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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翰林院掌院学士的直房里，我把顾家的事，原原本本地向徐阶作了禀报，“请老师示下，”我谦恭地说，“学生还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体。”

自从得以到徐府拜望徐阶，受到他的器重，我与徐阶的交往就变得自然而频繁了。按照官场惯例，吏部的堂上官，是不能轻易与百官交通的，而是要保持骄矜傲慢之态，见庶官都不与深谈，以示严冷。然则，徐阶四十三岁佐铨，朝野视为“早达”，他一面“榜戒语于堂自警”，一面却认为往者吏部高官的做法不利于真正考察和识别人，因此打破常规，亲自找庶官下僚交谈，向他们咨访政务，冀以窥见其人。徐阶这种折节下士之举，颇得好评。虽然，表面看徐阶对庶官一视同仁，但是我内心非常清楚，他有贤与不肖之辨，对我张居正分明是格外垂青，厚爱有加的。所以连如何办理请托转圜之事，我也可以直截了当地向他求教。

我说话的时候，徐阶始终静静地听着，末了，他慨叹着说：“顾东桥乃文章宗匠，志不尽抒，怀憾而逝，惜哉！惜哉！朝廷已接到讣讯，抚恤之事，正在研议。”说完，就沉默了。半天，才像想起了什么，说，“哦，何心隐之事，还是向元翁请求转圜为宜。”

“学生人微言轻，怕有负重托，甚感不安。”我试探说。

徐阶“呵呵”笑了起来：“元翁在给你们作‘三政’训示时是如何教诲的？”

严嵩在讲到“廉政”时，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引用了太祖皇帝《大诰·论任官之五》中的一段话，说为官者要守住井底之泉。老老实实地守着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天天汲水，泉水不会干。而受贿来的外财，不管谁给的，说到底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幕后交易也还是要露馅，一旦东窗事发，首先就得饱受牢狱之苦，那些赃物还有什么用呢？所以，不干净的钱财，只是一种负担，毫无益处。再就是严阁老引用民谚说，家有黄金万两，不过一日三餐；家有豪宅万间，不过夜眠一床，“为官用权，要总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常思贪欲之祸，常怀律己之心，常除非分之念，君子慎乎独也，不可不慎之又慎！”严阁老语重心长地说。

听完我的转述，徐阶笑道：“那就是了，按元翁的训示做嘛！”

我茫然。

“我来问你，”徐阶依然微笑着，“何心隐之狱，是冤狱否？”不等我回答，又紧接着问，“罚当其罪否？”

“这——”我一时回答不上来了。

“倘是冤狱，就应该纠正；如果罚当其罪，就应当深明大意。法度昭昭，乾坤朗朗，朝廷每每申明，执法如山，枉法难容，何来转圜之说？”徐阶一口气说完，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我不明白徐阶何以突然改变态度，说出这样义正词严的话来。但从他的神色、语调来看，似乎并不是对“转圜”之说予以反对。

“我来告诉你，”徐阶见我不语，道，“严阁老只讲了太祖皇帝的训诫，太祖皇帝在洪武十八年还说过一段话，太祖皇帝说，自他老人家打下大明江山，创制任官，遍布华夏，擢用之时，无不清正廉明，忠公体民；岂料久而久之，为官者一个个奸猾贪墨，搜刮民脂，损公肥私。太祖感叹曰：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矣！这段圣训透露出一个事实：主导为官者行为的，未必是耳熟能详的那些规制。以太祖之英明，开国初期之勃兴，法度不可谓不明、道理讲得不可谓不清、惩贪治吏之手段不可谓不严，官场习气尚且如此，二百年过去了，现实如何，叔大当有结论矣！”

原来徐阶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是在点拨我。感激之余，又不免感到心灰意冷。这不正应了顾峭和何心隐的话吗？说一套，做一套，口口声声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言必称孔孟程朱，口不离道德理想，却原来离不了虚伪二字！这样的官场，真是可怕！

徐阶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又说：“圣人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为官者身处官场，实则亦不外乎有阴有阳。只看阴之一面，未免悲观；只看阳之一面，不免脱离现实。是故，观察事物，或可多从阳之一面着眼，以期增强信心；处理实务，则不得不对阴之一面多加考量，务求行之得通。不明乎此，则凡事皆难推进矣！”

难怪徐阶在这样的官场游刃有余，既怀抱治国安邦的抱负，任劳任怨，又不急不躁，泰然处世，原来源自他对世事的洞明。直到这时，我才心悦诚服地感到，不是因为他的地位、职务和曾经为我提供的帮助，我才不能不叫他“老师”，而是他的确有做我老师的资格。

求见严嵩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讹言流语中，我早已听说严嵩父子乃贪墨之人，求他办事，非贿不成。上兑的银子顾峻是备好了的，可是，如何送出那张银票，使我一筹莫展。即使我鼓足勇气觍颜拿出来，想象不出，义形于色训示我辈要清清白白做官、守住井底之泉的堂堂内阁首辅，怎么可能伸手接过上兑的银票。

要是李幼滋在就好了，那可是个智多星。只可惜，李幼滋未能和我一起中进士，还在老家拚命苦读呢。也不能找高拱，这样的事，我不想让高拱知道。

“云端，遇事方知，这送礼，亦是大学问啊！”在自家的花厅，我语带无奈和嘲讽，感叹说。

“要不，径直求严世蕃吧？”见我为难的样子，顾峻怯生生地建言。

“老爷，要不，我给出个主意？”进来添茶的游七看我犯愁的样子，就附在我耳边，小心翼翼地低声说。

我瞪了游七一眼，他带着满脸愧意，低着头走开了。过了一会，我借故离开花厅，把游七叫到书房，“小孩子家，你懂什么？”我训斥道。

游七低着的头不住地点了又点，还不时畏惧地偷偷看一眼我的脸色。

但我并没有走开。实际上我是要听听游七的主意的。在他低着头走出花厅的瞬间，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平时从未注意的细节：每当游七随我外出，常常可以看到他和一些管家随从们在一起，时而有说有笑，时而窃窃私语。当时就以为是小孩子的天性而已，直到他说出“出主意”的话，我才意识到，这游七还真的有些见识也未可知，说不定他知道的官场规矩，就像我在翰林院学到的名教经典一样多，而关键时刻，我的那些名教经典未必抵得上他学到的只做不说、上不得台面的规矩有用。

“你都知道些什么？”我依然是训斥的口气，但语调明显缓和了许多，“说出来我听听。”

“都、都是说严、严相爷的事……”游七嘟嘟囔囔地说，“说是‘文选武选，都由钱选；升官任官，全靠跑官’。还有，”游七想了片刻，“什么‘不跑不送，府中待命；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必得重用’。”

听了游七的话，我沉吟良久。京城爱讹言，尤其是爱编一些歌谣，这些歌谣在官场流传，想来少不得这帮管家随从的功劳。看来，还真不敢小觑这帮奴仆。朝野皆知，严府的大管家严年，竟被堂堂的公卿尚书们尊称为“鹤柏先生”！我又想到，做一些龌龊事的时候，常常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然则，从讹言流传中可知，终究会是你知他知人人皆知。

新近朝野就流传着这样的讹言：赵文华由一个礼部六品主事，刚一复职，半年内就当上通政使，名列九卿，就是因为送给严世蕃五千两银子，又认严嵩为干爹！举人出身的靖边知县潘鸿业，判案不公、陷害为民请命的秀才赵全。赵全被逼无奈，聚众兴教，又被以邪教之名予以镇压。赵全不得不逃到塞外，投靠鞑虏。可潘鸿业通过赵文华馈送严府五千两银子，升任了延安府同知，最近又当上了知府！仇鸾因贪墨被革职，贿赂严府黄金三千两，就官复原职，左近又升任甘肃总兵。甚至，连文官的府州佐贰官，以三百两为最底线，武职的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这些买官的价码，都已成公开的秘密了。从传言中点到的几个人，赵文华、潘鸿业、仇鸾他们的任职，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朝野议论纷纷，看来十之八九是真的了。

“给严府送礼，要送扇子。”见我半天沉吟不语，游七壮着胆子说。

怀着好奇的心情听完游七的解释，我方知晓，送扇子竟是严府的特殊受礼方式。文人雅士，要先到严府管家严年开的“鹤柏书坊”买一把扇子，在拜访严阁老或是严世蕃时，携扇而往，地位显要者，就请严阁老题字；地位稍低者，就由严世蕃题字。至于扇子的价钱，全由买主来定，愿意出多少，书坊概不过问，连同买主名帖，随即一并转送严府。

游七开始还紧张得语无伦次，可说着说着，就变得轻松自如，特别是见我听得入神的样子，简直有些眉飞色舞起来，可能是为他知道如此之多的内幕而得意。

“道听途说！”我板着脸，正色道，“不准乱传！”我扬了扬手，示意游七出去。但游七刚走到门口，我又补充说，“以后，只能听，不准插言，听到些什么，回来禀报我。”

游七应着，像被委以重任似的，露出轻松得意而又狡詰的神色。

窗外，清冷的月光洒满了院子，院子格外寂静。我站在窗前，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游七叙述的一番传言，让我陷入沉思之中。

记得当年在武昌巡抚衙门，顾大人给我讲述留都南京的情形，特意提到过身处留都时的严嵩。对他的人品操行、学识才干赞叹不已，我当时即把严阁老当成了心中的偶像，用以激励自己、鞭策自己。因为严阁老出身卑微，家贫如洗，靠着惊人的毅力，十五岁中秀才第一，二十五岁登进士第五，选庶吉士，点翰林院编修。我张居正奋力拚搏，要走的，不也是这条道路吗？

可是，此时，在朝野的传闻中，严嵩却成了贪墨、奸佞的代表。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严嵩？也许，游七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传言？毕竟，严阁老是首辅，难免会得罪些人，有那么些流言蜚语，中伤诽谤，也是完全可能的。

但愿如此。可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个可恶的何心隐，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