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霍光 是栋梁,还是芒刺?1

春天不是一个死亡的季节,可人们从我身上嗅到了弥留的气息。

皇帝刚才哭了。一看见我,他年轻的面容立刻爬满晶莹的泪水。

他看上去很伤心。

是的,起码看上去是这样。

虽然我知道自己还很清醒,可皇帝的哭声还是再一次提醒了我——霍光已经是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

这是早春二月的长安。从我的卧榻望出去,可以看见窗外那一小块湛蓝的天空,还有一两枝将放而未放的桃花。这些日子以来,它们是我眼中唯一的景物。可是我并不觉得乏味。因为这一生中,我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静静地守候一朵花开,或者耐心地守望某一只飞鸟的掠过。仅仅为了这样的惊鸿一瞥,我往往要等上好几天。如果恰好碰上一两片飘浮的白云,那便是我的一个幸运日。因为它们的舒卷与变幻,总是会让我充满无穷的心悸和想象……

生命中这最后一小段岁月让我忽然有了一种领悟。我发现人其实可以活得很简约。当然,我这么说或许会让你们觉得矫情——一个跋扈一生的大权臣,到头来居然侈谈什么简约?

是的,也许你们是对的。人吃了葡萄就不能再说葡萄酸。可我也没有办法。也许人生就是这样,在某些阶段你要竭尽全力去争取比任何人都多的葡萄,然后细细品尝它们的甜味;可在另外的阶段,你就要学会找到比葡萄更甜的东西,或者说不比葡萄酸的东西。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葡萄,就像我并不是在否定我一直以来的辉煌一样。

我想说的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活得简约和活得辉煌同等重要。换句话说,你要学会在特定的时候享受特定的东西。如果你不这么做,而是无论何时都执意追求其中的一种,或者偏偏要在辉煌的时候渴望简约、在简约的时候渴望辉煌,那你永远不会活得幸福。倘若如此,我不但要说你可怜,而且要说你愚蠢。

好了。我不再唠叨了。也许你们更关心的是我的辉煌——或者说我是如何获取并保有了一生的辉煌。这才是你们想听的。

也许,简约只适合独自品尝,辉煌才值得拿来分享。

是吧?

跟你们大多数人一样,我的起点并不高。我诞生在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一个很平凡的家庭。我父亲叫霍中孺,年轻时曾当过几年小小的平阳县吏。可他既无从政的野心,也缺乏从政的能力,所以早早致仕回到乡里,守着百十亩薄田当起了太平绅士。

如果没有那一次偶然,那么我的一生很有可能与父亲一样,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乡绅,在方圆不过百里的小地方娶妻生子、耕读传家,最后衰老并死亡。倘若如此,那么在历史的黄钟大吕中,我霍光可能连一个小小的杂音都算不上,更遑论要在前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成为整个帝国历史的主旋!

我说的这个偶然,发生在父亲的青春时期。更准确地说,是他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里遭遇一场**的结果。

日后我经常在想,当我父亲以县吏的身份到平阳侯府上去短期当差时,他和那个叫卫少儿的侍女,究竟是在怎样一种耐人寻味的机缘中走到一起的?是命中注定的一见钟情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眼神系在了一起,还是在日常庶务的交接中由偶尔的肌肤触碰最终发展到了肌肤相亲?

时隔多年之后去揣想我父亲那场青春**的开端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对我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那场**的结果——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卫少儿怀孕了。

可我父亲对此一无所知。他随后就因公差结束而离开了平阳侯府,此后又辞职返乡、娶了我母亲、生下了我,从此与卫少儿音讯阻隔,彻底中断了一切联系。对可怜的女人卫少儿来说,这注定只能是一场有始无终的露水姻缘。因为当她察觉到自己已经怀孕时,我父亲已经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而对我父亲来说,这充其量也只是他记忆中昙花一现的美丽初恋。要到整整二十年后,当那个英姿飒爽、威名赫赫的青年将军突然站在他面前时,他才会在一瞬间发觉——原来多年前那场恍如春梦的短暂爱情居然诞生了一个令他如此悲欣交加的结果!

命运是诡异的。很多时候更是强大的。它傲慢地替我们划定生命的轨迹,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往前走,而没有办法去思考我们怎么做才是对的、怎么做又是错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阳光灿烂的五月的早晨。平阳侯府上的几名官吏驾着一辆装饰豪华的车舆忽然驶进我们的村子,最后缓缓停在我家门口。村里的乡亲们纷纷驻足围观,脸上都是惊羡的表情。几名使者毕恭毕敬地邀请我父亲前往平阳侯府,说有一位朝廷来的将军路过此地,特意点名要见他。我父亲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他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亲友在朝为官。最后他小心翼翼地问使者,那位将军是谁?

使者们相视一笑,神秘地说:先生去了便知。

那一年我才十几岁。我站在父亲身边,心里忽然莫名其妙地动了一下。我扯扯父亲的袖子,怂恿他去,并表示要陪他一起去。父亲硬着头皮答应了。我们就这样登上那驾豪华车辇,懵懵懂懂地进了平阳侯府。使者领着我们来到了正堂。一进庭院,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位翘首立于堂前阶上的气宇轩昂的青年将军。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就是那个即将改变我一生的人。

乍一看见我父亲,将军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日后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困惑多年而一朝豁然的百感交集的眼神。那种眼神一闪即逝。随后他便大踏步朝我们走来,脸上带着一种熟人般的笑容。我父亲恭恭敬敬迎上前去。还没等他弯腰作揖,将军已经扑通一声跪倒在父亲面前。我听见他朗声说:“父亲大人在上,请受去病一拜!去病早先并不自知乃大人骨肉,未尝亲炙,尚祈父亲大人原宥!”

那一刻,父亲彻底怔住了。

去病?霍去病?!一个多么如雷贯耳的名字啊!

这几年来,在大汉帝国的任何一个角落,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异常响亮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纵横驰骋于大漠西域、令匈奴闻风丧胆的大汉朝骠骑将军——帝国最年轻的军事天才霍去病!

可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位蜚声四海的英雄此刻居然跪倒在他面前,并且声称是他的儿子——二十年来从未谋面甚至从未听说过的儿子。父亲的身形略微摇晃了一下,然后他双膝一软,也跪在了这个将军——不,是他的长子的面前。

日后我知道,父亲之所以会有这尴尬的一跪,是因为他在短短的一瞬间,实在无法承受那整整二十年的重量。

父亲一边叩首一边颤声说:“老臣能把命运寄托给将军,此乃天力……此乃天力也!”

那一刻,我看着这个仿佛从天而降的兄长,又看了看父亲,惊诧得说不出一句话。如果不是平阳侯不失时机地上来解围,我真担心这对尴尬的父子会一直这样互跪下去。

那天的父子重逢不但让我父亲从此多出了一个异常优秀且声名显赫的长子,而且给我们整个家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兄长赠给了我们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金钱。父亲随后便用它购置了大量的土地、房宅和奴婢。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我们霍家在平阳地界上就成了屈指可数的豪门大户。即便是最有想象力的人,或许也不得不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天赐洪福面前目瞪口呆,或者慨然良久。

我的异母兄长霍去病就这么突如其来地走进了我的生命。

那天临别前他摸了摸我的头,问,叫什么名字?

光,字子孟。我说。

我的兄长笑了笑,忽然说:想不想跟我去长安?

我睁大了眼睛,拼命地点头。

我的兄长又拍了下我的脑袋,然后转身跃上那匹通体纯白的高大战马,回头冲我眨了眨眼。我听见他一边拍马绝尘而去一边远远地扔过来一句话——

等我回来,光。

这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夏天。这是一个注定要在我记忆中闪闪发亮的早晨。

我那年仅十九岁的兄长霍去病顽皮地冲我眨眼,告诉我让我等他,说要带我去长安。从小到大,我没有走出平阳县半步——我没有看过比平阳城更高的城墙,也没看过比平阳侯府更漂亮的房子,所以,我真的想象不出传说中的帝都长安是什么样子!从那个早晨之后,我开始了无比焦灼的等待——等待我那率领大汉铁骑出征匈奴的兄长早日凯旋。

日后我才知道,那是他那一年的第二次出征。第一次是在春天,他刚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就率一万名骑兵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南)出发,在六天里转战五个匈奴王国,越过焉支山一千多里,斩杀了折兰王、卢侯王;活捉了浑邪王的儿子和相国、都尉;共击杀俘获了约九千个匈奴人;还得到了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像。班师回朝后,天子下诏加封其食邑二千二百户,与前共计四千七百户。就在这一年夏天,亦即他第二次出征之前,我的兄长再也抑制不住探访生父的渴望,于是特意来到平阳县拜见了我父亲。也许是终于到来的骨肉团圆一下子抚平了他多年来的感情创伤,也许是这种失而复得的宝贵亲情赋予了他莫大的勇气和力量,总之,元狩二年夏天的这次出征,我那天纵英才的兄长又打了一场近乎完美也近乎奇迹的胜仗——把他辉煌的军事生涯再度推向了令世人瞩目的巅峰。

多少年后,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于这场出奇制胜的经典战役。那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从北地出发,呈掎角之势分道进击匈奴。然而,无能的公孙敖深入沙漠后很快迷失了方向,两军顿时失去联络。霍去病毫不犹豫地命令部下——继续向纵深推进。孤军深入,既无粮草亦无援兵,此乃兵家之大忌。可霍去病就是这么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率领部队昼夜奔驰,深入匈奴境内两千多里,迅速越过居延山和小月氏,直抵祁连山下,与匈奴主力展开了会战。面对从天而降的汉朝军队,毫无准备的匈奴只能仓促应战。而对于汉军来说,深入敌后就意味着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不拼死杀敌,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全军覆没。所以,当汉军以这种决然赴死的姿态投入战斗后,匈奴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还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一仗,霍去病俘获了匈奴的酋涂王,以及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六十三人,还有五个匈奴小王和五十九个王子、士兵二千五百人,歼灭匈奴三万余人;而汉军的伤亡只有十分之三,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临近秋天的某个黄昏,我依旧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向着西方的地平线翘首而望。

终于,远方有一队飞骑赫然映入我的眼帘。

为首的那匹白色的骏马上有一袭猩红的大氅在夕阳中猎猎飘动。我看见他的身后燃烧着满天彤云——终将在我一生的记忆中灼灼燃烧的彤云。

我知道,为首的那个人就是我的兄长。

我知道,明天我就要走向长安。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生命是从长安开始的。因为在平阳老家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实在没有在我记忆中留下太多印象。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忘本?也许是吧。我想这可能就是我和父亲最大的差别。他可以当一介布衣终老于乡间,而我呢?一旦步入仕途,便一天也离不开权力。这一点在我来到长安不久就已经很清楚了。我兄长推荐我担任了朝廷的郎官,虽然官秩不高,但足以让我领略到权力的美妙。尤其是当长安城那些高官显宦一听说我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便马上对我刮目相看的时候,我更是深深地体会到功业和权力对于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所以,虽然我初到长安的那年才十几岁,正是一个男孩最疯的年龄,可我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非同往日。我一遍遍地告诫自己,我不再是平阳县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村野顽童了,我如今是堂堂大汉朝的朝廷命官!所以,我在郎官的职位上充分表现出了远远超越我年龄的成熟和稳重,并且干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这一切当然都被朝上的那帮老臣看在了眼里,也被皇帝刘彻(汉武帝)看在了眼里,因此没过多久,我就被擢升为诸曹侍中。

我本以为通过自己的勤勉和努力,再加上兄长霍去病如日中天的声势和威望,我们霍家很快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实际上这种情形已经出现——皇帝刘彻对我兄长的器重完全不亚于大将军卫青,他命二人同任大司马,官阶与俸禄完全相等,隐然已有尊霍抑卫之意;而卫青手下的很多门人故交,也已或明或暗地投到了我兄长的麾下。然而,让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就在我来到长安的第五年亦即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的九月,我的兄长霍去病突然死了。

那一年,他还未满二十四岁。

事前没有任何预兆。朝廷对他的猝死也并未作出任何公开的解释。这一惊天的噩耗来得如此突然、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又如此让人疑窦丛生。我在极度的震惊、悲伤与茫然中参加了他的葬礼……

那是一场异常隆重而肃穆的秋天的葬礼。伤感不已的皇帝刘彻调派了边境五郡的数万名铁甲军,列阵于从长安到茂陵长达百里的道路两旁。那天的渭北原,天地一片肃杀,沿途布满了凄惶而苍凉的景致。我步履沉重地跟在盛大的皇帝车辇的后面,泪水一次又一次迷蒙了我的双眼。那年秋天的大风,呼啸着吹过我的一生,至今依然在我的耳旁呜咽。

葬礼的车队缓缓行进到茂陵,我看见皇帝刘彻特意把我兄长的陵墓修筑得跟祁连山一样。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四十九年后的我也将在此——在兄长的身畔,与皇帝刘彻、大将军卫青等帝国的灵魂人物一起——同在这片土地上长眠。

事后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我兄长的真正死因。我不相信他是暴病而亡,不相信人们所谈论的什么天妒英才之类的说法。我更情愿相信——他是死于一场阴谋,死于一场我根本无法洞知其内幕的险恶的政治斗争。当然,以我当时位卑人轻的处境和远未成熟的政治经验,我不可能知道这场阴谋的幕后主使是谁。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我相信当时朝中势力最强的卫氏集团必定与我兄长之死有关。我所说的卫氏集团,是一个以皇后卫子夫、卫太子刘据和大将军卫青为首的庞大的政治势力。我兄长霍去病在短短几年间的强势崛起,必然直接威胁到这个集团的利益,他们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然而,以我对皇后、太子和大将军为人的了解,我又不太敢相信他们会对我兄长下毒手,况且我兄长又是皇后和大将军的外甥、太子的表兄弟。再有,他是大将军卫青一手提拔起来的,直到他死前,他仍然可以算是卫氏集团中的一员,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和卫氏集团仍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既然如此,那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

我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这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很惭愧。在我最迫切希望了解真相的时候,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胆识去追查这一切;而当我独揽帝国大权、任何人都不敢对我说声“不”字的时候,这一切早已事过境迁,绝大多数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而我追究真相的那份意愿也早已淡漠。

可不管怎么说,元狩六年的那个秋天,仍然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惶惑的时期之一。我意识到,无论真相是什么,我都必须接受“霍去病已死”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霍去病生前如何光芒万丈,他都已经是一颗陨落的政治彗星。我对自己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或许会一次次因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神伤,也会一遍遍追思缅怀他的英雄业绩,然而,我更需要做的,是用自己的双手去开辟自己的政治前程,是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打造属于我霍光的人生传奇。

若干年后,当我回首元狩六年,我不无惊讶地发现,恰恰是英雄霍去病笼罩在他弟弟身上的光环消失的那一刻,另一个英雄霍光就诞生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当一个人失去了所有凭借,他就会获得自我。

倘若你今天无所依赖、赤手空拳,请你别埋怨上苍。你要知道,那是命运要给你机会成长。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自认为生命中最黑暗的那段日子,正是你脱颖而出的起点。

我的兄长霍去病死后,我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谦恭而谨慎。我发现皇帝刘彻注视我的目光中,有一种无言的信任在逐日加深。不久后,皇帝再次擢升我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顾名思义,就是在皇帝出巡的时候以奉车身份随驾,在宫内的时候就侍奉左右。官阶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众所周知,日夜跟随在天子身边的人,往往比朝堂上的三公九卿更能对帝国政事产生微妙的影响,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为洞悉皇帝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在这个职位上的人,往往要比皇帝本人更了解他自己。

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知晓太多天子秘密的人,就是一个浑身捆满了柴薪的人,只要皇帝向你喷出一粒火星,你马上会烈焰焚身、死无葬所。我在这个职位上整整干了三十年,见过太多这种不善于和秘密打交道的人。而我之所以能干这么久,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认为我可靠。

别小看了这两个字,那上面浓缩着我个人的无数经验和别人身上的无数教训,是我三十年政治智慧的结晶。所谓“可靠”,绝不仅仅是什么正直忠诚,更不是什么老实厚道,也远非守口如瓶那么简单。而是你要成为天子秘密的封存储藏器、自动拣择器和适量输出器。换句话说,你要善于把各种秘密分门别类,知道哪些必须永远储藏,哪些必须过目即忘,哪些必须适当公开——以及在什么时间上、对什么人、通过什么渠道、在多大程度上公开——而这一切,你都必须和皇帝随时保持默契。总之,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倘若你希望成为天子最信任的人,从而获得连丞相都可能没有的无形影响力,那么你就要甘之如饴地成为皇帝的外脑、手足,有时候则是沙包、挡箭牌、暗器。你要学会几十年如一日地让渡你自己,直到最终有那么一天,天道好还,一阳来复——你重新做回自己,而且是更强大的自己!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的冬天,也就是我被牢牢锁定在“奉车都尉”这个位子上整整二十九年之后,六十八岁的皇帝刘彻终于向我透露了一个信息,预示着我霍光即将功德圆满、否极泰来。

皇帝赐给了我一幅画,那上面画着神情肃然的周公抱着年幼的成王,正在接受诸侯的朝见。没有任何语言,只有这一幅意味深长的画。

此时此刻,你能否猜到老皇帝心中那个最大的秘密?

六十八岁的皇帝刘彻准备册立年仅六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同时让“可靠”的霍光辅政,这就是此刻的大汉帝国最大的秘密。

当然,这是一个时效性很强的秘密,很快,它就会向整个帝国公开。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皇帝刘彻病危。我跪在龙榻前,眼泪无声地爬了一脸。依次跪在我身后的人是: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太仆上官桀;搜粟都尉桑弘羊。

在沉重的死亡气息的笼罩下,天子的寝室静得像一块铁。包括皇帝刘彻在内的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人打破沉默。

当然,这个人就是我,也只能是我。

“皇上,如有不测,谁可继立?”我的声音很小,小到刚好让这屋里的四个人能够听见。

皇帝开口了。他的声音微弱,可语气中的威严仍然不减往日。他说:“你还没理解我以前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要立少子,你要像周公那样辅佐他。”

当我确信身后的三个人都已经充分领会这份政治遗嘱的含义之后,我向皇帝叩首说:“臣不如金日磾。”乍闻此言,身后的金日磾立刻抢着说:“臣乃外国人,不如霍光!况且如此一来,会让匈奴轻视汉朝!”

即便没有回头,我也猜得出金日磾脸上那种大为惶恐的表情。三十多年来,这是他向世人展示得最多的表情。其实这也难怪。从身为太子到沦为奴隶,再到天子近臣,此刻又成为顾命大臣——如此跌宕的一生的确很容易让一个人的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我经常在想,如果说金日磾的一生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书简,那么“惶恐”或许最适合做他的封面。

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元狩年间,我兄长霍去病数度大破匈奴。单于迁怒于作战不利的昆邪王和休屠王,准备将他们诛杀。二人恐惧,遂密谋归降汉朝。但休屠王随后又反悔,被昆邪王所杀,家人和部属遭其胁迫一同归降汉朝。昆邪王被封侯。可金日磾和他的家人却因当初父亲的一念之差而没入官府为奴,被送到黄门养马,那一年他十四岁。多年以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皇帝刘彻检阅各部所养马匹,看到金日磾牵马走过的时候,不但觉得他相貌端严,而且所养马匹膘肥体壮,遂任命他为养马总管。从那一刻起,金日磾的戒慎恐惧之情便长年萦绕在他心中,并且定格在他脸上。变幻无常的命运造成了他那迥异于常人的谦卑和内敛。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可靠”的人,所以他很快就跟我一样,成了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夜随侍在天子左右。

此刻,在皇帝的病榻前,按照我们所跪的班次,他俨然已是顾命大臣中的第二号人物。对于一个像他这样一辈子临深履薄的人而言,这样的地位无疑会加重他的精神负荷。所以当我向他发出上述的试探时,他所受到的惊吓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虽然我故意刺激他脆弱的神经显得有点残忍,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帝国的命运无疑将决定在我们四个顾命大臣手上。换句话说,我们四个人必将围绕最高权杖进行激烈的角逐和较量,由此演绎后汉武时代的政治风云。所以,我必须让其他三个人时刻牢记——先帝所赋予我霍光的这个“顾命一”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将一次又一次用血的事实,向他们几个人,同时也向所有帝国臣民提醒并证明这一点。

而像金日磾这个“顾命二”,其实是最容易摆平的。他要么自动成为我的同盟,要么立刻出局。所以,我真正的潜在对手其实就是“顾命三”和“顾命四”——上官桀和桑弘羊。

后元二年二月十二,弥留中的皇帝刘彻颁下诏书,立年仅七岁的刘弗陵为太子。

十三日,皇帝任命我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同时在皇帝病榻前拜受遗命、辅佐少主。

十四日,刘彻驾崩。十五日,刘弗陵即皇帝位。是为汉昭帝。

在刘弗陵的登基大典上,我踌躇满志地站在少帝身边,一同接受群臣的拜贺。那一刻的情景与“周公辅政图”如出一辙。

我笑了。我看见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来临。这个时代的名字,叫作霍光。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也就是少帝刘弗陵即位的第二年,车骑将军金日磾在深秋的某个日子悄然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临深履薄的一生。一个刚刚坐上帝国第二把交椅的人居然走得如此匆忙,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可我知道,他自己肯定很满意这样的结局。因为我相信,像他这么一个淡泊自守的人,权势和地位非但不会增加他的幸福感,反而会给他带来不安。所以,早一天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对他其实是一种解脱。更何况,对于高层的政治人物来说,能够在位尊爵显的时候平静地死去,让子孙能够安然地承袭爵位和富贵,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小的成就。尤其是当我看到几年后,有那么多帝国政坛的显赫人物在一场突然爆发的流血政变中死于非命、而且遭到族诛时,我就更要替金日磾感到庆幸。

相对于上官桀、桑弘羊、燕王刘旦、盖长公主等人日后的下场,金日磾的善终,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幸运。

当然,上官桀等人如果都能像金日磾那样安分守己,就绝不至于死得那么难看。只可惜他们对于权力的欲望太过强烈,而夺取权力的手段又太过拙劣,从而决定了他们的悲剧。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缔结成一个统一战线,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挑战我霍光的权威。真是太可笑了!我霍光自从当上大司马大将军的那一刻起,就已做好了以一人敌千万人的准备。这就是我的胆识!而且我知道自己完全具备与此胆识相匹配的实力!

长安不是一天建成的。我霍光的地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有人以为我在先帝身边的三十年都只是在伺候天子的饮食起居,那他就错了!那三十年我在干什么?我是在虎口上觅食,在刀尖上舔蜜;是在高空中走索,在悬崖边舞蹈……那是浇铸心志的一场无尽炼狱,更是淬励灵魂的一场浴火涅槃……如果有人胆敢把我当成是先帝的一个高级用人、一个唯唯诺诺的老奴,那他不但是在低估我的能力,更是在侮辱我的智慧!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就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血的代价。

事实上,在整个汉武帝时代,上官桀一直与我保持着还算友善的关系。而且我们还是儿女亲家——我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上官安。

裙带关系历来是中国官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彼此的利益追求趋同的情况下,这种关系就是把人们联结在一起以获取和分享更多利益的一条有效纽带。然而,一旦时移势易,彼此的利益追求产生冲突,这种关系便随时会被斩断和抛弃——在个人的政治利益面前,父子尚且反目,兄弟犹然操戈,更何况区区的儿女亲家?!

金日磾死后,左将军上官桀就从“顾命三”变成了“顾命二”。每当我出宫休假的时候,上官桀自然就要代替我主持政务。也许是偶尔行使最高职权让他上了瘾,可短暂的代理期又让他远远过不足瘾,所以他很快产生了染指最高权力的企图。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通过我的推荐,把我们共同的孙女、也就是上官安的女儿纳入后宫,再促使昭帝立她为皇后。

我在心里发出了一串冷笑。这是一个貌似对双方都有利的请求,可实际上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小皇帝刘弗陵本来就对我言听计从,我把外孙女嫁给他又能给我带来什么?这不是画蛇添足吗?可上官桀就不同了,一旦孙女入宫当了皇后,他的儿子上官安就成了国丈,他们父子就能堂而皇之地对皇帝施加影响,从而获得他们想要的一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我手中夺取帝国的最高权力。

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得逞?!

我笑着对上官桀说,咱们的孙女还小,才五岁,这事等将来再说吧。

上官桀知道我看穿了他的心思,没说什么,只冲我干笑了几声。

我是后来才回味出他笑声中透露出的那一份挑衅意味的。我的一口回绝非但没有打消他的念头,反而迫使他下定了与我一较短长的决心。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来看,我显然低估了上官桀的野心,也低估了他的活动能力。他们父子处心积虑地绕了一个大圈,终于从上官安的一个朋友那里找到了突破口。

那个朋友叫丁外人,表面上的身份是盖长公主儿子的一个门客,实际上是盖长公主的男宠。而盖长公主是昭帝的长姐。所以,搞定丁外人,就有可能最终搞定小皇帝。上官安对丁外人进行了游说,不外乎就是一大堆许诺富贵之词。丁外人本来就是一个声色名利之徒,一想到这是一笔无本万利的大买卖,当下欣表赞同。随后他便说服了盖长公主,公主很快又入宫说服了小皇帝。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冬,一纸诏书颁下,上官安年仅五岁的女儿被征召入宫,当了婕妤。上官安随即被任命为骑都尉。

此后的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春,上官氏被立为皇后。当年,上官安被擢升为车骑将军。第三年夏,上官安又被封为桑乐侯。

迅速到来的巨大荣宠让上官安一下子暴露出小人得志的嘴脸。每当他入宫接受皇帝的赐宴,回来后就会对门客说:“我和我的女婿一起宴饮,喝得很高兴!”而且还吩咐下人把家里的衣物都给烧了,意思是皇帝很快就会赏赐给他御用的绫罗绸缎;每当醉酒之后就在府中裸行,而且据说还和他父亲的姬妾们**……总之,种种浅薄和荒唐的言行,让我听了就恶心。我忍不住对我的夫人显说:“真后悔当年居然把女儿嫁给了这么一个狂妄、浅陋又浪**之辈!”

没想到显立刻白了我一眼,说:“人家上官桀当初是太仆,咱还高攀了呢!有啥好后悔的?”

我一时语塞。想想也是,我在奉车都尉的位子上一待就是三十年,而上官桀很早就是太仆、九卿之一,官位远在我之上。想当年因为这桩政治婚姻的缔结成功,我还私下庆幸了好一阵子……也许,上官桀如今一意想取代我,除了因为他那膨胀的权力欲,还有一个隐蔽的原因,那就是想重新获得曾经在我面前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感。

不可能了。我在心里对上官桀说,无论你们父子如何折腾,我霍光屈居人下的日子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上官桀父子为了报答盖长公主,也为了兑现对丁外人的承诺,向我提出要给他封侯。我当然严词拒绝了。他们无奈,只好退了一步,说那就让他当个光禄大夫,我还是不同意。如此一来,对丁外人的许诺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空谈,上官桀父子顿感颜面扫地。恼羞成怒之下,他们开始寻求更多反对我的势力,准备缔结一个反霍同盟,一举将我扳倒。

他们当然不会孤单。

这几年来,朝野上下把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绝对不在少数。首先,御史大夫桑弘羊就是一个。这个“顾命四”依仗着为朝廷创设了盐、铁和酒业专卖的制度,开辟了国家的财源,增加了财政收入,就居功自傲,动不动就替其子弟伸手要官。诚然,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大臣的确应该获得相应的回报,可前提必须是有功不居,低调做人。不管心里怎么想,起码表面上要装装样子。可桑弘羊整天牛皮哄哄、鼻孔朝天,把谁也不放在眼里,好像朝廷亏欠了他似的。我故意要压一压他的嚣张气焰,于是多次驳回他的要求。桑弘羊为此对我恨之入骨。

还有一个人对我素怀不满,他就是先帝的第三子燕王刘旦。应该说,在先帝的六个儿子中,刘旦的辩才、学识、交游能力最为突出,而他想当皇帝的愿望也最为强烈。自从卫太子刘据受到江充巫蛊案的牵连,在一场未遂政变中畏罪自杀之后,刘旦入继大统的野心就被唤醒了。未久,先帝次子齐怀王刘闳又一病而亡,刘旦自以为依照排行太子之位非他莫属,于是迫不及待地上书刘彻,要求回京值宿宫禁,实际上就是急着要当太子。刘彻一贯讨厌受到任何形式的胁迫,一看到奏书,当即勃然大怒,把递送奏书的使者扔进了监狱。刘旦的急于求成和自作聪明导致刘彻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反感,从此日渐疏远他,最终把储君之位给了幼子刘弗陵。这样的结果让刘旦大为困惑,同时也愤恨不已。等到先帝崩逝、昭帝继位后,刘旦立即产生了篡位的企图。我意识到这一点,便授意昭帝下诏赐给他三千万钱,加封食邑一万三千户。我很清楚刘旦的野心,也知道单纯的金钱根本满足不了他,但我还是给了他这笔丰厚的赏赐。一来表明朝廷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二来也是在暗示他——除了财富上的封赏,你刘旦别指望从我和昭帝手里拿走任何东西!

后来的事情并未超出我的预料。刘旦接到诏书的当天就口出狂言,说:“我当为帝,何须赏赐!”随后便与宗室诸王刘长、刘泽等人日夜密谋,准备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然而,他那急功近利和有勇无谋的弱点再次暴露无遗。事发前,他不但四处扬言昭帝非武帝子,乃一帮大臣(意指我霍光)非法拥立,天下宜共伐之云云,而且公然大造兵器、演练军队,还一连诛杀了十五个劝谏的谋臣。如此猖狂的言论和举动自然瞒不过地方官和我的眼睛。于是我派遣了几个朝臣,会同地方刺史,轻而易举地把这场兵变消灭在了萌芽状态。我下令诛杀了刘泽等人,却有意放了他刘旦一马,既未杀他,也没有废除他的封国和爵位。我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先帝尸骨未寒,我不愿诛杀他的骨肉;二是我在辅政之初,有必要树立一种宽仁的政风,同时在天下人面前塑造我的道德形象;三是因为我有足够的信心掌控他,不怕他卷土重来。

所以,当他后来义无反顾地同上官桀父子、桑弘羊、盖长公主等人组成同盟,把矛头再度指向我和昭帝时,说实话,我不但不担心,反而有一丝窃喜。

因为我可以借此机会把所有政敌一网打尽。

这是他们自作孽、不可活。

怨不得我。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反霍集团向我发动了第一波攻击。

事后来看,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孤注一掷,而是想采用常规的也是成本最小的政治手段解决我。上官桀以燕王刘旦的名义拟了一份弹劾我的奏书,趁我出宫休假时呈给了昭帝。奏书从三个方面对我进行了攻击:一、霍光集结禁卫军进行了大规模操练,而且他出城检阅时,凡出行仪式、交通管制、膳食预备等皆采天子之制;身为臣子,此举分明是僭越。二、苏武出使匈奴,前后二十年,忠肝义胆、宁死不降,归国后却只当了个小小的典属国,而霍光的长史杨敞无功于国,却成了位高权重的搜粟都尉。此举说明霍光任人唯亲。三、擅自增调自己幕府中的校尉。

上官桀得出的结论是:种种迹象表明,霍光专权自恣、图谋不轨。最后他以刘旦的身份说:“臣旦愿意将王爵的符节印玺归还朝廷,入宫宿卫,以察奸变!”

上官桀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趁我不在宫中时呈上奏书,然后利用他手中的代理职权将此奏章下发给有关官员进行审理,再由桑弘羊联合一帮大臣迅速将我拘捕、解除一切职务,让我乖乖就范。

可上官桀想得太简单了。先别说我霍光会如何反击,仅仅昭帝这一关他们就过不了。奏书呈上后如同泥牛入海,小皇帝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休假的这几天,宫中的耳目早已将这一切跟我做了通报。我知道昭帝与我心有灵犀,于是决定演一出戏给他们看。

上官桀说:“因为燕王告发了他的罪状,所以畏罪不敢上殿。”

昭帝闻言,立刻宣诏:召大将军!

我匆忙上殿,作出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脱下官帽,叩首向皇上谢罪。那一刻,我注意到上官桀和桑弘羊等人的嘴角都无一例外地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

我在心里笑得比他们更加灿烂。

昭帝马上发话了:“将军,把官帽戴上,朕知道这奏书有诈,将军无罪。”

上官桀和桑弘羊面面相觑。我忍住笑,说:“陛下凭什么知道我没罪?”

昭帝说:“你到广明检阅禁卫军,也就这几天的事;从你选拔校尉那天算起,到现在也不超过十天,远在封国的燕王何以知之?况且,如果将军真的要图谋不轨,也不缺那几个小小的校尉!”

这一回,在场的所有大臣和皇帝的左右侍从全都面露惊讶之色。没人料到年仅十四岁的小皇帝居然如此精明。上官桀和桑弘羊的脸上立刻写满尴尬、懊悔、恼怒和担忧。只有皇帝和我默契在心,微笑不语。当天,昭帝便下令捕杀那个递送奏章的假冒燕王使臣。上官桀担心自己主谋的身份暴露,极力阻止皇帝说,此乃小事,无须深究。可昭帝根本不听他的。

第一回合,我还没有出手,反霍集团已经输得很难看。上官桀输就输在他把皇帝当成了一个孩子。他以为小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谁来操纵都一样。可他错了。小皇帝比他预想的要清醒得多。昭帝深知,只有我霍光存在一天,他的帝位才能保证一天。这不但是先帝的遗命所决定的,更是后汉武时代的整个政治格局决定的。昭帝自己很清楚,以他尚未成熟的年龄、经验和能力来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必须有一个强势人物来辅政,才能确保他的帝位和整个江山社稷的稳固。而这个人的品德、才干等各个方面都必须是他可以完全信任的。放眼朝中,这样的人物,除了我霍光还能有谁?对刘弗陵来说,还有谁能比他那雄才大略的父皇用三十年时光考验过的人,更值得让他信任?

所以,无论是出于秉承遗命还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昭帝都不可能让任何人取代我。从他坐上帝座的那一天起,从我当上大司马大将军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是利益高度一致的政治同盟——并且是以我霍光为主导的同盟。没有刘弗陵,我霍光依然可以存在;可一旦没有我霍光,刘弗陵转眼就会灭亡!

对此,十四岁的刘弗陵心明眼亮,老政客上官桀却一团懵懂。

当然,在政坛上打滚了大半生的上官桀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其原因绝不是低能,而是过度膨胀的权力欲望障蔽了他的政治理性。

“假奏章事件”败露之后,上官桀的一帮朋党不甘心失败,仍然见缝插针地对我进行诽谤。昭帝索性跟他们挑明了:“大将军是一个忠臣,是受先帝嘱托来辅佐我的人,敢有再诽谤他的,一律严惩不贷!”

至此,反霍集团终于意识到——通过常规手段对付霍光绝对是行不通了。近乎绝望的上官桀等人决定破釜沉舟,用非常手段与我进行最后的较量。

一场流血政变就此爆发。

上官桀父子的政变计划分为三步:首先,让盖长公主筹备一场酒宴,邀我出席,命事先埋伏的士兵将我刺杀。其次,废掉昭帝,迎请燕王刘旦进京。最后,诱杀刘旦,拥立上官桀即位称帝。

上官安身边的谋士担心地问:“废掉昭帝,那皇后怎么办?”

上官安说:“追逐麋鹿的猎狗,哪还顾得上那只小小的兔子?眼下的问题是,皇后的尊崇难以依恃,人君的心意反复无常,一旦有变,恐怕连做一个老百姓也不可得。所以,必须当机立断!”

无独有偶,燕王刘旦的相国也提醒他:“当年大王与刘泽的密谋之所以败露,就是因为刘泽为人率性轻狂。而据我所知,左将军上官桀也是浮躁冒进之人,车骑将军上官安更是年少而骄矜,臣恐他们的命运会像刘泽一样,不能成事。而且,即便事成,臣亦恐他们背信弃义,不让大王即天子位。”然而,一心做着天子梦的刘旦根本听不进忠言。他一边纠集了几千名死士,一边命令群臣打点行装,随时准备进京即位。

燕王刘旦就这么一意孤行地跟着上官桀父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一回,他不可能再像上次那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