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林十字
对结核病的恐怖
世界卫生组织，从来没有就癌症的发生和发展趋势向全球发布过紧急通告，也没有为发现艾滋病毒而发不紧急通告。但是，1993年6月，在伦敦举行了紧急会议之后宣布：“全球进入结核病紧急状态，结核病在世界100多个国家蔓延，上升为造成人类死亡最多的疾病，成为全球第一大致命的传染病！”
紧急通告还说，全球约有17亿人被隐性结核菌感染，占世界人口的1/3。每年还有新发病人800万，死于结核病的是300万。如果不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积极措施，借用哈佛大学医学院《1998年关于结核病的报告》里的话说：“结核病将传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后每年因结核病丧生的人数将达到3000万。
最可怕的还不是有这么多人感染了结核病菌，而是这些结核病人中有近1/3的人得的是用现代医疗手段治不了的耐药性结核病。这就是说，现在的结核病发展趋势正在重新成为不治之症。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结核病曾经是不治之症。到60年代，人类用抗生素治疗此病，一度极为有效地控制了结核病的发展。当今的地球人想说明什么问题都喜欢以美国为例，那我们也来看看美国的结核病情况。在过去的33年中，他们的结核病发病率每年降低6.7%，有些结核病院已经撤销了。可是，到1986年以后，结核病发病率开始回升，每年增加2.6%。从1998年开始，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机构，加强了对边境的严密监视，安装了新型X射线装置，使用上最先进的筛选检测设备，简直是如临大敌。然而，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恐怖分子的渗入和走私者的夹裹。美国人要防范的是致命的正在大举进入美国边境的结核病菌。又岂止是美国，在欧洲的14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结核病患者增加，它们是瑞士、丹麦、意大利、挪威、瑞典、奥地利、荷兰等。而且，在这些结核病患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患的是“耐多药结核病”（MPR—TB），又称“多重耐药性结核病”——像雷米封等西药曾经是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现在对“耐药性结核病”却不起作用了！
目前估计全球感染了多重耐药性结核菌的人数有5000万，1994——1997年，国际防痨病协会对全球35个国家进行耐药性监测，美国纽约的耐药性结核病人达到30.1%，印度是33.8%，尼泊尔是48.0%……
那么，中国呢？
中国有结核菌感染者近3.3亿，现有肺结核病人590万，其中感染了“多重耐药性结核病菌”的人数不会少于30%。全国每年死于结核病的25万，是各种传染病死亡人数总和的2倍。
“结核”是富贵病还是穷病？
也许有人会问，肺结核是富贵病，还是贫穷病？也就是说，富人得此病的多呢？还是穷人得此病的多？
一种观点是富贵人家得此病的多。世界上最著名的肺结核病例，都非等闲之辈，最著名的要属林黛玉过早地香消玉殒。谁也不能说，黛玉小姐是穷人吧？
林黛玉是小说里的人物，怎么可以用来支持一个医学论点？如果是这样，那中国治肺痨最好的药方就是鲁迅开出来的：馒头蘸人血。这是他在《药》这篇小说里写的，里面得肺痨的人可是个贫苦人家的子弟。即便以林黛玉为例，她心强体弱，生性敏妙，再加上长期寄人篱下，多疑多愁，经常抑郁不舒，焉有不得病之理？
心性过于敏感脆弱，偏又压抑着精神的人，自然容易患肺结核。这方面最典型的病例应该说是波兰著名的作曲家肖邦。自1938年被确诊患有肺结核之后，肖邦和他的情人乔治·桑就被迫经常改变居所，有时不得不躲到山上的修道院里去。肖邦曾这样描述他的住处：“我的房间就像一口巨大的棺材，房顶落满了灰尘，窗户很小……”在那个年代，肺结核病人要受到社会严重歧视和排斥，乔治·桑在《马略卡的冬天》这本书里说：“我们变成了人们恐惧和害怕的对象。他们指责我们有肺结核，以西班牙医学界的偏见来看，这种病在传染方面和鼠疫是一样的。”
肖邦去世时只有39岁。
由于得病的人著名，使这种病也出了名，肺结核仿佛成了“名人病”。
其实，还是穷困潦倒的人得这种病的多。最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前苏联监狱里肺结核流行，一个叫比诺格拉夫的自行车惯偷，18岁那年被关进了监狱，一年后被告知染上了结核病，他吓得浑身发抖，因为他看到周围的人在一个个地死去。又过了一年，比诺格拉夫彻底绝望了，因为他身上感染的是无特效药医治的抗药性结核病菌，这种结核病人即便是在欧美国家设备先进的医院里也难以治愈。
自以为能上天入地无所不可的现代人，突然发现，许多年以前困扰人类的一些可恶的传染病正在死灰复燃。曾在欧洲肆虐数千年的结核病，正从前苏联的监狱里向外蔓延开来。结核病是通过空气传染的，只要接近带菌者就有被传染的可能，而人满为患的前苏联监狱，便成了结核病菌繁殖的温床。
美国公共卫生研究所的专家说（真是奇怪，爱管闲事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前苏联监狱里的囚犯大都染上了结核病菌，而每年从监狱回到社会上的人大约有30万，这些人中估计有1/3的人感染的是抗药性结核病菌。
惨啦，惨啦！
命运引导和鼓舞人类，又嘲弄人类。今天的命运应该能使人类清醒，重新认识自己的道路：任何结果都有理由，发生的一切都有其缘故，因此是必然的。
但愿自作聪明的现代人，不光受欢乐的控制，也接受痛苦的制约。根据欢乐和痛苦决定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被烧死的中国女孩
我要命也想不到，都到了这种年月啦，居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1998年8月2日的清晨，贵州省有名的贫困地区普定县西北面的大山里，有个土庙乡朱家村，在村外一块草坎上架起了一堆柴火，四周满山满田里围站本村的男男女女、大人孩子。不一会儿，本村的农民朱某，他的连襟刘某，还有本村专会掐尸入殓、操办丧事的贾某，用滑竿抬着朱某17岁的女儿来到草坎中央。
这个女儿两年前得了肺结核，当地人叫“干痨”，一下子全村人都躲着他们，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在指指戳戳。朱某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牛和两只猪卖掉，带女儿到县里治病，钱花光了，女儿的病却没有治好。他认为这个女儿是来讨债的，“干痨”治不好，日久天长若再传染给小女儿就更惨了。
朱某便跟妻子商量，不如一把火将大女儿烧了干净！他妻子居然也就同意了，还哄骗女儿是去姨家里呆几天——于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那种场面。
一到烧人现场，看见阵势不对，姑娘本能地感到了危险。但她骨瘦如柴，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只是挣扎着滚下滑竿，问她的亲姨夫：“姨爹，你们要做哪样？”
刘某再混蛋，这时候也哭了：“送你归天呢，儿！”
姑娘一阵惊恐，立时吓瘫了。向着站在几步外的亲爹嚎啕起来：“爹，饶了我吧，我不想死！饶了我吧，爹！”
此时的朱某，难受归难受，心疼归心疼，竟面目恐怖地向刘某和贾某下令动手，把姑娘放到柴火堆上，点着了大火……
这样的事怎么能瞒得住，有人给捅到了公安局，第二天警车来把三个火烧活人的家伙给铐走了。朱某的妻子又急又怕，当场一口气没上来竟活活吓死了，也许是出于自悔自责，悲痛过度而死。
后来，朱某被判了12年徒刑，另外两个人都被判了11年徒刑。
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这样在顷刻间坍塌了，只剩下15岁的小女儿。姐姐被烧死后她的境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更糟了，村人们依然像逃避魔障瘟疫一样地躲着她。她也确实早就感染了结核病菌，手心潮腻，身淌虚汗，四肢无力，并伴有阵发性咳嗽……但不能向别人说，每天躲在自家的房子里不能出门，等待着她的又是什么呢？
子宫在哪里？
这是从最近一期《文摘报》上抄下来的题目，讲的是一位妇产科的医生做流产手术时，找不到该流掉的孩子，误把子宫当孩子给拽下来了。
还有，吉林一位盖姓男子，在做B超检查时竟查出体内有子宫，且“大小如常，回声均匀”。沈阳一家医院给已经死了数天的“病人”照常打针吃药……
在《人命关天》一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些数字：有20%至30%的结核病人，在来到结核病医院之前都有被其他医院误诊的经历。为什么这些过去连乡村的游方郎中都能诊断的常见疾病，在现代医院的高级别医生手里反而诊断不了呢？
原因有二：
一、过于依赖现代检验和监测技术，使自己的诊断水平和观察能力下降，即所谓现代化程度越高医生的技术水平则越低了。
二、医生缺少人文精神，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对生命的责任感。因之发生了失衡状态，用美国生理学及医学奖得主卢里亚的话说，“原本是人与人之间的医学故事，变成人与金钱的故事和人与机器的故事。”焉有不出事故之理？
医学包含着两块内容，一块是技术科学，一块是人文关怀。中国医学向来属于“仁术”，仁爱、生生、恻隐之心与遣方用药同样重要。医生也跟其他人一样，都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都有体验病人角色的机会，不了解和不关心病人痛苦的医生怎么可能成为好医生？
可惜，重技术轻病人的医生却越来越多。
为此，历史已经深刻地教训了人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人类的麻烦可曾减少？人类的痛苦可曾减少？
似乎倒更多了。
战争、饥饿、高温干旱、洪水泛滥等人为的和自然的灾害姑且不论，单讲人的病痛，不也是更多了吗？一个肺痨好像已经被降服住了，却突然又卷土重来。还有癌症、艾滋病以及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怪病，似乎在证明着一个老掉牙的辩证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该说到这篇短文的正题了。目前全球有3100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1/3合并有结核病。1/3的艾滋病是死于结核病。
这可真是祸不单行啊！
印度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中，2/3合并有结核病。
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我们有庞大的结核菌感染者，眼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已达到30万至40万人，预计到2005年将达到100万人。一旦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合并结核病，将对我国结核病控制造成极大的威胁！
惟愿医疗界能将误诊率减少到最低限度，提高对结核病合并艾滋病的诊断，及时地进行隔离和治疗。
则国家幸甚，百姓幸甚！
麝香
世界濒临物种的保护组织设在亚洲的监督机构通报我国，仅今年1-5月，从中国走私到日本的麝香多达1.41万两。自1978年以来，走私到日本的麝香至少有4.4万两。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我国国家药材部门同时期从传统麝香产地四川、西藏、青海收购量的总和。
日本是无麝国，而近年来日本的中药业却乘风直上，所需的大量麝香完全依靠从中国内地途经香港走私输入，制成药后又大量倾销世界市场。中国丢了麝香，反过头来又花高价从日本进口成药，比如“救心丹”，就是用麝香为主要原料。仅此一味药，日本每年在国际药品市场上就创汇8000万美元。
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年出口近千种丸散膏丹的全部换汇额！
我们怎么会蠢到这个地步？
国家也曾动用价格杠杆试图改变这种局面，1公斤麝香的国家收购价上调到1万元，黑市价格却随之上浮到6万元。调价不仅未能保护麝香资源，反而雪上加霜，把野麝推到了万劫不复之地。
获取1两麝香，至少要猎杀10只野麝，4.4万两就意味着有44万只珍贵的野麝已经毙命！
麝香其实是鹿科动物的腺囊，其香气过于浓烈，几乎近于恶臭。麝俗称獐，存放麝香的腺囊就生在雄獐的肚脐眼上。所以猎杀者必须一枪封喉，否则雄麝一旦发现自己处境危险，便会首先咬破自己的香囊——这是一种对人类了解深刻，又非常刚烈可敬的动物。
许多这类的报告中都有触目惊心的描写。屠杀者们为了弥补自己枪法不准造成的损失，就在地上下套，满山沟里铺成天罗地网，獐子无论大小公母，无一幸免。早先是麻绳子套，赶上阴雨天有两三个月就腐烂了。现在则改用编渔网用的尼龙绳，支上以后两三年还张着，早晚套住为止。獐子被套上以后就拼命挣扎，越挣越紧，当场勒死。不光是獐子，凡长蹄的动物都没法跑，只是近三四年，在四川的茂汶、宝兴、南坪等几个县，獐子套连大熊猫也套死了，少说有十几只。
“越少越贵，越贵越捕，越捕越少——这态势已经成为套在药用野生动物脖颈上越勒越紧的绳索。”在西藏与四川交界的阿坝、甘孜等一些历史上出名的产麝区如今已成为无麝区。
麝香被称为“百药之王”。一旦麝香消失，将造成270种传统急救中成药的停产，从而引发整个中成药精华部分的“雪崩”，那是中国中药业的一场大灾难。
《本草纲目》里收入的动物药材有444种。谁能说得出现在还剩下多少种？
我们只知道生产“羚羊感冒片”的地道原料、新疆塞加羚羊已经绝迹了，因此影响了120种中成药的疗效。牛黄是人造的，虎骨、犀牛角是替代品……病人抱怨，好医生开出了好方子，却抓不齐药。医生抱怨“病明方准药不灵”，因为中成药本身也“病”了！
许多年前，一位老中医就大声疾呼：“中医将毁在中药上！”
这绝非危言耸听。古罗马、古埃及、古印度三大传统医学，不都先后失去光彩，默默地被淘汰了吗？对比他们，我们曾无比骄傲地宣称，历经数千年人类文明的筛选，惟我中医药始终岿然不动！
——如此下去，这样的信心我们还能保持多久？
钱对药的验证
中药者，中国之药。
可是，我们今天还敢说，中国是中药大国吗？
每年在国际市场上，中成药的贸易额高达150亿美元，中国却仅占其中的3%。就在这3%中有70%以上是药材，而不是成药。日本倒在中成药的国际市场上占了90%的份额，连韩国的中成药出口量都超过了中国。
日本从中国大量进口中药材，用生物、化学及物理等先进的科技手段提取有效成分，进行定性、定量的科学分析，而后制成口服药、片剂、针剂、胶囊，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传统中成药长期未能打开的国际市场。以中国家喻户晓的“六神丸”为例，日本人利用科技优势对其配方加以分析，改进传统的制作方法，还加入丹参、沉香等制成所谓畅销国际市场的“心脏灵药”。每年中国进入国际市场的中成药贸易总额，竟赶不上日本这一味药的销售额！
难怪日本人扬言，21世纪，中医中成药将改名为“东方医药”。而日本，就是“东方医药”的霸主。
我国每年的药业总产值约为1250亿元，只相当于英国一家葛兰索制药集团的年销售额。这也不能全归罪于中药的落后，我们的化学药品中，据说不少是外国药的仿制品。
目前，还没有一味中国药在国外获得专利。
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啦，而德国、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重新强盛起来又用了多少年？我们的制药业还如此落后，实在是说不过去了！中药的落后，就更是匪夷所思了……自神农氏尝百草、黄帝著内经开始，中医中药历经数千年，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今天怎么会失去了应有的光彩呢？
科学技术落后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们国内对中药材缺乏管理、质量退化、材质变异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不自重，越是急功近利，却越是赚不到钱。比如，全球约有70%的中药材产自中国，为什么销售收入却只占全球该项销售总额的3%呢？滥施低级农药，残留污染严重，这样的药材很难直接进入国际主流市场。只能低价卖给外国收购商，他们重新加工后再卖，其价格高于在中国收购价的十几倍。“肉头”都叫外国商人赚走了，最后是外国的制药厂家赚大头，我们辛辛苦苦跟着瞎忙活！
世界中药材的市场明明在我们手里，长期以来却不知道爱护，不懂得扶植自己的名牌，树立产品威信，滥采乱种，你争我夺，以至于砸了自己的牌子。如地道的黄芪在内蒙古，偏偏让内蒙古的黄芪越来越少；地道的地黄在河北，河北的地黄却出不了口……自古中药就有著名的六大产地：关药（东北）、冀药（华北）、淮药、浙药、川药、云药。
我们真的连老祖宗给创出的牌子也保不住了吗？
注：洛林十字是国际抗痨协会的标志。
写于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