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打击朋党，强化君权

瓦解朋党

康熙皇帝驾崩的第二天，尚未正式即位的雍正便办了几件大事：任命贝勒允裸(雍正即位后，为了避讳，把其他皇子的名字中的“胤”下令改为“允”)、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他说居丧期间，心绪不宁，因此臣下“有所启奏诸事”,除藩邸事务外，“俱交送四大臣，凡有谕旨，必经由四大臣传出”,以便把各种事情有条不紊地办好。总理事务大臣，位尊权重，自应是新朝的核心人物，应是先朝的元老重臣和新君的亲信。雍正与允祥情谊最笃，而隆科多拥护其登基最为得力，命此二人为总理事务大臣，顺情顺理。任用政敌允裸及其追随者马齐，是一个大的战略决策。同日封允裸、允祥为亲王，允仍的儿子弘皙为郡王。十二月十一日，赐允撰爵号和硕廉亲王，允祥和硕怡亲王，允袍多罗履郡王，弘皙多罗理郡王。同月，命允裸兼管理藩院和上驷院，雍正元年(1723)二月改兼管工部。

雍正优待允裸的亲属，任用了一些他的支持者。除此之外，他还赐允裸的儿子弘旺贝勒衔，荣誉之高，在诸皇侄中，除弘皙外所仅见的。允裸的母舅噶达浑，康熙并未因允裸及其母良妃而把他放出辛者库，雍正为照顾允裸，削其贱籍，放为一般旗民，赏赐世袭佐领世职。被康熙指斥与允裸勾结的贝子苏努，雍正在其父死后的第三天，将他晋爵贝勒，不久把他的儿子勒什亨委署领侍卫内大臣。佛格，原系闲散宗室，与允裸关系密切，雍正元年(1723)年初，雍正用他为刑部尚书。阿灵阿的儿子阿尔松阿，康熙末年为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元年十二月，也命他任刑部尚书。贝勒满都护，雍正命他总理事务处协同行走。佟吉图，允裸管内务府广善库时的司官，因之交厚，后退职居闲， “自云藏器待时”,意在为允异日效力。雍正即位，说他“才具可用”,擢为山东按察使，很快升至布政使。允裸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政敌当权下，反倒加官晋爵了，似比在先朝还要得意，部分人因而弹冠相庆。允裸晋王爵，他的妻子乌雅氏的亲戚来祝贺，乌雅氏说： “有什么可喜的?不知道哪一天掉脑袋哩!”允裸本人也对朝中大臣说： “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又说：“目下施恩，皆不可信。”当雍正任用阿尔松阿为刑部尚书的谕旨下达时，受命者怀疑用这个职务杀害他，固辞不敢受。允撰夫妇、阿尔松阿这些储位斗争的当事人很明白，雍正不会饶过自己，现在的“荣宠”,正是未来的开罪因由。他们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雍正在即位初期，采取的是拉拢允裸本人及他的集团中部分人的政策。

雍正对允褪是另一种态度。任用允裸为总理事务大臣的当天，令召允褪回京。雍正说，皇考的丧事，若允褪不能亲临，恐怕内心一定不安，为了他，还是让他急速回来吧，随即命辅国公延信驰驿赴甘州军营，管理大将军印务，行文川陕总督年羹尧协理军务，延信未到之前，命平郡王讷尔苏署理大将军事。十二月十七日，允褪到京，未到之先，行文奏事处，请示先拜谒大行皇帝的梓宫，还是先庆贺新君的登杉，雍正命他先谒梓宫，他径赴寿皇殿于其父灵柩前哭拜。那时雍正也在那儿，允褪望见了，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本来担当社稷重任大有希望，不想今日屈为臣子，只得含愤忍辱远远地给皇兄叩头，但情绪极为不好，无论如何也不向皇帝表示祝贺和亲近之意。雍正倒显大度，屈身向前将就他，他还不动弹，侍卫蒙古人拉锡见此僵局，连忙拉他向前。待到离开雍正后，允微不仅责骂拉锡，还到雍正面前，控诉拉锡无礼， “我是皇上亲弟，拉锡乃掳获下贱，若我有不是处，求皇上将我处分，若我无不是处，求皇上即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允褪明是攻诘拉锡，实是向雍正抗议。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的确不假。雍正对他毫不容情，取消他的王爵。据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朝鲜派到清朝贺冬至使李混，副使李万选的见闻所载，说宗人府与十四王有事置对，这件事的记录，由宗人府钤印公布过，当初的本子封面最高处，有朱笔写的“旨：胤祯削去王爵，仍存贝子”十一字。可见，雍正只给允褪保留了他最初所得的封爵。

雍正元年(1723)三四月之交，雍正送康熙灵柩至遵化景陵享殿，传旨训诫允褪，允褪不服，允裸怕事闹大，令允褪跪受，允褪才接受了。事毕，雍正返京，留允褪看守景陵，谕令副将李如柏，若允褪要去陵寝，除大祀外都不准行，实际上是把他囚禁了。雍正在送灵时，传问允褪家人：昔日允褪在军中，听说专好吃酒行凶?家人雅图，护卫孙泰、苏伯、常明等人回奏没有这些事，雍正为此十分恼怒，命将他们永远枷示，他们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也行枷号。在允微府中教书的天津监生徐兰，亦以其人不端，逐回原籍，交地方官收管。

雍正即位后，其生母德妃自然晋为皇太后。雍正拟给她上徽号“仁寿皇太后”,请她从原来居住的永和宫迁到皇太后的宁寿宫，她却以在丧中为由而不接受。她生有三子，即皇四子、皇十四子及皇六子胤祚，胤祚六岁殇逝，老四和十四子都有得皇位的可能，这是她的喜事，然而这两个又是誓不两立的冤家，使这个做母亲的也很为难。大儿子如此欺负小儿子，有心要照顾小的，大的不答应，小的又倔强，不妥协，恐怕她够伤心的了。遇此不可变易的境况，身体自然会出毛病。据《清世宗实录》载，雍正元年(1723)五月二十二日未刻(13～15时)得病，次日丑刻(1～3时)死亡。从病到死不过十几小时，实系暴卒。雍正以慰皇妣在天之灵为名，封允褪为郡王，仍囚系在景陵。不久，允褪的福晋患病故世，雍正给她指定葬地，允额以风水不好不高兴，允裸劝他才接受了。允褪遭此种种打击，悲愤交集，奏称“我今已到尽头之处，一身是病，在世不久”。仍是那种不甘心失败的劲头。

雍正对允糖更不客气。康熙驾崩时，允糖生母宜妃正在病中，急忙坐在软榻上奔向灵堂，她原受康熙宠爱，这时也顾不上多想，竟跑到德妃的前面，雍正见了很是不高兴。她见到雍正时还不识时务，摆出母妃的驾子，雍正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便那服侍允糖母子的太监出气。十二月初三日，雍正以宜妃的太监张起用违禁做买卖为由，发往土儿鲁耕种，允糖太监李尽忠发往云南极边当苦差，太监何玉柱发往三姓给穷披甲人为奴，籍没他们的家产，如果不愿往边地，就命自尽，但仍把骨头送往发遣之处。同月，将代替允糖料理家务的礼科给事中秦道然拿问，雍正说他仗势作恶，家产饶裕，命追十万两送甘肃充军饷。秦道然是无锡人，两江总督查弼纳秉命清查，他的所有家产不值一万两银子，因命监禁追究。雍正对允糖本人异常蔑视，说他“文才武略，一无可取”,是其父的“无足数计之子”,但也不放过他，就以允褪从前线回来军中需人为名，命允糖前往西宁。允糖知道这是发配，推说等过了父皇的百日冥辰前往，后又说等送了陵寝起程，雍正不容延宕，严令速行，遂于雍正元年(1723)到了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命年羹尧将城内居民迁出，加派兵丁监视允糖，雍正指示他留意士兵动态，不要叫允糖收买了去。允糖到了西大通后，就奏请回朝，雍正批“知道了"三个字，不置可否，暗中指示年羹尧不放他回京。允糖遣人到河州买草，踏看牧地，本是寻常细事，宗人府却在雍正二年(1724)二月奏参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议将其贝子革去，实是欲加之罪了。

雍正对敦郡王允械很是厌弃。雍正元年(1723),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京师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雍正命允械送其灵龛到喀尔喀，并让他銮印册赐奠，允械不愿离京，先以无力准备马匹行李为由，拖延起程时间，而行到张家口外，不肯再走，宣称圣旨叫他进口，遂在张家口居停。雍正见此光景，故意刁难允裸，命其议处。允裸要求行文允械，让他继续前进，但责罚不行谏阻的长生额尔金。雍正说允械既不肯行，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不听，处分有什么必要，命允裸再议。允裸就请求把允械的郡王革去。而这时允械安然地住在张家口，也不差人请罪。雍正就将他革去世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又查抄他的家产，得金银六十多万两，金银器皿及土地房屋的价值，还不在这个数内。

雍正优遇允裸，囚系允褪于遵化，发遣允糖于西北，拘禁允械于京城，把他们分散各地，使他们联络不便，动辄得咎。给他们的待遇明面上不一样，实则都在雍正的股掌之中，日子都不好过。雍正重用允裸，是把他套在自己驾驭的马车上，不得脱缰。他是集团的首领，影响大，抓住他，就易稳定他的集团，使他们不至于起来造反。允褪也是首领，因他在康熙末年嗣位呼声远远高过允裸，雍正即位之初，他的影响也比允裸大，号召力强，雍正对他不能优遇，否则人们可以乘机向他靠拢，倒会使他发展势力，不好收拾，故以打击为妙。允糖之母健在，地位原尊贵，在宗室中有一定威望，她的儿子不能不防，否则母子结合，会导致政乱。允械不是该集团的最核心人物，严厉处置，既不会引起事端，倒可杀鸡吓猴，使那些非核心的人有所畏惧而不敢死心塌地地追随他们的首领。雍正对允裸、允褪集团采取的是分化瓦解，有打有拉，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也较成功，在即位初期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获得初步胜利。

雍正对政敌只是拘禁或发配，并不像后来那样杀戮，这是他即位之初客观形势造成的，杀他们会对政权稳定不利。他经常责备兄弟们“任意妄行，惟欲朕将伊等治罪，以受不美之名” “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失，伊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雍正说他不上当，“断不使伊志得遂”,因而对他们曲加优容。这种顾虑，使他对政敌的处置不得不慎重，不敢恣意而行。如考虑处理允糖的女儿和外孙时，想拆散其母子，但小孩太小，容易夭折，他怕因此“招许多闲议论”,思之再三，决定不下，就暗中征求年羹尧的意见。就这样也招致了很多议论，说皇帝“凌逼弟辈”,惩治一些人是“报复私怨”。翰林院检讨孙嘉淦公开上书，要求皇帝要善待“亲骨肉”。雍正对善意的建言与恶意的攻击区别对待，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示鼓励，对攻击者大加威胁，说若再这样，将“启朕杀人之端”。

雍正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待允裸一伙，占于主动地位，这是因为他是最高统治者。但这种位置也有不利的因素，皇帝在明处，要防止臣下的暗算，特别是雍正继位的特殊情况更易出事。雍正清楚地认识到，多年的储位之争，人们斗红了眼，为达到目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他说以其父之“圣神，犹防允裸等之奸恶，不能一日宁处”,而诸兄弟与父皇是父子关系，同我只是兄弟关系，兄弟视父子相去甚远，昔年父子至情，兄弟们还恣意妄行，今处兄弟关系，他们活动不止，更当引起深虑。即位之初，大约出现过两次险情，一次是他出宫祭祀，隆科多说有刺客，遂在祭案下搜查。又一次他到东陵谒陵，隆科多说诸王变心，要防备。到雍正四年(1726)秋天局势完全稳定之后，雍正说明他不能像父皇那样秋狝的原因，不是把它看作游猎不应该做，而是因为允裸、允糖“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因自己去不成，而这事又重要，在前年(1724)就派皇子出口行围，以示训练讲武之意。他除了去过东陵，不敢离京城一步，正是怕允裸集团发动政变，不能镇压。

雍正在即位初年给年羹尧的朱谕，总说京师形势好。雍正元年初夏，他说亲送康熙灵柩到景陵， “一路平安，内外无事”“内外人情光景照春一样，又觉熟练些，总之一切如意，出于望外之次第顺遂也”。秋天又写道“入秋以来，朕躬甚安，都中内外一切平静”。次年春天，说他举行耕藉礼，诣太学临雍的那两日， “天气和畅，人情顺悦，诸凡如意，都中内外平静”。另一朱谕说“都中内外，尔合家老幼均平安如意”。这样说固然反映政局稳定，而之所以要絮絮叨叨，是因胸中有事，惧怕政敌发动事变。在政局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对政敌可以采取屠戮政策，以削弱对方力量，但这要有把握，不致激成事端；也可以采取稍微缓和的政策，使对方被逐渐吞噬而消亡，这也要有把握能绝对控制对方作为前提。雍正采取后一政策，并且获得成功，是在斗争中采取了谨慎态度，正确地把握了形势。

雍正对其他参与过储位之争的兄弟，亦根据情形区别对待，有打有拉。他认为允祉的势力在蒙养斋修书处，于是，在他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向该处人员动手了。他说陈梦雷是耿继茂叛逆案中罪犯，皇考从宽处理，命他在修书处行走，然而他“不思改过，招摇无忌，不法甚多，”因皇考既经宽恩，不再加刑，然应将他及其子发往远边，他的门生中有生事者也要严行惩治。刑部尚书陶赖、张廷枢执行谕旨不坚决，将陈梦雷的两个儿子释放了，雍正把他们降职。这是坚决拆散允祉势力的方针的体现。

雍正对废太子允初更是十分谨慎，康熙死时，准许允仍去哭灵，旋即禁锢如初。封其子弘皙为郡王后，将旧日东宫所有的服御金银及奴仆、官属赏赐给他。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允仍死，雍正亲临丧所，令将他按亲王礼埋葬。对拥护允仍的人又是一个态度。雍正元年(1723)七月给官员磨子，九月给封典，代父军前效力的少詹事王奕清均不得授予，这是对王损谋复允仍耿耿于怀的表现。

大阿哥允褪，仍如康熙时一样严行禁锢。

雍正的打拉结合的策略，到二年夏天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允馔态度上。在这以前，对他也有过指责，如雍正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到丧葬不可过奢时，说允裸居其母丧，伪孝矫情，但这还不是专为允裸而发。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特为允裸谕诸王大臣，说自康熙四十七年以来，我的无知弟兄结党妄行，惹皇考之忧，朕即位后，不论允馔“从前诸恶，惟念骨肉兄弟”之情，但他不知痛改前非， “乃不以事君事兄为重，犹以同辈诸兄弟允糖、允被为伊出力之故，怀挟私心，由此观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如此“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于诸大臣共正其罪”。因令诸王大臣对他据实揭发，不许隐讳。如此看来，这是对允裸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往后就更为严重了。五月，以苏努、勒什亨父子党袒允糖、允馔， “扰乱国家之心毫无悛改”,革去苏努贝勒，撤回公中佐领，与诸子同往右卫居住。到七月，雍正发布《御制朋党论》,进一步打击朋党势力。所以从雍正即位到雍正二年七月，是他打击朋党的第一个阶段。

这种变化源出于政治形势的演变，雍正二年春天，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平定了，雍正统治地位因而得到进一步巩固。他说这件事“谁不诵朕之福，畏朕之威也”,因而减少了顾忌，大刀阔斧地向政敌杀去了。但进展得并不快，这中间又有年羹尧和隆科多的案件插了进来，使政事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