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巩固地位 解除威胁

武则天通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夺得了皇后的地位。当高宗举行隆重的“纳后”仪式，为她戴凤冠的时刻，她为自己的尊严而骄傲。当高宗“再赠士獲至司徒，爵周国公，谥忠孝，配食高祖庙；母杨氏，再封代国夫人”时，她也为这样的荣耀而自豪。但是，她并没有得意忘形。她知道，皇后地位来之不易；要保住这一地位，还得进一步努力。她认为后宫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太子忠和长孙无忌等仍然在威胁着自己。所以武则天刚当上皇后，就接着开始了解除威胁的斗争。

所谓后宫，就是皇帝的妃嫔所居住的宫室。唐代的后宫叫掖庭宫，位于宫城内太极宫之西。武则天懂得，皇后地位是当时女子所能得到的最高地位。它对于每个妃嫔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她自己就是由昭仪晋升为皇后的。如果其他妃嫔得宠，自己的地位将岌岌可危。因此，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就要首先控制住后宫，慑服其他嫔妃，防患于未然。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武则天十分注意后宫中的动向。谁可能对她产生不利影响，她就要收拾谁。王皇后和萧淑妃之死，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资治通鉴》卷二百永徽六年十一月条记载说：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 “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 “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 “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 “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瓮中，曰： “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 “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 “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来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

《旧唐书》卷五十一《高宗废后王氏传》和《新唐书》卷七十六《高宗废后王氏传》所载略同。只是描写武后的情节稍有差异： “武后知之，促诏仗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瓮中。”

从这些记载来看，武则天对王皇后和萧淑妃十分残酷。起初，把她们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别院”中。后来，又把他们残害致死。但仔细考察，其中颇多疑窦。第一，既然武氏大怒，遣人杖王、萧各百，以至斩尸，何来“王氏初闻敕”?到底此二人是高宗下诏杀掉的，还是武则天擅自杀掉的?

第二，如果高宗确有使王、萧二氏重见天日之意，武氏初为皇后，岂能遂促诏杀之，而且杀得那样残忍?第三，既剔其手足，又何必“反接”?因此，有人怀疑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史家所以如此描写，恐怕是出于对武则天的仇视而比于汉代的“人彘”之酷。《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载，吕后怒汉高祖宠姬戚夫人。高祖死后，吕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烷耳，饮瘩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此事汉代或许有之，至于唐代，则恐未必。两《唐书》后妃传所谓“促诏杖二人百”、“王氏初闻敕”、“自缢而死”表明，王皇后、萧淑妃之死，是武则天怕他们卷土重来，请求高宗将她们处死；高宗下诏，令他们自缢的。

王皇后和萧淑妃死后，武则天慑服了后宫。从此，妃嫔们没有人敢与她争衡。

太子是皇帝的继承者，十分重要。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初，皇太子仍然是燕王李忠。如前所述，燕王忠是在柳奭、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等人的提携下当上皇太子的。永徽六年二月，又加了“元服”。他是站在长孙无忌一边的，一旦当了皇帝，必然对武则天不利。另一方面，武则天并不是没有儿子。按照传统习惯，皇后有子，则不以他人为储。武则天已当上皇后，以自己的儿子作太子，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对保持皇后地位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除掉王、萧之后，又开始了换易太子的活动。

永徽六年十一月三日，礼部尚书、高阳县公许敬宗见武则天已当上皇后，揣测太子问题必将提出，乃谒阙上奏，请高宗换易太子，略曰：“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爱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重光日融， 晖宜息。”

高宗召见许敬宗，问“立嫡若何”,意思是想立武则天长子李弘为太子。许敬宗深表赞同，并进一步强调说： “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系心。且在东宫者，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自疑，恐非宗庙之福。”

在他看来，不换太子已经不行了。而高宗也认为如此，君臣二人一唱一合，易储之事便很快确定下来。对于这一决定，拥立太子忠的柳奭、韩瑗、长孙无忌等人已一蹶不振，也不敢出来反对。于是，显庆元年(656)正月六日，太子忠被降为梁王、粱州刺史；武则天的亲生子，年方四岁的代王弘，当上了皇太子。

太子忠的被废，代王弘的晋升，对武则天来说，是巩固地位的重要一步；对长孙无忌等人，则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换易太子事件发生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对派处于更加不利的窘境。但是，他们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史载，当时褚遂良被贬为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都督，此外，长孙无忌仍为太尉，韩瑗仍为侍中，来济仍为中书令，职位均未变动。而以许敬宗为首的支持者却没有得到他们所期冀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他们迫切希望取代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地位。对此，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很清楚。

显庆元年(656)正月，唐高宗任命于志宁兼太子太傅，特设太子宾客，由韩瑗、来济、许敬宗兼任，让他们共同辅佐太子。这实际上是限制反对派活动，提高支持者地位的一种尝试。但是，反对派不肯继续退却。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他们开始重整旗鼓，伺机反扑。

显庆元年十二月，韩瑗上疏，为褚遂良叫苦喊冤：

伏见诏书以褚遂良为潭州都督，臣夙夜思之，诚为未可。遂良运偶升平，道昭前烈，束发从宦，方淹累稔。趋侍陛下，俄历岁年，不闻涓滴之愆，常睹勤劳之效。竭忠诚于早岁，罄直道于兹年。体国忘家，捐身徇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诚可重于皇明，讵专方于曩昔。且先帝纳之于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义冠舟车，公家之利，言无不可。及缠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国家，亲承顾托，一德无二，千里懔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备知之矣；臣尝有此心，未敢闻奏。且万姓失业，旰食忘劳；一物不安，纳隍轸虑，在于微细，宁德过差。况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无闻罪状，斥去朝廷，内外田旷黎，咸嗟举措。臣闻晋武弘裕，不贻刘毅之诛；汉祖深仁，无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迁，已经寒暑，违忤陛下，其罚塞焉。伏愿缅鉴无辜，稍宽非罪，俯矜微款，以顺人情。

在韩瑗看来，褚遂良是古今罕见的忠良、功臣，贬为潭州都督，完全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应当昭雪平反。否则，便会违逆人情，有损于皇上的英明。实际上是要求高宗将褚遂良调进京来，跻身中枢，再握相权。唐高宗不是傻瓜，无论从维护武则天的地位还是从维护他本人的尊严方面考虑，他都不会答应。事实也是如此。他不客气地对韩瑗说： “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犯上，以此责之，朕岂有过!卿言何若是之深也?”韩瑗争辩说： “遂良可谓社稷忠臣，臣恐以谀佞之辈，苍蝇点白，损陷忠贞。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张华不死而纲纪不乱，国之欲谢，善人其表。伏愿违彼覆车，以收往过。”言辞越来越激烈，不但把褚遂良的被贬说成是高宗听信谗言的结果，而且把是否召回褚遂良说成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但高宗却不以为然，依旧不予理睬。

韩瑗见高宗拒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以辞职相要挟。高宗看出他的用意，不许辞职。 “辞职”也不见效，韩瑗知道要立即调回褚氏是没有可能了，便与来济等人商议，决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先改善褚遂良处境，然后再做打算。遂于显庆二年三月改褚遂良为桂州(治所始安，在今广西桂林市)都督。

这时，许敬宗等人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密切地注视着反对派的动向。他们看到，打倒反对派对高宗和武皇后也很重要；而且皇帝皇后有了进一步镇压反对派的倾向。因此就在褚遂良当上桂州都督后不久， “希皇后之旨”,诬告韩瑗、来济、褚遂良“朋党构扇” “潜谋不轨”。根据是“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实以为外援”。高宗并不去辩别真伪，毫不迟疑地用事实予以答复：八月十一日，贬侍中、颍川县公韩瑗为振州(治所在今海南三亚市西)刺史，中书令兼太子詹事、南阳侯来济为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再贬褚遂良为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刺史，柳奭为象州(治所在今广西象州县东北)刺史。

这样以来，反对派元气大伤，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史载，褚遂良至爱州，上表自陈，罗列自己的功绩，字里行间充满了哀求：

往者濮王、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时岑文本、刘泊奏称： “承乾恶状已彰，身在别所，其于东宫，不可少时虚旷，请且遣濮王住居东宫。”臣又抗言固争，皆陛下所见。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渐，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在草上之辰，不胜哀恸，臣以社稷宽譬，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区处众事，咸无废阙，数日之间，内外宁谧。力小任重，动罗愆过。蝼蚁余齿，乞陛下哀怜。

他摆出过去立储君、受遗诏、处众事的功劳，希望以此打动高宗，放宽对他的处罚。可是高宗已横下了一条心， “表奏，不省。”显庆三年(658)冬，褚遂良在忧郁中死去，时年六十岁。

褚遂良是太宗高宗二朝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政治上，一些见解并不高明，有时近乎迂腐，还诬陷过刘泊。在经济上，曾强占民田。但他勤于职守，有较强的办事能力，确实为大唐帝国出过汗马之力。而且

知识渊博，是唐初著名书法家之一。结果就这样，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充当了牺牲品。

褚遂良死后，许敬宗等人又把矛头对准了长孙无忌。长孙无忌自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很少抛头露面，主要承担领导编纂书籍的职责。显庆元年，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菜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国史。五月，又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三年，复与礼官等修成《新礼》一百三十卷。这期间，他似乎没有参预政治斗争，实际上，仍是反对派的总后台。在此，当韩瑗、来济等被贬逐，褚遂良贬宛爱州之后，他就直接成了别人的对手。

显庆四年(659)四月，也就是距褚遂良之死半年的时候，洛阳人李奉节等告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互为朋党。许敬宗借题发挥，上告李巢与长孙无忌勾结谋反。于是高宗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但仍按一品官的待遇供给伙食： “每日细白米二升，粳米、粱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盐一升半，醋三升，蜜三合，粟一斗，梨七颗，苏一合，干枣一升，木横十根，炭十斤，葱韭豉蒜薑椒之类各有差；每月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三十条，(各一尺),酒九斗。”这样的处置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从史书记载来看，长孙无忌之被贬，似乎完全出于许敬宗等人的诬陷，唐高宗则处于被动状态，对无忌还很有感情。其实，自皇后废立事件发生后，唐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在感情上已产生了很大的裂痕。

虽为甥舅，但已失去了内在的引力。

在唐高宗看来，他的舅舅大权在握，德高望重，既已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便是危害自己统治的重要政敌；而他这位年轻的皇帝是绝不允许任何臣下有震主之威的。因此，当许敬宗等人诬告长孙无忌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分辩真伪，甚至连问也没问，就把他贬了出去。

如果说唐高宗和长孙无忌之间的关系没有恶化，那么，他怎能断然贬逐这位凌烟阁的功臣，这位拥立自己当太子并受遗诏辅政的舅舅呢?

长孙无忌离京不久，许敬宗又奏： “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结而成；奭仍潜通宫掖，谋行鸠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高宗又下诏，追削长孙无忌官爵，除掉柳奭、韩瑗名籍，免除于志宁职务。无忌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皆除名，流于岭南。褚遂良之子褚彦甫、褚彦冲等流放爱州，途中被杀。七月，高宗命李劫、许敬宗、辛茂将、任雅相和卢承庆重新审察无忌等人，实际上是想对这桩“谋反”案作最终裁决。许敬宗等遣袁公瑜往黔州(今四川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逼令长孙无忌自缢而死，然后具状奏闻，说铁证如山，完全属实。于是高宗再次下诏：斩柳奭、韩瑗；籍没三家，近亲流岭南为奴婢。这样，柳奭被杀于象州，韩瑗虽死，仍发棺验尸；长孙氏、柳氏被贬降者十三人，于氏九人。至此，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对派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