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张白圭 1

嘉靖十五年，已是大明王朝建国的第一百六十八个年头。举国上下，对国家的典章制度、教化风俗，一切都已习以为常；或许，一切又都已不以为然。但这些对于远离京师的乡村来说，都不会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虽然“苏州样，广州匠，杭州风”已为士绅津津乐道，可是乡村的人们日常所议论者，多半是营生艰困，做生活不得，而他们所关心的，更是来年会不会有个好收成，在缴完官府名目繁多的税费之后，还能略有剩余，以便能给孩子积攒些许读书钱和支应婚丧嫁娶的费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心满意足，不会再有其他的奢望了。

对于居住在荆州城外草市的张家来说，过完正旦节、元宵节，最大的事就是今年的县试和府试了。因为这件事，正旦、元霄，过得都很简朴。供应一个孩子读书，这是大事，其他能节省的都得节省下来才行。

正是初春时节，刚入辰时，一个头戴方巾、身着蓝色茧绸直裰，未满十一岁的少年，就上了草市通往荆州城的官道。少年长相英俊、端庄，迈着与年龄不相协调的稳重步伐，穿过荆州城的东门，直奔江陵县衙而来。

这个少年就是我。此时的名字是张白圭。此番进城，就是到江陵县衙的礼房报名，参加县试。

“阿保，”临出门前，母亲叫着我的昵称，又问了一遍，“你一个人去，妥贴吗？”

“我一个人！”我又一次重复说，语气坚定。

想到这里，我那还显稚嫩的脸庞上，挂着轻松自得的神情。

少年的轻松自得来自自信。事实说明，我的自信绝不是盲目的：县试第五场发榜，名列第一的，就是未满十一岁的少年张白圭。

县试考取后，就可以参加荆州府的府试。

府试在秋天举行。考试的当天，鸡叫头遍，就起来匆匆往考场赶。天色未明，考生个个一手挑着灯笼，一手提着考篮，在试院门前集中，听候点名。尽管是初秋的凌晨，几千考生挤在试院的院子里，还是有些闷热。只见大厅门口摆着一张长长的桌案，端坐在桌案前的，是由荆州的最高长官——知府充任的监考官。他手里拿着朱笔，在东方微明中开始按名册顺序点名。江陵乃荆州府之首县，所以我的名字排在前面。只听试差高唱一声“点名——”，院子里顿时寂静下来。不一会儿，充任监考官的知府喊道：“张白圭——”我应声答道：“有！王志福保——”我的保人——里长王志福，也随即唱和：“王志福保张白圭！”也许是我在高声回应中还带着稚嫩的童音，晨曦中，依稀可见知府大人在打量我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还低声重复了一句“张白圭”，然后用朱笔在名册上轻轻点了一下，就有人带着我进入考棚。

走进试院大门，远远望去，第二道门的横额上赫然写着“龙门”二字。进了龙门之后，就是正式进入考棚了。考生按事先依天干地支编好的序号，找到自己的座位。桌子上已然放好了考卷，考卷上贴有一个浮签，浮签上写着考生的名字，缴卷时撕去浮签。考卷的另一角有弥封的编号，录取时方能打开弥封，以免舞弊。

当考生进入考场不一会儿，就走来一位手提灯笼的人，灯笼罩上粘着一张白单子，上面写着大大的黑字，也就是考试题目了。灯笼里点着蜡烛，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提灯笼的人把灯笼举得高高的，在考棚之间的甬道上来回走好几次，以免考生看错题目。

到了午后巳时左右，就听考棚外“砰”的一声炮响，这是缴卷的第一次讯号。随即，大门打开，吹鼓手开始呜呜啦啦吹奏起来。作完题目的考生缴了卷，在吹奏声中走出考场。第一次缴卷的考生走出来以后，大门又重新关上。过了一个时辰，就听到又一声炮响，乐声再起，迎接第二次缴卷的考生。又过了一个时辰，是缴卷的最后期限，不管是否作完，都必须缴卷出场，也不再鸣炮奏乐。

十天以后，是放榜的日子。试院门前有一座高墙，半夜里就有人守候在那里等待看榜。日头出来了，就听礼炮齐鸣，鼓乐喧天，知府带着一干人等，列队缓慢走来，庄重地把大黄榜贴到高墙上。黑墨大字，写着录取考生的名字。那一天我来得并不早，还没有挤到榜前，就听到人群中议论说，“张白圭，张白圭！”抬头一看，在黄榜的最上方，第一个名字就是“张白圭”！

这次发榜，并不是说已经十拿九稳了。还有第三次考试呢！这一次的监考官，由省城派来的学政亲自担任。也就是说，是学政亲自考试。所以在考场大门两侧，高高竖着两根旗竿，旗竿上飘着两丈多长的红幡，上面写着：“礼部侍郎提督湖广学政某”十多个大字。这是湖广学政的官衔，一看就是个钦差。这次考试，就不再发榜，考试结束后，考生一概回籍。最后录取的，由试差亲赴家中报喜。

第三场考试过后的第六天，一大早，就听到街上“当当”的小锣声，越来越近，直到自家的门前。是试差来报喜了！在人群的簇拥下，试差展开一张一丈长、一尺宽的红纸，高声念道：“贵府相公张白圭蒙礼部侍郎提督湖广学政某考试录取江陵县学生员。”随后又是一阵“当当”的小锣声。

所谓县学生员，就是俗称的秀才了。有了这个身份，也算有了功名，并且可以享有免于纳税服役的特权，同时也便取得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国朝开国之际，太祖皇帝崇尚俭朴，分官设职，以精简为原则。虽然以后不断膨胀，可官员之数，从朝廷到县衙，总共也只有两万五千员。而三年一度的科考，全国却有一百万左右的士子参加，中第者最多不超过三百人。可以想象竞争何等激烈！民间流传的“鲤鱼跃龙门”的故事，正是对这种激烈竞争作出的一个生动的注脚。说是黄河的鲤鱼何止千万条，但得以跃入龙门的才有几多？只有最强健、最灵活、最有毅力者，才能跃过龙门。跃过龙门的鲤鱼还要经过雷电交击，将其尾部烧掉。竭尽全力跃入龙门的鲤鱼，喘息未定就得再遇火烧，经过九死一生的考验，鱼方能化为龙。

这个故事曾经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刚刚开蒙时听父亲讲述它的情形，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父亲讲这个故事时眉飞色舞，夹叙夹议还循循善诱，说华夏自古以来做官的人必有超越常人之处，非庸人所能企及，做官就仿佛“跃龙门”，要过五关斩六将，历经磨难，方有出头之日！

“阿保，做官又是为了嘛子？”有一天，我的表姨带着她的儿子游七前来串门，话语间，突然问我。

我只知道读书为了做官，至于做官又是甚样目的，倒还没有想过。不过从“四书五经”中也多多少少知道，做官是为了报效国家、造福百姓。

表姨笑了：“大道理姨不懂，可姨晓得，做官就能发财，不做官就得受穷。”她如数家珍般地把从江陵出去做官的人家点了一遍，来证明自己的结论不容置疑，最后，又感叹说，“看看人家，一旦做了官，嘛子税、嘛子费也不要缴了，也不要担心受人欺负了，哪像咱这平头老百姓，缴不完的费、受不够的罪！”

“阿保有朝一日当了大老爷，都会照应的。”母亲自豪而又颇为大度地说。

“是啊是啊！”表姨忙附和，“外甥坐了大轿子，咱也沾光哩！”她点着游七的眉头，问，“你说是不是啊？”

游七露出懵懵懂懂的神情，乖巧地点着头，又上前拉住我的手，问：“阿哥，我要坐阿哥的大轿轿哩！”

我甩开游七的小手，转身走开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是读书人应有的抱负。但我并没有说出口，表姨哪里会懂得这等深奥的道理呢？还是不与她白费口舌的好。

表姨的确不懂得深奥的道理，但她却懂得浅显的道理：官府没有人关照，她家贩卖竹木的生意快做不下去了；而原因就在于大小衙门的盘剥搜刮。同样是做贩竹生意，一个自己的叔父在税关做书办的人家，比她家缴的税就少得多，而且平日也没有这么多的麻烦事。事实证明，如果官府里有人关照，就不至于如此受欺。“咱平头百姓，没法子哟！”表姨无奈地说。说是如是说，可她又不甘心，所以三番五次来求父亲，请他出面交通官府，寻求保护。毕竟，父亲是秀才，在所有的亲友中，算是最有身份的人了。

父亲是乐意帮衬的。跑前跑后，送礼请客，奔忙了好久，打通了府县衙门户办的关节，果然少了一些勒索。可是，不久，表姨家贩运竹木的船只从武昌返回江陵，荆州抽分竹木局以超过申报的返回日期为由予以扣压，科罚之数，远过于本利，原指望父亲能代为转圜，府县衙门书办说，抽分竹木局乃户部派出关卡，地方官府不得与闻。结果，不仅科罚未能减免，还因为拖延缴纳日期而被加重处罚，表姨家的生意终于破产了。

这件事深深刺伤了父亲的自尊心。得到表姨家生意破产的讯息的当天，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清醒过来，他把我叫到跟前，咬着牙道：“记住，要做官！做大官！”

我紧咬嘴唇，郑重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