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莲
那天，突然听到阿莲的死讯时，我的心情真可以用悲怆来形容。
阿莲的死讯是伴着传闻传到我耳朵里的，因为事情有些新奇，这传闻风吹一样地传遍了大街小巷。
说是本地首富吴老板在酒楼上与人宴饮，酒至酣处，吴老板非要找陪酒小姐助兴。可是这家酒楼这天正好没有陪酒小姐，吴老板十分不满，一眼瞥见跑堂的小服务员很年轻，长得也挺好看，就硬是要让她来陪酒，她不肯，吴老板大怒。酒楼经理害怕得罪了吴老板断了财路，就连哄带吓地让她答应陪酒，但她并不会喝酒，此前她从来没有喝过酒，因此讲好只陪一杯。可是酒一喝上吴老板就不肯放过她了，一连让她喝了三杯，吴老板仍不肯罢休。吴老板心里还在恼她一开始时不肯陪他喝酒，不依不饶地要她非喝不可。“我让你喝你就得喝，敢不给老子面子！”为了显示老板气派，吴老板“啪”地在酒桌上拍下了一叠十张百元大钞，对她说，“你只要听我的话，喝下十杯酒，这十张大票就归你，喝一杯酒挣一百块钱，你干不干？”
她一是被缠不过，知道不喝过不了吴老板这一关，另外她也确实对这么多钱很动心，喝一杯酒挣一百块钱，她一个小服务员辛辛苦苦一个月的工资才三百块钱，现在只喝一杯酒就可以抵得上一个月的工资的三分之一，这对她确实是太有**力了。她一咬牙，喝！
酒桌上排起了一溜十只倒满了酒的酒杯，她一一端起饮进口中，但她饮至第七杯时已是力不胜任，她说：“我实在喝不了了。”
她摇摇晃晃地要拿那已属于自己的七张大钞时，吴老板却按住了她的手说必须得喝完十杯才可拿钱，否则一张也不给。
她舍不得已到手的钱，于是挣扎着端起杯，又喝了两杯，到第十杯时，她却再也抬不起手，她流着眼泪无力地说：“饶了我吧。”
一旁的吴老板看得焦躁，起身一手按住她的脖颈，一手捉住她的手腕，说道：“磨磨蹭蹭等什么，快喝！”遂将酒强行灌入她的口中。
她喝进这十杯酒，不等拿起桌上那十张钞票，人已软成了一摊泥，堆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吴老板跟没事一样喊来了经理，让人把她拖下去休息。
大家只想她睡一觉就会好的，可谁知她其实已是酒精中毒了，等到发现异常送往医院时已然晚了，她于当晚死亡。
她就是阿莲。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名字，大家只知道是一个外地来打工的酒楼的小服务员喝酒喝死了，没有几个人知道她叫阿莲。
但我知道。我与她有过一面之缘。
那是有一天，我去同学家回来，路上，天忽然下起雨来了，我没带雨具，只好顶着雨跑，可是那雨越下越大，我顶不住了，当时我正好跑到那家酒楼门前，就躲到酒楼的门檐下避雨。雨猛地加大着，裹着风，横扫过来，小小的门檐下根本就躲不住，照这样我很快就会被淋成落汤鸡。
正在这时，我身后酒楼的茶色玻璃门打开了一道缝，一个声音说：“快进来躲雨。”
我闻声心里一宽，赶紧头一低在身后大雨的追赶下侧身钻进了门里。
进了门，我才看清那让我进来躲雨的竟是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子，我的脸不禁一红，说出来的感谢话也有些结巴了：“谢……谢谢你！”
她好像也是没想到我是一个与她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她也有些局促，说：“没，没什么。”
这时候不是人们惯常的吃饭时间，又是阴天下雨的，因此此时酒楼里没有一个客人，整个酒店大堂清清静静的，只有我们俩。但我们却谁也不好意思与对方说话。
里面的一个工作间里传来服务员们打牌玩耍的热闹声。
我贴在门边站着，眼睛看着外面的雨。她也没有走开，也站在门边，也看着雨。我猜想，可能在我进来之前她就是站在这里看雨的。我偷偷看看她，她好像挺投入地在欣赏雨中的景物，但她的神情很忧郁。她长得很好看，苗条清秀，脸色有些苍白，一双窄眼睛，眼珠出奇的清丽。
雨很有力地下着，没有停的意思。外面雨声纷乱，屋里却静得很，空空的只我们两个人，时间久了谁也不讲话，不免有些尴尬，我正觉得自己应该说句话，她轻轻地开口了。
“你，是学生吧？”
“嗯，我是学生。”
“上高几？”
“高一。”我说。我本想多说几个字，可又不知说什么。
双方又静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问我：“这里离北京远吗？”
我说：“不远，才一百多里地。”
“北京的天安门，好去吗？”
“好去，很方便。坐上长途汽车，两个小时，到了北京汽车站再换公共汽车就行了，北京汽车站开往天安门的公共汽车很多的。”
“哦，那我一定去。”
这一回我们彼此的话多起来了，她告诉我她是四川人，因为家里穷上学上到初二就不上了，轻信了别人的话，跟几个家乡女孩一起到外地打工，谁知对方是骗子，说是打工实际却是让她们做色情“小姐”，她坚决不干，宁死不屈。后来终于找到机会逃了出来，可是没有回家的路费，就四处流落，到了这里在这家酒楼做了服务员，她想好好工作，存点钱就回家去。
她今年十六岁。
她说她有一个心愿，想去看看天安门。她知道这里离北京不远，她从小就从老师那里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从小就特别向往那个地方。
她说：“等我存够了钱，回家之前，我就先去北京，去看看天安门。一定去。”
雨停了，我要走了，我俩心里都有一点不愿这雨停下来的意思，但雨还是停下来了。
临走时我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阿莲。”
我想说我以后还会来看你，可我不好意思说。
她送我出门，我走出几步了，她在后面忽然说：“你长得有点像黎明。”
我回过头，她站在门前冲我轻轻地摇摇手，清丽的眼睛望着我的眼睛，那意思有点像是在说“再见”。
后来，我有几次，真的是想去看看她，但最后都没有去。我是一个男孩，不好意思去看望一个与自己一样年龄的萍水相逢的女孩子。我只是一直在心里盼望着再有像上次那样的机会，比如能够在街上偶然遇上她，那样我们就又可以在一起说些话。
但我此后一直没有见过她。
没想到，当我听到她的消息，竟是她的死讯。
当时，我的心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攫住了似的透不过气来，巨大的悲怆像海潮一样向我裹过来，但我表面上还要装作什么事也没有，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此时的心情，因为她是一个实际上与我毫无关联的人。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反复问了好几个人，就是那一家酒楼，这是确定无疑的，也肯定是一个外地的小服务员，但除了一个人说是阿莲外，其他人都说不出她的名字，因此我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
我去了那家酒楼，酒楼因为刚刚出了人命案而门庭冷落。
我没敢直接去问谁，我装作一名顾客，坐在散座上要了一瓶啤酒，一碟冷菜，酒楼因为正处于非常时期，对我这样的穷顾客的到来竟也受宠若惊似的热情，两三个服务员围着我转，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句：“前两天你们这里那个出事的女孩子，叫啥名字？”
一个服务员说：“叫阿莲。四川的，我们这里就她一个外地的。”
另一个服务员说：“很可怜的，可惜了，阿莲长得很好看的，年岁又那么小。”
我猛地埋下头，我怕她们看到我的满眶泪水。
我抓起酒瓶，背过身仰起脖子一口气把一瓶啤酒喝干了，菜却一口也没有动，我站起来一言不发就走了。我此时不能说话，我只要一开口，眼泪就会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我知道，在我身后，那两个服务员都在惊讶地看着我。
接下来传来的消息是，阿莲的父母千里迢迢赶来了，他们要为女儿讨一个公道，一纸诉状把作恶的吴老板送上了法庭，一家报社的记者也以正义之笔报道了此事。
然而，这一切对吴老板却奈何不得，事件的焦点是吴老板按住阿莲的脖子捉住她的手腕灌她那第十杯酒的细节，只有认定了这个事实，才能定吴老板的罪。而除了这一点，在这个事件中吴老板的所作所为，从法律上讲，只对他处以一点轻微的处罚便可了事。
但吴老板在法庭上矢口否认他灌阿莲的事实。法庭只好采取休庭调查。
接下来的调查取证进行得无比艰难，因为事发时在场的目击者，或者以种种托辞不去作证，或者作证说吴老板根本没有灌阿莲的酒。
法庭拿不到证据，无法给吴老板定罪，吴老板毫无疑问要逍遥法外了。而阿莲的父母要为女儿讨回公道是不可能了。
这消息让我愤怒，我为吴老板等一些人的卑鄙无耻感到愤慨，也为死去的阿莲、为她的父母感到不平。可我无计可施。
这一天，我没有上学，我没有心思做任何事，对这个世界上的这种丑恶现象，我一个渺小的少年无能为力，我只能让自己消沉，我只能以这样的形式作一下无谓的抗争，而且，这抗争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因为明天我就得继续上学，我不可能连续两天逃学，我怕被父母知道。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孤单地痛苦着。
我抓起一支烟来点上，我从没有吸过烟，现在我就像是在抗争什么似的咬着牙点上了一支烟。可我刚吸一口，就被呛得天昏地暗、眼泪横流，胸口像被重锤一击，难受死了。
我懊恼地掐灭了烟，扔下手里的自来火。忽然，我看到了那个自来火上面印有那个酒楼的名字，就是阿莲打工的那家酒楼。我此时的意识飞速地转动，这是我爸那天去那家酒楼喝酒时拿回来的，我仔细回想着，我想起来了，那天，正是星期天，我急急地去翻挂历一查，我的眼睛一亮，那一天，正好是阿莲出事的日子。
我想起来那天，我爸酒气冲天地回到家，对妈妈说：“吴老板请客。”我爸所在的单位与吴老板有业务联系。因为那时我还没听到阿莲出事的消息，所以对此没在意。
第二天以后我爸就再也不提喝酒的事了。几天之后阿莲之死传开，我爸却一直对此不置一词，因此我就忽略了这一层。现在想来，我爸那一天就在事发现场啊。
我忽然觉得眼前出现了一线光明，我是说我可以让我爸为阿莲作证。
只要我爸站出来作证，作恶的吴老板就难逃法律的惩罚，正义就能够得到伸张。
但我爸却让我彻底失望了。
晚上，妈妈去邻居家聊天了，我爸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坐到爸身边，先把思路理了理，揣摩好话该怎么说，这才开了口。
“爸。”我叫道。
“嗯。”爸应一声，仍在看电视。
我说：“我想跟您谈谈阿莲的事。”
“阿莲的事？什么阿莲？”
“就是，被吴老板灌酒，死了的那个外地的女孩。”
“哦，那个打工妹，这事我知道一点。”
我说：“不，不是一点，那天喝酒您在场。”
“什么？谁说我在场？”
“是您回家来时自己说的，那个自来火作证。”
爸拿起扔在茶几上的自来火，看了看那上面的字，又“啪”地扔下，说：“这事与我无关！”
我说：“不，与您有关。您应该站出来作证。”
爸一怔：“作证？作什么证？”
我说：“证明那第十杯酒是吴老板灌进阿莲嘴里的，我知道这是法庭审理这个案子的关键，没有人作证吴老板就定不了罪。”
我爸板起了脸：“你胡说什么，我怎么能作这样的证？那不是害吴老板吗？”
我说：“现在，阿莲的父母孤单无助，他们要在这背井离乡的地方为女儿讨个公道简直太难了，要是有人能站出来给他们作证，还能……”
“别说了！”我爸打断了我，“这事没有人会愿意作证的。那证据要是成立，吴老板就得判刑，这证谁肯去作？”
我说：“您去。”
“我为什么去？”
我说：“您是我父亲，您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很高大的形象，从小您就教导我正直，教导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在这件事上……”
“行了，”爸又一次打断了我，“你说的那些跟这件事没关系。”
“有关系，”我说，“正是因为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我才对这件事这样关注，正是因为您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正直高大的形象，我才想到要求您来作证。”
“住嘴！”爸怒冲冲吼了一声，“你怎么可以这样对爸爸讲话？你是在谴责我还是在说我是一个没有教导孩子的资格的父亲？”
“不，我仍然会遵从您的教导，做一个正直的人。您的教导还是对的。”我忍住眼泪不让它掉下来，坚持着说完这句话，跑回了自己的小屋。
背后爸愤怒地叫道：“你给我站住！”
我没有停，跑进屋里关上了门。
爸那里久久地没有一点动静。
过了大约有一个小时，爸来敲我的门。我开了门，爸进来，坐下，点了一支烟，吸着，说：“儿子，爸来跟你谈谈。”
我很惊讶爸不再发怒了，我以为他要答应我了呢。我说：“好的。”
“首先，爸想说你的愿望是好的，为弱者伸张正义，这是正义的行为。我为你有这样的正义感而高兴，真的。但爸还想说说爸不能照你说的那样做的理由。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在这件事上，我只能保持沉默，大人的事，有许多你们还不能懂。吴老板是我们单位在业务上有很多关联的人，我要是照你说的那样做，那我在单位就没法呆了，上级也不会要这样的人还当副局长，当然我不是怕丢官，也不是怕吴老板的势力，而是这样的事不是什么怕不怕的问题。
“首先吴老板不是故意杀人，也不是泄忿报复，只是起于一种摆阔的恶性心理做出了过分的事，那打工妹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而吴老板还活着，就是判他几年对死者也是无益的；其次县里还要靠吴老板创可观的利税，就是领导也是想保他。因此当时在场者不可能有人为这事作证，大人的思维与你们孩子是不一样的。”
我说：“那么，是大人的思维错了呢，还是孩子的思维错了呢？”
“这里面没有对与错的关系，你们孩子看问题很单纯，所以才在这件事上较真，而大人看问题就得顾及方方面面，其实双方都没有错。”
“可是，阿莲这么白白地死去了，就这么悲惨地死去了？吴老板就不受一点法律制裁？”
爸说：“据我所知，法庭正在就此案进行调解，最后双方将达成协议，由吴老板赔付打工妹的父母一定的钱，她的父母则撤诉。”
我问：“那阿莲的父母同意这样的调解了吗？”
“开始也不甘心，后来还是想通了，现在双方正就赔款的数额在商议，但这已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了，吴老板有的是钱，拿出几万不在乎。”
我说：“可是就是多少钱也抵不上一个少女的生命啊！”
爸说：“但这是解决这件事的最好办法。”
我说：“但我还是认为，在这件事上许多人都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爸无奈地叹了口气：“你，还是好好学习吧。”
爸忽然又问我：“那个阿莲，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说：“不，没有。”
我不会对爸讲我与阿莲那唯一的一次交往，不是怕他知道，而是不愿让他知道。我也不会对别的任何人讲述我们的那一面之缘。我只想把它留在心底。
不久以后，此案以调解结束。阿莲的父母拿到了四万元钱。消息传来，确实有不少人认为这样的结果还是可以的。
但我仍然认为，这几万元钱远远抵不上阿莲——一个那么美丽的少女的生命！
在一种说不出的心情下，我去阿莲父母住的那个简陋的旅店看望了两位老人。远在异乡孤单无助的老人对我的这毫无意义的而且是迟到的看望竟感动得眼含泪花。
我说：“我是阿莲的朋友，您的女儿是一个好女儿。”
木讷的老人只会望着他们女儿的骨灰盒落泪。
那小小的骨灰盒上贴着阿莲的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片上的阿莲浅笑盈盈，清丽的眼珠神采动人。我好像又听到她在说：“这里离北京远吗？我要去看天安门。”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对她的父母说：
“你们就要带着她的骨灰回家了，路上你们要在北京转火车，到了北京，你们一定要带着她去天安门看一看。这是她生前的心愿。”
两位老人连连答应着。
第二天，两位老人就带着他们女儿的骨灰回乡了。我因为要上学，没去送他们。
但我能想象出他们是怎样悲痛地抱着阿莲的骨灰盒，怎样一步步上路的。
我还能想象出他们怎样带着她去北京，在经过天安门时停下来，想象出他们怎样带着她站在那里，让她看，看那她从小就想往的天安门。
我甚至还能想象出她会满意地说：“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那时我正坐在教室里，我眼里的泪水不被人注意地流下来。”
哦，阿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