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国内发展的多样性

有关印度经济发展的比较经验不仅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事实上，印度的特征是地区间的经验和成就极为不同，即使根据标准经济指标，这种差异也相当引人注目。有些邦，像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有更好的增长绩效基础而比其他邦富裕得多。与1991～1993年印度人均GNP5583卢比相比，旁遮普邦是9643卢比，哈里亚纳邦是8690卢比(1994)。相应地，贫困线下农村人口只占旁遮普邦总人口数的21%,在哈里亚纳邦是23%,大约是全印度同类人口比例的一半(45%),是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的1/3(二者均为66%)。

社会发展领域的对比就更加明显了。例如，印度各邦的识字率存在惊人的差异，拉贾斯坦邦的妇女识字率为20%,而克拉拉邦是86%。这些地区间的差别只是印度特有的国内识字差异的一个方面。更详细地分析识字情况会发现其他方面的不平衡，例如有些地区不平衡与性别和种姓有关。比如在克拉拉邦94%的男性识字，在比哈尔或拉贾斯坦邦的贱民中妇女识字率小于10%。

从健康、营养、发病率、性别不平等等其他生活条件指标中，也能看出印度各地区间鲜明的差异。在分散的层面上，这些指标比识字率更不容易观察得到(后者有很好的“分散性”,总识字率可以简化成特定群体识字率的加权平均数)。不过可以运用各邦的相关指标对不同地区的生活条件进行一些初步的比较。

各邦的指标仍具有很高的综合性。邦内各发展指标的差别(如北方邦1991年人口数为1.39亿)有其自身的意义，不可能在泛泛的邦与邦的比较中被完全收录。此外，还必须记住各邦规模不一(即使像我们在本章中所做的，把对象限定在1991年人口不少于500万的各邦),由此全国的指标“权重”非常不同。尽管如此，作为重要的政治和行政单位，邦的指标是有意义的。许多有关的行动领域(包括健康和教育)在本质上被定义为“邦的目标”,在各邦层面上而不是在中央政府执行，或作为邦和中央政府的"共同目标"由邦和中央政府执行。这是研究各邦指标的强大动机。

不同的邦，女性出生时的人均预期寿命从54岁到74岁不等；10～14岁农村女性识字率从22%到98%不等；中央邦的儿童死亡率是克拉拉邦的10倍以上；农村贫困线下人口在奥里萨邦和比哈尔邦高达66%,而在旁遮普邦仅为21%;每千名男性对应的女性在哈里亚纳邦是865人(低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水平),在克拉拉邦是1036人(发达工业国家的平均水平);等等。根据这些指标，印度国内各邦的差异几乎与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一样大。

虽然克拉拉邦在社会领域取得特殊成就，它的存在加大了印度国内的地区差异，但不能错误地认为其余的地方就是大体均一的了。不管克拉拉邦是否包括在内，印度国内的地区差异都是巨大的。例如，克拉拉邦1991年1.8的生育率与北方邦的5.1形成有力的对比，而北方邦与泰米尔纳德邦的对比也够强烈的了，后者的生育率是2.2,尽管比克拉拉邦的1.8高，但比北方邦的5.1低了一半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数字，泰米尔纳德邦的生育率(2.2)与美国和瑞典(2.1)相似，比中国(2.0)之外的任何一个“低收入国家”都低。然而北方邦5.1的生育率大大高于所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远远超过像斯里兰卡(2.5)和印度尼西亚(2.9)这样的国家，甚至超过孟加拉(4.0)和缅甸(4.2)。当我们把克拉拉邦纳入邦间的对比时，不难发现地区差异更大，然而即使排除了克拉拉邦后分歧仍然存在。尽管我们经常特别注意克拉拉邦，因为从这个印度境内差异最强烈的例子中有许多要学的，但必须避免“克拉拉邦与其他邦进行比较的"倾向。

在解释印度国内的差异时，重要的是要记得人类的贫困有许多方面，包括不同能力的缺失。而且，不同的贫困指标彼此不一定相互关联，印度境内不同地区的情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国内不同地区的贫困程度取决于我们关注的贫困的内容或指标。例如，由传统的按人头计算的农村贫困率在东部各邦最高，尤其在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在西孟加拉邦较低。但是幼儿死亡率的区域分布情况则不同，中部和西北部的北方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比西孟加拉邦或比哈尔邦差许多，奥里萨邦的贫困率和幼儿死亡率都很高。男女性别比例显示性别不平衡在西北部最严重，包括相对较富裕的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一调查结果。因此，印度国内没有单一的"问题地区",公共政策必须注意到国内不同地区面临的不同挑战。在任何能确认的普遍模式中，主要是印度北部大多数邦的地方性贫困(除了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这两个邦其他指标相对值得赞许但存在性别不平等问题),南部各邦多数做得好得多，尤其是死亡率、生育率、识字率和性别平等上。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各邦的福利指标与收入或支出指标间没有什么关系。二者间的联系至少是相当弱的。有些方面确实相当引人注目：例如，北方邦的幼儿死亡率是克拉拉邦的6倍以上，尽管二者按人口计算的贫困率很相似——与印度的整体平均水平相当接近。这并不意味着收入或支出对幼儿死亡率和相关的健康或福利指标毫无影响。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大量证据表明健康状况确实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改善(例如，正是旁遮普邦高速增长的经济成为预期寿命提高的明显推动力)。关键是许多其他因素弱化了收入与健康(或其他方面的福利)间的单纯关系，而这些因素本身与收入的相互关系不大。

对生活条件有强烈影响的因素(除了私人收入外)中，一些特别的公共行动有重大影响力，比如那些与社会服务的供应、消除传统的不平等、广泛提高识字率相适合的行动。下一节中克拉拉邦与北方邦的对比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