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厘头的蒙古使团
忽必烈之所以能最终攻克南宋的政权，与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汉民族文化的尊重使他缓解了民族间的矛盾。而且，在政治上，虽然重要的官职都被蒙古贵族垄断着，但忽必烈的决策却多倚重于汉人幕僚的出谋划策。
从汉人那里，忽必烈了解到了许多他之前不知道的事情。原来在欧亚大陆之外，还有一个岛国，这个岛国民风强悍，他们甚至敢在唐朝最强盛的时期挑战大唐的权威，这就是日本。
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政权，定都大都。这是一个跟蒙古政权完全不同的政治框架，按照忽必烈当初的设想，这将会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开创汉唐伟业志向的忽必烈，当然也想把他的威仪播送到日本去。
当然，忽必烈也有其他的考虑。在大宋的时代里，日本和宋朝一直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外交关系，这和唐朝时的朝贡关系还不尽相同，日本对宋人的富足是一种崇拜的姿态，而且大宋王朝也制定了相对公平的贸易政策，这让这个孤悬海外，物资匮乏的岛国受益匪浅，所以日本和南宋之间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战略同盟的关系。
日本和宋朝这种暧昧的关系让忽必烈非常惧怕在自己进攻南宋的战役中受到日方的掣肘。所以，在1271年之前，忽必烈曾经多次试图与日本建立关系，比如1265年高丽人赵彝来到大都，曾经给忽必烈提出过可以派使者到日本去的建议。忽必烈当时就有了招抚日本的计划，但正当对南宋作战紧要的关头，这个提议便被暂时搁置了。
公元1266年8月，忽必烈终于腾出手来，派出兵部侍郎黑的出使日本，希望高丽方面帮助黑的渡海。
但，高丽方面也在拨动着自家的小算盘。高丽在军事上虽然已经被蒙古征服，但是在政治上却保持着极高的自主权，而他们与日本幕府间也保持着合作的关系，民间的贸易不断。高丽人知道，忽必烈派出使者是想让日本成为蒙古政权的附属国，而刚烈的日本人和宋人关系良好，未必会答应这样的要求，所以，蒙古和日本间有可能发生战争，高丽不想蹚这趟浑水。
而忽必烈的态度是明朗的，他吩咐黑的别因为风浪大就不敢下海，快去快回。黑的使团到达高丽之后，高丽国王满脸堆笑，马上派遣枢密院副使宋君斐、礼部侍郎金赞等与其同行。但死心眼的黑的却不知道，高丽王派这两个人跟他一起走，是因为这两个人很会忽悠。
黑的等人刚到达巨济岛，恐怕是途中船晃得厉害，根本没出过海的黑的有点晕船，结果宋君斐和金赞就开始大肆宣扬出海有多危险，一不留神就回不来了，葬身大海不说，连个尸首都留不下。而且他们拍着胸脯说，不用天朝使者冒这样的风险，出使像日本这样的小国，我们代劳就是了。日本国弹丸之地，顺其自然就好，蒙古帝国在这个小邦身上不足以耗费过多精力。
黑的的脑筋比较简单，被高丽人一顿忽悠后，便返回了高丽，等着高丽使者的消息。而高丽人也确实去了趟日本，但只把高丽的国书传达给了日本地方官员。
高丽国书上写得也很简单，说蒙古人要来会会你们，被我们拦下了，其实我们也不想来，只是迫于蒙古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悲剧的是日本方面对于蒙古政权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所以日本地方政府见到这样的国书，还以为高丽拿自己开心，压根没当回事儿，也没有向上一级呈交这份国书，日本幕府的高层甚至不知道高丽有过这次访问。高丽的使团按照五折的标准完成了任务，然后便打道回府。黑的听说任务完成了，也就到大都去向忽必烈交差。
这样的敷衍能骗得过黑的，却瞒不过忽必烈，忽必烈闻听黑的并没有去日本，勃然大怒，对他一顿臭骂。骂完后，忽必烈认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高丽人靠不住。
公元1267年夏天，忽必烈给高丽国王又下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诏书，斥责他从中作梗，阻挠黑的出海。同时，他果断地派出第二次赴日诏谕使节，这次使团团长还是黑的。忽必烈临走前特意嘱咐他，这次学聪明点，可别再让高丽人给忽悠了。
可黑的就能在一块石头上连续摔倒两次，高丽国王故伎重演，再次以海路危险这样的理由把黑的唬住了。不过这次，高丽人虽然没让黑的去日本，却也不敢再次稀里糊涂的完成出使的任务。
这次出海的是高丽人潘阜，他持忽必烈签发的牒状及高丽国书来到了日本，在公元1267年11月到达日本对马岛，第二年正月间，辗转到九州，将蒙古牒状和高丽国书一并交给日本太宰府（负责防务和外交的官署）。太宰府可不像日本地方政府那样玩忽职守，他们不敢怠慢，直接将高丽使节带来的文件，送往镰仓幕府。
当北条时宗看到这封国书后立即傻了眼，这封蒙古牒状上的字数不多，但却都是他不知道的事儿：蒙古已经快要占据整个欧亚大陆了，南宋也快被他们灭了，现在只有你一家孤悬海外，赶快投降，做我的附属国，咱们就是好邻居，如果不投降，发兵灭了你！
这封被称为《蒙古国牒状》的国书，恐吓意味十足。长年的闭关锁国，让日本变成了井底之蛙，大陆那边蒙古飓风已经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自己却还浑然不知。
随后，北条时宗又看到了高丽的国书，高丽人的用词富有老江湖般的狡诈，他们的意图也很明显：兄弟啊，老哥也是无奈才帮着蒙古人威胁你的，蒙古人不好对付，劝你还是早做打算吧！
一面是忽必烈的强势态度，一面是高丽人的两面三刀，日本人这才突然意识到危险似乎已经到了眼前。但镰仓幕府的高层们，包括北条时宗本人对此事也拿不定主意，虽然当时天皇就是个摆设，不过镰仓幕府还是决定让京都的老爷们拿个主意，实际是想把这个皮球踢给天皇和中央朝廷。就这样，牒状和国书从镰仓被送到了京都。
京都公卿们看到这样的牒状和国书，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和一个人，难道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
原来，早在1258年，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写了一本叫《立正安国论》的书，这本书预言日本将要遭受严重外患，并将之上呈给北条时赖任“执权”的镰仓幕府。北条时赖当时并没有在意这样的荒诞言论。
但这本书却很快流传开了，京都的公卿们看后尤其兴奋，他们希望借助外部势力扳倒镰仓幕府，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本书的传播意义。不过当时能给日本造成威胁的两个国家，高丽和南宋却对他们异常的友好，这个外患从何而来呢？所以当时的很多人对此也保佑着怀疑态度，一时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日本自从白江口之战后，虽然内战不断，但外部环境一直非常宽松，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历经改朝换代，却没有对它采取过任何的军事行动，这样的和平状态已经持续了六百多年。而当忽必烈的牒状到了他们的手上时，才知道原来外部威胁真的是存在的，而且近在眼前。
但，蒙古人到底是何许人也，他们根本不清楚，怎样回复这样的威胁，就变成了京都的大臣们热议的话题，有人因为这样无礼的国书应该不予回复，有人认为应该妥协退让，不应与大陆政权争一时之短长。
最后，一片乱哄哄的讨论后，朝廷达成一致，由参议藤原长成草拟了一份措辞十分卑恭的和解国书并抄寄给了幕府，这封和解书再次回到了北条时宗手中。
当时的北条时宗只有十八岁，但是当他看到天皇身边的公卿们是这样软弱后，他气愤得将和解书撕成了粉碎，并告知朝廷，这样的回复幕府不会批准。
就这样，高丽使节在日本滞留半年之后，再一次空手而归。而日本人在高丽使者走后，也终于派出了间谍去了解蒙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蒙古人没吹牛，果然如牒状中所说，南宋政权已经被忽必烈打得岌岌可危，而整个欧亚大陆除了南宋一隅外，都已经落入了蒙古人之手。巨大的恐惧感再次缭绕在了日本人的心头，北条时宗下了全国动员令，开始着手准备本土防御，这是六百年后，日本人再次做出本土防御的姿态。
忽必烈得到使团的报告后，就已经有了讨伐日本之意，他把高丽宰相李藏找来，告诉他给我造一千艘战船，并且招募这些战船上的水兵。
李藏自然知道忽必烈的用意，预感到战争无法避免，便问道：“战船的规模多大？”
忽必烈自然是不知道排水量之类的数据，就直接告诉他：“能运三四千石大米即可。”
李藏听后脑门上冒了汗，长跪不起，说不能按照规定交付船只，但他的辩解毫无用处。忽必烈的意志很坚定，做不出来就让你们高丽吃不了兜着走。李藏只好灰溜溜的跑回了高丽，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国王。高丽王觉得造这千艘战船倒没什么，可是让高丽人去日本打仗当炮灰，这可是亏本买卖。
所以在公元1868年8月，高丽国王上奏忽必烈，声称经过多方征调，仅得万人，千艘战船，数量太大，恐怕不会如期完工。
忽必烈知道高丽王在耍花招，但是他心中很明白，战士他有的是，但战船和有经验的水兵却只有高丽能为他提供，所以他也不敢逼得太紧。大都方面在10月派人对高丽的征兵造船情况进行视察，他们还巡视了全罗南道，意在考察地形，以便他日选择出征日本的前沿基地。
但，由于元朝的战略重心还在中国大陆，忽必烈虽然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但是他还是想通过招抚的手段解决日本问题，本着用人不疑的原则，他第三次派出黑的出使日本，而这次他明确告诉黑的不能再相信高丽人。公元1268年9月，在高丽人潘阜的陪同下，使者黑的终于率领大元的使团真正踏上了日本的领土。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黑的到日本竟然只是“半日游”，日本人一点不给蒙古人面子，接到了他们新的牒状后，就把黑的一行人赶出了日本。黑的越想越纳闷，难道自己真的与日本无缘？
黑的这次又没有得到日本的准确答复，别说天皇和幕府执权，就连个日本地方官都没见到。怕回去无法交差，所以他顺手抓住了两个对马岛渔民，一个名为塔次郎，一个名为弥次郎，把他们带回大都。
跟日本人的小气不同，两个日本渔民受到忽必烈好吃好喝的招待不说，还免费游览了雄奇壮丽的大都宫殿。而后这两位渔民没有经历任何风险，又被送回到了日本。忽必烈的目的很明显，希望通过这两个渔民向日本传达和平信号。
蒙古人寄希望于日本可以给自己回函，或者派出使者出使元大都，要不写封感谢信也可行啊！但镰仓幕府照例不做表态。
忽必烈的热脸算是结结实实的贴在了日本人的冷屁股上了，他硬生生的把火气又压了下去，但所有人都知道忽必烈身上继承着成吉思汗的血液，他的隐忍是为了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