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法国小格雷戈里死亡迷云
在法国东北部的沃洛涅河谷中，生活着幸福的三口之家：26岁的让·马利·维尔曼，24岁的克莉丝汀和他们4岁的儿子格雷戈里。
1984年10月的一天，格雷戈里在家门口失踪。一个匿名电话称，自己为了复仇，把格雷戈里扔进了沃洛涅河。当天晚上，格雷戈里的尸体被搜救人员从河中打捞上来。
小山村的这起案件是法国司法史上最重要的案件之一。它引起了全法国媒体的广泛报道，持续三十六年来吸引着公众的兴趣，知名度堪比英国的玛德琳失踪案。
警方曾怀疑过多名格雷戈里的亲人，包括格雷戈里的一个表伯伯、亲二伯、母亲，甚至更老一辈的家族成员。
在马拉松式的调查中，法官、嫌疑人、记者、警察们各自的角色让一起或许并不复杂的案件终成悬案。
究竟是谁杀了小格雷戈里？可惜，至今没有答案。
上篇：案情篇
01.黑影中的“乌鸦”
在法国东北部的沃洛涅河谷中散落着一些小山村。在某些法国记者的笔下，当地村民曾是一群愚昧、落后、没有开化的农民。以维尔曼家族为例，让·马利的爷爷曾在妻子的包庇下把一个儿子殴打致死，后上吊自杀；让·马利的姨妈路伊赛特终生未婚，且有一个生父不明的私生子，当地人纷纷传言这是她和她父亲（即让·马利的外公）**生下的。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河谷中突然新建了许多工厂，农民们摇身一变，成了工人。维尔曼家族中的大部分成员在工厂上班，报酬很高，他们因此很有优越感，觉得自己是蓝领中的精英。
让·马利的父亲阿尔伯特·维尔曼和母亲莫妮科共生了六个孩子，五男一女。让·马利·维尔曼是老四，前面还有大哥杰克、二哥米歇尔、姐姐杰奎琳，后面有两个弟弟吉伯和莱昂内尔。
出生于1958年9月30日的让·马利是兄弟姐妹中最英俊、能干的一个。他在1976年遇见了在当地制衣厂工作的女裁缝克莉丝汀。当时的克莉丝汀只有16岁，从河谷外其他村庄来这里打工。
两个人相恋后，于1979年1月结婚。
尽管克莉丝汀长相精致，气质优雅，和其他村妇截然不同，但维尔曼家族的许多人看不起她，觉得她的出身低，想要通过婚姻挤进他们的圈子。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这对夫妇与家族其他成员变得疏远。
1980年8月24日，克莉丝汀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格雷戈里。格雷戈里继承了父亲的相貌，有一头棕色长卷发，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令他的父母十分疼爱他。
让·马利工作勤奋，有野心。1981年2月，他被提拔为他工作的汽车座椅厂的工头。由于他管理工人时常带着一副严厉、权威的派头，所以大家称他为大先生、首领、老板。
就在让·马利升职两个多月后，他开始收到一系列匿名电话的骚扰和威胁。法国人把那些写匿名信的人称为“乌鸦”，这称呼来自1943年的一部电影Le Corbeau（《乌鸦》）。
而事实上，让·马利的父亲阿尔伯特早在1979年就收到过“乌鸦”的恐吓电话。
1981年6月，让·马利和克莉丝汀新建了一个5万美元的房子。当时阿尔伯特和大部分子女都住在奥蒙特西地区，而让·马利的新家则坐落在10公里外的沃洛涅河畔莱庞热区，新家的电话号码也只给了小范围的家人和亲密的朋友。
没想到电话刚装好没几天，骚扰电话又打来了。
1980年至1984年，这期间维尔曼家的人共收到上千个电话，有时一天之内多达二三十个。大部分打到让·马利家里，有时候也打去他的办公室，还有一部分打给他的父母和其他亲戚。
在这些电话中，“乌鸦”开始只是不说话，后来发展为：辱骂——叫克莉丝汀和其他女性家人**、婊子；恐吓——威胁要杀死让·马利和家人；恶作剧——打电话给殡仪馆、消防队、其他远亲、医生，“宣布”阿尔伯特的死讯。
1983年，维尔曼一家还收到过三封手写的恐吓信，不仅拼写错误，用词还带了下层人士的粗鄙。
第一封是1983年3月5日从让·马利家大门的百叶窗塞进来的。后面两封（1983年4月27日和1983年5月17日）则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寄给阿尔伯特的，其中第三封提到会伤害格雷戈里。
让·马利新家的玻璃窗被人打碎，车轮被扎穿，半夜有人试图闯入，这些都让这对年轻夫妇活得胆战心惊。
种种迹象表明，“乌鸦”不仅针对让·马利个人，更是针对阿尔伯特的整个家庭。他是一个（或者多个）非常了解维尔曼家族的人，知道他们家庭内部的丑闻，谁和谁说过什么话，最近发生了什么新变故。因此“乌鸦”即便不是家族成员之一，也是经常接近维尔曼一家的人。
让·马利按照警方指示录下了两通骚扰电话。但大家只是发现这个伪装后的声音格外粗糙沙哑，却听不出他的身份，就连是男是女都很难辨识。鉴于有的亲戚声称自己收到过女子打来的电话，大家认为“乌鸦”有一男一女。
1983年4月，当警察在阿尔伯特家和让·马利家中安装监听设备后，消息灵通的“乌鸦”不再打去他们家，但依然打到让·马利的办公室。
“乌鸦”为什么格外针对让·马利，甚至威胁阿尔伯特和让·马利断绝父子关系？
大家普遍认为，让·马利是家族中混得最成功的人，而他又喜欢炫耀，自然容易遭人忌妒。
有一次，“乌鸦”打电话到让·马利办公室，威胁要烧了他的房子。让·马利说：“你烧吧，我会再建一个。”“乌鸦”说会强奸他的妻子，让·马利尚能保持镇定。
随后，“乌鸦”说：“别让你的孩子在外面玩太久，你可能会发现他死在哪儿了。”听到这一句，让·马利再也无法忍受，他对电话怒吼道：“如果敢碰我儿子，你就死定了。”
或许从这个电话中，“乌鸦”发现了他的软肋。
1984年5月，“乌鸦”突然给让·马利的父母寄了一封信，说他不会再骚扰他们，他们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
自那以后，乌鸦似乎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这对年轻的夫妇也终于松了口气。
02.案发经过
五个月过去了，一家三口在树林边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乌鸦”却从未飞远。
1984年10月16日（周二），天气转冷，但阳光明媚。克莉丝汀像往日那样，在下班后去保姆家接上格雷戈里。格雷戈里想要在家门口的小石堆上玩耍，克莉丝汀答应了，怕他冷，又给他戴上了一顶羊毛帽。
房子四周很空旷，平时很安全。克莉丝汀在屋里一边熨烫衣物，一边听一个广播节目。当时百叶窗没有打开，所以她看不到外面。
下午五点二十分，她发现外面起风了，想叫格雷戈里进屋时，却发现他不见了。
克莉丝汀变得恐慌，猜想格雷戈里会不会又去找保姆了，立刻开车去找，并沿途询问邻居。但邻居和保姆都说没看到。她去村里也没找到，便着急地回到家，打电话给丈夫。
这时，婆婆莫妮科打电话给她，告知让·马利的二哥米歇尔在下午五点三十分钟左右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在电话里说：“我杀了老板的儿子。我的复仇完成了。他妈妈在找他，但她永远也不会找到他。”
下午五点五十分，克莉丝汀打电话报案。
一个小时后，15个警察开始在格雷戈里的家附近搜索。米歇尔陪弟弟让·马利一起去房子旁边的树林寻找。据2017年《巴黎竞赛画报》的一篇报道，米歇尔是在让·马利的一再追问下才吐露，“乌鸦”说孩子被扔进了河中。但也有其他媒体报道称，米歇尔一开始就已经告知了“乌鸦”把尸体扔入了河中。
晚上九点十五分，搜救人员终于在距离他家约七公里的沃洛涅河下游打捞到了格雷戈里的尸体。
格雷戈里穿着蓝色夹克衫，羊毛帽被拉了下来，盖住了整张脸。他的手腕、脚踝和脖子都被绳子捆绑着，双手交叉绑在身前。
令在场的人奇怪的是，格雷戈里的面部表情非常平静、祥和，似乎临死前没感到任何恐惧和痛苦。他全身上下没有淤青或者伤口，包括绳子捆绑的位置也没有挣扎会造成的擦伤。
10月17日，让·马利的办公室收到第五封匿名信。邮戳上的时间是16日下午五点十五分，是从本村邮局门口的邮筒寄出的。
信中写道：“老板，我希望你忧伤至死。你的钱买不回你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复仇。你这个可怜的混蛋。”
凶手冒着被人目击的风险寄出这封信，看来他是真的忍不住想要表达出自己复仇后的喜悦，并想尽可能地折磨这个父亲。
03.调查
格雷戈里的身体没有遭受暴力的痕迹。虽然他的头皮上有一厘米的伤口，但颅脑没有损伤。他的体内也没有发现人在恐惧时会分泌的肾上腺素。
他的死因是溺亡。嘴巴和鼻孔里覆盖着泡沫，嘴唇发绀。他的肺肿胀，有缺氧的迹象，但肺部内只发现少量的水，无法鉴定是河水还是自来水。同时法医也无法判断他是在生前还是死后被人捆绑的。
格雷戈里的尸体照片被刊登在报纸上后，立刻引起了整个法国的关注，大城市的记者蜂拥到这个平静的小山村。性子保守而又执拗的村民们面对警察和记者全都保持缄默，不愿意讲述家族内部关系。如果记者到村子里采访，甚至可能会被蛮横的村民拿枪驱赶。
警方在审问了每个家族成员后，依然毫无头绪。于是，他们模仿电影《乌鸦》中的办法，让维尔曼家的人和邻居共100人（也有说70人）都到警局来抄写一遍匿名信，以比对他们和匿名信上的字迹。
嫌疑人一：罗杰
让·马利自然有他自己的头号怀疑对象，那就是他大哥杰克的岳父罗杰。
案发当天，当接到妻子电话得知自己的儿子失踪后，让·马利立刻拿了一把短枪冲去了罗杰家，想找他算账。
当他到达罗杰家门口时，看到有两辆车停在那里，在漆黑的天色中看上去像警车，便没有动手。
再说说罗杰、杰克和让·马利这三个人的关系。
杰克和让·马利是同母异父。他们的母亲莫妮科在和阿尔伯特结婚前就生下了他，亲生父亲不明。阿尔伯特不喜欢这个孩子，所以杰克从小受到冷落。
据一些资料描述，杰克性格低调、内向。他和妻子莉莲结婚后，搬到了岳父所在的GSV区居住。杰克是一家工厂的工人，而他的妻子则在家里接一些缝纫的零活。两个人育有一个儿子，案发时约12岁。
为什么让·马利会怀疑罗杰杀害了自己的儿子？
首先，罗杰和让·马利曾在同一家工厂工作。罗杰是个共产党员，也是那家工厂的工会代表，但让·马利当上工头后很强势，拒绝工会的要求，两个人因此有摩擦。
其次，“乌鸦”有一次在电话里大骂维尔曼家的人没有善待私生子，会遭到报应。这让大家相信“乌鸦”可能偏向杰克。
最后，“乌鸦”的嗓音听上去很沙哑，而罗杰的声音便是如此。所以，让·马利一直在内心相信罗杰就是“乌鸦”。
第一个笔迹鉴定专家也认为，罗杰可能是写匿名信的人。
杰克和莉莲当然不这么认为。莉莲说她也接到过骚扰电话。曾有一次，“乌鸦”在电话里说要杀死让·马利和他妻子。但因为杰克夫妇和让·马利关系不好，并没有通知后者。
警方在调查后发现，案发那天，杰克在修葺自家屋顶，忙活了一下午，而他的岳父罗杰也有可靠的不在场证明。这两个人的嫌疑被排除。
嫌疑人二：伯纳德
虽然大部分家人都不愿意提供线索，但10月22日，一个叫玛丽·昂热的女人突然神神秘秘地用咖啡馆的公共电话打给警局，说她认为杰克和他的妻子莉莲值得怀疑。
当时杰克的嫌疑已经排除了，这让警察怀疑起了这个打电话的女人。她的丈夫伯纳德是让·马利的表哥，和维尔曼家的其他人都住在奥蒙特西。
三个笔迹鉴定专家也认为伯纳德的字迹和匿名信上的字迹相似。
1986年的一篇报道提到，当警察询问让·马利和克莉丝汀时，克莉丝汀回忆起伯纳德在她结婚前曾调戏过她。由于早期报道中充斥很多道听途说的内容，因此真实性不能确定。
伯纳德比让·马利大三岁，外形油腻邋遢，谈吐举止也比较粗俗。也有认识他的人评价他其实生性胆小温柔、乐于助人。
根据维尔曼家族的家谱，伯纳德的母亲是让·马利母亲的姐姐，在他出生那年就去世了。此后，让·马利的母亲把伯纳德抚养成人。
伯纳德和让·马利几个兄弟们一起长大。关系最亲密的当属年龄接近的伯纳德、让·马利和米歇尔，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喝酒玩耍。
但在大家都工作、结婚后，三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76年，让·马利认识了克莉丝汀，同年，伯纳德和玛丽·昂热结婚。
有种说法是，让·马利当上工头后，伯纳德曾想让他介绍工作，让·马利没有帮忙，两个人因此心生嫌隙。
案发前一个月，伯纳德经过自己六年的努力，终于当上了另一家工厂的工头，并且也开始新建房子。
让·马利确实各个方面都值得伯纳德嫉妒：他的童年比寄人篱下的伯纳德幸福，有一个优雅的妻子，事业发展得更成功，并有一个健康聪明的儿子。
在格雷戈里出生十天后，伯纳德和玛丽·昂热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了，可惜男孩身患疾病，有的说他智障，有的说他健康欠佳，需时刻有人监护。
虽然在外人眼中伯纳德看似和维尔曼一家人的关系亲密，但据《法国竞赛画报》的一个记者回忆，他曾在伯纳德和让·马利的姨妈路伊赛特家偶遇伯纳德。
伯纳德认为失去格雷戈里是维尔曼一家人罪有应得。他情绪激动地说：“他们（维尔曼家人）利用了我，欺骗了我，然后把我丢在一旁。我替他们砍树，把木头送出去，他们却只付了我油钱……他们把我当外人。我是那个可怜的愚蠢的傻瓜。每次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就来了，但他们在周日的时候从来不请我去他们的家里……他们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了代价……那孩子很可怜，但那是维尔曼一家人应当遭到的报应。”
在案发后那几天，他还自称因为害怕，晚上睡不着，和妻子一同搬到姨妈路伊赛特家住。他害怕什么？
让·马利认为，这是因为自己有次当着全家族人的面起誓，如果他找到凶手，会在凶手家里开枪打死他，伯纳德是心虚了。
玛丽·昂热在案发当天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都在工厂工作，有不在场证明。那么伯纳德在下午三点到晚上六点有不在场证明吗？虽然他把自己的大部分行程都说了出来，也得到了四个目击证人的证实，但在案发前后最关键的四十分钟，他却很难解释清楚自己在哪儿。
他说自己买了酒，去找一个同事但没找到，下午五点二十分，回到姨妈家，看到15岁的妻妹米里耶勒独自在那儿。由于格雷戈里是在下午五点零二至五点二十之间被绑架的，所以如果伯纳德这时候回到家了，就不可能作案。
当警察找米里耶勒问话时，她说的细节却有出入。她说自己下午五点坐学校大巴到家，等她到家时看到伯纳德已经在那儿了。（版本一）
而米里耶勒的同学纷纷说，当天米里耶勒放学后没坐大巴，而是上了一辆绿色小汽车。伯纳德的车是绿色的。
米里耶勒在描述大巴车司机时，说就是平常那一个，但事实证明，那天的司机刚好换了人。
根据警方的说法，当米里耶勒的证词被戳穿后，她承认自己说谎。她说那天下午，她走出校门时，听见姐夫从车上探出头喊：“Bouboule（米里耶勒小名），我在这儿。”她上车后发现伯纳德4岁的儿子也在车上。
伯纳德带他们去了村子外一个红顶白墙的房子（让·马利的家），带回一个小男孩，然后开车去了一个河边消防站的地方。伯纳德带小男孩下车，回来时是独自一人。（版本二）
她的这个版本直指伯纳德绑架了小格雷戈里，并把他投入河中或者交给了其他人。
米里耶勒作为证人没有受到保护，反而被警察带回村子，继续和姐姐、父母住在一起。
两天后，她的家人突然把记者叫到村子里，由米里耶勒向大家宣布：姐夫是无辜的，她当晚坐学校大巴回家，从来没见过小格雷戈里。这是警察威胁她这么说的。（版本三）
自那以后，不管在法庭上还是面对媒体，抑或是出书，她都坚持这个版本没再改变。
米里耶勒的证词改变后，伯纳德所有时间都有了不在场证明，于1985年2月4日被调查法官兰伯特释放。
让·马利从记者处得知伯纳德背地里很讨厌自己后，更在心底认定伯纳德是杀害儿子的凶手。现在嫌疑人未经审判就被释放，而自己的妻子反倒成为怀疑对象，令让·马利格外痛苦和愤怒。
1985年3月29日，让·马利先去了儿子的坟墓倾诉，随后就拿了一把散弹枪赶到伯纳德家。伯纳德向让·马利保证他没有杀害格雷戈里，但情绪激动的让·马利怎么都听不进去，他开枪打死了伯纳德，随后跑进警察局自首。
伯纳德的墓碑上写着：伯纳德·拉罗什在这里安息，他是盲目仇恨的无辜牺牲品。
嫌疑人三：米歇尔
虽然伯纳德和维尔曼一家人的关系不好，背地里很讨厌他们，但他和让·马利的二哥米歇尔却维持了多年的亲密友谊，因为住在一个村子里也经常见面。
米歇尔在案发时已经和妻子生了两个孩子。他和弟弟让·马利性格完全不同，比较懒散，经济上不富裕。
就在案发前两天，让·马利和克莉丝汀刚刚在家里宴请了米歇尔和他的妻子热内特。这是这两对夫妻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正式社交，可见之前他们的关系并不亲密。
让·马利向自己的二哥二嫂展示自己的成功：家具都是橡木的，沙发是真皮的，厨房很现代化，房子背后打算扩建，买了两辆车……米歇尔当时坐在真皮沙发上尴尬地感叹：“只有老板才能买得起这个。”
案发那天，米歇尔自称在五点三十分钟左右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告诉他格雷戈里被扔进了河中。
有人怀疑这通电话并不存在。“乌鸦”为什么要打给他而不是其他人呢？会不会是他和凶手合伙做的，然后为了引导让·马利找回尸体，才编了这通电话？
米歇尔解释说，“乌鸦”在电话接通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我打给你，是因为隔壁（父母阿尔伯特和莫妮科的房子）没人接电话。”
当让·马利当着其他家人的面质问米歇尔是否与此事有关时，米歇尔表现得极度紧张，有些神经质。母亲莫妮科极力维护米歇尔，令让·马利很生气，便和自己的母亲闹翻了。
但米歇尔始终不承认与此事相关。他于2010年去世，享年54岁。
在他去世六年多后，也就是在2017年，格雷戈里死亡一案重启调查，他的遗孀热内特突然被警方带走。
嫌疑人四：母亲克莉丝汀
1985年的二三月，怀疑的目光开始转向格雷戈里的母亲克莉丝汀。
这种怀疑首先伴随着各种谣言：譬如有人称从格雷戈里的肺部找到的**中没有河水中常有的微生物，因而认为他是在浴缸中淹死的；也有人谣传克莉丝汀说不出自己在案发时听的广播节目的名字……
刚开始那些怀疑只是捕风捉影，但当国家警察取代了当地警察调查这个案子后，他们先入为主地把克莉丝汀视为嫌疑人。
克莉丝汀回忆的时间线是这样的。下午五点之前，她离开制衣厂，开车去保姆那里接了格雷戈里，下午五点零二左右回到家。
但伯纳德的律师为了给自己的客户洗清嫌疑，找到克莉丝汀那家制衣厂的四个年轻女工出来做证。
她们开始说不确定，但后来咬定：案发当天，她们看到克莉丝汀从制衣厂出来后，没有往保姆家去，而是开车去了相反方向的村子。下午五点左右，她出现在村邮局门口，然后掉头离开。
她们的证词指向，第二天让·马利收到的那封匿名信是克莉丝汀自己寄给丈夫的，而且是在她去接回格雷戈里之前就寄出了匿名信，也就是说克莉丝汀有预谋地谋杀了自己唯一的孩子。
克莉丝汀坚持，自己在案发当天并没有去邮局，而是在前一天去邮局寄了一个邮购商品的支票。警方在收件人那里找到了支票，上面的落款日期确实是案发前一天，但是信封已经被收件人扔掉，所以看不到邮戳时间。
那四个年轻女孩在描述克莉丝汀寄东西时穿的衣服并非案发那天她穿的，而是她在案发前一天穿的衣服，所以很可能她们搞错了日期。
同时警方在她家后院搜到了一些麻绳，和捆绑格雷戈里手脚的麻绳一样。但这种麻绳在当地非常常见，在其他维尔曼家人的住处几乎都找到了。
1985年3月24日，两个笔迹鉴定专家认为其中两封匿名信有80%的可能是克莉丝汀写的。当天，怀孕多月的克莉丝汀因大出血被送进医院，法官带了笔迹鉴定专家和一大群记者赶到医院，在病床边向她宣布笔迹鉴定的结果。
1985年7月5日，兰伯特法官把克莉丝汀叫到办公室，说道：“女士，我需要推进案子并找到解决办法，所以我起诉你谋杀了你的孩子。”
怀着近八个月身孕的克莉丝汀被关到狱中后就开始绝食，而她的丈夫也在狱中绝食抗议。十一天后，她被释放了。
此案拖拖拉拉一直到八年后的1993年2月3日，法院才正式宣判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起诉克莉丝汀。以往法院都会说“没有充分证据”，这次的表述便表明了法庭对这个罪名的态度。
让·马利在枪杀伯纳德后，被囚禁了33个月，此后就一直被软禁在家。此案同样拖到了1993年才审判，他被轻判入狱五年。由于他已经在监狱待了一半时间，根据法国法律便可被保释。
让·马利夫妇始终在一起很恩爱。他们搬去了巴黎附近的一个小镇，只通过律师发言。克莉丝汀在一家出版社兼职，而让·马利则是全职做房地产工作。
他们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都培养得很出色，学习成绩很好。克莉丝汀后来写了一本书叫《让我告诉你》，但按照法庭的要求版税都捐给了伯纳德的遗孀。
他们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案件的进展，几次请求重启调查。那么到底是谁杀了格雷戈里呢？近年来新的DNA技术有没有帮助这个案件？2017年警方又逮捕了两个新的嫌疑人，他们是真正的凶手吗？
下篇：分析篇
1984年10月16日，小格雷戈里被捆绑的尸体在沃洛涅河中被找到。自那以后，这个平静的山区便再也不平静。
当地的几大家族沾亲带故，近百人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我花了不少时间来理清那些亲属关系。
在凶案发生后，首先被怀疑的是杰克（让·马利同母异父的大哥）和杰克的岳父罗杰，接着让·马利的二哥米歇尔也遭到怀疑，然后是伯纳德和他的妻妹米里耶勒，再接着又转向了小格雷戈里的母亲克莉丝汀。
这篇会提到更多的嫌疑人以及谈谈我的看法：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01. 每个人都可能是“乌鸦”
小格雷戈里遇害后，无论是他的父母还是警察，都相信凶手就是那个已经“消失”了半年的“乌鸦”。案发后米歇尔自称接到的电话，以及第二天让·马利收到的匿名信，都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这么一来，只要找到“乌鸦”，也就找到了凶手。但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乌鸦”呢？
首先，不仅仅是让·马利和他父亲阿尔伯特接到过骚扰电话，其他许多亲戚都接到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山村的通信比较落后，除非警察安装特殊设备，否则无法追查电话号码的来源。而等警察在让·马利家以及他父母家装好设备后，“乌鸦”就避开了这两处的电话。
那个年代打电话很昂贵。“乌鸦”打了上千个电话，那么他家电话账单必然很高吧？一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报道提到：让·马利家的电话费在案发前两年激增三倍，因而人们怀疑从河谷外其他村庄来的克莉丝汀才是“乌鸦”，打电话骚扰自己的公公婆婆和其他亲属。
可是那篇倾向性很强的报道却没提到：那段时间，维尔曼家族中许多人家的电话账单都高得不寻常。
这又是怎么回事？
当地警察建议让·马利和克莉丝汀给他们的怀疑对象打电话，看看能否从电话中认出对方的声音。让·马利确实这么做了。他承认曾在凌晨两点给自己最怀疑的罗杰打过电话。而他怀疑，罗杰也曾冒充他给其他亲戚打电话，导致那些亲戚又打电话回来骚扰他。
所以在那四年间，可能许多人扮演过“乌鸦”，这上千个电话不是一个人打的，而是许多人打的。
“乌鸦”挑起事端，导致人们互相猜疑，胡乱攻击。这想法相当于：我的日子不好过，既然我不知道害我的是谁，那么大家都别想好过。于是，匿名电话像疾病一样传染开来，把所有人拉入了一场混战。
警察们已经很难分清谁是始作俑者，谁是后来被卷入的报复者。
02. DNA验证
在几十年寻求真相无果后，所有人都把希望放在了逐渐被广泛应用的DNA技术上。
2000年4月，检察官提出化验匿名信邮票上的DNA。这封信是1983年4月27日寄给小格雷戈里爷爷的那封。大家都希望“乌鸦”在贴邮票时留下了自己的口水。可惜当时一家生物实验室检查了邮票后，发现样本太少，无法使用。
2008年，格雷戈里的父母请求重启调查，使用更灵敏、更先进的DNA检测技术。这一次警方化验的邮票来自1985年7月，是在格雷戈里遇害九个月后，“乌鸦”寄给小格雷戈里爷爷阿尔伯特的。
这一次实验人员成功提取到了DNA，发现是一男一女。但他们比较了和案件相关的150个人的DNA样本，包括让·马利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发现全都不符合。这可能是样本遭到污染导致的。
2010年，检察官还要求检查小格雷戈里裤子上粘的毛发、捆绑他的绳子、匿名信封口上的口水等。可惜这些证据因为浸泡在水中太久等原因，无法提取出有效的DNA信息。
2013年，警方终于在捆绑格雷戈里的绳子上分离出十个不同的人的DNA。但最终结论却是：证据已经被污染了，这些DNA都是后来的办案人员留下的。
随着一次次检验的失败，通过科技手段来寻找真相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03.格雷戈里的平和面色
大家还记得吗，格雷戈里被打捞起来时面色十分平静，这对于溺亡的尸体而言十分反常。同时法医发现他体内没有和恐惧相关的肾上腺素，身上也没有挣扎引起的擦伤。
[img alt="" src="../Images/175-i.jpg" /]
案发一段时间后，有村民在河边消防站附近的树丛中找到了一包东西，里面有一支使用过的2毫升胰岛素注射器，以及外包装。而这个地方恰好是米里耶勒曾指认的伯纳德把受害人带下车的地方。
2毫升的胰岛素比糖尿病儿童可承受的量高出六倍。给一个没有糖尿病的儿童注射2毫升胰岛素危害更大，会造成他血液内血糖水平过低。大约在一个半小时后，被注射者的大脑会因缺少血糖而发生低血糖性深度昏迷。因此，许多人相信，格雷戈里面色平静没有挣扎，是因为他在被捆绑投入河里前已经昏迷了。
由于法医没有检查格雷戈里身上是否有针孔，也没有做毒理化验，所以他曾被注射胰岛素这件事，至今也只是一个猜测。
04.新嫌疑人
转眼到了2017年，维尔曼家族中老一辈的成员都年龄很大了或去世了。6月14日这一天，与这起事件相关的四个人突然被拘留。
案件发生三十三年之后，警方的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
被带走的有48岁的米里耶勒和61岁的米歇尔的遗孀热内特。此外还有两个新的嫌疑人：73岁的格雷戈里的舅爷爷马塞尔和他的72岁的妻子杰奎琳。他们被指控绑架和囚禁格雷戈里，最终导致他的死亡。
我们在前面提到，格雷戈里的爷爷奶奶阿尔伯特和莫妮科、伯纳德一家三口、米歇尔一家四口全都住在奥蒙特西的一个村里。而马塞尔夫妇恰好也住在那里。
马塞尔和伯纳德的关系很好，两个人虽然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但只相差11岁。此外，马塞尔和米歇尔的关系也很好。所以这三家人结成了大家族中的小团伙。
那警察是怎么找上他们的呢？
首先，专家通过新的技术手段——笔迹鉴定、语言学分析以及对录音的分析，认为“乌鸦”是一男一女，而匿名信中的前两封是杰奎琳的笔迹。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每次锁定一个嫌疑人，总有一个笔迹鉴定专家的认定。所以这个笔迹鉴定的准确性到底如何就很难说了。
其次，警方声称他们采用最先进的AI（人工智能）技术，把12000条证据，包括所有嫌疑人在案发时所处的时间、地点，400多份证词，2000多封书信，都输入一个程序，然后由AI来分析谁最可疑，最后找出了这四人。
除了AI的结论外，马塞尔和杰奎琳这对夫妇身上确实疑点重重。
1.案发时马塞尔夫妇都是40岁左右，在一家纺织厂工作。据他们的女儿描述，父母的脾气都阴郁、暴躁，尤其是她霸道的母亲。杰奎琳有个情人，她两次离开丈夫却又不得不回去，只因为丈夫威胁会曝光她的秘密。
2.马塞尔自称和姐姐莫妮科关系亲密，没理由威胁她一家人。但很早就有记者发现，莫妮科的家人包括马塞尔，都和阿尔伯特关系不好。阿尔伯特是第一个收到恐吓的人，“乌鸦”早在1979年就在电话里对他诅咒：“你会上吊自杀的。”如果“乌鸦”是伯纳德的话，不太可能对上一辈人这么仇恨，而米歇尔更不太可能匿名骚扰和自己住在一起的父母。所以打给阿尔伯特的那些电话更可能来自他的同辈亲戚。
3.马塞尔本人因为喉咙做过手术，声音沙哑，有点像匿名电话中“乌鸦”的声音。
4.马塞尔和让·马利关系不和。1982年，他和让·马利曾发生冲突，当时他说了一句：“我不会和一个首领握手。”此后，“首领”这个词才出现在匿名信中。
5.“乌鸦”曾在电话中说自己一直在监视阿尔伯特和莫妮科，连他们刚刚散完步回家都知道。而马塞尔的独生女瓦莱丽说，她见过父亲用双筒望远镜观察位于他家下方的阿尔伯特的房子。
被拘捕的四个人全都否认自己和格雷戈里的死亡有关。他们要不保持沉默，要不就说自己不记得了。
杰奎琳和马塞尔一直声称，1984年10月16日案发当天，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他们都在纺织厂上班。2017年底，他们的律师找到了不在场证明：当天下午五点结束的一个会议记录上，有两个人的签名。
三十三年前的这两个不在场证明已经很难验证。也有人认为，从时间上来说，他们在会议结束后才去和伯纳德碰头，也是来得及的。
由于所有证据都是间接的，并没有物证、人证能证明这三家人涉案，他们最终全都被释放了。
自那以后，这起案件像喷发过的火山，再次进入休眠状态。
05.讨论
问题一：伯纳德是无辜的吗？
1990年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关键证人。这名叫克劳德的男子告诉警方，他在格雷戈里被绑架的时段撞见一个留小胡子的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孩出现在让·马利家附近。他们的外形完全与伯纳德和米里耶勒相符。
此外还有其他邻居、路人等多人声称，在案发当天看到外形似伯纳德的人和红发女孩开着绿色汽车，在让·马利家附近出没。
虽然伯纳德是否有罪至今没有官方定论，但其实法庭对让·马利轻判五年，以及2017年检察官的新举动都表明：他们相信伯纳德不是无辜的。
问题二：米里耶勒的哪个版本是真的？
综合来看，更有可能的是：米里耶勒当天上了伯纳德的车。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她在第一个和第三个版本中坚持自己在案发当天坐校巴回家。但学校几个同学和当天代班的校巴司机都说没有看见她，而她连当天的校巴司机是谁都说错了。（兰伯特法官认为同学和校巴司机都记错了日子。）
其次，她在第二份证词中说，她走到校门口突然发现姐夫在车上探出脑袋，叫她的小名“Bouboule”，但之后她又坚持这份证词完全是警察念了她听写的。法官曾问她，警察怎么会知道你的小名呢？她答：“他们就是知道。”我认为警察不太可能知道，也没有人说过警察曾打听过她的小名，所以这个细节只能是她自己提供的。
然后，米里耶勒在1984年11月1日、2日和5日的三次审讯中都坚持第二个版本没改变。11月5日，兰伯特法官逮捕了伯纳德，随后急不可待地开了个新闻发布会邀功。他经不住记者套话，把证人的名字透露给了媒体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在新闻发布会后，他又让警察把米里耶勒送回了村子。可想而知接下来这个女孩会面临什么。
许多年后，米里耶勒的表哥帕特里克声称，1984年11月时，自己刚好住在村里。他看到米里耶勒遭到家人的毒打并被关进一个粮仓。他还声称，米里耶勒曾亲口告诉他，绑架发生时她在车上。
另一个证人是米里耶勒的母亲珍宁的护士杰奎琳。在珍宁于1987年去世前，杰奎琳每天都要去他们家给珍宁打针。有一天珍宁悄悄告诉她，11月5日那天米里耶勒一回到家，就被她父亲和姐姐玛丽·昂热关起门来揍了一顿。
但米里耶勒否认自己撤回证词是因为挨打。她和自己的表哥帕特里克曾当面对质，各执一词。米里耶勒后来出了本书叫《打破沉默》，再次谴责帕特里克说谎。帕特里克读了很生气，不仅上电视节目反驳，还控告米里耶勒和出版社诽谤他。
问题三：伯纳德为什么接上米里耶勒？
这也是让我起先很困惑的。如果伯纳德当天打算绑架儿童，当然知情人越少越好。他要带上4岁的儿子可以理解，因为他儿子是需要24小时看护的特殊儿童，而他妻子当天要上班。但他为什么要特意去接上妻妹呢？
前面我提到，有人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个注射胰岛素用的空针筒。
记者调查发现，几大家族中患有糖尿病需要每天打胰岛素的只有米里耶勒的母亲珍宁。而据护士杰奎琳所说，米里耶勒每次都会在旁边看着自己怎么给她妈妈打胰岛素。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伯纳德要特意接上妻妹，因为只有米里耶勒知道该如何注射胰岛素。而且，她还可以帮忙在车上照看伯纳德的儿子。
1985年，让·马利夫妇起诉了米里耶勒，认为她是共犯而非仅是证人。但1988年，法庭认为米里耶勒没有动机绑架格雷戈里，驳回了起诉。
2017年6月，已经48岁的米里耶勒被再次逮捕。警方认为她有意识地参与了犯罪的准备和实施。她其实早就知道姐夫想要绑架格雷戈里，而非像她自己所说的那么意外。根据笔迹鉴定专家的结论，案发第二天让·马利收到的那封信，是米里耶勒写的。
把所有的细节加在一起后，我推测当时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米里耶勒第一次被带到警局前已经和姐夫伯纳德串好供，互相提供不在场证明。只是他们没协商好细节，以至她和伯纳德在分别交代谁先回到家这点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说法。
当这个漏洞被警察识破后，米里耶勒确认警察已经怀疑伯纳德，便把伯纳德的那部分事实交代了。但心存侥幸的她相信警察尚未怀疑自己和其他人，所以隐瞒了伯纳德以外其他人的角色。
有人或许会问，15岁的小女孩会如此有心机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山村孩子早当家，克莉丝汀和让·马利谈恋爱时也不过16岁，已经在工厂当女工了。
在最初五天内，米里耶勒每次去警局做完口供回家，都对家人守口如瓶，直到愚蠢的法官兰伯特对着电视台的镜头，把证人的名字告诉了全世界。
米里耶勒虽然不承认自己回家后挨打，但1993年她曾在法庭上提到，自从自己揭发姐夫后，姐姐玛丽·昂热多年来一直把她视作空气不再和她说话。
对于一个世界很小的15岁女孩来说，她本就不认识受害人格雷戈里和他的父母。她的姐姐、母亲、姐夫和其他兄弟姐妹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即便不打她，家人的冷落和责备已经够她受了。
问题四：当年有哪些人参与作案？
在兰伯特法官被撤职后，受人敬重的莫里斯·西蒙法官推迟了自己的退休，从1987年1月开始负责这个案子。和前任法官不同，他脚踏实地，认真调研，访谈了200多人，用了三天时间重建时间线，汇总了近2万页的记录。经过两年多的调查，他的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但不幸的是，1990年西蒙法官突发心脏病昏迷了三天，抢救回来后失去了记忆，他在1990年去世。后来让·马利夫妇把其中一个孩子命名为西蒙，以纪念这位法官。
直到2016年，西蒙法官的儿子才找到了父亲当年的日记本，提供给法院。
西蒙法官在日记中吐露，他认为凶杀案是由一个三角构成的：A.马塞尔和杰奎琳夫妇；B.米歇尔和他的妻子；C.伯纳德和他的小跟班米里耶勒。
2017年检察官的重启调查看来也是顺着西蒙法官的思路进行的。
结合其他证据，这三伙人可能是这样分工的。
1.伯纳德和米里耶勒一直潜伏在让·马利家附近监视着。当克莉丝汀进屋后，伯纳德立刻用捂住口鼻或者袋子套头等方式绑架了格雷戈里。他们把他带上车后，米里耶勒在他的屁股上注射了胰岛素。随后他们去了村里，由一人下车在邮筒里扔了米里耶勒写的匿名信。
他们带格雷戈里来到河边消防站的空地上，把他交给了等在那的马塞尔，并把胰岛素针筒丢弃在附近树丛中。
2.马塞尔和杰奎琳负责看管格雷戈里。他们把格雷戈里带到了某个藏匿的地点。在这期间，格雷戈里陷入了深度昏迷。
3.米歇尔夫妇在案发前两天去了让·马利家做客（多年来第一次），可能是为了观察他们家的内部结构和周围地形。案发当天由米歇尔谎称接到“乌鸦”的电话。
问题五：当年发生了什么？
1984年最早调查本案的地方警方曾拿着和小格雷戈里一样重量、尺寸的人偶做了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小格雷戈里很可能是被人从村子中间扔进河里的，那个地方距离他被打捞上来的地方很近。因为如果尸体是在更上游被扔入水中的话，会顺流而下跌落在一个大坝上，不可能没有留下一点伤痕和淤青。
1987年西蒙法官接手调查后，也做了实验，得出相同的结论。他在日记中进一步提到，格雷戈里在下午五点多被带走后，不是立刻被投入河中。
当天晚上九点十五分，搜救人员才在河中打捞到格雷戈里的尸体。如果格雷戈里已经在水流湍急、石头很多的沃洛涅河中漂流了四个多小时，不管是顺流而下还是卡在哪儿，他的夹克衫、帽子和捆绑的麻绳不太可能那么干净，尸体也不会那么完好无损。
如果西蒙法官的判断正确，那么凶手打这通提示电话的时间，远远早于他扔格雷戈里进河里的时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两种观点：一、谋杀分歧说；二、恶作剧失控说。
观点一：谋杀分歧说。
“乌鸦”早在案件发生半年前，写给阿尔伯特的第三封信中就提到他会伤害格雷戈里。而AI判断这封信是杰奎琳手写的。如果AI是对的，那么马塞尔和杰奎琳是案件主谋，早就想通过杀害格雷戈里，一箭双雕，伤害他的父亲和爷爷。他们在筹划作案的半年中，拉拢了对让·马利不满的米歇尔和伯纳德。
马塞尔想以“乌鸦”身份认领这起谋杀，其实下午五点多，刚绑架完就寄出的匿名信已经达到了目的。上面写着：“老板，我希望你忧伤至死。你的钱买不回你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复仇。你这个可怜的混蛋。”那么，他还有必要重复打这个电话，或让米歇尔谎称接到了这个电话吗？
况且，下午五点半时格雷戈里尚未被扔进河里，这么早通知他父母，万一河边来了许多警察和寻找的人，马塞尔再扔孩子会增加被目击的风险。
所以，米歇尔的通风报信应当是他自己的主意。格雷戈里是他的亲侄子，他不是很忍心，所以没再继续参与这个阴谋。当天，他知道他们会动手，也听说他们计划把孩子扔进河里。纠结一番后，他决定尽快通知弟弟一家。由于他不能透露自己知情，所以假借匿名电话之名。但他没想到的是，当天马塞尔和伯纳德绑架格雷戈里后并未立刻投入河中，而因为某些原因拖延了几个小时，这才是提示电话早于投河行为的原因。
观点二：恶作剧失控说。
这伙人的原计划是囚禁格雷戈里几天，吓唬让·马利夫妇，再把格雷戈里还回去。
“乌鸦”一向喜欢恶作剧，譬如他之前给殡仪馆打电话，说阿尔伯特死了，要收尸。对方到阿尔伯特家一看，他活得好好的呢。在过去的四年多中，这类戏弄发生了很多次，“乌鸦”似乎乐在其中，也并没有真的对阿尔伯特和让·马利采取实质性的伤害。
那么会不会四年后，他（们）要做的其实是一次更残忍的恶作剧？他们的本意或许并非让格雷戈里死亡，而是控制他一段时间，在精神上折磨他的父母，让他们体会一番绝望、焦虑、愤怒、恐惧。
他们约好了由米歇尔在下午五点半谎称接到匿名电话，引导让·马利夫妇去根本没有尸体的大河中寻找，也是戏弄这对夫妇的一个环节。
首先，杀害有血缘关系的无辜晚辈这种主意，很难让五六个理性的人达成共识。现实中，这种心理极度阴暗，针对儿童的预谋杀害也极少是集体作案的。米歇尔和伯纳德虽然讨厌让·马利，实际并没有深仇大恨。但是，如果这原本只是个恶作剧，那么很可能米歇尔、伯纳德也会同意参与。
其次，如果他们的本意就是要杀害格雷戈里报复让·马利的话，他们应当一抓到他就动手。对于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4岁儿童，他们根本无须注射胰岛素这一多余的步骤，而是可以用任何方式轻易杀害。之所以注射胰岛素，更像是让格雷戈里保持嗜睡、昏沉，在一段时间内方便控制的手段。他们把他的帽子拉下来挡住脸，可能也是不希望他看见、认出绑架他的人。如果本来就没打算让他活着回去，这一步也是多余的。
但是他们缺乏医学知识，没想到格雷戈里会陷入深度昏迷，且无法再醒来。马塞尔在几个小时后怎么都弄不醒格雷戈里，甚至可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亡，恶作剧变成谋杀。他意识到闯了祸，担心被捕或者被让·马利报复，这才匆忙把格雷戈里抛入沃洛涅河中。有人或许会问，如果当时警察已经在下游搜救，“抛尸”是不是风险有点大呢？为何不扔到树丛中或者更下游？这恐怕只能解释为，他希望格雷戈里的尸体被他父母找回去，不管这是出于仅存的一点良知，还是想要给他们二次打击。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判断。
2017年警方指控这几名嫌犯的罪名是绑架和强制囚禁导致死亡，而非绑架、谋杀，可能也代表他们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06.猎巫
我在Netflix（一个视频平台）看了纪录片《谁杀了小格雷戈里？》，当看到克莉丝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时，十分愤怒，甚至幻想自己能穿越回那个年代，为她发声。
这个刚刚失去孩子的美丽母亲，无论做什么在媒体眼中都是错的。她在儿子的葬礼上恸哭晕厥，被提前送走，一个女记者冷冷地称之为“好一场马戏团”。她去监狱探望枪杀伯纳德后坐牢的丈夫，他们说她又开始演戏了。她不敢再去看，他们说她已经抛弃丈夫了。
案发后，克莉丝汀和让·马利终日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他们的律师建议他们再次怀孕。在格雷戈里去世近一年后，她生下第二个孩子，在杂志上展露了久违的笑容。人们质问她为何开心？她杀了格雷戈里后又打算杀另一个了吗？
克莉丝汀一度试图自杀，因过度服用镇静剂失去意识后，被抢救回来。经受了那些毫无根据的围剿后，她出现在媒体的镜头中时总是面无表情。
她就像一个美丽的精灵，掉到人间，嘲讽地看着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
克莉丝汀被怀疑时，报道她嫌疑的文章蜂拥而至，而当她在1993年被宣布无罪时，媒体报道却很寥寥。
积极引导克莉丝汀有罪论的是一个叫贝奇纳的名记者。他曾对同行说：“一个母亲杀了她小孩不是一个好故事吗？这个故事会有意思得多。”
他的第一篇把矛头指向克莉丝汀的报道，收集的全是道听途说的消息。贝奇纳和妻子控制着一家广播电台和多家全国性媒体，他们采用流水线作业，在全国范围内炒作母亲杀子的故事。一篇篇报道像重拳一下下打击那个儿子被谋杀的母亲。
对于记者来说，这只是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他们的人生。
性别歧视的国家警察
更令我惊讶的是那里面无知、肤浅、性别歧视的国家警察。
1985年2月，打扮时髦的国家警察克拉兹接管本案。他一来就看不上穿制服的当地警察，认为他们太过老派、拘谨。
他本应该调查伯纳德和克莉丝汀两个嫌疑人，但他刚到沃洛涅河谷地区就被记者贝奇纳带到了伯纳德的辩护律师韦尔策那儿。韦尔策一直都在努力把嫌疑转到克莉丝汀身上，好让他的客户脱罪。克拉兹接受了韦尔策的宴请，并在吃人嘴软的场合下，接收了韦尔策提供的完全有利于伯纳德的档案。
克拉兹曾解释为何第一次见到克莉丝汀就开始怀疑她，理由竟然是：她穿了一件黑色紧身毛衣，太有吸引力了。
他的原话是：“她确实穿了黑色，好的，但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件赏心悦目的衣服。她穿了件特别紧身的毛衣。如果是在其他场合，你会忍不住要追求她。所以我告诉自己……她看上去很美。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男人，她看上去还不错。我暗想，我本来以为会看见一个哭泣的人，头发乱蓬蓬，穿得马马虎虎。当然，这不意味着她有罪，但是这就是疑点。”
国家警察说，阿尔伯特收到一些匿名电话的时间，克莉丝汀正好独自在家，但却故意忽略相反的事实：大部分匿名电话发生时她都在工厂上班。阿尔伯特和莫妮科家有个本子，详细记录了每次“乌鸦”打电话的时间、日期和内容，但偏偏这个本子被国家警察弄丢了。
克莉丝汀为什么要预谋杀自己的儿子？她说过：“我爱我的儿子，失去他我什么都不剩下了。”
国家警察问她是否有情人，孩子是不是她丈夫的，她是不是伯纳德的情妇。他们用尽各种办法想找出她对丈夫不忠的证据，但都没有找到。
用心灵感应破案的杜拉斯
此事正被炒作到高峰时，当时在法国家喻户晓的作家杜拉斯也来掺和了。
她来到小山村前提出想见两个人：克莉丝汀和兰伯特法官。克莉丝汀对和名人见面没兴趣，拒绝了采访。
喜欢出风头的兰伯特法官激动地接受了著名作家的采访。他向杜拉斯八卦了一个他听说的传闻：有次让·马利带回来两块牛排，被克莉丝汀烤焦了，让·马利扇了她两记耳光。
杜拉斯灵机一动，这下杀人动机也有了。
可是克莉丝汀就算遭到家暴也应该报复丈夫，为什么杀自己的儿子呢？
这个法国文艺女作家得出了一个神奇的结论：“这是一个母亲想报复其他所有的母亲。”
杜拉斯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崇高的，必然崇高的克莉丝汀》。虽然她用了克莉丝汀的身份和案件背景，但内容全靠想象。她写克莉丝汀是个女权主义者，被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占有了，她憎恨他，想要以杀子来反抗男权压迫。她甚至在原稿中写：一个生育孩子的母亲有权力收回生命（杀子）。这句话在刊登时被编辑删除。
此文发表后引起一片舆论混战。克莉丝汀看到文章后说了一句：“她疯了吧！”
幼稚、自负的法官
纪录片《谁杀了小格雷戈里？》中呈现的兰伯特是一个自负、迷恋权力却幼稚的草包。这样的人很容易被他人用吹捧等手段操控，而他被伯纳德的律师韦尔策牵着鼻子走却不自知。另一方面，他认为大众都乐于见到“凶手是母亲”这样的反转情节，于是为了迎合大众，推动了后续发展。
当他看到全国的媒体都来关注此案时，曾兴奋地说：“这个案子是我的人生机遇。”
由于他在工作中出现的种种失误，1986年4月，在让·马利夫妇的投诉下他被撤职。他后来出了一本书叫《小法官》，书中描述克莉丝汀有一种奇怪的、不可描述的魅力，能让那些在她周边的男人为她着迷。
2017年6月，随着案件重启调查，新的嫌疑人被捕，兰伯特当年的种种失职也被重提。
一个月后，兰伯特在家中给自己头上套了塑料袋，用一根领带勒住自杀了。恰好在他自杀的同一天，一家电视台发布了西蒙法官在1988年9月14日的日记中写的一段话：“看到兰伯特法官的缺陷、不合规矩、错误、隐藏证据、智力混乱，或者只是材料混乱，我们仍处于迷茫中。我正面对的是十分恐怖的司法不公，可以让一个无辜者被定下最可怕的罪名。这就是司法不公，我现在知道了。”
但兰伯特显然不这么认为。他留下了一封冗长的遗书讨论了案情，为自己辩解。他坚信自己当年的决定没错，米里耶勒坐大巴回家了，伯纳德是清白的，是克莉丝汀杀害了儿子。
兰伯特认为2017年的AI技术找到的嫌疑人是错的，这次调查注定会失败；而到时候新的法官、检察官为了挽回面子，又会找他当替罪羊。他拒绝扮演这个角色，也没有力气再抗争了。
格雷戈里已经去世近三十六年，围绕他死亡的谜团一直没有解开，但凶手无疑就在家族内部。
在世界各地其实都存在这样的村庄，表面看是那么淳朴、宁静，但背地里却恶意汹涌。教育的缺席、狭小的交际圈和社会进程中的财富地位差距，都让人们的内心在欲望的洪流中找不到方向。在记者笔下，家暴、**、嫉妒、诋毁、反目……在几大家族中屡屡发生。
可惜，一个可爱的孩子却成为成年人之间贪欲和攀比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