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的改革

著名的君士坦丁一世在经历了戴克里先以后19年争夺帝位的内战之后，于323年再次恢复了帝国的统一。在君士坦丁战胜其对手的斗争中，宗教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在其统治区内（高卢、西班牙、不列颠）对基督教一向采取宽容态度，君士坦丁从父亲手上承接过来的军队中又有许多基督教徒，这位识时务的统治者当时虽然还不是基督教徒，但已显示出自己是个新宗教的有力庇护人。早在313年，他就同据有东方各行省的李基尼乌斯联合发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在这以后，他又赐给基督教会许多重要特权，免除了基督教僧侣本人对国家的徭役义务。基督教很快就从原来受迫害的宗教变为占优势地位的宗教。这个宗教已习惯于罗马国家的秩序，并乐意为皇帝政权的权威辩护。另一方面，君士坦丁也积极参与教会事务，竭力帮助教会建立统一组织。他认识到统一的帝国必须有同它相适应的统一的教会；在这个教会中不容有教义上的分歧。但当时，就各种教义问题和教会纪律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辩是经常发生的。这种争辩是社会斗争的反映，它发生在教会内部，而教会是联合了各种成分的。在基督教成为受官方庇护的宗教以后，它的各派主教们就希望借助皇帝权力来解决内部的纷争。从君士坦丁时代起，教会事务和教义问题已被认为是国务问题。

君士坦丁在313年就参与了关于非洲的多拉图斯教派的正统性的争端。非洲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向君士坦丁提出申诉，请求裁决谁该被认为有权做正统的主教——凯基里亚努斯或多拉图斯。君士坦丁将此事交给主教会议去处理。这次会议起先在罗马召开，后来转往阿尔列：会议承认凯基里亚努斯享有正统主教的权利，并获君士坦丁批准。多拉图斯及其拥护者乃宣称只有他们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并着手建立自己的教会。后来，在正统教会的拥护者与多拉图斯分子之问的争论具有了更激烈的社会斗争的性质：它反映了非洲城市的分离主义倾向以及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土地所有制之间、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君士坦丁对教会事务的最大干预是在如何对待阿里乌斯教派的问题上。早在2世纪末和3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一些神学家就对正统教义提出了异议。其中特别有影响的是奥里根（约生于185年，死于254年）。他以柏拉图的理念观为依据，力图把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原理结合起来。在他的神学理论体系中，逻各斯（Logos，语言、言论或理智）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上帝之子耶稣基督被视为同一事物。奥里根对基督教神学基础所作的这种哲学解释的理论，很快就在亚历山大里亚获得广泛的传播。4世纪初，一位以其禁欲主义著名的教会长老阿里乌斯发展了这种理论，而主张这样的学说：在圣父、圣子、圣灵三者中，只有圣父才是永恒的。圣父首先创造圣子或逻各斯，而后逻各斯创造圣灵。因此，圣子不能与圣父同等，而只是与圣父相似。这是对基督教基本教义提出理性主义的解释，在逻辑上是符合思维法则的：但作为神学体系的基督教义应是人们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否则它就没有什么奥秘可言了），因此，这种学说受到了那些服务于上层社会利益的埃及地区主教们的谴责。但阿里鸟斯的思想却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普通居民、手工业者和水手中受到普遍欢迎。在街头上、市场上和其他公共场所，常常发生激烈的辩论，有时还变成了公开的冲突。辩论不仅在埃及教会，而且也在其他地方的教会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君士坦丁显然是在教会人士的要求下进行干预的。

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集了全罗马帝国基督教主教会议，讨论阿里乌斯提出的教义问题。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阿里乌斯学说，承认圣子与圣父是同一的。会议据此制定了所有基督教徒都必须遵奉的正统教义——（伲西亚信条》，确认基督与圣父、圣灵是同体的，因而也是永恒的。此时还不是基督教徒的君士坦丁担任了会议主席，并批准了会议的决议。阿里乌斯被放逐到伊利里库姆，他的一些拥护者被放逐到高卢。

然而，尼西亚“全基督教大会”与其说是排除了，倒不如说是正式开创了阿里乌斯教派。阿里乌斯在宫廷官员中有不少拥护者，君士坦丁皇帝本人对他也有好感，因为阿里乌斯并不要求有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教会组织。因此，不久之后，阿里乌斯戏剧性地从流放地被召了回来，而他的主要反对者、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诺那修斯却被放逐了。在阿里乌斯于336年死后，他的追随者继续得到宫廷的保护。争论长期进行着。在宫廷中，时而尼西亚信条的拥护者取胜，时而阿里乌斯的支持者占上风。君士坦丁本人又于337年病重时在阿里乌斯教派的教士手上接受洗礼。直至381年，阿里乌斯学说在新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再次被谴责，尼西亚教派（正统教派）才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阿里乌斯教派却又在日耳曼蛮族部落中得到了顺利的传播。

对罗马旧教来说，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导致了基督教的最后胜利，这无疑电是一种宗教改革。可以说，君士坦丁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宗教政策上采取了比戴克里先更为明智的方针。他们在利用宗教为帝国政权效劳以巩固奴隶制的社会结构的目标上并无不同，因而在社会改革和财政政策方面，君士坦丁就只是进一步发展了由戴克里先奠定了基础的改革体系。

君士坦丁保持了由戴克里先实行的新的帝国划分，并贯彻执行了使地方民政权与军权分离的政策。把军队分为边防部队和内地机动部队的军事改革在他的时代也最后完成了。骄横不驯的近卫军（它的人数在戴克里先时代已减少）被解散，而用重新组织的特殊的宫廷亲卫部队来代替。军事权力从此完全集中到皇帝手里。

但是，帝国社会关系的日趋腐朽使军队的素质败坏了。过去那种将土地授予退伍士兵的办法曾具有复兴小土地所有者阶层的社会意义，现在已变成为单纯用来强制土地领受者的儿子世袭当兵的奴役手段了。但强制征召老兵的儿子服兵役，也只能获得新兵来源的一部分，还远远不能满足兵员补充的扩大军队的需要，因而利用蛮族人当兵，把愈来愈多的蛮族人吸收到帝国的军队中来就成为时势之所趋了。军队（包括边防军团、内地机动军团和宫廷亲卫部队）蛮族化的过程大大加速了，许多蛮族出身的人还在军队中担任了高级职位。

君士坦丁财政政策的目标同样是为了获得稳定的税收：它的强制实施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各个社会阶层被奴役。316年和325年颁布的敕令禁止城市居民的高级阶层（库里亚）离开他们出生的那个城市。他们不能以任何理南被免除城市的义务，也不能免任民政或军事的职务。库里亚的义务还成了一种世代相承的负担。君士坦丁对待劳动者的态度当然不会更宽容些。332年的皇帝敕令，禁止隶农从一个庄园逃到另一个庄园；收容别人隶农的人，应将他交还原来的主人，此外，还应支付逃亡隶农在其庄园上居留的全部时间所应交的赋税。敕令公然说：“对这些逃跑的隶农，应给他们戴上镣铐，就像对待奴隶一样，为的是用惩罚奴隶的方式迫使他们对有特权的自由人履行义务。”君士坦丁也将手工业者进一步固定在他们所属的公会里，强制他们共同负担国家向公会分摊征课的赋税和徭役。317年发布的一项命令说： “造币厂的工匠要一辈子处于其现有的地位。”有些被固定在那些为供应宫廷和军队所需的皇帝作坊里的手工业者还被打上烙印，以防逃跑。君士坦丁就是这样以对待奴隶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原来还是自由人的手-业者的。至于奴隶本身的处境就更悲惨了。按照君士坦丁的法令，奴隶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主人如果为了“纠正”不驯顺的奴隶的不规矩行为而将这个奴隶鞭挞致死．可不受起诉。这在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奴隶主任意杀害奴隶的权力，而在2世纪时，哈德良和安敦尼已颁布过不允许主人杀害奴隶的法令。3世纪时，对煽动和帮助奴隶逃亡的人，只给予罚款的处分，现在却要严刑拷打。以前对企图投奔蛮族的奴隶，捕获后只是将他们交还原主，现在的法令则规定要把他们放逐到矿山去，有的甚至要被砍腿。君士坦丁还正式宣布，允许贫民出卖自己的子女为奴隶。这是违背罗马传统的基本准则的。在此之前，亚历山大，塞维鲁曾准许20岁以上的自由民卖身为奴，但到戴克里先执政时，又下令禁止这种行为。现在君士坦丁却比亚历山大·塞维鲁在背离罗马传统准则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他的法令还确认奴隶主有权把所谓“无礼的”被释奴隶连同其子女一起重新变为奴隶，，

这样，在君士坦丁的统治下，劳动群众和普通自由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了，甚至中等阶层的人的自由权利也被剥夺了。罗马奴隶制危机和古典文明危机的最后结果就是如此：以对全体劳动人民实行普遍奴役的形式表明了这个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