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父辅政

在秦始皇继承王位初期，秦国的最高权力掌握在母后及辅政大臣手中。当时秦王赢政年仅十二岁。依照制度，在举行成人礼之前，他不得亲政，而由他的母亲赵姬以太后和监护人的身份代王权。在秦始皇亲政前，赵姬是秦国法定的最高统治者。当时调动军队的文件不仅要盖上秦王之玺，还要加盖太后之玺，而调兵权在正常情况下专属于君主。年幼的嬴政尚无完全的行为能力，许多政务虽以赢政自身的行为出现，却显然是经过太后启示甚至指令的，属于补助行为能力。赵姬拥有对国事的最终决断权，其他人均无最终决定权。

秦始皇尚属少年，必然委政于大臣。他尊“仲父”吕不韦为相国，以蒙骜、王龁、庶公等为将军。当时，李斯已经担任舍人。这些辅政大臣都是能臣，堪称王霸之佐。他们凭借秦国的政治制度和个人的忠诚、才智，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在秦始皇亲政之前，秦国的国力继续增强。

母后代行王权、大臣代理政务尽管属于君主制度权力结构的非常状态，但是它并不必然导致政治腐败和政治危机。只要太后严谨、大臣尽心，照样可以把国家治理好。母后的监护权因夫死子幼而发生，也必将随着子壮而消灭，届时权力结构就可以恢复常态。母与子的亲密关系通常也有利于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和交接。

但是在恢复常态之前，王权只能处于某种变异状态，而王权的变态是引发各种政治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代行王权的母后和代理政务的大臣的任何政治失误都有可能招致严重的政治后果，甚至引发动乱。赵姬个人的私欲就差一点儿断送秦国和秦始皇的大好前程。

吕不韦的特殊地位使他大权在握，并实际上分享秦国的最高权力。吕不韦的权力有三个来源：

一是制度化的权力，即相权。他是秦国的相邦(相国),作为百官之长，他的权势位极人臣，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二是特殊的授权。吕不韦是秦庄襄王的师父，又有定国立君之功，君臣之间亲密的私交使吕不韦得以成为托孤大臣，被秦始皇尊为“仲父”。他还是文信侯，拥有门客三千、家童万人，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很可能还包括蓝田十二县。这就大大强化了吕不韦的权力地位。

三是窃取的权力。他是赵姬的前夫和情人。秦庄襄王死后，他们重叙旧情，史称“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这种男女之间特殊的亲密关系使吕不韦可以通过影响代行王权的赵姬而操纵最高权力。当这三种权力迭加在一起的时候，吕不韦在秦国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就非同寻常了，他实际上执掌着秦国大政。

从实际政绩看，吕不韦无愧为一代名相。在秦始皇亲政前，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

其一，继续开疆拓土。吕不韦贯彻蚕食三晋的既定战略方针，并不断取得进展。从秦始皇元年(前246)至秦始皇九年(前238),秦军在蒙骜等人统率下，连续攻击韩国、赵国、魏国，攻城略地，先后夺取魏国的数十座城池、韩国的十余座城池和赵国的数座城池，还将卫国变为秦国的附庸。

秦始皇五年(前242),蒙骜攻占魏国的酸枣等二三十座城池，在此设置东郡，使秦国的国土与齐国接壤。这就将东方六国大致分割为南北两部分，阻碍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秦始皇九年(前238),秦军以杨端和为统率伐魏，又攻占一批城池，进逼魏都大梁。这些军事胜利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做了重要的战略准备。

其二，广泛招揽人才。大国之间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战国后期，各国统治者都把争人才视为争天下的重要措施，纷纷致力于招揽人才。史称“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的这个措施为秦国聚集了大批人才。

其三，加强基础建设。在吕不韦的主持下，秦国兴修了郑国渠等水利工程，促进农业的发展，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

其四，重视文化建设。 “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为了标榜这部著作的权威性，吕不韦将它公布在咸阳市门， “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编辑《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对秦国思想文化建设的一大贡献。

与名噪一时的战国四公子相比，商人出身的吕不韦的谋略和功业显然略胜一筹。但是，吕不韦也有重大政治失误，即有意无意之中把嫪毒引入秦国的中枢权力结构之中。这个失误为他招致了杀身之祸，也使秦国的前途一度蒙上阴影。

嫪毒原是吕不韦的舍人，经吕不韦推荐，嫪毒得到太后的宠幸，并染指最高权力。这不仅使秦国的中枢权力结构更加变态，引发不正常的权力之争，而且为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一时之间，秦国同时有四个人有条件直接操纵最高权力，即法定的最高统治者太后赵姬、名分上的最高统治者秦王赢政及实际分享最高权力的相邦吕不韦和获得太后宠幸的封君嫪毒。秦国的内乱由此而起。

吕不韦推荐嫪毒实属出于无奈，当时“始皇帝益壮，太后**不止”。吕不韦担心他与太后赵姬两人的奸情败露而灾祸降临，于是想出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他寻觅到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作为门客，这就是嫪毒。

在与众人歌舞行乐的时候，吕不韦故意让嫪毒当众用**转动以桐木制成的小车轮，目的是借助众人之口四处播扬，令太后知晓此事。这个诱饵果然有效，太后闻之，迫切希望得到这个人以满足**欲。吕不韦当即答应进献嫪毒，并令人诬告嫪毒触犯了应受宫刑的罪名。他私下向太后建议：公开判处嫪毒宫刑而不实际用刑，这样就以宦官的身份让他到宫中伺候。

于是，太后暗地里重赏主持刑罚的官吏，指使他们对外声称阉割了嫪毒，仅将他的胡须眉毛拔光，使之得以冒称阉人，入宫做宦官，专门侍奉太后。赵姬与嫪毒私通，对他宠幸有加，并怀上了身孕。她担心与嫪毒**宫闱的事情东窗事发，假称经占卜，须迁居外地，躲避时令之灾，于是从咸阳搬到秦国故都雍居住。嫪毒经常随从在赵姬身边，据说他们先后生了两个私生子。

太后赵姬自恃位极权重、夫丧子幼，尽情享乐，纵欲无度。春秋战国时期，后妃**宫闱的事情比较常见。秦国的太后纵欲私通也不无先例。例如，秦昭襄王之母宣太后与义渠王长期通奸，生有二子， “诈而杀义渠戎卫于甘泉”。尽管当时的风俗对男女私情比较宽容，而“母仪天下”的太后毫无节制地纵情声色，也有损于秦国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形象。

如果赵姬把男宠私藏宫中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情欲，有一些风流韵事，还不足以影响秦国的政治稳定。但她没有就此止步，不仅对嫪毒“赏赐甚厚”,还让他参与军国大政，甚至“事皆决于嫪毒”。这种行为必将破坏秦国中枢权力结构的稳定。

赵姬利用手中的权力，封嫪毒为长信侯，先后赏赐山阳地、河西太原郡等大片封地，使之拥有家童数千人。赵姬又授予嫪毒各种特权。 “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等本是王室的特权，赵姬却听凭嫪毒恣意享受。更有甚者，嫪毒依恃太后的宠幸，专擅权力，出现了“事无小大皆决于嫪”的局面。这种事态近似于宦官专政。

实际上，这种事态比宦官专政更加凶险。据说赵姬与嫪毒有一个秘密约定：一旦嬴政不幸而亡，就拥立两人的私生子为秦王。也许正是出于这个政治动机，赵姬才极力扶植嫪毒，使之拥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权力，以便应对各种意外之事可能导致的政治危机。太后赵姬的这种安排未必针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赢政，她很可能意在防止因赢政突然死亡而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这种安排肯定会大大增加赢政的危险，因为嫪毒可以利用各种条件为自己或自己的亲生儿子谋取最高权力。实际上，他也只有这一条生存之路。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嫪毒确实已经在谋划如何除掉秦始皇。

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的核心权力结构更加不稳定。在朝臣中形成了分别以吕不韦和嫪毒为首的两股政治势力。嫪毒权力地位的急剧上升，招致了大批的投靠者。一批高官显爵的文官武将聚集在嫪毒周围。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谋求官爵者投到嫪毒门下，史称“诸客求宦为嫪毒舍人千余人”,这股政治势力已呈现出逐步压倒吕不韦集团的迹象。

正当吕不韦部署秦军连续猛攻魏国，魏国“亡地数百里，亡城数十，而国患不解”之际，有人向魏王献上一策：设法讨好嫪毒，协助他压倒吕不韦，这样既可以解除危难，又可以发泄仇怨。他的主要依据是：秦国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难解难分，以致大小官吏和乞求官职的人不知究竟倾向于或投靠哪一方更有利，他们都犹豫不决地说， “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这种状况遍及“门闾之下，廊庙之上”。所以当今之计，魏王应明确地站在嫪毒一方， "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毒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毒。王以国赞嫪毒，以嫪毒胜矣”。魏国赞助了嫪毒，也就博得了秦国太后的欢心，结交了天下最有权势的人。这样一来， “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舍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由此可见，嫪毒集团与吕不韦集团之间的较量已经公开化，对此各国谋士洞若观火，并积极设法加以利用。

秦国广大臣民面对当权者的争斗而不知何去何从。他们的犹豫不决本身就孕育着政治危机，这为秦国的政治增加了许多变数，令人难以捉摸。各种记载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秦始皇已经开始过问或参与处理国家大事。他即将举行成年礼，并独揽王权。这个因素只能增加秦国政局的不确定性，加剧国内的政治动**。

“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秦国的政治形势恰好符合这个比喻：太后赵姬、相邦吕不韦、幸臣嫪毒和秦王嬴政“人操一策”,共同驱使着秦国这驾马车。四股力量几近分庭抗礼，又彼此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太后赵姬左右为难，其余三股势力都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幸臣嫪毒已是骑虎难下，他必须选择时机，以求一逞；相国吕不韦的处境最为难堪，他是推出嫪毒的祸首，又必须推倒嫪毒，无论嫪毒生死安危，他都无法彻底解除忧患；秦王赢政也有为难之处，解决嫪毒问题必定牵连母后与仲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这种政治困境的唯一方式是重新恢复最高权力，而最顺理成章的、政治震动也最小的是由秦王实现“一之”。

秦国的最高权力能否顺利交接?秦国不正常的核心权力结构能否恢复正常?秦国的政治内乱能否平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秦始皇的政治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