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走近65座科技城

科技城处境维艰，除非给予它们特殊的地位和政府援助，否则这些城市就可能会成为鬼城。

——《俄罗斯杂志》,1999年

让科技城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是危险的。如果设施被转用于生产商品，那些宝贵的技术和设备将遭到破坏。

——科技城的市长杜勃纳(Dubna),1999年

1964年我第一次访问了科学城(Akademgorodok),这座苏联时代著名的科技城位于莫斯科以东4000多千米、在工业中心新西伯利亚以南约40千米。该城始建于1958年，到我访问时，已有15所研究机构以及它们的实验室开始运作。另外还有6所处于设计和施工的不同阶段。几万名科学家以及他们的家人已经居住在这个绿荫覆盖的幽静地方。居住在这里的研究人员在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时，不会受政治和经济约束的限制。许多向东部迁移的年轻俄罗斯研究人员，热切期望能远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导师，去迎接新的个人挑战和更多的晋升机会。他们的导师坚持要从每项研究成果中获得荣誉，不管成果多么小，也不管负责的科学家是谁。

但是，那些指望着大量不附加任何限制的预算的俄罗斯空想家的共同理想并未在这座科技前哨城里完全实现。一位美国学者这么说过：科学家和行政领导们建设科技城的乌托邦计划陷入整个苏联科学界所共有的困境之中。意识形态结构、政治需要和经济不稳干扰了科学城的创立者们在西伯利亚的西部丛林中建立一座独一无二的科学社区的努力。科学家们从来没能完全避开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机器所施加的约束。与其他社会一样，钱包的力量决定研究的内容；作为国家的苏联在这点上并不例外，它以对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负有责任为理由，强迫科学家们放弃基础科学研究。

因此，尽管对能够带来无法预见的新发现的、不受约束的基础研究所产生利润怀有高尚的情感，但尽快从研究中获得经济回报的压力从一开始就很明显。

们就已经在夸耀他们对计算机编程的贡献，地质学家们宣称他们引领着全国的矿藏探测活动，物理学家们为他们设计和建造的仪器而骄傲，从事研究的经济学家们把他们的分析与中央计划体系的要求直接联系起来。尽管理论研究主导了科学城的刊物，研究人员知道重点是将发现转化为实际的运用。结果，他们尽力做到政治正确，向从莫斯科来的官员表示西伯利亚的科学研究将获得短期回报。

尽管科学城最为著名，但它并不是第一座科技城。对许多苏联官员来说，与那些为支持军工复合体而建立的科技城相比，它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更低些。它之所以能引起其他政府领导人的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位于自然资源尚未开发的西伯利亚中部。他们希望科学家们能够迅速将停滞的城镇转变成生产中心，以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并通过出口收入来充填国库。

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掌握着最现代化、通常也是最具破坏性技术的科技城在乌拉尔和莫斯科附近出现。这些公司型城镇主要由主管生产的政府部门建立，偶尔也由科学院建立，成为国内受过最好训练的研究人员的根据地。克里姆林宫毫不犹豫地为这些专家们提供了研究和开发所需要的设备和物资。吸引人们迁徙到更偏僻城市的其他动因有：个人福利，获得高档消费品和服务的特权，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和娱乐的机会，以及紧随着每一枚航天器发射、每一次核试验和每一种新疫苗的开发而由苏联领导人颁发的、令人羡慕的奖章。

如今，这65座科技城在适应俄罗斯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时面临巨大困难。军工合同的终结和消费品补贴供应的切断，迫使这些受保护避风港里的特权生活方式急剧发生变化。这些城市仍然依附其母体——各部委或初创它们的其他地处莫斯科的机构，希望能从那里获得更多的卢布。许多科技城仍继续履行它们的国防义务，尽管这些义务大幅削减，还是为它们提供了国内的资金救济，这也增加了西方对扩散的担心。尽管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步先辈的后尘，在研究实验室中赢得声誉，教育仍然被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最后，科技城被本土技术商业化努力中所固有的问题所困扰。尤其无助于这些问题解决的是，它们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潜在的客户，许多科技城在外国人进入时都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