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刘瑾 死神的3357个吻1

死神来了。

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刻,以我始料未及的方式来了。

这是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的八月二十五。一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秋日早晨。我看见头上的天空依旧纯净而蔚蓝,和五十多年前我初入宫的时候一模一样。

时间过得真快,就这么一眨眼,也就是一生了。

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太监。你们或许还知道,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太监。坊间的百姓都说,现如今的北京城有两个皇帝:一个是金銮殿上的“坐”皇帝朱厚照,也叫“朱”皇帝;另一个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站”皇帝,也叫“刘”皇帝。

后者说的就是我:刘瑾。

按理说,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份上就该知足了,也该死而无憾了。

是的。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年我已经六十了。虚岁刚满六十。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所以我并不怎么遗憾,也并不怎么惧怕死亡。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只要活得痛快,就算死了也痛快。可让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们居然给我选择了这样一种死亡的方式——磔刑。

我原以为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疤。可我错了。他们不想让我死得那么痛快。说得更准确点:他们是想让我死得很痛,却不想让我死得很快!

所以他们给我判了寸磔之刑。寸磔又称“凌迟”,从“陵迟”而来。语出《荀子·宥坐篇》:“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原意指山陵的坡度由高而低地缓慢降下,用作刑罚之名时,意指将受刑者身上的肉一寸一寸地削下来,所以此刑的俗名又称为“剐”——千刀万剐的“剐”。

你们说,这样的死法能不让人恐惧吗?

剐刑有八刀、十刀、百刀、千刀不等。听说他们足足给我定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行刑的时间是三天。

天知道这是哪个变态的浑蛋凭着哪条该死的律法定下的刀数,居然准确到了个位数!

我只能苦笑。

我只能在极度的恐惧和愤怒中无奈地苦笑。

大明帝国的士大夫们不希望死神把我一口吞没,而是渴望它吐出冰凉又锋利的舌头——三千三百五十七次地吻遍我的全身!而他们则站在一旁,悠然地欣赏我的痛苦,仔细地玩味我的恐惧。

他们知道我绝不可能撑到最后一刀。

不过他们不关心这个。

他们只想享受过程——享受一个曾经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太监终于被他们千刀万剐的妙不可言的过程。

在自命清高的帝国士大夫的眼中,太监只能算是下等人。而像我这种下等人五年来居然一手把持了帝国朝政,而且还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对他们而言不啻奇耻大辱。如今既然栽到了他们手里,怎么可能不让我加倍偿还?!尤其是当他们从我家里抄出那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财产时,那种强烈的震惊和嫉妒更是让他们近乎疯狂。不用说别人,年轻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第一个就傻眼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们开列一张我被朝廷抄没的财产清单——

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汤盒五百;除了金银珠宝之外,还有一些违禁的御用物品及兵器甲仗,如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两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八,爪金龙四,玉琴一,玉瑶印一,盔甲三千,冬月团扇(扇中置刀二),衣甲千余,弓弩五百。

天子本来还不欲置我于死地,只想把我贬谪到凤阳(今安徽凤阳)去看守陵寝,一听说抄出了这么多东西,顿时咆哮如雷:“奴才果然反了!”于是断然决定将我诛杀。

年轻的天子固然是因为抄出了一些有关我谋反的证据而愤怒。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促使他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我想就是那座让他触目惊心的金山银山。

简单来说,抛开那些珍宝和违禁品不算,我的财产光黄金就是一千二百多万两,白银是二亿五千多万两。如果把黄金都换算成白银,按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比价一比五来算,我的财产总额为三亿一千多万两白银。

这是多大的一笔财产?

给你们两个参考数字。一个是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朝廷的财政收入:白银二百万两;和这个数字比,我的财产相当于帝国一百五十多年的财政收入。另一个数字是七十多年后那个叫张居正的帝国大佬通过十年改革为明帝国积攒下的国库存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和这个数字比,我的财产是它的二十五倍。

如果你们对这种银两的数字还是缺乏概念,那我可以将其换算成你们那个时代的人民币。按一两白银大约折合人民币四百元来算,我的财产是一千二百多亿人民币。所以你们那个时代的什么《亚洲华尔街日报》才会把我评为一千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五十个人之一,同时也是上榜的六名中国人之一。

在这样的一些事实面前,你们说,上至天子,下至群臣百姓,甚至包括你们,是不是都会觉得我死有余辜,而且千刀万剐也不足以解恨?

你们是不是会感到无比惊奇——一个人如何能在短短的五年内聚敛如此巨大的财富?一个人的贪婪和占有欲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可怕的地步?

趁着刽子手还在磨刀,死神还没有伸出它冰冷的舌头,我很愿意和你们说说心里话。

我很愿意在刽子手剖开我的胸膛之前,主动向你们**我的灵魂,同时向你们敞开我的一生……

我原本姓谈,老家在偏远穷困的陕西兴平。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哪年净的身了,只记得是在代宗景泰年间(公元1450——1457年)进的宫。我生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可见入宫的时候顶多也就五六岁的光景。是一个姓刘的老太监把我领进宫的,从此我就跟了他的姓。

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入宫那一天的情景。

那是一个早晨。天很高、很蓝,阳光很耀眼。

刘太监走得很快。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才能跟上他。他一言不发,只是死命地拽着我的手,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就这么气喘吁吁地跟着他走进了这座巨大而森严的紫禁城,同时也战战兢兢地走进了我的宿命。

皇城中的一切都令我感到恐惧。

无论是垂宇重檐的宫殿,还是凶神恶煞的禁军士兵,乃至丹墀上张牙舞爪的飞龙、殿庭前面目狰狞的青铜狮子,都会让我心跳加速、手脚打战。

那一刻我绝对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一切都将匍匐在我的脚下,因我手中的权力而战栗和摇晃。

然而,无论日后的我如何飞黄腾达、权势熏天,景泰年间那个早晨的仓皇和恐惧,都在我心头打上了永远的烙印——就像无论我日后如何富可敌国,幼年时代那种刻骨铭心的贫穷,永远都是我生命的底色一样。

事实上,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摆脱过恐惧,也从来不曾摆脱过贫穷。就算在我生命最辉煌的四年间,我也是大明帝国最有威严的恐惧症患者,同时也是大明帝国最富有的穷人。

你们是否觉得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

因为我是一个太监。我是一个下等人。

从五十多年前那把锋利的牛角刀向我的下体狠狠挥落的那一刻起,我的人格、我的尊严、我本应享有的正常人的全部幸福和梦想,就都随着那血肉模糊的一小块肉,被彻底地割落了。

与其说那一刀造成的是生理的残缺,还不如说它造成的是心理的残缺、人格的残缺、生命的残缺。

从那一刻起,我的内心世界就再也没有摆脱自卑、恐惧和匮乏。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渴望权力、安全感和财富。

这是一种极度的渴望——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能完全满足的渴望。它让我的生命坍陷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一个比世界更大的空洞。

“站皇帝”填满得了它吗?

不能。

三亿一千多万两白银填满得了它吗?

不能。

有什么东西可以填满它?

我不知道。

也许你们可以告诉我,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

如果你们反问我,为什么当年会去当太监?

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告诉你,一个字——穷。

穷得上不起学,穷得穿不起衣裳,穷得吃不上饭。而只要当上太监,就有机会识文断字,不论寒暑都有衣服穿,每天还能吃上三顿饭。要是在宫里混得好,老家还能盖上瓦房,兄弟还能娶上媳妇,父母还能在村里人面前扬眉吐气、脸上有光……

况且,如果一不留神混成一个大太监,那更是比状元郎和驸马爷还神气,不但能光宗耀祖,还能让所有亲朋故旧一块跟着鸡犬升天。

所以,就算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就算明知道挨上一刀就成了下等人、人格残缺者,就算明知道生命中只会剩下自卑、恐惧和匮乏,就算明知道辛苦一生最后还要挨上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当太监。

首先是为了生存,其次是赌——赌一个光宗耀祖、鸡犬升天的机会。

我相信,只要太监这个行当在世界上存在一天,天下所有活不下去的穷人就都有可能像我这么想,都有可能像我这么做。

在我得势的那几年里,每当我伸手接过一笔贿赂,就会对自己说:我又远离贫穷一步了;每当有一个大臣在我面前卑躬屈膝,我就会对自己说:我又远离自卑一步了;每当我收拾掉一个对手,也会对自己说:我又远离恐惧一步了。

可事实上,我一生都在与贫穷、自卑和恐惧纠缠,而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财富、权力和安全感。

没有,哪怕一刻也没有。

你们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可不同的人对此有全然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富人的人生是一趟短暂却不失精彩的旅行,那么对于穷人来说,生命就是一场怎么望也望不到头的苦役。从入宫的那一天起,我就成了一名低贱的杂役。我的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洒扫、值更和伺候大太监的日子中度过的。我甚至连伺候皇帝、后妃和太子的资格都没有,遑论出人头地的机会!虽然粗衣粗食是不用愁了,斗大的字也识了一筐了,可老家始终没有盖起瓦房,兄弟们始终没有等到我寄去的老婆本,日渐衰老的父母亲也还是没能扬眉吐气、脸上有光。

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入宫看见的那片蔚蓝色天空似乎再也没有出现过,笼罩在我的头顶和紫禁城之上的,永远是一片铅灰色的阴霾密布的苍穹。金銮殿上的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代宗朱祁钰、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可我的生命依然困顿而无望。

宪宗成化末年,凭着入宫将近三十年的资历,我终于摆脱了低贱的杂役生涯,被任命为教坊司使,掌管宫廷伎乐。虽然地位有所上升,可不过是一个正九品的芝麻官,而且薪俸少得可怜,根本满足不了我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在幻想着平步青云的时刻,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王振那样权倾中外的大太监。可我断然没有想到,没过多久,无情的现实就粉碎了我的梦想,并且让我再度落入暗无天日的困境。

那是在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也就是孝宗朱祐樘刚刚即位的那一年,新天子举行了祭祀社稷的大典,典礼结束大宴群臣。为了讨新天子的欢心,我特意在宴会上安排了一场伎乐表演作为献礼。

没想到此举竟然弄巧成拙,并且差点招来了杀身之祸。

那天,乐工刚开始演奏,一群浓妆艳抹的舞女刚刚迈着曼妙的舞步出现在天子面前,都御史马文升立刻站起来,指着她们当庭怒斥:“新天子当知稼穑艰难,岂能以此渎乱圣聪?”

于是宴会就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让演就算了,顶多也就是让我拍不着皇上的马屁而已。没想到马文升却抓住我的小辫子不放,还上纲上线,以什么“渎乱圣聪”的罪名对我发起了弹劾。马文升是都察院的头头,刚上台的皇帝不可能不重视他的意见。况且,新朝新气象,上自天子下至百官,都想利用这个事件树立一个寡欲俭朴的新政风。而我就这么撞在了风口浪尖上,不幸被抓了一个典型。

他们先是把我判了死刑,后来为了体现宽仁的政风,又赦免了我的死罪,但是撤掉了我的教坊司使之职,把我贬为茂陵司香,也就是去给宪宗朱见深守陵。

那一刻我近乎绝望。

我的一生是不是就这么完了?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整整守了十年的陵墓之后,我总算盼来了一个咸鱼翻身的机会。这一年,七岁的太子朱厚照出阁就学。孝宗皇帝命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几大阁老担任太子的老师,同时精选东宫官属,包括增选近侍宦官。我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拿出大半生的积蓄贿赂管事的太监,终于被选入东宫侍奉太子。

这一年,我已经将近五十岁了。

入宫四十余年,我终于得到了一个伺候“主子”的机会。

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况且朱厚照又是孝宗皇帝的独苗,日后入继大统绝对没有半点悬念,搞定他就等于搞定了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问题在于:朱厚照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子?如何才能搞定他?

当我带着一半希冀一半忐忑进入东宫,生平第一次看见朱厚照的眼神时,我笑了。

我完全释然了。

这是一个“顽主”的眼神,这是一种与他那温文尔雅的父亲截然不同的眼神。

那一刻,我看见朱厚照晶亮灵动的眸光中映现着一个未来的刘瑾——一个终将否极泰来、风生水起的刘瑾。

这世上没有任何一种现象是孤立的。

倘若没有自幼贪玩好动的太子朱厚照,就没有日后呼风唤雨的大太监刘瑾。

倘若没有处心积虑搏出位的太监刘瑾,也就没有日后骄奢**逸的皇帝朱厚照。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与朱厚照的相遇是命中注定。是老天爷把我们捆绑在一起的——一如老天爷一直把皇帝制度与太监制度同中国人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一样。

我进了东宫就像鱼儿游进了水。而朱厚照遇见我,就像春天里疯狂生长的藤蔓遇见了充足的水分和阳光。

我们相互需要,我们一拍即合。无论我们即将联袂出演的是一场皆大欢喜的情景剧,还是一部乐极生悲的灾难片,我们谁也绕不开命运,我们谁也绕不开对方。

那些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阁老们希望把朱厚照塑造成一个文质彬彬满腹经纶的皇帝,可他们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从见到朱厚照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游戏人间的主儿。

江山是他的桎梏,皇冠是他的枷锁。除非它们能为他提供一切好玩的东西并且丝毫不能约束和妨碍他,否则他宁可不要它们。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正德皇帝朱厚照。

碰上这样的主子是大臣和百姓的不幸,却是宦官奴才们之大幸——是年近半百的我、刘瑾刘太监之大幸。

从进入东宫的那一天起,我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诱发并且满足朱厚照的玩性。什么射箭、骑马、踢球、摔跤、打猎、斗鸡、遛鹰、驯豹等,把能够想到的好玩的东西都玩了个遍,最后还玩起了打仗。我经常召集成百上千个宦官,让小太子率领大队人马在东宫里“大动干戈”,每每打得人仰马翻、鸡飞狗跳。为了让太子能够按照我给他浇铸的模子成长,我就必须让他远离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儒臣,为此我便怂恿他逃学。朱厚照本来就视读书为畏途,对老夫子们向他灌输的那一套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厌恶已极,每每在讲席上如坐针毡,要不就打瞌睡。我的建议正中朱厚照的下怀,于是他屡屡找借口推掉了阁老们给他的例行讲读。朝臣最后忍无可忍,一纸奏疏告到了皇帝那里,说:“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时多,岂容复以他事妨之?”

孝宗皇帝刚开始还干涉了几次,后来他自己沉湎于宴饮伎乐和斋醮祈福,也就疏于对太子的管教。我和朱厚照趁机通宵达旦、变本加厉地游戏玩乐,以至于终孝宗一朝,也就是朱厚照登基前读书就学的七年间,一部《论语》都没有读完,更不用说什么《尚书》和《大学衍义》之类的。

所以朱厚照即位之后能够重用我和宦官们,并且一直与那帮迂腐的文人儒臣格格不入,也就不足为奇了。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体质一向欠佳的孝宗皇帝朱祐樘尽管长年累月地进行斋醮祈寿,却仍然没有挽回他早逝的命运,于这一年五月驾崩于乾清宫,年仅三十六岁。临终前朱祐樘执着刘健等阁老的手说:“卿辈辅导良苦,朕备知之。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教之读书,辅导成德。”

数日后,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以第二年为正德元年。

朱厚照登基这一年,虚岁才十五,无疑还是个孩子。

当金銮殿上那张宽大的龙椅坐上的是一个小皇帝的时候,通常也就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赫然登上帝国政坛和历史舞台的时候,也是枯燥沉闷的史册突然楔入一段精彩故事的时候。

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而这次闪亮登场、摩拳擦掌地准备来演绎这份精彩的人就是我——太监刘瑾。

为了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五十年。我还有另一个五十年吗?没有了。所以,为了我渴望的权力、财富、安全感,为了五十年来梦寐以求的一切,我必须全力以赴、只争朝夕。

一切都被禁锢得太久,一切都被压抑得太久。所以,一旦轮到我上场,就必然会有一场淋漓尽致的人性的演绎,也必然会有一次厚积薄发的欲望的井喷……

朱厚照登基后,马上任命我为钟鼓司的掌印太监。所谓“钟鼓司”,即掌管朝会的钟、鼓及大内伎乐,虽然不是什么要害部门,但我很清楚,此举显然是出于小皇帝对我的需要和信任。换句话说,小皇帝希望我一如既往地给他提供各种娱乐节目。

这很好。这说明我们的“顽主”依然保持着太子本色。

我相信,只要把小皇帝的业余文化生活继续搞得丰富多彩,我很快就能获得满意的升迁。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让他沉湎于歌舞伎乐、射猎宴饮、飞鹰走马之外,我又诱导他微服出行。皇宫外的广阔天地让小皇帝大开眼界,每次出游都乐得屁颠屁颠的,东游西**、流连忘返。

皇帝一爽,我的好日子就来了。数月后,我被擢升为内官监的掌印太监。内官监在大内宦官机构“二十四衙门”中的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其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家宫室、陵寝及各种器物的营造。

可想而知,这是一个肥得流油的衙门。

正是从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起,我开始走上那条金光闪闪的千年富豪之路。

小皇帝和我们宦官打得火热,自然会引起大臣们的不满。他们把以我为首的八个受宠的原东宫宦官命名为“八党”,又称“八虎”。那就是我、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和罗祥。

文臣与太监自古以来就是一对冤家对头。尤其是当幼主临朝的时候,二者更会为了争夺对小皇帝的控制权而势同水火、不共戴天。

而我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中,也注定要与文臣展开你死我亡的斗争和较量。

朱厚照五月登基,从六月开始京师上空就阴雨连绵,一直持续到八月。大学士刘健等人趁机抓住此事大做文章,称这是“阴阳失调”,原因是皇帝没有遵循先帝遗诏,该裁汰的冗员没有裁汰,该节约的开支没有节约,等等。而刘健所谓的“冗员”,主要就是指几年来人员和编制迅速膨胀的各“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简言之,就是把主要矛头对准了我们宦官。

小皇帝跟这帮老家伙打哈哈,一边下诏温言慰勉,一边我行我素,不但没有裁撤半个宦官,反而使“内府诸监局”的编制和人员又“骤益数倍”,把那帮阁老气得吹胡子瞪眼。

小皇帝纵情享乐,而且频频出宫游玩,难免就有些囊中羞涩。我跟他说,有个办法可以搞到银子,而且长期不愁钱花。小皇帝听得眼冒绿光,连连叫我快说快说。我说,大臣们不是一直嚷嚷着要裁汰内臣,而您一直都没做吗?可见圣上英明。如此浩**皇恩,奴才们自然应该要有所表示。依奴才之见,应该让各地的镇守太监每人纳贡白银万两,皇上一来可以作为零用,二来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在京畿附近购置田庄,委派内臣监管,收取田租。若恐廷臣非议,名义上就说是奉顺慈闱、孝养两宫皇太后。如此不但有孝亲之名,皇上以后也都不用愁银子了,岂不甚好?

小皇帝呵呵直笑,连呼甚好甚好。随后依言而行,在京畿周围购置了三百多所田庄。不久朝臣们就议论汹汹,纷纷谏言内臣管庄扰民,要求革除田庄,召回管事太监。小皇帝根本不把他们当一回事,用我教他的那套口吻说:“卿等为国为民,意良厚。但朕奉顺慈闱,事非得已。”一句话把他们都挡了回去。

大学士刘健等人只好退了一步,说:“皇庄既以进奉两宫,自宜委悉有司,不当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亲之意。”这帮阁老很清楚,所谓的“奉顺慈闱”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他们就想将计就计,把田庄的利润纳入“有司”,亦即收归国有,取消皇帝的小金库。

小皇帝正因生财有道而偷着乐,当然不肯让步,遂对刘健的谏言置若罔闻,理都不理。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六月,小皇帝又让我兼任“十二团营提督”,亦即京城禁军总领。

谁都知道,禁军是京畿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若非皇帝最宠幸的人,绝对不可能掌握它。尤其在非常情况下,这支力量足以左右帝国政局。

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掌控了它,谁就扼住了帝国政治的咽喉。

所以,这项任命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信号,预示着刘瑾的时代即将到来。

朱厚照对以我为首的“八虎”眷宠日隆,并且时常因耽于逸乐而旷废“经筵”(阁臣为皇帝开讲经义)和早朝,朝臣、言官和阁老们无不充满了强烈的忧患和危机感,于是不断上疏劝谏皇帝,一再弹劾我们宦官败坏朝纲,请皇帝将我们诛除。

对于所有谏言,小皇帝一概如风过耳;表面上虚心接受,背地里坚决不改。有一次又因暗中指使宦官敛财一事被阁老们从中梗阻,朱厚照终于火起,当面指着刘健等人的鼻子骂:“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把阁老们搞得灰头土脸。

户部尚书、老臣韩文每每退朝与属下言及朝政,便会情不自禁地落下两行悲天悯人的老泪。户部郎中李梦阳对韩文说:“大人徒泣何益?如今谏官们交章弹劾诸阉,只要大人出面,趁此时机率朝臣们力争死谏,要除掉他们也不是什么难事!”被手下人这么一激,韩文顿然抖擞起来,一捋须、一昂首,毅然决然地说:“好!纵使大事不成,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报国!”

随着户部尚书韩文的率先发难,正德元年冬天,一场文臣与太监之间注定无法避免的生死对决就这样爆发了。

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PK,使我一跃成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迅速跻身大明帝国的权力中枢;而大臣和阁老们则是罢黜的罢黜、致仕的致仕,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

其实这样的结局并不让人意外。

因为,当偌大一个天下落在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手中的时候,他难免会让自己和整个江山都摇摇晃晃,而且难免会失手打碎一些东西。

诸如所谓的正义和公理,诸如所谓的悲悯和良知。

所以,要怪也不能怪我们宦官。

在一个政治与正义毫不相关的社会中,在一个权力与良知恰成反比的年代里,所谓的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实在不足为奇,所谓的人心失衡、道德沦丧也就应运而生。

所以,要怪也不能怪我们的小皇帝朱厚照。

我想,要怪只能怪天意——几千年来牢牢束缚所有中国人的无形无相却又无所不在的天意。

用我们的话来说,只能叫它天意。

用你们的话来说,应该叫它什么?是不是应该叫制度?

韩文决意向我们宣战后,于次日早朝秘问阁臣,三位阁老当即首肯;他又向朝臣倡议,群臣皆表示支持,韩文遂成竹在胸,命李梦阳草拟奏疏,并叮嘱他说:“措辞不能太雅,否则皇上看不懂;也不宜太长,太长皇帝不耐烦。”

奏疏拟就,韩文便召集九卿和诸大臣联合署名,随后上呈皇帝。

由于这道奏疏挺能代表他们文臣对我们太监的看法,所以我把它收录在此,供你们一阅:

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国疑之秋……伏睹近日朝政日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刘瑾、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高凤等,造作巧伪,****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此辈细人,惟知盅惑君上,自便其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窃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刘瑾、永成等罪恶彰彰,若纵而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

奏疏呈上,朱厚照傻眼了。

这个成天只知道嬉戏玩乐优哉游哉的小皇帝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也终于意识到原来屁股下面这张舒服的龙椅也会把人逼入如此身不由己、左右为难的窘境。

一边是帮他统治天下打理朝政的文臣,他一天也离不开他们。

一边是让他的人生充满快乐和阳光的宦官,他一刻也离不开他们。

而眼下他们却要拼个你死我活。

他们要迫使他作出抉择——要文臣,还是要太监?要逍遥自在,还是要社稷江山?

这样的抉择真让人痛苦。

怎么办?

在阳光下快乐成长了十五年的小皇帝一连数日茶饭不思。

最后他哭了。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孤独和彷徨。

朱厚照最后选择了妥协。

他不得不妥协。

没有这帮文臣阁老,他一天也开不动大明帝国这部庞大的政治机器。

然而,他选择了有条件的妥协——把以我为首的八名宦官遣往南京安置。

这是缓兵之计。皇帝想等这阵风头过了,再让我们悄悄回来。

可阁老们不干。当皇帝命司礼太监李荣和王岳去内阁跟他们协商时,阁臣谢迁和刘健都坚持原议。他们声色俱厉地说,如果不将“八虎”诛杀,这事儿就不算完。刘健甚至拍案恸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干,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有何面目见先帝!”他这是在以顾命大臣的身份向皇帝施压。

三位阁臣中,只有李东阳在表态的时候言语闪烁、模棱两可。

此举大出刘健和谢迁的意料。他们没想到铁打的阵营在此紧要关头却出现了微妙的罅隙。

很显然,李东阳是在给自己留退路。

可更为微妙且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本属太监阵营的王岳却倒向了他们一边。阁臣们表完态后,王岳瞥了李东阳一眼,把目光转向刘健和谢迁,一脸正色地说:“两位大人所议是!”

司礼太监王岳之所以临阵倒戈,绝不是出于什么正义感,而是担心日渐受宠的我有朝一日抢了他司礼太监的头把交椅。

所以他要借刀杀人。

从李东阳和王岳身上,我们足以见出,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铁打的阵营,有的只是铁打的私欲。

王岳回奏天子的时候,把刘健和谢迁的话原封不动地搬了一遍。

朱厚照愁得不知如何是好。

眼看小皇帝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八人遂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只有扳倒内贼王岳,取代他的司礼太监之位,才可能化被动为主动,进而对阁臣实施反击。

而他们一致推举取代王岳的人就是我。

与此同时,素来与我交好的吏部尚书焦芳命人紧急送来了一个口信,说刘健等阁老已与户部尚书韩文及九卿约定,准备率诸大臣于明日早朝向天子“伏阙面争”,以王岳为内应,一同迫使天子对我们八人下手。

形势万分危急。当天夜里,我们八人环跪在小皇帝的身边痛哭流涕。我趴在地上频频叩首,声泪俱下地说:“要不是皇上恩典,奴才们早就被人杀掉喂狗了。”

小皇帝悚然动容,陪我们唉声叹气。

我接着说:“害奴才们的不是别人,正是司礼太监王岳啊!”

小皇帝一脸诧异:“王岳何故这么做?”

我说:“王岳勾结阁臣,目的就是要限制皇上您的自由,所以想找借口先除掉我们,才会说什么‘放鹰逐犬’会贻害皇上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他王岳又何尝没有献过?为何单单归咎于我们?”

小皇帝咬牙切齿地说:“狗奴才王岳,朕把他收了!”

我说:“放鹰逐犬,小道而已,何能损万机?眼下廷臣之所以敢哗言无忌,正因为司礼监是他们的人;倘若司礼监和皇上您一条心,就算您为所欲为,看谁敢信口雌黄?”

朱厚照一怒之下,连夜搜捕了王岳和他的心腹太监范亨、徐智等人,并且在当天夜里就任命我为司礼监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人也全部分据要津。

一夜之间,形势完全逆转。

我们“八虎”因祸得福,不但避免了被诛杀或放逐的命运,反而以闪电速度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

而我则一举成为大内宦官的头号人物。

司礼监是大内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管理皇城内的一切礼仪、刑名,下辖“十二监”“四司”“八局”等“二十四衙门”;除此之外,它还为皇帝管理奏章和文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权限是:内阁大学士的“票拟”必须经由司礼太监的“批硃”才能生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掌管司礼监就相当于拥有了宰相的权力——尤其是当金銮殿上坐着小皇帝的时候,司礼太监更有可能成为这个帝国实质上的最高主宰者。

所以,正德元年冬天的这个深夜,毫无疑问地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当我们八个人怀着胜利的喜悦步出乾清宫的时候,我看见浓墨般的夜色中正孕育着一个新时代的曙光。

这个时代的名字,就叫刘瑾。

对于这个深夜发生的一切,阁老和大臣们全都一无所知。

他们或许正在做一场好梦。

梦见八虎脑袋落地,梦见天下人在拊掌相庆,梦见大明帝国终成一派朗朗乾坤。

很可惜,你们是在做梦。都几千年了,你们一直在做梦。

我在黑暗中低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