到，他退休了不到一个月，就很有预谋很有长期打算地拎了一个塞了他自己替换衣裤日常用品的大大的旅行袋，乘我二姨到我小妹家去侍候她坐月子之机，回到了一别足足十三年的上海。
我妈清心寡欲十三年，先是领大了我的一双儿女，紧接着又抱起了大弟大妹托养在沪的我侄女我外甥，突见我爸归来，如遇洪水猛兽。她用一杯茶稳住我爸，忙忙地打了个电话给我，是用惊呼“日本鬼子进庄了”的语气告诉我并让我快快赶回妈家去的。
我爸像个等候判决的罪犯一样，低头坐着。见我进门，他急忙站立起来，我发现他竟然比我矮了一大截。人到老了会缩短如许，我第一次发现。我妈一手搂着我侄女，一手搂着我外甥，还不断地用指头撸去眼泪。两个小家伙像看个怪物一样，看着面前这陌生的老头儿。
我爸虽已全聋，但智力丝毫未减。他戴着一架助听器，后来我知道是我大姐送他的。他的惶恐夹杂着他固有的倔强。他那天的话在恳求中带着雄辩。我无法反驳和拒绝他。
“我要住回上海。”他说，“我有退休工资，不需要谁养活。我老了，我不能再离开你妈了。我们还能有几年呢？离婚的事，是‘文革’时办的，如今不是说要全面彻底地否定那十年动乱吗？再说，就是离了婚，我也是可以来上海探望子女的，婚姻法有这个规定的……”
“我二姨怎么办？”我不能不打断他。我想起那破敝的堂屋里昏黄的灯光，我二姨那恬静满足的阔脸。
“那边的兄弟姐妹们，什么意见？”我又问。
“我为什么要听他们的？”我爸提高了嗓门，“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马上闭了口。我想起十三年前我们曾做了我爸我妈的主。我今天重提这个话头实在太蠢！
我转向我妈：“妈，您的意见呢……”
可是这么一开口，我又立即觉得完全多余！当初的分离就非我妈所愿，如今我爸垂垂老矣我妈岂会拒之于门外？
我爸住下了。
一周之后，大姐出面打了个电报给我：
“苏母病危，促父速归。”
我和我妈坚持着让我爸立即返苏。
“不会是真的吧！”我爸将电报纸翻来覆去地看，满面狐疑，“她总喜欢弄神弄鬼的……”
“大女打来的，她不会……”我妈说。
我坚决地递给我爸一张车票。我暗自想着，那心气强悍一片痴情而又患有高血压病的我二姨，恐怕是过不了这一情关了。
我的估计没错。我二姨从我小妹的乡下返回全福路知道我爸逃往上海的当天，就发作了脑溢血。她躺倒在一只打开了箱盖的衣箱旁，看样子是在找什么。我那当小学教师的四姐正巧回娘家，发现了马上把她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抢救了几天，她没动弹过，也没开过口。只有在我爸赶到医院，见到了她那副必死无疑的模样，毕竟于心不忍抓住了她的手喊了几声“秀珠”时，她的眼角才滚下了两颗大大的泪珠。
我爸却在那时，发现在她那僵硬的左手无名指上，竟套着那枚结婚时用十五桌赴宴宾客之贺款所购置的大大的钻石戒指！
二十六 我大哥，我大姐，我
“文革”中宣氏家族仅一人未受我爸株连，这个人便是我大哥。
我每每想起这一点，就免不了要感叹上苍的公正。我倒不是说凡与我爸有直接血缘承继关系的人都活该因我爸而倒霉，但若是因了血统论而把我大哥这位与我爸并无血缘关联的人也牵扯了进去，那就未免太冤哉枉也了。幸而我大哥在发送我爷爷去了最后归宿之地以后，竟被邻村一位伯伯是大队干部的寡妇相中，招他作了上门女婿。我大哥离了宣家村虽然还在“穷山恶水”的地域内，但恰恰合了“树挪死，人挪活”的老古话，从此便日渐发达起来。他如今跟他妻子一起承包了乡里一家服装厂，专门生产供野外作业防寒用的腈纶棉衣棉裤，粗针大线的损耗性劳防用品，质量要求不很高的。他的妻管厂务，他管供销，可比我们富裕多了。去年我爸病危他赶到上海时说，早盖了三层楼房了。而我，这才刚分了三房一厅，还算“破格”！
我大哥并不是那种有远见卓识的人。可是他早在一九八三年时就包下了那家濒临破产的小厂子，属于改革开放年代里农民办厂的最早一批。他是听从了我大姐的话。我大姐是幕后策划者。她那一年里送我叔公的骨灰到老家安葬，住在我大哥家。一听说乡里有这么一家厂子处于困境，立即就运筹帷幄，指挥着我大哥大嫂去包了下来。最后拍板的是我那大嫂。大嫂是个极有主张极能干的女人，据说其泼劲不下于我奶奶。而我大哥，据说当年还是犹犹豫豫的。这可以理解，他的性格像我爷爷。
一九八三年那年，我大姐还指挥着我干成了另一件大事。她已官复原职，只是换了一个部门，专管苏州市的进出口业务。那一年夏天她到上海开会，住在宾馆里。她一个电话把我召了去。她发福了，显得更加高大，只挤了半个小时时间跟我专谈家常。她知道我升了讲师，知道大弟已经调回上海，知道大妹在云南当了厂长，脸上露出非常欣慰的笑容，那模样与其说是像个姐姐，不如说像是我们的上一辈，甚或像是我们的娘！她指着一个很大的提包跟我说，这些是特意为我爸我妈从苏州带来的，有些吃的，有些穿的，还有一个助听器，爸那个用着的太老式，该更新了，你给他们送去吧，我实在没空。说到此，她忽然似笑非笑地望定了我，问：
“是你一手办的离婚手续？代替了他们……”
我猛地想起许多年前，我擅自做主卖掉了我爸我妈的红木大床，她也曾用这样的笑容和口气问过我。
我有点结巴地回答：“那时候……也不完全是我……我以为……”
大姐依然笑盈盈地：“你就没想到再跑一次苏州吗？当年办手续的金阊区民政局，还是在石路，没搬过。”
“这……您的意思是，为两个老的，办复婚手续？”
“对。”
“有必要吗？”我说，“都这么大年纪了……”
“我说你呀，”我大姐用指头点点我，我竟有了她按动我那鹰钩鼻尖的感觉，“你还是不懂，还是不懂……”
湘珠，我可不是那么愚蠢的人。我让我大姐一点就点透了。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做了各种准备。我打听了整个手续的过程。我征求了我爸和我妈的意见。看到他俩那衰老的脸上露出少男少女般的欣喜和羞涩，我明白我大姐为什么要感叹我“不懂，还是不懂”了。我带了他们去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拍一寸报名照，每份印七张，我知道那是要贴在各种表格上的。我从他们手中取回了当年我递给他们的离婚协议书。我吃惊地发现这两张纸片当年明明是由我分发给他俩入手一张的，如今竟由我妈打开了箱子从箱底颤巍巍地掏了出来，两片纸合在一起卷成了细细的一长条，而卷在这两份离婚协议书当中的，竟是那张我大妹出生前我们一家四口的彩色合影！我没敢问这张明明被造反派抄了去挂到阶级斗争展览会上去了的相片，怎么会奇迹般又回到我妈的箱底来的。我想，这里面的故事，恐怕说起来又可以说一个通宵了。到我觉得一切都准备就绪肯定能马到成功时，我就去了苏州。
我认出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的那个老年妇女，正是当年那位感叹“中国妇女啊”的承办人。我把一应物件递上去。她显然已经不记得我，很公事公办地查核着一应证件。
“我爸全聋，来也听不清楚，最近又重感冒。我妈高血压，前不久刚小中风，不宜远出……”
“你跟当事人的关系？”
“儿子。”我说着，摊开我们那张“全家福”，指着傻乎乎地倚在我妈膝旁的胖小子，“这是我。”
暖色调的彩照经年月侵蚀略微有点泛黄，那温馨甜美的意味更浓郁了。头发花白的老办事员饶有兴趣地端详着，古板的脸上弥开了笑意：“你妈？多少年前的？真漂亮！你爸也神气呢……”她瞧瞧我，“嘿，你长得跟你爸一模一样！”
她很快就往两张鲜红的、烫金的、由织锦缎做了封面的“结婚证书”上盖了章。
我几乎是奔跑着冲向石路口的邮电局。
我那不满十岁的小侄子接的电话：
“爷爷和奶奶去看戏了。是舅爷爷送来的票子……”
我知道他指的是我二姨她大姐夫。他退休后总去我妈家，跟我爸还是挺谈得来。
“你……”我犹豫着，“等爷爷奶奶回来，告诉他们……”
“大伯你快说呀，长途电话很贵呢！”
这精明的小上海！
“告诉他们，结婚证书办好了！”
“什么呀！”毕竟是娃娃。
“结婚，唉，结婚还不懂？”我啼笑皆非地放大嗓门，“对，要发糖放炮仗的，就是结婚！谁结婚？不用你管！你就跟你爷爷奶奶说，结婚证书，已经领出来了！”
尾声
我忽然发现，湘珠枕着我的臂膀躺着，已经许久没有动弹过了。足足一夜，她听着我的故事，没有合眼。她毕竟困了。我闭了口。
“后来呢？”一口幽幽的热气却呼在我的颈窝上。她根本就没睡着！
“后来的事还用我说吗？”我打了一个哈欠，“我爸我妈相依相伴，过了一年又一年，你不都是亲见亲闻的吗？我跟你说的都是历史，过去了的事，不是现实。现实是没有必要、也不能解释的。”
“你可真能瞒！我一直以为那大娘二姨是你们宣氏家族另外几房的媳妇，大姐她们是你的堂姐妹呢！”
“撒谎是天生的。”我说，“需要是撒谎之母，我撒谎是出于内心深处的耻辱感。”
“你的自我解剖很深刻。”湘珠吻了我一下，“我明白你怎么会做出那么多同一类型的卡片来了。”
我俩久久无语。天色已经微明，映白了我们床边铺了满满一草席的卡片。我渐入蒙眬，忽又被湘珠的一句低语惊醒。
“你妈终于成了正宫娘娘了！”她说。
唉，女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