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霸的战略

秦始皇亲政之前，主持秦国大政的相国吕不韦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积极为统一天下做准备。秦始皇六年(前241),东方各国勉强拼凑的最后一次合纵攻秦被粉碎。以楚国为“纵长”的楚、赵、魏、韩、卫五国联军各自溃散。

从此， “合纵”彻底瓦解。当时就有人断定： “当如今日山东之国弊而不振，三晋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节而入秦，燕、齐、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观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尽为秦乎!”这表明，统一战争的前奏已经吹响。

秦始皇亲政之初，魏国、韩国、楚国、齐国、赵国先后走向衰弱，六国皆弱而秦独强的战略态势呈现几乎不可逆转之势。只要秦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方略不出现重大的失误，只要各国得不到休养生息、重整旗鼓的机会，只要六国不能结成同心协力的抗秦联盟，就必然一一败在秦国手下。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进入尾声。

优势并不等于胜势，胜势并不等于胜利。

秦始皇亲政之时，他的确手握胜算。然而他的对手皆非等闲之辈。秦国一招不慎就可能全盘皆输。要获得最后成功，他还必须充分运用智慧和资源，把胜势变成胜利。秦始皇的军事谋略和决策能力集中体现在他准确地把握了战略目标转移的时机，正确地决定了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秦始皇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没有出现任何战略性的判断失误，不愧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最高军事统率。

秦始皇亲政之时，何时发动统一战争，如何筹划统一战争的战略，怎样安排统一战争的步骤等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他与他的主要谋臣对当时的战略态势有清醒的认识，决心不失时机地完成统一大业。

李斯认为： “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当时还不具备实现天下一统的条件。 “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在这种形势下，秦国欲吞并天下，犹如炊妇扫除灶台上的各种杂物，轻而易举。凭借秦国的强盛，各国的衰弱， “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秦国不立即发动统一战争，灭亡各国，一旦“诸侯复强，相聚约从(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

尉缭的判断与李斯相合，他对秦始皇说： “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纵),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所以亡也。”

尉缭列举了一系列历史教训，如吴王夫差没有在战胜对手之时当即灭亡越国，结果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积蓄力量，缓过手来灭亡了吴国；晋国的智伯没有果断地铲除比自己弱小的赵、魏、韩，反被三家联手攻灭；齐宣王没有趁攻占燕国之时吞并它，齐潜王没有借燕国臣服之机灭亡它，反被燕昭王招贤纳士，合纵攻齐，报仇雪恨，致使齐国几乎亡国等。

他也力主趁敌弱我强之机，毫不犹豫地立即攻灭各国，防止各国结成联盟，出其不意地发动反击，致使秦国功败垂成。

当时，许多政治家都有同样的战略分析。韩非曾经向秦始皇建言献策，他认为秦国此前已丧失过乘胜灭亡楚国、魏国、赵国的时机，使这些国家得以“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重整旗鼓，与秦国为敌。

这是战略性的失策。他说： “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在这种形势下，秦国如果不图谋霸业，一旦失手遗祸无穷。

当年齐国强盛， “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可惜没有及时成就霸业，败于弱小的燕国， “一战不克而无齐”。由此可见，斩草必须除根， “无与祸邻，祸乃不存”。这个教训必须记取。

对于这个战略性的估计，秦国君臣达成共识。他们决定立即组织一系列不间断的战争行动，彻底消灭对手。

历代开国君主大多是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而秦始皇确有略胜一筹之处。秦始皇面对的敌手是一批经营了几百年的国家，它们的政治、军事、外交组织能力理应高于王朝覆灭后应运而起的逐鹿群雄。

比较历代统一战争的规模、烈度就不难发现，秦代统一的难度更大一些。然而从文献记载看，秦始皇出色地计划、组织了这场战争，没有犯任何战略性、方针性的错误，也几乎没有犯战役性的错误(只在对楚战争中犯过一次轻敌的错误)。

秦始皇还是卓越的战争组织者。他在李斯、尉缭、王翦等人的辅助下，对吞并六国的战争进行了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他们制定的统一天下的政治、军事、外交谋略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在经过七八年的战略准备之后，秦始皇正式启动统一战争。他与谋臣武将们对当时的战略态势有准确的估计和高度的共识，因而上下齐心，决策果断，执行坚决。对李斯、尉缭、王翦等人的谋划，秦始皇择善而从，指令他们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有步骤地组织实施。

从整个战争过程看，秦始皇及其辅臣对既定战略决策毫不动摇，指挥果断，行动坚决。他们调兵遣将紧锣密鼓，行兵布阵雷霆万钧，没有下一招缓棋。秦始皇命令秦军连年征战，马不停蹄，速战速决，不仅攻其人，夺其地，而且虏其王，灭其国。

在外交上，秦始皇君臣继续贯彻行之有效的远交近攻、破纵连横策略，即运用外交手段破坏各国之间的邦交，稳定秦国与远方大国的关系，首先孤立打击临近秦国的强敌，然后由近及远，各个击破。

合纵与连横是战国七雄相互较量的重要外交手段。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 “连横”,即“事一强而攻众弱”。在大国争霸中，一纵一横，其声势足以威震一时。随着秦国首强地位的确立，合纵逐渐成为各国共同对付秦国的主要办法，所谓“六国为一，并力西攻秦，秦必破矣”。

因此，秦国必然致力连横，破坏合纵。合纵的最大弱点在于各国之间有利益矛盾，难以齐心，易于分化。正如张仪所说：亲兄弟尚有钱财之争，何况几个强大的国家!秦国抓住这个弱点，以连横破合纵，或利诱，或威胁，屡屡得手。

秦始皇亲政以后，在李斯、尉缭等人辅佐下以各种手段破坏东方各国的合纵。他们充分利用齐国目光短浅，意在苟安，重点拉拢齐国，使之无心合纵，保持中立，终于造成“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的局面。成功的外交策略使秦国常常可以各个击破对手。

秦始皇十分重视瓦解敌国君臣团结、败坏敌人内部政治、破坏对手军事谋略的工作。他不仅精心谋划，大胆决策，而且派有专人，予以重金，不惜代价。在这方面他也做得相当成功。

李斯、尉缭、姚贾等谋士主张不仅要强化军事打击，注重外交分化，而且要善于从敌国内部分化、瓦解对手。韩非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尉缭献策说： “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主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始皇从其计。他指派姚贾、顿弱等人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携带重金财宝，贿赂诸侯，收买大臣，联络奸细，铲除对手。

具体手段主要有：用离间之计破坏敌国的君臣关系，使其贤能之士得不到信任和重用；用重金收买其权臣、名士，使之或者主观上愿意为秦国的利益服务，或者谗言害贤，败坏政治，在客观上有利于秦国谋略的实现；用非常手段剪除敌国的忠臣义士，必要时不惜派人谋杀行刺等。

史称秦始皇“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

历来有“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说法。统一战争的胜利之本是成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方略。李斯曾告诫秦始皇切忌奉行“所轻者在乎人民”的政策。

李斯指出： “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因此，君王要有“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胸襟，不要做“损民以益仇”的蠢事。尉缭也认为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内政修明，主张对占领地实行安抚政策。

秦始皇在李斯、茅焦等人的辅佐下改善国内政治，以缓和君臣、君民矛盾，调整占领政策，以瓦解敌国的士气，安抚征服的地方。

在内政方面，秦始皇贯彻既定的各项法制及功勋爵制度，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又礼待李斯、尉缭、王翦等重臣大将，不惜高官厚禄，田宅园池，从而使谋臣竭智，将士归心，三军效命。

他采纳李斯的建议而废止逐客令，听从茅焦的诤谏而善待太后，又减轻对嫪毒、吕不韦仆从的处罚，令一些流放者回归，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改善了政治形象。他重视各种利国利民的基础建设，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以富国强兵，安定民生。

从现存文献看，在统一战争期间，秦国内部的君臣、君民关系基本正常。除樊於期叛逃事件外，没有重大的内争、民乱。内政修则国家强，这是对外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秦始皇大力宣扬秦国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和意义。他大造舆论，谴责诸侯或“背盟”,或“叛约”,或“昏乱”,或“欲为乱”,声称自己是“兴义兵，诛残贼”,战争目的在于“兴兵诛暴乱” “庶几息兵革”,结束“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混乱局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宣传措施有利于鼓舞士气，争取民心，赢得同情。

秦始皇的占领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秦国以斩杀人首计算战功，一场大战动辄斩首数万、数十万。这种野蛮处置俘虏的政策，常常波及平民百姓，导致敌国军民同心，顽强抗秦。启动统一战争以后，有关秦军斩首的记载减少，而迁徙六国贵族、豪民的记载增多。

当时一批著名工商业主就是迁虏身份，这表明秦始皇的占领政策有所调整，开始减少屠杀，实行迁虏政策。这种占领政策有利于瓦解敌军士气，减轻抵抗力度，安抚当地百姓。

在军事上，秦始皇既善于准确地选择战略主攻方向，恰当地确定战略步骤，又善于根据具体形势，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秦国的军事战略既有连续性，又有所变化，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不同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秦国的统治集团还善于根据不同的政治、军事态势采取灵活的对策。

在秦始皇正式发动统一战争之前，秦军连续大举攻三晋，通过攻占韩、魏城池，将国土与齐国接壤，完成了中央突破，分割南北，切断山东六国合纵之脊的战略任务。接着又通过对赵国发动持续不断地进攻，大大消耗、削弱了赵国的实力，完成了破赵的战略目标。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标志着统一战争战略准备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