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刘瑾 死神的3357个吻2

翌日清晨,还没等阁老和大臣们“伏阙面争”,朱厚照就命李荣传召诸大臣。众人齐集在左顺门听旨,刘健依然胸有成竹地对韩文说:“事情就要成功了,诸位大人一定要坚持下去!”

话音刚落,李荣就带着天子旨意来了。他对群臣说:“有旨:诸大臣爱君忧国,言良是!然而奴才们侍上已久,不忍遽置于法,请诸大臣稍为宽限,容皇上自处。”

皇上自处?

昨天还在就“八虎”生杀去留的问题诚恳地征求阁臣的意见,一夕之间就这么“自处”了?

阁老和大臣们面面相觑、百思不解。除了刘健和韩文几个领头的一脸困惑和愤怒外,绝大多数朝臣都面无表情,缄口不语。

他们很清楚,昨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而不管是什么,都意味着这场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谏争运动”已经悄然失败了。所以他们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一言不发、装聋作哑。

惹不起还躲得起。

只有这场运动的第一发起人韩文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起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做最后的抗争。韩文义愤填膺地说:“今海内民穷盗起,天变日增,群小则导上宴游无度,荒弃万机。文等备员卿佐,何忍无言?!”

群臣中只有吏部侍郎王鏊一个人站出来帮韩文说话:“八人不去,乱本难除!”

李荣说:“皇上并非不知,只不过是从宽处置罢了。”

王鏊紧咬不放:“如果皇上不处置,怎么办?”

李荣知道自己再说下去就没词了,弄不好还引火烧身,只好没头没脑地嘟囔了一句:“我李荣的脑袋又不是铁做的,怎么敢坏国事?!”说完匆匆掉头离去。

自始至终,阁臣刘健和谢迁都铁青着脸不说话。

他们看透了。

所以心死了。

他们知道,小皇帝宁可荒废朝政,也不肯牺牲享乐;宁可与文臣死磕,也不愿同太监决裂。所以,那一天刘健和谢迁不约而同地感到——再觍着老脸当这个内阁大学士也没多大意思了,说难听点这就叫“尸位素餐”。堂堂帝国首辅,使出这么大力气,闹出这么大动静,最后居然摆不平几个小小的太监!这不是尸位素餐是什么?

当天,刘健和谢迁就双双上书请求致仕。朱厚照当即准奏,巴不得他们立刻从眼前消失。

最后一个阁臣李东阳也赶紧作出姿态要求致仕。

皇帝没准。

他当然不会准。阁老们要是走光了,谁来帮他治理天下?

况且,我也不会让他走。因为他是一个榜样——一个让群臣知道不与宦官为敌就可长保富贵的榜样。

刘健和谢迁离京的那天,李东阳尴尴尬尬地去给他们送行,落下了几滴应景的眼泪。

刘健说:“哭什么?若当日你多出一语,今日就与我辈同去了。”

李东阳看着刘健,僵硬地咧了一下嘴,权充笑脸。

数日后王岳被贬谪到南京大内充当杂役。我派人在半道上追上了他,终究没让他活着走到南京……

出来混就是这样。要么赢掉别人的脑袋,要么输掉自己的脑袋。没有中途撒手的可能,更没有全身而退的道理。

随后,吏部尚书焦芳在我的干预下进入内阁。朝臣们担心内阁全是我的人,就经由廷议一致推举刚直敢言的吏部侍郎王鏊随同入阁。我迫于公论,只好点头同意。

虽然如此,内阁还是确凿无疑地落入了我的掌心。说好听点,他们从此就成了小皇帝(实际上是我)的一个秘书班子。说难听点,他们不过是点缀朝堂的政治花瓶。

而我——大太监刘瑾,才是未来的大明帝国真正的幕后推手。

当上司礼太监的次月、亦即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十一月,我开始着手实施政治清洗。首要目标就是这场谏争的始作俑者——户部尚书韩文。

当然,要扳倒一个素有清望的当朝二品大员不能没有适当的借口。我派遣耳目千方百计地寻找他的破绽,最后终于抓住了一根小辫子:在户部所辖的“内库”中发现有伪造的银子。虽然数目不是很大,但是只要一两,韩文就难逃失职之罪了。几天后朝廷就以降一级官秩的处罚勒令韩文致仕。

这么轻的处罚让我很不满意。碰巧随后他的属下、给事中徐昂上疏替他鸣冤叫屈,我趁势以“结党营私、互相袒护”之名迫使朝廷革除了韩文的致仕官衔,贬其为庶民,同时把徐昂、户部郎中陈仁、还有当初负责起草奏疏的李梦阳全部罢黜,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由于刘健是四朝元老、谢迁是三朝重臣,他们的被迫离职必然会引起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为了防止他们串联生事,我以皇帝的名义下旨,命吏、户、礼、兵、刑、工的六科给事中皆不得擅离职守,每日酉时(下午五至七时)之前均不得离开各自的衙门一步,同时命锦衣卫监视,并且不时点名,违者张榜公布、严惩不贷。

被我罩下这张无形的巨网后,北京的朝堂顿时鸦雀无声。

可南京那头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群情激愤、议论汹汹,以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为首的二十多名南京官员纷纷上疏反对刘健和谢迁的离任。

如果他们以为我刘瑾对远在南京的他们鞭长莫及,那他们就错了。

自从当上这个司礼太监后,我一直想试试手中的“鞭子”到底能伸多长。他们急不可耐地跳出来恰好给了我一个机会。

我当即出手。

结果不言而喻。我不但将戴铣和薄彦徽等二十多人全都施以廷杖之责,而且还把南京的头头脑脑全给揪了出来。他们是守备南京的武靖伯赵承庆、南京府尹陆珩和尚书林瀚。我给他们安的罪名是替属下传递奏疏、纵容属下妄议朝政。随后,陆珩和林瀚被勒令致仕,赵承庆被削减一半俸禄,戴铣等二十多人全被贬为庶民。

戴铣不久之后就因廷仗的伤势过重而死。

南京的官员们不服,副都御史陈寿、御史陈琳、王良臣、兵部主事王守仁等人再度抗章论救。然而,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廷杖、罢黜和贬谪。

日后名扬天下、彪炳史册的这个思想巨匠、心学大师王守仁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我廷杖四十,并且贬到边瘴之地(贵州万山的龙场驿)当了一个小小的驿丞。要是我当初下手再狠一点,武宗一朝很可能多出一个屈死的小吏,而中国思想史无疑就少了一个学术大师。

通过对文臣的打击,我迅速建立了巨大的权威。为了扩大并巩固到手的权力,我决定把小皇帝彻底架空。我一边频繁进献各种新鲜好玩的东西让他沉迷,一边总是趁他在兴头上的时候抱着一摞一摞的奏章去请他审决。小皇帝每每怒目圆睁,冲我喊道:“朕要你干什么用?怎么老是拿这些东西来烦朕?”

我赶紧趴在地上磕头谢罪,可心里乐开了花。

入宫五十年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有了大明天子这句话,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整个帝国捏在自己的手掌心里。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为了证实我刘瑾已经成为朱厚照的全权代理人,同时也为了进一步肃清政敌、震慑百官,我以天子名义下诏,将刘健、谢迁、韩文、林瀚、李梦阳、戴铣、王守仁、陈琳、王良臣、蒋钦等五十三个朝臣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同日,我命令全体朝臣罢朝之后跪于金水桥南,听受鸿胪寺官员宣读敕书、引以为戒。

看着这群原本高高在上的帝国大佬如今齐刷刷地跪伏在我的面前,想起从前那些抑郁屈辱任人摆布的日子,我顿时有种恍如隔世之感。

我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五十六年了。

五十六年来,这个世界亏欠我的已经太多太多。

从今往后,我要让它加倍偿还,谁也别拦着我!

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和恫吓后,百官噤若寒蝉,纷纷夹起尾巴做人,只有个别朝臣不识时务,硬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南京御史蒋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他是率先站出来弹劾我的言官之一,先是被我拿下诏狱、遭受廷杖,后来又被我列入奸党、贬为庶民。可刚出狱三天,他马上又上了道奏疏,说:“刘瑾小竖耳,陛下乃以心腹股肱耳目视之,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国之贼也!臣等目击时弊,有不忍不言者。昨瑾索要天下三司官贿每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与则贬斥,与之则迁擢。通国寒心,而陛下置之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贼,而以贼为腹心也……一贼弄权,万民失望……亟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

这个蒋钦想用他的一条命换我的一条命。

笑话。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现如今大太监刘瑾的命与他小御史蒋钦的命岂能等值!

我就想不明白,难道所谓的忠义和气节真的比性命还重要吗?命要是没了,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要在何处安放?

我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些文人的思维逻辑的。在我看来,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为了生存,实力是第一位的。没有实力,所谓的精神啦、节操啦、道义啦、理想啦统统是瞎扯淡!

蒋钦二度上疏的结果可想而知。

那就是再次系狱、再杖三十。

三日后,蒋钦三度上疏:“臣与贼瑾,势不两立……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狱中,终难自默……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

疏上,又杖三十。杖后三日,蒋钦死于狱中。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怨不得我。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夏天,我步入了生命中的巅峰阶段。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我发现整个帝国都匍匐在我的脚下,并且围绕着我旋转。

这种滋味真是妙不可言。

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当朝显贵,全都对我大献殷勤;朝廷六部的科道官们也都争先恐后地来到我的府上拜谒,对我行跪拜之礼;凡内外所进奏章必先具红向我呈报,称为“红本”,经我审阅之后才呈给通政司,称为“白本”。虽然我识字不多,可这丝毫妨碍不了我处理政务。因为我一概是在私第里批答奏章。其间一般是由我的妹夫、礼部司务孙聪和我的门人张文冕一同参决,随后由我的心腹阁臣焦芳予以润色。而另外两个阁臣李东阳和王鏊基本上被我撂在一边,充其量只是两具会点头的木偶而已。

我还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所有呈给我的奏章都不能直呼我的名字,而要尊称“刘太监”。有一次都察院上的奏折一不留神写了“刘瑾”,令我勃然大怒。都察院长官屠滽吓坏了,慌忙率领十三道御史跪在我府门前的台阶下集体谢罪。我站在台阶上把他们一顿臭骂。屠滽和御史们伏在地上频频叩首,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看我。

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

我在那一刻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叹。

也是在那一刻,我发现这个弱肉强食而又欺软怕硬的的世界从我身上剥夺的尊严终于在五十年后连本带利地还给了我。

可我知道,这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

因为这个世界欠我的东西绝不仅仅是尊严。

权力与财富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子。

从我登上权力顶峰的这年夏天开始,大明帝国的财富就有了两个流向。

一个是国库,另一个就是我刘瑾的腰包。

当然,刚开始的流量很小。因为我不懂行情。每个官员只需花几百两银子就能和我建立特殊的友情。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刘宇的朝臣一出手就是一万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行情这么好!

一万两相当于你们今天的四百万人民币。所以那天我特别激动地对刘宇说了一句很不内行的话。我说:刘先生何厚我!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因为这是露拙——这是表明我刘瑾虽然在大明官场混了五十年但事实上在权力寻租的潜规则面前还是一只懵懂无知的菜鸟。

也就是说,我虽然早已领略权力的价值,可我还是严重低估了权力的价格。

不过这没关系。什么都有第一次。千年巨富绝不是一夜练成的。

日后看来,刘宇当初那一万两银子就像是威力无穷的炸药,一下子就把我在财富面前仅存的最后一点羞涩和矜持轰毁无遗。从此,涌向我刘瑾腰包的财富之流不再是细如白练的涓涓小溪,而是汹涌澎湃的滔滔巨浪……

这世上每一种行业都有祖师爷。

我们太监这一行当然也不会例外。

比如唐朝末年文、武两朝的权宦仇士良,在我看来就是我们这一行当之无愧的祖师爷。因为他留下了一段至理名言,让后世的无数宦官太监们受益匪浅。

那是在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仇士良从权力的巅峰上全身而退的时候,语重心长地给徒子徒孙们讲了一段话。他说:“天子不可令其闲暇,当诱以球猎声色奢靡之乐,我们便可从容得志。断不可令其读书知理,接见儒生。一旦他了解了前代兴亡之道,我等便被疏斥了!”

这话讲得多好啊!真可谓是宦官从政的不二法门!

所以我一直把这段金玉良言奉为圭臬。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八月,我特意在西华门外为天子朱厚照精心修建了一座偏殿——实际上就是一处高级娱乐场所,名曰“豹房”。宫殿的两厢设计了两排鳞次栉比的密室,里面都是娈童歌伎、教坊优伶以及种种声色犬马之物。自豹房竣工之日起,每天从宫外召进来的乐工舞伎等数以百计。

天子从此就乐在其中、乐不思蜀了。

除此之外,我还在宫内为天子开辟了一座“自由贸易市场”,让宫女和小太监们扮成各行各业的商贩在里面摆摊设点,开门做生意,然后再让天子以一身商人打扮进入市场做买卖,并且一手拿着账簿、一手拿着银钱,煞有介事地和“商贩们”讨价还价,玩得不亦乐乎。

既然是市场,当然就要有酒楼,更要有风月场所。

于是我就让太监和宫女们在永巷开设酒肆。天子玩累了,就来到永巷,然后一帮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莺莺燕燕就会从里面迤逦而出,把我们这位“大官人”迎入酒肆,好酒好菜伺候。天子酒足饭饱后,往往就会醉卧其中。

至于说哪一间酒肆的哪一位宫女能获得天子临幸,不,能抢到这单“大生意”,那就要看她的本事和造化了。

对于我所做的一切,大明朝的文武百官全都保持缄默,连声屁都不敢放。可到了这一年的冬天,一个小小的钦天监监正杨源居然借着星变而大放厥词,斗胆把矛头对准了我,不禁让我怒不可遏。

他说的星变是指“荧惑”(火星)靠近了“太微垣”(象征政府和百官的星座群)和帝星“紫微”(北斗星),因此上奏说:“此众邪之气,阴冒于阳,臣欺于君,小人擅权,下将叛上!”

这纯粹就是扯淡!是妖言惑众、危言耸听!我当即以天子名义将他杖打三十,以示惩戒。

没想到这小子不知好歹,几天后又上疏说:“占得火星入太微帝座前,或东或西,往来不一,乞收揽政柄,思患预防。”

我忍无可忍,命人把他抓到我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厉声说:“你是什么芝麻官,也想学人家当忠臣?”

你们猜猜杨源这小子怎么说?他居然用比我更高的声调喊着说:“官大小异,忠则一也!”

这小子简直就是在找死!我再次命人将其杖打六十,随后发配肃州(今甘肃酒泉市)充军。

说起这“廷杖”,其实里头是颇有学问的。同样是那些次数,杖重杖轻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关键看执行者的下手轻重。杖得轻的话就算一百下也不过是挠痒痒,顶多伤及皮肉;可要是下重手,别说六十杖,十杖就足以置人于死地。

前提当然是每一杖的力道都要深入骨髓。

一般而言,监刑的人通常是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只要这两人的脚尖向外张开,呈八字形,杖下之人便可活命;反之要是脚尖向内,那此人必死无疑。

那天我就对执行杖刑的锦衣卫作出了某种暗示。当然,我不会让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杨源当庭打死,而是让他们拿捏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力道。

其结果是——杨源活着走出了紫禁城,却死在了充军的半路上。

到了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夏天,我已经在朝野上下建立起了无与伦比的巨大权威。在我的威慑力面前,满朝文武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向我靠拢,二是被我摆平。

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有人不愿忍受廷杖、下狱、流放的痛苦和耻辱,那他就只能选择主动消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第一个选择主动消失的人是工科给事中许天锡。

这个许天锡说起来也不是一般角色。从孝宗一朝起他就是出了名的忠直敢言之人,与何天衢、倪天明等朝臣一起被时人誉为“台省三天”。这一年六月初,几年前奉命出使安南(今越南)的许天锡回朝,蓦然发现帝国政坛已经面目全非——当今天子整天躲在“豹房”里寻欢作乐,而大明的金銮殿上却赫然多出了一个权势熏天的“站皇帝”。与此同时,满朝文武敢说话的人也都已被贬逐殆尽。目睹此情此景,昔日的“台省之天”大感悲愤。

几天后,许天锡恰巧奉诏清核内库,发现了数十桩与我有关的灰色账目。许天锡顿时陷入两难之境。据实上报吧,他必然大祸临头;隐匿不奏吧,他又怕昧了自己良心。许天锡痛苦万端,最后竟然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尸谏。

他留下一纸揭发我贪墨公款的指控状,叮嘱家人递奏,随后自杀身亡。

许天锡自以为这是个两全之策。

可他错了。除了白白搭上一条性命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因为他的家人既比他胆小,也比他聪明。许天锡一咽气,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一纸控状毁了。

许天锡自杀后,紧步其后尘的人是兵科给事中周钥。

自从我掌权之后,朝中就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出京办差的朝臣回京后都必须向我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孝敬”。像周钥这一类京官,虽然官秩低、俸禄少,但是手中的权力不小。尤其是奉旨下到地方的时候,他们通常可以从地方官那里捞些油水。不久前周钥出使淮安,开口向当地知府赵俊“借”一千两银子,目的就是回朝孝敬我。赵俊当时满口答应,可后来又反悔。周钥本人相对清廉,家无余财,所以在回京路上一直惶惶不安,船行至桃源时,突然挥刀自刎。随从慌忙抢救,可周钥已口不能言,只拿笔写了一行字——“赵知府误我。”

周钥死后,我立即命人把赵俊逮捕到京师治罪。

原因很简单——他明知道周钥拿这笔钱是要孝敬我的,却又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他这么做什么意思?仅仅是在为难周钥吗?他这么做显然是看不起我刘瑾嘛!

所以,赵俊这是罪有应得。

杨源的“星变”奈何不了我,许天锡的“尸谏”又不能得逞,于是对我素怀怨怼的人便处心积虑地使出了一个阴招——匿名诉状。

这一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中午,百官刚刚散朝离殿,却赫然看见殿前御道上扔着一封匿名信,里面历数了我的种种罪状。我勃然大怒,当即以天子名义传旨,命文武百官全部跪于奉天门外听候处理,一个也不准走。

片刻之后,我怒气冲天地来到奉天门,看见百官们跪伏于地,垂首噤声,连大气都不敢出。许久,御史宁杲才战战兢兢地说:“我等御史素知法度,岂敢做这种事?恐怕是新近登科的进士所为。”

我一声冷笑:“与新进士何干?就是你们这帮人败坏朝政,我出手整治,才会招致你们的怨恨!”

宁杲赶紧把头埋了下去,一个字也不敢再说。

时值酷暑,又是中午时分,热辣辣的太阳当空高悬,我看见百官的全身上下都已被汗水浸透,豆大的汗珠顺着他们低垂的脸庞啪嗒啪嗒地往下掉。可我内心不但没有一丝怜悯,反而涌起了一股施虐的快感。

我不知道我的快感从何而来。可是我想,也许任何一个当了四十多年奴才的人一朝得势,都不免会跟我一样渴望这种快感吧!反正,只要那个写匿名信的人一刻不站出来,这些人就一个也别想逃离这烈日的暴晒。

我转过身拂袖而去,径直回宫用膳和午休。

我倒要看看,这帮文弱书生到底能在这灼人的热浪中撑多久!

我离开后,太监李荣起了恻隐之心,叫百官们都站起来,而且拿出冰镇的西瓜给他们去暑。等我回来的时候,李荣远远瞥见我的身影,才慌忙对他们说:“来了来了,快跪下!”

可这一幕已经映入了我的眼帘。这时,另一个太监黄伟忽然厉声对百官说:“这封信所言皆为利国利民之事,倘若挺身自承,虽死不失为一条好汉,奈何连累他人?”

我一听这话味道不对,就盯着黄伟说:“写匿名诉状,罪已当死,何况还敢扔在宫廷的御道上,这种人还说是好汉?”

当天,李荣和黄伟就为他们的错误言行付出了代价。李荣被勒令回私宅闲居,黄伟被贬逐到南京。

百官们一直在奉天门外跪到了太阳下山,仍旧无人招供。那一刻我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很可能不是外廷的朝臣干的,而是大内的人干的。

准确地说,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我身边的宦官。

但是事情闹到了这一步,我不可能就此收场,因为这无异于自掌嘴巴。所以我就命人将这三百多名朝臣全部关进了锦衣卫监狱。次日,大学士李东阳来向我求情,说:“匿名文字出于一人之阴谋,诸臣在朝,仓促拜起,岂能知之?何况近日天气炎热,狱气熏蒸,数日之间,人命将不保啊!”

有了阁老出面求情,我就有了一个台阶下,于是将他们全部释放。可已经有三个朝臣因中暑而死,他们是刑部主事何钺、顺天推官周臣、礼部进士陆伸。而没死的也大多中暑患病。

这件无头公案虽就此不了了之,但从中已经透露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无论明里暗里,朝臣中胆敢与我为敌的人几乎已经没有了。我眼下以及未来的敌人,很可能就隐藏在我的身边——是宦官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

他(他们)到底是谁?!

其实,如果我从这年夏天的这个“匿名状”事件后能够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及时把隐藏在我身边的敌人挖出来,那我很可能会避免两年后身败名裂的命运。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麻痹了。

我在权力的塔尖上为所欲为、忘乎所以,基本上无视那正在朝我悄悄袭来的危险。

我自以为只要把无知的少年天子伺候得舒舒服服、摆布得服服帖帖,我就能永远高踞大明帝国的权力巅峰,把每个人捏在掌中或者踩在脚下……

可我错了。

我毕竟只是一个“站皇帝”、一个偶然得势的奴才,不是大明王朝真正的主人。只要天子朱厚照哪一天心血**把权力收回去,我就会被打回原形、一无所有,甚至比一无所有还惨……

这一年秋天,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打击异己,我别出心裁地搞了两项政治发明。

第一项是创立“内厂”。

众所周知,东厂、西厂、锦衣卫等“厂卫制度”是本朝的一大特色,后世之人称其为“特务政治”。顾名思义,就是在朝廷的日常行政和司法机构之外另置一个直属于皇帝的特殊权力机构,其职能是刺探官民隐情、专典重大刑狱,目的在于加强皇权、维护统治。其中,“锦衣卫”是由本朝太祖朱元璋亲手创立的,起初也不过是禁军中的一卫,后来职能提升,逐渐拥有缉捕、刑讯和处决钦犯的职权;“东厂”则是明成祖朱棣所创,因设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面)的东厂胡同而得名,这是一个由宦官掌控的特务机构,比锦衣卫更能直接效命于皇帝,其职权范围和地位逐渐居于锦衣卫之上;“西厂”则创于宪宗成化年间,由当时的大宦官汪直统领。

武宗朱厚照即位不久,我掌管了司礼监,马永成掌管了东厂,谷大用掌管了西厂。按理说他们都是听命于我的,可自从“匿名状”事件之后,我就感觉到这些人隐隐有与我分庭抗礼的苗头,而我对东西厂的掌控力也已经越来越弱。在此情况下,我不得不创立一个直接效忠于我的特务机构。

“内厂”就此应运而生。

可想而知,内厂创立之后,其职权范围迅速覆盖并超越了东西厂和锦衣卫,其侦缉对象不但包括百官和万民,甚至把东西厂和锦衣卫本身也囊括在内。从此,内厂缇骑四处、朝野人心惶惶。后世的史书称:时东、西二厂横甚,道路以目。瑾犹复立内厂,自领之。尤为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凡所逮捕,一家有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起大狱,冤号相属……

在世人眼中,这是一种典型的“恐怖政治”。

可是,如果不让世人普遍觉得恐怖,我又如何获得安全感呢?

我的第二项创举是“罚米法”。

所谓罚米法,就是凡有官吏失职或犯法者,皆“以米赎罪”,而且必须在指定期限内自费把米运到指定的边镇,数目从一百石到二千石不等。我之所以有这项创设,其目的有三:一、充实早已空虚的边镇粮储,缓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二、借此机会进一步打击政敌;三、迫使更多的人为了免罪而向我行贿。所以,此举可谓一石三鸟、公私兼顾。

这一年八月,我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前户部尚书韩文,就是三年前召集阁臣和百官想整死我的那个老家伙。虽然他早已被我贬为庶民,但是我的这口恶气并没有全消,三年来我一直在想方设法把他彻底整垮。不久前户部不慎丢失了几本旧档案,我马上授意现任户部尚书顾佐上奏其事,把这事栽在韩文头上,追究他的责任。不料顾佐却不肯听从,我一怒之下将顾佐罚俸三月,同时把韩文和现任户部侍郎张缙一起关进了锦衣卫狱。随后又迫使顾佐主动致仕,并三次罚米,自输塞上,前后总数达一千余石。顾佐家无余财,只好四处告贷。

韩文和张缙被我关了几个月后,也坐罪罚米。韩文罚一千石,自输大同;张缙罚五百石,自输宣府。此后,我又找了其他借口又罚了韩文几次,直到把他搞得倾家**产才罢手。

罚米法于八月创设,到九月下旬就有两次大规模的集体罚米。第一次有一百四十余名官员被罚,数量从二百石到五百石不等。第二次被罚的全国各级官吏总数达八百九十九人,全部自费输边。众多官吏为了逃避或减轻罪罚,纷纷向我行贿;甚至有不少平日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不得不加入了“孝敬”我的行列。

从此,我的财源愈加广阔。

自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夏天,那个名叫刘宇的官员用一万两白银告诉我大明权力寻租业的行情之后,我就成了这个领域的行家里手,到了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我更是成了大明权力寻租业的行业标准的缔造者。朝中各部司以及全国各省官员给我的“进贡”,基本上都有相应的标准,并形成了一套惯例。

比如各省长官入京朝觐,在拜见皇帝之前一律要先拜见我,而见面礼通常是每人二万余两白银,也就是相当于你们今天的一千万人民币。这样一笔巨款即便对那些官场的“老油条”来讲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更不用说那些一贯自诩清廉的官员了,所以他们在见我之前,通常都要跟京城的富豪告贷,回任后再努力搜刮,然后连本带利地还债。这就是当时朝野上下尽人皆知的所谓“京债”。

形成了惯例之后,人们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至于我本人,当然更是对此安之若素。直到这一年正月的一天,我的心腹、吏部侍郎张彩悄悄跟我说了一番话,我才猛然意识到——这种敛财手法实在是过于粗放、也过于招摇了。

张彩说:“公亦知贿入所自乎?非盗官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之一,而怨悉归公,何以谢天下?”

那一刻我悚然一惊。

是啊,大明的官员们都打着孝敬我的幌子大肆贪墨,最终进到我腰包的银子十不及一,可天下的怨谤却全部集中到我一人身上,这种买卖不合算啊!

于是这一年春天,便有一则出人意料的重大新闻从京城传出,并迅速传遍了整个大明帝国。那就是——刘瑾拒贿。

首先被我拒贿并治罪的官员是监察御史欧阳云和工科给事中吴仪。也怪他们运气不好,就在张彩一语惊醒梦中人的几天之后,奉旨出京的欧阳云和吴仪刚好办完差事回京复命,并按惯例向我呈上了“孝敬”。于是他们就这样被我抓了典型,很快就以贪渎和行贿的罪名被贬为庶民。随后又有一大批来不及刹车的大大小小官员被我告发,轻则掉了乌纱、重则锒铛入狱。

刘瑾拒贿!这对于天下人来讲实在算得上是一桩奇闻,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并不是刘瑾不爱财了,而是取之更“有道”了——更为隐蔽而巧妙了。

换句话说,要孝敬刘瑾可以,但是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明火执仗地打着刘瑾的招牌。

不过事后来看,我这么做还是有点自欺欺人。

因为已经太迟了。就算我在表面上立了几块牌坊,在名义上堵住了悠悠众口,可到底谁会相信,这个一贯嗜财如命的刘瑾刘大太监、这个欲望无止境的“站皇帝”,果真会在一夕之间金盆洗手、弃恶从善了呢?

恐怕没有人会相信,甚至连我自己都不信。

所以,不管我如何藻饰、如何作态,其实我在天下人心目中早已被定位为一个“擅权揽政、贪赃枉法、迫害忠良、祸国殃民”的权侫了。正因为如此,一年后那个封藩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起兵叛乱,才会扯出“讨伐刘瑾”这面大旗;也正因如此,那个后来得势的“八虎”之一的太监张永,才有可能在几句话之间就把我这个“站皇帝”彻底扳倒、并一举把我送上了剐刑台……

尽管心腹张彩的一席话已经让我幡然醒悟,让我意识到成为天下众矢之的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但是当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是的,太晚了。

其实我对张永这个人早有警觉。

武宗即位后他掌管禁军神机营,虽然职位不高,但几年来他和天子走得很近。到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二月,我感到此人已经对我构成了重大威胁,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要求天子将其贬黜南京。张永得到消息后,立即跑到天子面前告状,说我存心构陷他。

这一年天子朱厚照已经二十岁了,对于我的专权,天子内心业已生出了一些不满,所以有意起用张永,准备对我进行制衡。

对于我们二人之间的争执,天子表面上主持公道,命我们当庭对质,实则内心已经对张永有所偏袒。所以对质的那天张永有恃无恐,刚和我吵了几句便挥拳相向,天子命谷大用等人把我们劝开,过后又摆设酒宴命我们和解。

将张永贬黜南京的事情就此不了了之。我内心极为愤恨,准备另找机会将此人摆平。可我断然没有想到,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一年四月,安化王朱寘鐇的叛乱爆发。天子急命右都御史杨一清总制宁夏、延绥、甘凉军务,以张永为监军、提督宁夏军务,一同出征,讨伐朱寘鐇。天子一身戎装亲临东华门为他们送行,宠遇甚隆。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朱寘鐇能在战场上把张永干掉啊!

可让我大失所望、也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刚刚走到半路,游击将军仇钺就已经将叛乱平定了。这场叛乱前后历时仅十九天。天子遂命杨一清和张永前往宁夏安抚,并将朱寘鐇及一干乱党押解回京。

杨一清知道张永与我势同水火,而且是新近天子眼前的红人,于是一路上就刻意结纳他。到了宁夏后,二人相交甚欢,已经无话不谈。杨一清自觉时机成熟,有一天忽然愤愤然地对张永说:“赖公之力,平定反侧,但是外贼易除,朝廷之内乱难平,奈何!”言毕在掌心比画了一个“瑾”字。

张永会意,但却面露难色:“刘瑾日夜在皇上左右,皇上一日不见他便闷闷不乐。今其羽翼已丰、耳目甚广,且奈之何?”

杨一清不以为然地说:“公亦是天子信臣,今讨贼不付他人而付公,上意可知。何不趁此功成奏捷、班师回朝之时,请言宁夏军务,借机揭发刘瑾之奸,极陈海内愁怨,提醒皇上,恐变乱起于心腹!皇上英明神武,必能听公之言诛杀刘瑾。刘瑾既诛,公必掌权柄,届时悉数革除弊政、安定天下人心,此千载之业也!”

张永仍然在踌躇:“如果事情不济,怎么办?”

杨一清说:“若他人言,济不济未可知;若言出于公,必济!皇上若不信,公顿首请死,愿死于皇上之前,以表明心迹,皇上必为公所动。若皇上首肯,须立即行事,切勿迟缓!一旦事机泄露,祸不旋踵!”

经此一番游说,张永终于拍案而起,说:“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

就在杨、张二人出征宁夏的同时,我也已经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浮出了我的脑海。

有一天我神情戚然地对张彩说:“想当初,张永和谷大用这帮人想对付朝臣,就把我推上了首位。这几年来我以一人敌天下,所打击的文臣多得不可胜数。而今天下之怨皆集于我一身,张永这帮人却坐享其成,我不知道自己会死于何所啊!”说完涕泪沾襟。

张彩听出了我的言下之意,料定我必然会有非常举动,随即屏退左右、压低嗓门,凑在我耳边说:“如今圣上还未生子,公办完大事后只能立宗室子。届时若立长而贤者,公必受祸,不如拥立幼而弱者,公可长保富贵无忧也!”

我听完非常满意,不住地点头称善。

可几天后我就变卦了。我在想——既然我愿意冒着杀头族诛的危险颠覆皇位,我为何就不能顺势自立、也过一回当皇帝的瘾呢?!

于是我再次对张彩说:“没必要立宗室子了,我自立好了。”张彩闻言大惊失色,连连摆手大呼不可。

无胆鼠辈!那一刻我突然对张彩厌恶已极,顺手拿起桌上的一个茶盘往他头上砸了过去。

张彩这才噤声不语。

这一年八月,我在朝中担任都督同知的兄长刘景祥病卒,我决定于八月十五发丧,趁百官莅临送葬时将他们劫持,发动政变。恰在此时,张永从宁夏发回奏报,称不日将回朝献俘。我立即奏请天子推迟他回朝的日期,准备发动政变后再回头收拾张永。不料消息突然走漏,有人立刻飞报张永。张永遂押着朱寘鐇等人昼夜兼程地赶回京城,于八月十一日抵达。

由于心情恶劣,宴席未完我便拂袖而去。

可我绝然没有想到,这场酒宴一结束,我的灭顶之灾就随之降临了。

我刚走,张永立刻向天子当面密奏我的反状,并从袖中拿出早已拟好的奏章,上面罗列了我的十七项罪状。当时天子朱厚照已经喝得醉醺醺了,斜乜了张永一眼,说:“别说了!喝酒吧。”

张永大恐,不住叩首说:“离此一步,臣不复见陛下也!”

天子问:“刘瑾想干什么?”

“取天下!”张永说。

“天下?!”天子一边打着酒嗝,一边笑着说,“天下……任他取好了。”

张永抬起头来,盯着天子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若此,将置陛下于何地?”

天子一怔。

他想了好一会儿,才从嘴里缓缓地吐出三个字:“奴、负、我。”

张永脸上掠过一阵狂喜。他再次伏首说:“此不可缓!缓则奴辈成齑粉,陛下亦将不知所归!”

此时,马永成等人也在一旁拼命附和。最后天子终于颁下一道口谕——缉拿刘瑾。

我的末日就这么降临了。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八月十一日夜,大约三更时分,我在熟睡中被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惊醒。凭直觉我就能判断出——来的是禁军。

转瞬之间,一队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已经破门而入,团团围在我的床前。

我问:“圣上在哪儿?”

回答说:“在豹房。”

我披衣而起,对家人说:“大事不好了。”

我入狱后,天子朱厚照本来还不想杀我,只下旨把我贬到凤阳去看护太祖陵寝。我接旨后笑着对自己说:“这样也不失为一个富太监呀。”

我相信天子对我还是有感情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特意在狱中呈上了一个帖子,说:“奴才就缚时,赤身无一衣,乞赐一二敝衣遮体。”果然不出我所料,天子见信后,立即命人将我原来的百余件衣物送入狱中。

我笑了。只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我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与此同时,张永和阁臣李东阳均担心我被复用,于是一再奏请武宗抄没我的家产。他们料定,只要我的财产被公诸天下,我绝对难逃一死。随后朝廷果然搜出了我五年来苦心经营的那座金山、银山,以及一大堆证实我谋反的违禁物品。天子终于勃然大怒,命三法司、锦衣卫会同百官,在午门外对我进行公审。

八月十三日公审那天,我依旧用一种傲慢的眼神环视着这帮准备审讯我的文武百官,忽然笑道:“公卿多出我门,谁敢审我?!”

不久前刚刚被我提拔为刑部尚书的刘璟赶紧把头垂了下去,其余百官也纷纷躲闪着我的目光。驸马都尉蔡震见状,站出来说:“我是国戚,并非出自你的门下,该有资格审你了吧?”随即命人左右开弓地扇我的耳光,同时厉声说:“公卿皆为朝廷所用,还敢说是你的人?说,你为何私藏盔甲和弓弩?”

蔡震冷笑:“若为保护皇上,为何藏在密室?”

我顿时语塞。

当天,我的谋反之罪定谳,奏疏中罗列了我的十九项罪名。天子在奏章上批示:“毋须复奏,即依凌迟律磔之,枭首三日,狱词供状及处决情形榜示于天下!”依大明律,凡死刑案皆须由法司三复奏,得旨后才可行刑。但武宗这次把这些法律程序都跳了过去,可见他已经对我痛恨到了什么程度。

数日后,我的心腹党羽焦芳、刘宇、张彩、刘璟等六十余人全部被捕,其中内阁大学士三人,北京及南京六部尚书九人、侍郎十二人,都察院十九人,大理寺四人,翰林院四人,通政司三人,太常寺二人,尚宝司二人,等等。朝堂几乎为之一空。这些人或诛杀、或下狱、或贬谪、或罢黜,几天内便被清除殆尽。同时,我的家人共有十五人被斩首,妇女皆发配浣衣局。

一个轰轰烈烈的刘瑾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

在这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秋日早晨,在这片与我初入宫时一样纯净而蔚蓝的天空下,我的凌迟之刑终于开始了。

3357刀,死神的3357个吻。

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三天。

我看见无数的百姓拥挤在刑场周围,争先恐后地哄抢从我身上被割下来的肉——那一片片带血的肉。

准确地说,不是哄抢,而是抢购。

是的,抢购。一片肉卖一钱。生意异常火爆,我的肉供不应求。

我亲眼看见很多人当场就把我的肉扔进了嘴里,并且一边和我对视,一边很耐心、很仔细地咀嚼。

我看见我的鲜血同时从两个地方流淌了下来。

一个是从我的身体,一个是从他们的嘴角。

我知道这样的场面实在过于血腥而残忍,我知道我的描述极有可能让你们的胃部和心灵分别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

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一切都是事实。

一个人究竟可以被恨到什么程度?

我想,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足以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最生动的答案。

无论历史上其他的弄权太监是否曾经受到过历史的审判和应有的惩罚,反正我自己是罪有应得,没什么好辩解的。我的意思仅仅是:不管这些争先恐后买我肉吃的人是否真的直接或间接遭受过我的迫害,反正他们这么做除了发泄道德义愤、满足嗜血的快感之外,毫无任何意义。

所以,我真正想说的是:与其吃我的肉,还不如剖析我的灵魂!

因为肉可以被剐完、吃光,灵魂却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转世投胎、生生不息……从某种意义上说,秦朝的赵高之流,东汉的十常侍之流,中晚唐的李辅国、仇士良之流,本朝稍早的王振、汪直之流,难道不是我的前生吗?还有,本朝一百年后即将闪亮登场的那个九千岁魏忠贤,难道不是我的后世吗?

好了,不说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已经剐完了。我的肉也差不多被吃光了。

我可以走了。

相信我,如果你们永远学不会剖析人的灵魂、永远不懂得思考阴魂不散的背后原因,那么——我就会再来。

我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转世投胎,永远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