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诊断

医生能教给老师什么有益的东西呢？显然，医生不能教老师怎么教学，也没有人希望老师用一种治疗学生的态度来教学。学生不是病人，至少他们在学习时不是老师的病人。

如果一个医生审视教育领域，他很快就会问：医生的所有工作都是基于诊断，教学中有哪个部分对应着行医中的诊断呢？

诊断对于医生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医学院中曾一度有着忽略治疗的倾向，或者说把它放在一个角落里，很快就遗忘了。在医学教育的鼎盛时期，也就是三四十年以前，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医学教育的这一新阶段，治疗成了主要的教学内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了不起的治疗手段，例如盘尼西林、无菌手术、白喉免疫接种等等，公众因此误以为医疗水平提高了，殊不知正是这些改进威胁到了优良医疗的基础，即准确的诊断。如果一个人生病发烧，医生给他开了抗生素，他好起来了，他以为自己得到了很好的医疗服务，但从社会意义上来说，这个病例是个悲剧，因为医生没有基于他对药物的反应去做出必要的诊断，而这个药物是医生盲目开具的。科学的诊断是我们医学遗产中最为宝贵的部分，也是医生区别于信仰治疗者、整骨师和其他快速疗法提供者的地方。

问题是，当我们去寻找教育职业中与医学诊断相对应的部分时，我们会看到什么？或许我说的不对，但我觉得我一定要说出我的观点，那就是我几乎看不到真正与医生精心的诊断相对等的东西。在与教育工作者打交道的经历中，我内心常常感到困扰：学校没有给学生进行诊断，就直接对他们开展教育工作。虽然有一些明显的特例，但我认为这个表述大体上是属实的。无论如何，如果医生能够跟老师讲一讲，在他看来诊断如果正式应用在教学领域会有什么收获，这可能会对老师有所帮助。

首先，前人在这个方向上做过哪些工作呢？每个学校都存在一种诊断：如果一个孩子是让人反感的，学校就会倾向于摆脱这个学生，要么直接开除，要么间接施压。这对学校来说可能是好事，但对孩子却是不利的。多数老师都会认同，最好一开始就不要让这样的孩子入学，于是委员会或者校长就会说：“很不幸，我们不能再收学生了。”然而，校长很难确定自己在拒绝接受一个让他有疑虑的学生时，他是不是同时在拒绝特别有趣的学生。如果有一个选拔学生的科学方法，学校肯定会用这个方法。

当下就有测量智力的科学方法，即智商（IQ）测试。各种知名测试都被广泛应用，尽管有时学校在使用时夸大了它们的作用。IQ测试的量表两端都很有指导意义。通过这些精心准备的测试，学校可以知道哪个学生虽然在学校表现得不好，但他其实是可以到达平均水平的，因此如果教学方法没问题，那就是他的情感发展问题限制了他的学业表现。学校还可以知道哪个学生的智力远低于平均水平，那几乎可以肯定他有智力缺陷，因此为智力正常学生所设计的教学方案对他没有帮助。一般而言，测试之前就能够明显看出哪些孩子是有智力缺陷的。目前大家普遍认识到，为智力落后的孩子提供特殊学校，为智力非常落后的学生提供康复中心，这对任何教育体系来说都是必要的。

目前为止，都还算好。只要有科学的方法，学校就可以对学生做出诊断。但多数老师觉得班里有一些聪明的孩子和一些不那么聪明的孩子是很自然的事情，只要班里的学生不是多到没办法给学生们做个人工作，他们都能适应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让老师觉得麻烦的并不是孩子智力的不同，而是他们情感需求的不同。哪怕是在教学方面，一些学生很适应填鸭式灌输，而另一些学生却只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来学习，几乎是秘密地学习。在纪律方面，群体与群体之间差别很大，没有什么方法百试百灵。仁慈可能在一所学校有效，但它也会在另一所学校无效：自由、仁慈和宽容会让一些人受到伤害，正如严格的氛围会让一些人受到伤害一样。此外，不同的孩子有着不同的情感需求——学生对老师人格的依赖程度、学生对老师这个人发展出的（成熟的和原始的）情感的强度，都各不相同。这些都会因人而异，尽管好的老师能够把这些理清楚，她也经常有一种感觉，即为了更多学生的需求而不得不忽略少数学生明显的需求，如果学校要去适应一两个学生的特殊需求，那就要影响到多数学生的需求。这些重大的问题日夜萦绕在老师心间，而一个医生的建议则是如果有了诊断，那能做的事情就会比现在更多。或许教育诊断的困难在于还没有整理出恰当的分类标准。下面的建议可能对此有所帮助。

在任何一群孩子中，总有一些孩子生活在令人满意的家庭里，也总有一些孩子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家庭里。前者很自然地利用家庭来发展情感。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父母能够并愿意承担责任，最重要的测试和实践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这些孩子来到学校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中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补充——他们想要学习课程。即使学习让人厌烦，他们也想要每天学习，从而能够通过考试，这样下去，他们最终才能有一份像他们父母那样的工作。他们期望学校里有组织性的游戏，因为在家不能做这样的游戏，但字面意义上的玩耍其实是属于家庭中的活动，是家庭生活的次要活动。另一些孩子则相反，他们来到学校是为了另一个目的。他们觉得学校可能会给他们提供家庭没能提供的东西。他们来到学校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从学校中找到一个家庭。这意味着他们在寻求一种稳定的情绪环境，从而让他们展现自己情绪的不稳定性，他们在寻求一个他们可以逐渐成为其一部分的群体，他们在寻求一个可以经过实践检验、能包容他们的攻击性表现和攻击性想法的群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孩子竟然在同一个班级里，这是多么奇怪啊！因此，我们当然应该考虑划分不同类型的学校，但不是随机划分，而是通过刻意的安排，来满足这些截然不同的孩子们的需求，而他们的需求是诊断出来的。

教师们会发现，自己天性更加适合教导某一类学生。第一类孩子迫切需要好的教学，重视学业指导。对于这些生活在足够好的家庭里的孩子（或者如果是寄宿学校，那就是孩子可以回到一个足够好的家庭），学校可以实现最好的教学。第二类学生的家庭环境不够好，所以他们需要的则是有组织的学校生活，包括恰当的教职工人员安排、规律的用餐、穿衣、对其情绪的照顾，以及在他们顺从与不合作这两种极端情绪下对他们的照顾。对于这些孩子，重点则在于照料。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应该选择性格稳定的老师或者私人生活足够好的老师，而不是能教好算术的老师，而且这种工作只能在小群体中实现。如果一个老师管理的学生人数太多，她如何能够熟悉每个孩子，如何应对孩子每天的变化，又如何理清情绪爆发、无意识的独断和有意识的对权威的试探？在极端情况下，相关部门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收容所的形式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个家庭生活的替代品。这样做，学校就无须考虑照料孩子，从而有机会进行真正的教学。在小的收容所里，因为孩子人数很少，每个孩子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为数不多的几个稳定职工有针对性的照顾，这对孩子来说大有裨益。这些职工与每个孩子仅有的家庭生活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棘手又耗时的问题，这进一步论证了在照顾这些孩子时要避免群体里的孩子人数太多。

如此对学生分门别类地进行教学和管理，自然会发生在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中有各种不同的学校、各种风格的老师。在专业机构的帮助下，或者因为道听途说，父母或多或少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而孩子也进入了适合他们的学校。但在一些地方，走读学校必须是政府办的，那情况就很不一样了。政府不得不相对盲目行事，因为孩子一定要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附近上学，而在每个社区都创办足够多的学校去满足这些极端的需求，这很难实现。政府可以了解到智力缺陷和智力正常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注意到反社会行为，但是运用如此微妙的分类方式去区分生活在好家庭和不好家庭的孩子，这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政府尝试区分好的家庭和不好的家庭，那肯定会有系统误差，这些误差必然会影响到那些尤其好的父母，他们不那么常规，因而没有非常在意外在表现。

尽管处理这个问题会有诸多困难，但让人们注意到这个事实仍然是有价值的。极端情况有时能更好地阐明一些观点。一个反社会的孩子，他的家庭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样的孩子需要特殊的照顾。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样一个极端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所谓“正常的”孩子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其家庭能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照顾，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教育是好的补充；另一类是，期望学校能够提供家庭所没能提供的东西的孩子。

有一些孩子可以被归类为家庭不够好的孩子，但他们实际上有一个好的家庭，只是因为自身的问题，他们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个好家庭。这类孩子的存在让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很多有几个孩子的家庭中，都有一个很难在家里教养好的孩子。不过，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个观点，我们将问题简化，只把孩子们分类为其家庭能提供良好照顾的孩子和家庭不能提供良好照顾的孩子。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这个主题，对以下两种孩子进行区分：第一种，家庭给了他们一个好的开始，但后来又没能很好地照顾他们；第二种，家庭从来没有很好地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甚至在婴儿早期也没有。对于第二种孩子来说，有些孩子的父母本可以给他们这些必需的东西，但一些事情阻挠了这个过程，比如一场手术、一段长期的住院、妈妈因为疾病不得不突然离开孩子，等等。

我试着用简短的语言来说明，教学就像好的医疗工作一样，也要以诊断为根基。为了清楚地阐述我的观点，我只选择了一种分类方法来进行说明。这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更重要的分类方式。当然，很多老师都讨论过基于年龄和性别的分类方法。基于精神病学的进一步分类也会有所帮助。把发育迟缓、心事重重的孩子和外向、心思让人一览无余的孩子放在一起来教育，多奇怪啊！对处于抑郁阶段的孩子和无忧无虑的孩子施加同样的教育，难道不是也很奇怪吗？用同样的一套方法来管理真正的兴奋与对抗抑郁情绪的一时欢快，同样也奇怪得很！

当然，教师们确实会凭直觉去调整自己和自己的教学方法，以适应他们遇到的各种不同学生和不断变化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分类和诊断的观念甚至已经过时了。然而，我还是在此提出建议，我们的教学应当像好的医疗工作一样，依托于正式的诊断。仅仅依靠个别特别有才能的老师对此的直观理解，对于整个教育行业来说是不够的。考虑到政府规划的不断扩展，这一点更显重要，因为政府规划总是会干涉个人的才能，让更多的理论和实践为人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