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兵向西发展

初平元年(190)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等人，都同时起兵，众各数万，共推袁绍为盟主。

就当时的家世、地位和势力来说，袁绍是理所当然的盟主，别人皆不能比。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自高祖父袁安为司徒，四世三公，累代宠贵；自己曾为西园八校尉之一，也因诛杀宦官出了名。董卓欲废少帝，立陈留王，袁绍假装同意，然后亡奔冀州。董卓深知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天下，怕袁绍“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不敢治其罪，反而封袁绍为勃海太守，邡乡侯。这正是袁绍所理想的。他有了块立身之地，随即起兵，所为盟主，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

当时，曹操不是朝廷命官，没有官职，袁绍让他行奋武将军。行，是暂代的意思。可见，当时曹操因为势力太弱，尚不能以同等地位与盟。

董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 “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把宫庙官府居家烧了个净光， “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指示吕布发掘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 “收其珍宝”。董卓徙天子于长安，自己统兵留守洛阳。随后被长沙太守孙坚打败，并杀其枭将华雄。孙坚攻进洛阳，扫除宗庙，平塞诸陵，得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汉朝传国玺，同时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渑池间，以断董卓的后路。董卓在败退中一面布置防御，一面让朝廷派人持节拜自己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然后回到长安。

董卓回到长安，乘青盖金华车，俨然如天子。以弟董旻为左将军，兄子董璜为中军校尉，宗族内外并列朝廷，连侍妾怀抱中的幼子，亦皆封侯，弄以金紫。又筑坞于眉(今陕西眉县),高厚七丈。坞墙的高厚，差不多相当于长安城墙，号曰“万岁坞”,里面积谷“为三十年储”,自称“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董卓在长安大展其威风，羞辱大臣，并杀死袁绍的叔父太傅袁隗及袁术兄太仆袁基两家五十余口。

董卓所为引起天下人的不满，曹操尤感气愤，后来因作《薤露》乐府诗一首：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在这首挽歌体诗里，以“沐猴”喻何进，以贼臣称董卓，表达了曹操对此二人的看法：何进是小人一个，志大而才疏；董卓则是**覆汉室基业的贼子。

当董卓回到长安的时候，袁绍等人已做了初步的军事部署：袁绍屯兵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张邈、刘岱、桥瑁、袁遗屯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袁术屯南阳，孔仙屯颍川，韩馥在邺城。但是袁绍等人惧怕董卓兵强莫敢先进。曹操见此情形，很是着急，因为当时正是消灭董卓兵力的最好机会，于是对袁绍等人说：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这是体现曹操军事思想的第一篇说辞。在曹操看来，兵以义举则气势盛，应适时用其势；乘敌未稳而伐之，如果敌人把皇帝控制起来而且据有地势之利，即使他是无道的，也很难对付；敌人烧杀掳掠，天下震动，不得人心，正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

曹操没有说动袁绍，于是自引兵向西。曹操的大胆行动，只有济北相鲍信表示全力支持。鲍信，少有大节，宽厚待人，沉毅有谋，在董卓初入京时，曾劝袁绍袭董卓，袁绍没敢，因此他认为袁绍不足成大事。他很看重曹操，虽然当时曹操的地位还不如自己，但他知道将来成功者会是曹操。因此在别人依附袁绍的时候，他却对曹操说： “夫略不世出，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虽强必毙。君殆天之所启。”此话中的“苟非其人”指的是袁绍，暗喻曹袁必争，最后失败的是袁绍。另外，给予曹操一点儿支持的还有同举义兵的陈留太守张邈，他让部属卫兹带上一小部分兵力跟随曹操。

曹操率军到荥阳汴水，正好遇上董卓部将徐荣，因为兵力相差悬殊，本与曹军不利，加之鲍信受伤，卫兹和鲍信的弟弟裨将军鲍韬阵亡，士卒死伤很多。曹操当时也被乱箭射中，战马受了重伤不能动了。情况十分危急，从弟曹洪立即把自己的马给了他。曹操辞让，曹洪说： “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

曹操骑上曹洪的马，曹洪步行紧跟，趁夜黑逃出险境。然后，渡过汴水，向自己的家乡谯县逃去。

曹操初战失败，但他并未气馁。回到家乡立即把曹氏、夏侯氏各家动员起来。仅曹洪一家就出家兵一千多人。随后，乃与曹洪、夏侯惇等人到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但是在往回走的时候，士卒有很多叛变了，后来又招兵千余人，于是，他带着这三千左右的人马进屯袁绍驻地河内。

当时时机未成熟，在各地牧守无不据兵称雄的情况下，曹操不愿把自己搞得太显眼，以免招来麻烦，其情当是真的。但认为他完全不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恐亦非是。

曹操把自己的小股兵马在河内安扎下来后，到酸枣(今河南延津东南)去了一趟。他看到的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张邈等诸军兵十余万， “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对此很气是愤，对他们进行了指责，同时剖析形势，又一次献出很有针对性的用兵谋略。曹操对张邈等人说：

诸君听吾计，使勃海(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今河南荥阳东北),塞辗辕(今河南偃师东南)、太谷(今河南洛阳东南),全制其险；使袁将军(术)率南阳之军军丹(丹水县在今河南淅川西)、析(今河南西峡),入武关(今陕西商南西北),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在当时虽然各路军名为结盟，但是实际上各有各的打算，谁也不愿把自己的兵马置于前阵。因此，曹操这种据险、示势、疑敌、引而不发的战略思想，依然不为张邈等人所认可。

不久，盟军内便起了内讧，兖州刺史刘岱杀死东郡太守桥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袁绍、韩馥则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他们的借口是： “朝廷(献帝)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他们请求曹操等给予支持。另立皇帝，这同曹操的慎待废立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因而拒绝了袁绍的请求。曹操给袁绍如下答复：

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所谓“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即你们拥立刘虞(虞为幽州牧，在北),我则仍然拥护幼主刘协(献帝，时在长安，在西)。这表明了他与袁绍在政治态度上的根本分歧，也表明了他的力量尚弱，诸多政治的、军事的正确意见得不到袁绍等人的重视。

据载，袁绍曾得到一方玉印，举向曹操看，曹操“笑而恶焉”,由此更想到袁绍拥立刘虞则是别有用心的，从而也更加坚定了不听袁绍的决心。袁绍又派人对曹操威胁说： “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于此?”曹操还是没有答应。曹操与袁绍本是少年时的伙伴，早知袁绍有大乱天下之意，现在更清楚了袁绍不是好人，所以暗下决心， “图诛灭之”。

初平二年(191)二月，袁绍、韩馥不顾曹操等的反对，于是准备立刘虞为皇帝。刘虞虽“与时主疏远”, “为政仁爱，念利民物”,接到袁绍等的上尊号书，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厉色叱之曰： “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由此可见刘虞头脑还算清醒，没接受袁绍的上尊号书。

是年四月，董卓回长安，坐镇朝廷，滥杀无辜。甚至预设帐幔，一边饮酒，一边命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入帐， “于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下镬煮之”。与会的公卿们吓得“皆战栗亡失匕箸，而卓饮自若”。太尉张温“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变，欲以塞咎，使人言温与袁术交关，遂笞杀之”。他还使人记录吏民“有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为吏不清，为弟不顺”者，通通杀掉，借以树威。因此，史称董卓“法令苛酷，爱憎**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在董卓**威大作、百姓嗷嗷待救之时，应该是讨伐董卓的机会，但是以袁绍为盟主的联军，始终未曾走出这一步，而是忙于保自己、争地盘。不久，袁绍便迫使韩馥让出冀州，而自领冀州牧，韩馥因此而自杀。

这时的曹操已完全认识到袁绍等人是靠不住的，而自己力量又太弱，不可能与他们相抗衡。此时，鲍信对曹操说了一番使他很受启发的话：“奸臣乘衅，**覆王室，英雄奋节，天下响应者，义也。今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只能遘难，又何能济?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曹操很是赞同鲍信的见解，自此不再指望袁绍什么，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去扩充、积蓄力量，以待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