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乡村——1996年在某教育学院文学讲座上的发言

早春二月，我们在涂山脚下相会。虽然看不到草长莺飞，看不到柳绿花红，但“吹面不寒杨柳风”已经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春的气息。感谢这次活动的主办者，给了我们这次相逢相识的机会。

我是一个以笔说话的人，正常的语言表达常常显得口拙，因此，先给各位交个底，我很可能会让你们失望的。

这里我先要说，创作是一条艰辛的路，既要有充分的修养、明朗的心境、较高的道德水平和道德修养；又要有平民的平常心，要有理智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既要善于观察生活，因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又要善于思考，因为有思考才有感悟，才有升华。

现代人早就发现，物质的东西过分壅塞，精神就没有地盘，有时想激动都激动不起来。于是，不得不苦苦地呼唤**。无论物质条件如何发达，作为主体的人依然需要拼搏、牺牲和奉献。否则人就不能发展，这是被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我们常常说：观察是小说家的一门基本功，那么生命对苦难的记忆则是文学工作者最好的基础课。正因为有了对苦难的记忆，才有了我那些小说和散文。在个人简历中，我曾经总结了一段话，叫“出生就挨饿，上学就罢课，毕业没工作”，总之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得太多，太多的经历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命运是和民族的国家的紧密相连的。在偏远贫穷的乡下，我度过了物资极端贫乏的童年，但是大自然的风情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记。挨饿的滋味，入学的困难，回乡的无望，宗族的争斗，民师的艰辛，求职的坎坷，一路磨难走来，胸中堆累如山。对乡村生活的酝酿使我写出《米小满》、《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红蜘蛛》、《晒霉》、《石碓》、《皂角树》、《男孩儿》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虽然我已离开乡村，走进都市好多年了，但土地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走千走万，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土地的怀抱和浓郁的乡村情结。所以从事创作许多年，我一直关注着乡村，就像农人关注着田里的麦子一样。

有人曾经打了一个比方：说现实中的农村题材小说就像一株成熟太久的老玉米，饱经风雨根深蒂固，硕果累累。但过于成熟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紧随成熟而来的则是衰老和没落。意味着忽视和冷落。更何况现在是市场经济、商品大潮时代，更多的价值观总是以金钱为杠杆的，谁还记得荒原上那一棵迎风而立的老玉米呢？

在新闻媒体的炒作中，四个现代化仿佛早已就在中国人的脚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真正的四个现代化离我们还十分遥远，尽管有大都市的豪华景象，一些亿元乡镇的崛起，一个个暴发户的大富大贵，但这在若大的中国国土上能占多少比例呢？更多的人还在温饱线上。我曾经去全国有名的贫困县采访，那是一个拥有近二百多万人的大县，尽管政府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但是依然有相当的贫困户，有失学儿童，有流落街头的乞讨者。在中国，有富人，甚至有暴富，巨富，他们挥金如土，周游世界，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有在贫困线上挣扎、衣不裹体，食不饱肚的人群，他们挥泪如汗，挥汗如雨，一年到头为一张嘴而累断了筋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只闲着眼睛，想象着都市的豪华，而忘却贫民和普通一群人，那么，我们还怎样去记录社会反映民生呢？更不用说几千年传统文化已经破碎颓败，现代化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以农业现代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要过渡到以现代化工业科技为基础的现代文化更是艰难遥远的工程。就眼下来说，我们面对的主课题依然是农业、农村和农民，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把农民抛在一边是不理智的，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农村题裁的小说，却正面临着危机。九十年代在文坛上崛起的乡村小说家，如刘醒龙（写出《凤凰琴》、《秋风醉了》、《白菜萝卜》），何申（写出《穷乡》、《穷县》、《穷人》、《年前年后》），关仁山（写出《大雪无乡》、《冻土地带》雪莲湾风情系列），刘玉堂（写出《最后的生产队》、《温暖的冬天》），还有山西的王祥夫、吕新等，近几年也逐渐减弱了势头。

新一代农村题裁小说家，大都生长在农村，有的至今还在基层，有的进了城市，但因农村依然有关系，所以笔下才能真实地反映出转型时期的农村变革图景，字里行间浸润着乡土气息。我在小县城乡村结合部生活了几年，亲身耳闻目睹了变革时期农村的主要矛盾，如：城乡之间的冲突与交融，乡镇干部与村民的矛盾、乡镇企业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和困拢，农民面临的困境、农村的两极分化及土地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宗教蔓延等等。我写出了《青春美丽豆》、《城市雪脏》、《晒霉》、《端午》、《石碓》等等中篇短篇小说，就是以自己的眼光想对这方面有所探讨。那时我在乡村体验生活常听到一些民谣，如：“乡干乡干，二两小酒，两个鸭蛋”。“一手夹包，一手拿刀，肩上扛锹”，有些东西仔细想想，却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现象。

随着小城镇的飞速发展，乡村逐步城市化，农村题材的小说正受到城市小说的强大冲击。文学真正的城市化问题，是近年才形成的，一批又一批新生代作家走上了文坛，城市题材头一次击败了乡村题材而占据了中长篇的大部分市场。城市的细胞在文学创作中愈发的活跃，都市生活的感受被以多种形式如电视电影、网络美术歌舞、多样化的刻画出来，令人感到一个都市文学的时代已经全面地降临，乡村文学连对峙都显得无力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对乡村的关注愈来愈淡了。

都市小说固然热热闹闹，但目前的中国都市小说依然是一个缺钙的孩子。在世人的眼中，中国的都市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村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产生不了真正的都市小说的。真正的都市小说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副产品，是城市市民阶层逐渐形成之后的自然结果。就我们目前所能谈到的都市小说大都有以下特点：鲜活浓烈的气息，细腻的人物心态，纯熟潇洒的叙述语言，但是普通百姓并不都能接受，因为眼下的都市文学虽然眼花缭乱，却十分狭窄，大都着眼于上流社会，大款大腕白领阶层，小知识分子，给人以浅显幼稚悬空的感觉，离真正的市民阶层有一定的距离，感受和思考缺乏深刻，另外写自我的太多，关注社会、平民不够。

如今，过去的年代里那些火辣辣的乡村小说已不见了，面对失落的乡村，一个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写作者该说些什么呢？其实，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唯一的态度只有冷静地思考分析乡村小说为什么会没落冷落？分析思考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乡村的历史变革从80年代的“柳暗花明”阶段到90年代的“山重水复”时期，不少作家都相继失去了对这段变革的判断和把握力。中国的农村变革太风云变幻漫长了，而作家就像近距离站在一幅巨型壁画面前，很难看到整幅画的全部，更谈不上把握它的全部规律。当各种思潮观念退潮之后，一度习惯了依赖追逐某种理念的作家们，一时间找不到依凭的感觉，心底不踏实起来，失去了理念的光环，找不到生活的焦点和走势。农村的生活复杂化了，乡村人的思想多样化了，而作家们的思想却贫瘠了，悬空了，乡村小说怎么能不衰退呢？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个思想匮乏的时代，更是一个期待思想的时代！

其实，文学题材上，乡村的失落还可以从作家自身去寻找原因。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乡村题材小说家们年龄大小不等，成份也迥然不同，有的是当年历次运动中戴了帽子，被发落到农村或农场去改造的右派分子，如刘绍堂、从维熙、浩然、高晓声等；有的是工作在基层政府和文化宣传部门的文学青年；有的是扎根落户到农村的一代知识青年。他们中大多数人命运坎坷，但却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他们有着深厚的生活积累和知识功底，对农村的初期改革有充沛的**，厚积薄发，是文学成就了他们，使他们得以重返城市，拥有了生活中该有的一切。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乡村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问题，但这些新现象新问题都是他们以前所没经历过的所以也不熟悉，他们只熟悉了解改革初期，他们有限的生活积累和迅速变化的农村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们对农村题材的把握逐渐一片茫然。

计划经济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经济愈来愈成为社会的重心和中心，而文学逐渐地向社会的边缘滑落，过去在人们心目中一度神圣崇高的职业只不过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冷峻严酷的现实使作家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和隔膜感。文学创作成了一种职业，文学不再崇高，文学人的生存环境也日趋走向边缘，文学的作用也似乎不如当年那么看好，许多文学人连自己都拯救不了，更不用说去拯救世界了，那么还有谁如当年柳青那样去乡下身临其境地体验生活呢？有哪一位所谓的作家还能够担当得起“启蒙”农民的重任呢？

更何况，苦累脏差的农村绝对是养不住留不住作家的。因此，农村题材小说还要靠身居高楼深院的城市作家去写，还要靠城市作家编下去。真叫一批作家下去扎扎实实地去写，过去或许并不难，但在如今却不容易，因为如今的作家已经很难走出令人牵肠挂肚的城市了。想当年赵树理家人都在京城，但他的人和心都系在东南那片热土上，于是写出了《三里湾》；柳青举家搬迁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最终写出和孕育了宏篇巨著《创业史》。文学前辈的精神和壮举在浮躁世俗铜臭的今天，几乎成了永远的风景，往日的辉煌还会再来吗？

更奇怪的是，现在农村题材小说并不受农村读者欢迎。作者写的神采飞扬，农村读者却一头雾水不买帐。这问题不在读者，而在小说本身。离农村生活、农村苦辣酸甜太远。

三十年代时，赵树理就说过，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上不上去，最好折下来，铺成小摊子，而现如今，文坛喜欢大、派、腕、权，乡村人读不懂，作者写时想得多是好看、油盐酱醋太多，把贫穷的上帝丢了，于是乡村一日复一日地失落了。

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写作者，我很心痛，我也很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