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革除利弊，政治一新

清亏惩贪

康熙统治后期，官吏贪污，钱粮短缺，国库空虚的情况十分严重，早在雍正即位之前就清楚这一现实了。他说： “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这是讲的中央财政状况，地方呢?他在即位之初就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 “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雍正要想使国力强盛，就不能不把整理财政、清查赋税放在政务的首要之位。

雍正正式即位前，内阁官员草拟登基恩诏，按照惯例，开列了豁免官员亏空一条，雍正认为这样做是助长贪官污吏侥幸心理，继续侵占钱粮，当即指令除去此条载，表示他对官员贪占侵吞的深恶痛绝的态度。没多久，即在他当政的一个月——十二月十三日，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钱粮的谕令。他说，各地亏空钱粮，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渔，都是非法的。在先，大行皇帝宽仁，未对赃官明正法典；所谓勒限追补，也不过情同虚施，亏欠依然如故。但库藏因此空虚，一旦地方有事，急需开支，则关系非浅，因此决定清查。

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察，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

其亏空之项，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分外，其实在侵欺入己者，确审具奏，即行正法。倘仍徇私容隐，或经朕访闻得实，或被科道纠参，将督抚一并从重治罪。即如山东藩库亏空至数十万，虽以俸工补足为名，实不能不取之民间额外加派。山东如此，他省可知，以小民之膏血，为官府之补苴，地方安得不重困乎?既亏国帑，复累民生，大负皇考爱养元元之至意，此朕所断断不能姑容者。

雍正明确规定了在地方上清理钱粮的方针、政策和注意事项。一个月后，即雍正元年(1723)正月十四日，发出在中央设立会考府的上谕。他说，钱粮奏销中弊病很大，主要是看有无“部费”,若没有，就是正当开支，计算也清楚，户部也不准奏销，而一有部费，即糜费百万，亦准奏销。当日大行皇帝也知道这种弊端，不过不欲深究，从宽处理，然而“朕今不能如皇考宽容”,此后一应钱粮奏销事务，无论哪一部门，都由新设立的会考府清厘“出入之数”,都要由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雍正要求允祥严格推行他的清查政策，对允祥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查出”。雍正一再表示他不宽容，决心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把惩办贪官，清理亏空的斗争迅速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原来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行奏销，会考府设立后，由它来稽核，就不能自行营私舞弊了。会考府成立不到三年，办理部院钱粮奏销事件五百五十件，其中驳回改正的有九十六件，占所办事件的百分之十七。户部库银，经允祥查出亏空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命户部历任堂官、司官及部吏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弥补。清查中涉及贵族和高级官吏，也不宽贷。

康熙第十二子履郡王允袍曾管过内务府事务，追索其亏空，他将家用器皿摆在大街上出卖，以便赔偿。第十子敦郡王允械也有应赔银两，赔了数万金，尚未全完，后查抄他的家产。内务府官员李英贵伙同张鼎鼐等人冒支正项钱粮百余万两，雍正谕令抄他的家，籍没家财。因为厉行清补，人们责怪主持其事的允祥“过于苛刻” “过于搜求”,雍正说这不是允祥的事，是他为“清弊窦”,饬令着追，自己承担了责任。

地方上的清查亏空之举，是在雍正元年普遍推行的。是年被革职查封家产的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粮储道许大完、湖南按察使张安世、广西按察使李继谟、原直隶巡道宋师曾、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前江南粮道李玉堂。山西巡抚苏克济，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起任职，康熙六十年(1721)丁忧去职。雍正元年六月，潞州知府加璋告发他勒索各府州县银四百五十万两，于是籍没家财，以偿亏空，并责令其家人赵七赔偿二十万两。原河道总督赵世显克扣治河工料，侵蚀钱粮，议处入狱，家财充公。苏州织造李煦亏空银三十八万两，籍没家财赔补。

赃官一被揭发，雍正为使他们归还赃银，主要是采取抄家籍没的手段。元年八月，通政司右通政钱以皑提出追补办法： “凡亏空官员题参时，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封其家产追变，庶不致隐匿寄顿”。官衙与原籍同时抄检，避免隐藏，一切家产估价变卖，就可以较多地完纳应偿亏空。这项建议被雍正采纳了，大多数赃官的清偿都照此进行。于是社会上流传雍正“好抄人之家产”的说法，这表现出一部分人对雍正抄家的不满，反之也表明此种对付赃官的手段是行之有效的。对人们的攻击，雍正也做了辩解，说明抄家的必要， “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赀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乏例，是以朕将奇贪极酷之吏，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

与抄家同样重要的手段是罢官，凡是贪官，一经被人告发，就革职离任，不许再像以往那样留任以弥补亏空。雍正元年(1723)二月，雍正谕令吏部：“亏空钱粮各官，若革职留任催追，必致贻累百姓”,不可复留原任；若已清还完毕，尚可为官的，由大吏奏请。雍正看到，若允许留任清补，必然要以新的贪污行为获得钱财以补偿旧项，所谓“不取于将从何出?”他严厉打击贪官方针的实行，被罢官的很多。雍正三年(1725),湖南巡抚魏廷珍奏称，该省官员“参劾已大半，表示再查出舞弊，继续纠参”。雍正十年(1732),直隶总督李卫奏称，通省府州县官，在任三年以上的寥寥无几，官员的频繁更换，原因之一是被撤职的人多。既要保证亏欠归还国库，又不许赃官得好处，雍正还采取了许多措施：

一是命亲戚帮助赔偿。雍正说有的犯官把赃银寄藏在族亲友家，这些人也有平时分用赃物的，这时要帮他清偿，所以往往要抄没这些人的家产。这样被触动的人多，株连太广，不得人心，实行四年之后，停止。

二是禁止代赔。过往追赃时，有以地方官和百姓代为清偿的，雍正概不准行。雍正元年五月，新任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由该省官员帮助前任总督赵弘燮清补亏欠，雍正说纵使州县官有富裕，只可为地方兴利，不可令他人补漏。雍正二年四月，雍正说合州县代赔之事，弊病很多，可能是不肖缙绅衿与贪官勾结，利用题留复任，也可能是棍蠹借端科敛，因此不准通行。

三是挪移之罚，先于侵欺。挪移多是因公挪用，常常有不得已的情况；侵欺是贪污。两种情况，都是亏空，性质有所不同，在处分上也大不一样。一般的惩治，先抓贪污，后及挪移。官吏于是因之取巧，将侵欺谎报为挪移，避重就轻，希图免罪。雍正对这种情弊了如指掌，他说贪婪的官员，“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至于万难掩饰，则以多者为挪移，少者为侵欺，为之脱其重罪，似此相习成风，以致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为对付贪官的钻空子，雍正改变成例，在挪移和侵欺两项追赔中，不管哪个案子发在先头，一律“将挪移轻罪之项令其先完，侵欺重罪之项令其后完，使捏饰挪移希避重罪之人无所施其伎俩”。他这种办法，显然把轻重倒置了，具有不合理的成分，但却又含有合理的因素，即对惩治贪官确有好处。然而，这个办法只能在特殊情况下行于一时，随着打击贪污取得成效，情况有了变化，就恢复旧日先完侵欺后完挪移的成例了。

四是对畏罪自杀官员加重处理。雍正四年(1726),广东巡抚杨文乾奏参肇高罗道李滨亏空钱粮，李滨因而自杀。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参革兴泉道陶范，还未审理，陶范也自尽。雍正说，这是赃官“料必以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为子孙之计”。为使他们的诡计落空，令督抚将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 “所有赃款着落追赔”。

使用这些办法，清查了三年，取得一定效果。各省清偿了一部分亏空，有的省做得比较彻底。如直隶总督李维钧在雍正二年八月奏报，该省亏欠银四十一万两，到本年六月已完二十万两，下余二十一万两明年可以偿清。河南等省也清查较好。然而雍正并不满足于此，他深知一些封疆大吏没有很好地执行他的政策，即他们开始纠参属员时很严厉，审结时从宽开脱，以使属员怀恩感畏，所以到了三年清查期满，事情未能完结。雍正下令展限三年，要求务必达到预期目的，他指示：

凡各省亏空未经补完者，再限三年，宽至雍正七年，务须一一清楚，如届期再不全完，定将该督抚从重治罪。如有实在不能依限之处，着该督抚奏闻请旨。

他的决心很大，搞不彻底绝不罢休。

在整个清查过程中，有的督抚积极开展，有的由雍正派员前往审理，都反映了地方清查的进行情况。

雍正二年(1724),田文镜就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升为巡抚，他一到任，就着力清查亏空。是年四月初六日奏称“臣不遗余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觉察，设法严查，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对犯有贪污罪的官员，毫不徇情，坚决题参革职审查。雍正三年(1725),参劾信阳州知州黄振国“狂悖贪劣，实出异常”。克山县知县傅之诚吞没雍正元年、二年、三年耗羡银一千四百多两，

田文镜将他革职题参。到雍正四年夏天，他共参奏属员二十二人。经过田文镜及其前任石文焯的努力，雍正二年就把欠在藩库的亏空补清，欠在州县的三四十万两也严催急补。到雍正十年(1732),河南布政司库存耗羡银七十多万两，表明河南绝对没有亏空现象。雍正对田文镜的雷厉风行大加赞赏，说“田文镜参官最多，鄂尔泰从不轻弹，然二人皆各有道”。对他的清查及各项政事非常满意。田文镜因此与推行改土归流的鄂尔泰成为“模范督抚”。

雍正四年(1726),雍正对江西钱粮进行大规模清查。江西各府州县仓谷亏空很多，巡抚裴率度明知而容隐，如此历任相传，不能改变亏空局面。雍正谕令将已调任的裴率度留于任所，将前任布政使张楷、陈安策押往江西审讯。又以现任巡抚伊都立“为人软弱，好沽虚名”,不能完成清查事务，特派吏部侍郎迈柱通察全省钱粮积弊，又派拣选州县数十人赴赣，以备顶换亏空仓谷的官员。迈柱认真清查，遭到江西按察使积善的反对，雍正支持迈柱，赞扬他“到任以来，不避嫌怨，为地方生民计，实心效力”。清理结果，让裴率度及历任藩司补偿仓谷的亏缺。

雍正五年(1727),福建布政司沈廷正奏报该省仓谷亏空。雍正认为，巡抚毛文铨欺隐，派广东巡抚杨文乾和许容为钦差大臣前往清查。特发上谕告诫福建民人：因清查即将进行，可能有赃官闻风先借富民的粮食暂充库存，以图隐瞒，如若有人出借，该物即成官物，发觉后不再归还；已拣选候补府州县官多员随同钦差赴闽， “现任府州县内之钱粮稍有不清者，即令更换”,表示彻底清查的决心。后来果然取得一定成效。

雍正有计划地清查亏空的同时，遇有新的贪赃，严惩不贷。雍正五年(1727),原礼科给事中、山西学政陈沂震，退职后回原籍江南吴江县，被人告发放考时收钱，雍正说他的家乡正修吴淞江，命巡抚陈时夏、副都统李淑德强迫他出资一二十万两助修水利。同年，浙江巡抚李卫奏参原淮徐道潘尚智，雍正谕令将潘的家产籍没，充作浙江海塘工程费用。同年，丁忧原籍江南华亭的翰林院侍讲廖赓谟，曾任江西乡试主考官、山西学政，被人告发贪赃受贿，雍正命他出银八万两疏浚苏淞河道，另出银二万两送直隶正定府助修城墙。雍正十年(1732),河南学政俞鸿图被告“纳贿营私”,资财累万，被拟以斩立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