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的养子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对曹操的家世记载很简单，除了提到他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外，仅有三十几个字： “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这里所说的太祖，即曹操。

曹腾的父亲名曹节，字元伟， “素以人仁厚称”。曹节不曾做官，却仁厚而富有。曹节有四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就是曹腾。

曹腾，字季兴，是东汉中期以后颇有名气的宦官。汉安帝时，年轻的曹腾即入内禁做了黄门从官。永宁元年(120),邓太后让黄门令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侍候太子读书写字，曹腾很幸运中选。因曹腾谨厚，很得太子的喜欢，太子常常给予他不同于众的礼遇。五年后，太子即位(汉顺帝),曹腾做了小黄门，继而升为中常侍。中常侍在当时是个权力很大的内官，负责传达诏令、掌管文书，是皇帝的紧随要员，易于对皇帝发生影响。汉桓帝立，曹腾又因其拥立有功，被封为费亭侯，迁至大长秋。大长秋是最大的宦官，执掌奉宣中宫令，秩二千石，俸秩比丞相和太尉稍低一点儿。相比之下，曹腾虽然也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诸如前面提到的为私愤而夜说梁冀不立清河王刘蒜等，但他是个相当不错的大宦官。曹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同他的父亲曹节一样待人宽厚，即使予人以好处，也从不居功，从不自夸、卖好。曹腾在封建官场做的最大的事，莫过于协助梁冀拥立桓帝。“曹腾参建桓之策”,为外戚、宦官更加激烈的斗争埋下了危机，同时也并非自觉地为曹操建立大业创造了条件。

曹操的父亲曹嵩，字巨高，是曹腾的“养子”。允许宦官“养子”,大概是从东汉开始的。这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当时的宦官爵封、财货都需要人来继承，没有亲生儿子怎么办?“养子”便应运而生了。曹腾之前权宦郑众、孙程、良贺都有“养子”,而且均得袭爵封侯。在既成事实和权宦的压力下，皇帝不能不承认其“合法性”,阳嘉四年(135)二月，年轻的汉顺帝下诏：“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此项规定开了历史的先河，自此而后，直至明清，宦官“养子”便成了无可非议的“成例”被沿袭下来。

既然是“养子”,必然另有所出。那么，曹操的祖宗到底姓什么呢?陈寿作《三国志》和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时都还没有搞明白，所以只好存疑，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吴人作《曹瞒传》及晋人郭颁《世语》: “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后来，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 “曹氏，夏侯氏之出也。”事实上，曹操对夏侯诸兄弟，的确视同本家。

曹嵩质性敦慎，所在忠孝。他虽然出身卑微，但受曹氏家风的熏陶，待人接物很是谦逊得体，因此常常被人称道。曹嵩曾为司隶校尉，灵帝时擢拜大司农、大鸿胪。后来有点官迷心窍，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通过贿赂宦官，出钱一万万得到太尉的职位。因此而被袁绍臭骂为“因臧(赃)买位，舆金辇宝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其实，卖官鬻爵乃为朝廷所倡，并不完全是曹嵩的过错。中平年间，天下大乱，到处用兵，又复大疫，宫殿失火，朝廷财政发生了很大困难。正常的租赋不能满足军事需要，也满足不了朝廷的挥霍需要。于是，汉灵帝在宦官张让、赵忠的纵容下便出台了三项措施，一是“敛天下田，亩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二是“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师”修宫殿，并通过压级压价，“强折贱买”,聚敛钱财；第三项就是卖官，“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凡是要去做官的， "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其所谓“谐价”,就是讨价还价。当时有点名气的人也是这样干的，可见风气所在，对于曹嵩来说虽然不光彩，但也算不了什么。

曹嵩在史书上没有留下什么政绩，可见其为官平平。

曹嵩性情质朴，对待儿子似乎也很重视“做人”的教育，但常被儿子的假象所迷惑。他没有曹操那样大的胆量，也没有儿子那样大的野心，竟花大价钱买的个“太尉”的官职，结果不到半年便被免去了。儿子起兵后，他没有积极支持，也没有坚决反对，但“不肯相随”,带着小儿子曹德跑到琅邪(今山东胶南境)避乱，结果被徐州刺史陶谦的部属杀死。曹操的亲生母亲可能早逝，所以他自叹： “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三徙教，指母教，相传孟子的母亲为了选择好的环境以便教育好儿子而三次搬家；过庭语，指父训，借典孔子要求儿子认真读《诗》。

如此看来，曹操生长在既有权势，又有财力的大宦官、大官僚的家庭里。当时，受曹腾之荫，曹氏家族很多人都做了官，有的官至尚书令，有的做了地方上的太守。社会关系很广泛，盘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势力。这样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特别是其祖辈的影响，为曹操的成长，以致顺利踏入仕途铺平了最初的道路。曹操人格上的矛盾特性，既智又诈，既傲又卑，既自信又多疑，**任性，不畏强暴，敢作敢为，善于纵横捭阖，专断嗜杀等，都与生长环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