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对印度各邦的研究

克拉拉邦和北方邦间的比较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运用这种对比。这两个邦在许多福利指标上处于不同的两极，而根据传统的衡量贫困的指标二者间的差别则不是非常大——这在前面的章节中提过。在拉马钱德南(V.K.Ramachandran)对克拉拉邦的相当详细的个案研究中，克拉拉邦的成功可归功于促进社会机会的公共行动的作用，包括初级教育、土地改革、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普遍而公平地提供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务。有意思的是，北方邦的失败似乎也可归因于大众对这些社会机会的漠视。两个个案研究确认了几乎相同的成功(在克拉拉邦)和失败(在中央邦)因素，这一事实在理解印度各地社会成就的多样性上很有意义。以下是要强调的确定社会成就的重要决定因素。

首先，两个案例中都显示识字率(特别是妇女识字率)对人类基本能力的有力促进作用。克拉拉邦发展经验中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早期促进教育，随后产生了建立在识字率的不同社会和个人作用基础上的重要社会成就。与之相反，北方邦成年女性的识字率仍在25%的低水平，2/3的农村女孩从未进过学校。这种教育落后情况带来广泛的后果，包括非常高的死亡率和生育率。

第二，两个案例都明白显示影响社会成就的另一个因素是女性的作用。北方邦的性别压迫有悠久的历史，直到现在男女不平等在某些地区仍极为严重(例如，我们之前提过，世界上很少有地方的男女比例像北方邦这样低)。文盲抑制了女性积极自由地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因此造成北方邦许多社会落后状态。相反地，长期以来克拉拉邦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不错，有知识的女性在广泛的社会成就中起了重要作用。识字率的提高本身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甚至反映在克拉拉邦几乎2/3的小学教师是女性这一事实上(相比之下，中央邦是18%)。

第三，对北方邦和克拉拉邦的比较显示运作良好的公共事业对提高生活条件的关键作用。本章前面的内容中提过，两个邦福利水平的迥异不能以克拉拉邦的高收入低贫困来解释(因为北方邦和克拉拉邦这些方面的差别实际上不大)。如果两个邦对基本品和公用事业的拨款数额相差巨大，那是因为像教学设备、基本医疗保健、儿童防疫、社会安全保障和公共食品分配等公共服务的供应规模和质量明显不同。北方邦里这些公共服务完全被忽视了，有时甚至不存在，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第四，两个案例研究都强调广义的公共行动的社会影响，它超越政府的行为且影响全体民众。克拉拉邦早期促进教育的行动使大众积极参与政府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这在北方邦是没有的现象。尤其重要的是，克拉拉邦的公共行动优先致力于促进社会机制。公共服务的扩大也经常反映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众的有组织的需求。大众的态度对确保克拉拉邦诸如医疗中心和小学等公共设施的恰当运作也至关重要。

最后，北方邦和克拉拉邦针对特殊公共行动——社会被剥夺者的政治组织——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别。克拉拉邦有见识的政治行动主义——部分基于普遍的受教育情况——在减少基于种姓、性别和(某种程度上的)阶级的社会不平等中起了重大作用。政治组织在使弱势群体积极参与经济发展、公共行动和社会变革等整体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方邦传统的不平等和社会分野仍然十分严重，它们的存在阻碍了许多社会努力。例如，在北方邦仍有些村庄，那里有势力的地主故意阻碍政府建立乡村小学；更普遍的是，政治权力集中掌握在社会特权集团手中，严重忽视了国家和地方弱势群体的基本需要。

造成这么多差异的原因是政治在发展过程中的普遍重要性。当然，克拉拉邦确实有些有利于社会变革的文化和历史优势。但是政治程序本身在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它补充或代替了那些先天优势。这与克拉拉邦“可复制的”成功经验有密切关系。就政治程序的作用而言，北方邦——以及仍存在基本贫困的印度其他各邦——没有理由不能仿效克拉拉邦的基于坚定合理的政治行动主义而实现的许多成就。

西孟加拉邦有力地例证了政治改革的可行性。这个邦的弱势阶层的政治组织成功地改变了政权的平衡。最具体的表现是1977年左派联盟在邦中掌权。左派联盟在随后的选举中保住了席位，它的主要选民基础包括没有土地的劳动者、佃农、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权力平衡的这一变化使得在其他许多邦经常被视为“政治上不可行”的很多有深远意义的社会计划有了实施的可能性。两个著名的例子是土地改革和乡村一级民主机构的新生。

西孟加拉邦的政府在促进另外一些社会机会上显然不那么积极。诸如土地改革的议题在左派联盟的计划中得到最高优先(部分是因为这些议题在导致联盟掌权的政争中的重要性),而关注健康、教育和相关问题的公共政策则相对被忽视。相应地，西孟加拉邦这几年人民生活条件的提高仍相对较慢。这里有个重要的机会被错过了，因为西孟加拉邦政府动员大众的能力(在其他领域已被充分证明)本来能够在教育和健康领域的实际改革中发挥作用。这些是重大失败经验，但它们并未减弱西孟加拉邦积极成就的重要性和它作为当今印度激进政治变革可行性范例的整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