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德罗萨斯：恢复法律的人

在这个时期，一个政治家脱颖而出。从1829年到1852年，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作为省长和事实上的独裁者统治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即使他没有统治内陆各省，但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业的重要性也帮助他指导内陆省的命运。作为联邦派的政治家，罗萨斯支持各省权力比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的权力重要。罗萨斯和自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牧场主阶层与其他省的地主相比，从相对的自由贸易中更大程度获益。罗萨斯省长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征收港口税，税收收入的大部分留给了他的军队。

罗萨斯打出了民族主义的王牌，反对外国势力，对一个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来说，这可不是个儿戏。他公然迎合平民阶层，吸纳农村高乔人和城市黑人作为他的选民。作为一个成功商人和抵御印第安人袭击的边疆保卫者，他同时受到牧场主和高乔人的喜爱。然而，为了保持、加强而不是改变受到政治混乱和目无法纪威胁的殖民地社会秩序，罗萨斯表现得像个民众主义政治家。这是他自称为“恢复法律的人”的一个原因。

殖民时期末，罗萨斯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克里奥尔地主阶层家庭。

确切地说，他是港口富裕商人阶层的穷亲戚。罗萨斯既没有参与政治，也没有参与独立战争。然而，他的确从后独立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国际贸易中获益。19世纪20年代，他扩大了家族牧场的牛产量，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了一家屠宰腌制厂，从不断扩大的牛皮和牛肉市场获利。对商业的敏锐使他被富裕的亲戚安乔雷纳家族任命为庄园经理。

边境线越过萨拉多河前移，几乎到达布兰卡港(BahiaBlanca),注定使罗萨斯也成为一个抗击印第安人的斗土。罗萨斯厌恶那些"无能的"城市政客，他们争吵不休削弱了省政府，阻碍了19世纪20年代联合抵抗印第安人的袭击。他自己的庄园和安乔雷纳庄园的高乔牧民组成了他的边疆战斗部队——大名鼎鼎的“红色骑兵”(Colorados delMonte)。作为他们的雇主和指挥官，罗萨斯自称完美的高乔人领袖。他会骑马、用绳子，和最出色的属下挥舞长刀。

罗萨斯故意打扮成高乔人的样子，讲高乔人的语言。"以前的政府对受过教育的人非常好，但是鄙视下层人",罗萨斯后来写道，"因此，我认为为了控制和引导下层民众，获得对他们决定性的影响力非常重要”(Lynch 1981,109)。

1829年危机期间，在乌拉圭与巴西人打仗回来的港口军队因领不到军饷而叛乱。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临时省长曼努埃尔·多雷哥(Manuel Dorrego)被暗杀后，罗萨斯将军胜利进驻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群精英对他的到来充满感激，如释重负，任命他为有紧急权力的省长。1833年，他在成功地完成一届省长任期后辞职，领导他的军队进行了一场平息印第安人的战役。他的战役包含典型的外交和军事因素。那些反对他的印第安人体验到了他的高乔骑兵的矛尖，但是罗萨斯也和某些印第安卡西克结盟。作为对结束边疆袭击的回报，罗萨斯提出给这些印第安首领分发马、牛、烟草、马黛茶叶。他强制省政府财政支付这些礼物。港口政治精英随即在1835年再次任命他为省长，这次有独裁权。

尽管在革命时期奴隶贸易终止了，但奴隶制并没有结束。19世纪20年代的农业扩张给了奴隶制继续存在的又一个理由。在劳动力稀缺的潘帕斯，罗萨斯本人曾在科尔多瓦购买奴隶到自己的牧场干活。1830年，他的牧场工人中几乎一半是黑人和穆拉托人。此外，港口本身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非裔阿根廷人。他们大多数是自由人，从事家庭服务、不需要技能的工作，在市场卖东西或从事其他体力劳动。罗萨斯即使不把他们看成是与其社会地位平等的人，也把他们看成是有用的政治支持者。他的妻子恩卡纳西翁和女儿曼努埃拉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黑人的资助人。她们出席非裔阿根廷人的聚会，给忠实的人分发礼物，从罗萨斯政敌的仆人那里打探消息。罗萨斯招募黑人加入省军队和警察部队，非裔阿根廷人用政治支持回应这种帮助和关注。在他们的舞会和聚会上，他们高呼着"我们的父亲，最好的省长万岁!”(Szuchmanand Brown 1994,223)罗萨斯也对阿根廷国家恐怖主义的发展负有责任。他不仅利用政治动乱来获得独裁权力，而且组织了一支名为马扎卡(Mazorca)的秘密警察部队，他的对手将其称为马斯奥卡(mashorca),一个文字游戏，意思是"更多绞刑"。罗萨斯保留着马扎卡——一群工人阶级出身的政治暴徒，用来威胁对手，惩罚那些可能挑战他的统治的人。实际上，他们的野蛮行动的确造成了在罗萨斯当省长的20多年时间里约2000多人被谋杀。斩首和大张旗鼓地展示砍下的人头成了马扎卡青睐的战术。罗萨斯秘密警察部队的成员有完全的行动豁免权；没人为政权反对派遭受的酷刑和死亡负责。罗萨斯以他在拯救国家为依据来证明采取恐怖措施是正确的。

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省长为他的国家恐怖运动辩护

多雷哥先生在纳瓦罗(Navarm)被集权派的支持者杀害。比利亚法尼亚(Viafana)将军，基罗加(Quiroga)将军的战友，在从智利到门多萨的路上也被同一伙人杀害。拉托雷(Latorre)将军在投降后被枪尖指着送到萨尔塔监禁，没有给他最后的时间做好准备。同样的命运降落在阿吉莱拉(Aguilera)上校身上。基罗加将军去年(1834年)2月16日在离科尔多瓦侣里格的返回途中被割喉。何塞·桑托斯·奥尔蒂斯(José Santos Ortiz)上校惨遭同样命运，全队中还有16个人也是如此。只有那些通过山上的堡垒逃跑的人能够逃脱当信使和传令兵。我是否了解国家的真实状况呢?但即使这样对那些开明和讲道义的人还是不够……

你们认识我很多年了，知道我不是嗜血的人，在我执政期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人谁会如此吝惜流血?我又让谁流过血?除了被认为是正常的军事命令，没有一滴。下达这样的命令或者是射杀一个无赖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是平常的，没有通告就执行了。因为除非如此，社会无法生存。

授予我权威的法律是那个命令杀死蒙特罗的法律。有人会说我滥用权力。如果情况如此，这是我的错误但不是令我悔恨的犯罪。因为当我被授予这个激起仇恨、非同寻常的权力时，据我判断，条件不是我必须总是正确，而是为了挽救处于危亡的国家，我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行动不受限制。

第一次政治安定，但是也造成了一些阿根廷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流亡国外。在流亡过程中，未来的总统多明戈·F.萨缅托(Domingo F. Sarmiento)在智利和美国旅游。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胡安·巴蒂斯塔·阿尔韦迪(Juan BautistaAlberdi)在流亡归来撰写一部阿根廷新宪法之前，逐渐了解了蒙得维的亚、圣地亚哥和巴黎。流亡作家埃斯特万·埃切韦里亚(Esteban Echeverria)把罗萨斯统治下的国家恐怖比作社会渣滓掌了权：“屠宰场的屠夫是在刀尖上传播罗萨斯主义联邦的使徒，他们把任何不是刽子手、屠夫、野蛮人或窃贼的人，任何一个体面公正的人，任何有启蒙思想、推动知识和自由的爱国者都打上‘反对派'的标签；并且……联邦制的来源在屠宰场本身就可以发现，这一点显而易见。”(Ross and McGann1982,57)

尽管罗萨斯没有超越利用种族和阶级对抗，他却没有着手改革社会秩序。他也没有像联邦派的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José Gervasio Artigas)那样，提议重新分配土地；罗萨斯也没有放弃约束支持他的平民阶层的需要。他支持新兴牧场主精英的牧场利益，他本人属于这个集团。罗萨斯允许与所有愿意购买阿根廷牧产品的国家进行贸易，并且支持富人的私有财产所有权。省长把获利丰厚的政府合同送给他最忠实的朋友，这些合同主要是给部队提供给养以及给边界那一边的他的印第安盟友提供马和牛。首先，罗萨斯省长想要做的是重建秩序，作为独裁者来统治、威胁来自他自己阶级的政敌，但他不可能用这些政策来统治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