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的形制
当发掘工作完成之后，关于整个南越王墓的构筑格局也随之显现出来。从总体上看，这座古墓先在象岗小石山的山顶向纵深劈开二十米，凿出一个平面如“凸”字形的竖穴，前端两侧再加掏洞以建造耳室。全墓用红砂岩石砌筑，分前后两部分，共七个墓室。前部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正中是主棺室和后藏室，两侧为东、西侧室。前室顶部及四壁均有彩绘云纹图案，装饰富丽，象征墓主生前的宴乐厅堂，室中置帷帐、车具。东耳室是礼、乐、宴饮用器藏所，置编钟、编磬及大型酒器。西耳室置青铜礼器，各种铜、陶生活用具、兵器、甲胄、铁工具、车马帷帐、金银珠宝、象牙、漆木器及丝织品、五色药石与砚石丸墨等等，数量达四五百件，是全墓储藏器物最多、最丰富的一个库藏。墓主棺椁置于后部主室正中，墓主身着丝缕玉衣。后藏室储放着膳食用具和珍馐。东侧室为姬妾藏所，西侧室为从死的庖丁厨役之室。全墓的构筑格局以及随葬品陈置都是仿照人生前前朝（堂）后寝（室）居处布局设计的。
南越王墓内部结构立体示意图
汉宣帝杜陵
据《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第一主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南越王墓是否可视作“按天子葬制”而营建的帝陵？只要就汉代天子诸侯葬制与南越王墓的形制作一个简要的比较便见分晓。
秦之后的西汉共有11座皇帝陵，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市东部的白鹿原和杜东原外，其他9座分布在咸阳。西汉帝陵的地面建制内容基本相同。以宣帝杜陵为例，高大的封土堆呈覆斗形（所谓覆斗形，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意即将斗覆置，下大上小，顶部和底部都呈方形），封土下部和上部都呈方形，边长分别为175米与50米，高29米。封土周围夯筑围墙，为陵园。杜陵陵园平面方形，边长430米，墙基宽8米，陵园四面墙垣正中各开辟一门，杜陵园东南是杜陵寝园，陵园四面墙的平面呈长方形，长173.8米，宽120米，在东、西、南三面开门。寝园内有大型殿址，文献上称为寝殿和便殿。寝殿和便殿都是祭祀场所，其中寝殿要“日上四食”，天天如此，就像皇帝还活着一样伺候。
帝陵附近的建筑，除了寝园外，还有庙园。庙园的中心是陵庙，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四面各开一门，陵庙也是举行祭祀的场所，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频繁的祭祀。
杜陵保护碑
“陵”，意为高大的土山，汉代坟墓称“陵”者其墓主身份除皇帝、皇后、太上皇外，还有诸侯王、王后等。《后汉书·礼仪志》中就曾称诸侯王墓为“陵”。从1970年考古人员发掘的山东曲阜九龙山3号墓来看，系葬于西汉中期的鲁王或王后墓，在此墓道内填塞的大石块上，发现有“王陵塞石广四尺”的铭刻，这个铭刻说明当时确实称诸侯王墓为“王陵”。
结合历史典籍和考古发掘，王陵的地面建制内容包括高大的坟丘、围绕坟丘的坟垣以及祠庙等形制。汉代坟丘的高度与墓主的身份密切相关。文献记载，西汉帝陵坟高十二丈（约合今28.8米），武帝坟高二十丈（约合今48米）。《周礼·春宫·冢人》郑玄注曰：汉律列侯坟高四丈（约合今9.6米），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从这段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汉代坟丘的高度由当时的法律予以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文献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说有人死后，其家人将死者的坟丘修建得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高度，结果，有的人被削去了官职，有的人不得不将坟丘高度削低以符合当时的礼制。广陵王陵高13米，河北石家庄北小沿村赵王陵高15米，定县40号中山王陵高16米，定县北庄中山王陵高16米，山东临淄齐王陵高24米。王陵坟丘底部呈圆形或椭圆形，与帝陵覆斗形封土有别。坟丘是用黄土一层层夯打起来的，夯打用的黄土，一部分是挖墓穴时取出的，一部分则要从其他地方运来，由此可见建筑王陵的工程是浩大的。不过，这样的制度也有例外，如汉文帝就别出心裁地规定他的霸陵“因其山，不起坟”，为的是“欲为省，毋烦民”。另据考古发掘所见，汉初诸侯王仍沿袭旧式的穿土为圹的墓圹形式。汉武帝时，出现了在山崖内开凿巨大的横穴式洞室作墓圹，这种墓一般称为崖洞墓。崖洞墓是在山脚或山半腰较平坦的地方开凿露天墓道，再于墓道底部向山体中开凿出洞室而成。崖洞墓一般由墓道、墓门、耳室、墓室、侧室组成。不管是竖穴墓还是崖洞墓，墓的规模都是巨大的。修建如此巨大的陵墓，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此，诸侯王活着时就要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文献中一般把这种现象称为“豫作寿冢”。
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线描图
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开凿在一座海拔54米的石灰岩山体中，筑陵者觉其不崇，又在山顶上夯起高大的封土堆。另外，河南商丘永城梁王陵区已发现的数座崖洞墓，如夫子山1号墓、南山墓、黄土山墓、西黄土山墓等，它们所在山体的顶部也都夯筑有10米以上的封土，其中黄土山墓的封土呈马鞍形，夫子山1号墓封土呈覆斗形。自高祖刘邦建汉（公元前206年），到献帝刘协失汉（公元220年），若将王莽新政权存在的16年计算在内，两汉（西汉和东汉）前后共存在了426年。西汉早期（高祖-景帝），王陵兼用竖穴墓和崖洞墓，竖穴墓中以“黄肠题凑”墓居多，崖洞墓刚刚出现。西汉中晚期（武帝-王莽），竖穴木椁墓和“黄肠题凑”墓继续使用，崖洞墓非常流行，数量大增。东汉时期，木椁墓不用了，“黄肠题凑”墓被“石题凑”（用石代替木材筑砌椁室）墓代替，崖洞墓被砖室墓代替。砖室墓成为最主要的一种墓葬形制。
南越王墓是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露出盖顶的。发现时，象岗已被下挖了17米多，墓坑的开口情况已不可知，封土情况就更不清楚了。类似于南越王在岩石上建造竖穴墓室的，还有湖南长沙象鼻嘴1号墓、陡壁山汉墓以及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红土山汉墓在发掘前仍保存有高出岩石面约10.2米封土堆。建于岩石山丘上的竖穴墓，或于其上再筑封土，或不筑封土。如前所述，南越王墓地点非常隐秘，孙权派数千兵士南下岭南寻找赵佗等南越王陵墓，欲掘冢盗取墓中财宝，结果只找到了三主赵婴齐墓，盗走了墓中的玉玺、金印和宝剑等珍品。这些记载从侧面说明，南越王陵在岩石小山（亦即象岗）上没有再夯筑封土，否则，如此明显的地面标志，数千人遍地搜寻，不会不被发现的。象岗汉墓系南越国二主赵胡（眜）的陵墓，下葬于武帝时，当西汉中期。从建筑格局看，受中原王陵形制的影响，修建在象岗山体之中，而象岗在西汉时期，处于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西北角，属于都城的近郊。赵胡（眜）选择此地建墓，符合王陵建于国都附近的时代风尚。但它又不完全照搬中原王陵的形式，采用了以竖穴墓的形制为主，兼用崖洞墓的形制，是一座形制独特的陵墓。至于象岗古墓为什么采取了既类似于中原又有别于中原王陵的建筑形制，这一点可从象岗山本身的自然条件来分析推断个中缘由。
铁锤。据发掘者推测，墓内出土的铁凿、铁铲、铁锤等工具，当与修筑陵墓开山凿石有关，具有纪念性质。
铁铲
南越王墓内出土铁器锈蚀严重，多为常见的劳动用具。铁器的出土，为研究南越国生产、生活水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为开山劈石的铁凿。
象岗山的原生岩为石英砂岩，在大自然的风雨侵蚀下，原生石英砂岩逐渐风化成砂质黏土。南越王选中这里建造陵寝，想必本意是要建一座豪华气派的崖洞墓。但环境不由人，风化特甚的象岗，其强度已大幅度降低，有些地方使用普通的镐、铲即可挖开，是无法凿成坚固的崖洞的，因此只好在总体规划上采用了竖穴墓的形式。墓葬的修建次序是：先在象岗顶部风水好又便于造墓的比较平坦的地方，规划出墓口的平面形状、尺寸，然后向下挖掘，到一定深度（约二十米）停止，在竖穴岩坑底部南端两侧横向掏洞成东、西耳室，在岩坑北部建造前室、主棺室，以及东、西侧室和后藏室。
赵胡（眜）墓的墓室建筑实际坑位面积只有一百多平方米，仅相当于中山靖王刘胜墓（502平方米）的1/5，连长沙国王后曹的墓（128平方米）也比它大得多。这无论从墓主作为外藩封国之王，或僭称“文帝”的身份来说，似乎都很不相称。这个差异应和南越国当时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的。在汉初，岭南地区要比中原落后，处于广种薄收的落后生产方式阶段中，生活水平很低。汉兴几十年，经过秦代留戍岭南的五十万大军和南越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到武帝时，岭南地区社会经济才有了飞速发展。建国后广州近郊发现的南越王国时期的墓群也反映了这一史实。南越王国前期，墓的规模一般较小，随葬器物也少，大墓很少发现。那些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的大墓，几乎都出于南越王国的后期——汉文、景以后到武帝元鼎六年南越灭亡这一个时期。象岗赵胡（眜）墓与中原王侯墓相比虽显得过小，但在当时的南越境内却绝不算小，相反，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整座墓修在石英岩的地基上，这地基离山顶超过二十米。也就是说，在动工建墓以前，先要从山顶向下挖一个二十米深，面积略大于墓室底面的大坑。从已发掘出的墓室底部面积约一百多平方米来看，假设当时挖的大坑坑壁垂直，这个大坑的体积也有两千立方米左右。实际上，在施工时，垂直下挖一个二十米深的大坑是很困难的，尤其象岗的石英岩，有些地方已经风化，如果垂直挖二十米，几乎肯定会出现塌方。因此，挖坑过程中必须采用不断扩展坑壁，阶梯式扩方的方法，墓坑的实际工程量肯定要大于两千立方米。可以想象，在两千一百年前钢铁工具还很不普遍的岭南地区，要在石山里凿出一个这样的大坑，该是何等艰巨！
考古人员清理随葬的铁器，从左至右：李季、杜玉生、白荣金。
我们的祖先在刚刚学会造房子的时候，是用小棍组成房架，用兽皮做挡风的墙壁。到青铜时代，中国北方的房子，主要是用夯土的方法来建墙，以木为柱；而南方的房子则主要是小结构的，用石头做建筑的材料，在岭南地区，目前只见到南越王墓一座。
经考古人员计算，南越王墓的墓室，一共用了七百五十多块石头。这些石料后来经过广东省地质测试分中心以及社科院广州地质新技术研究所施纯溪、朱照宇等专家的鉴定分析，其岩性主要是砂岩，其次是少量玄武岩，还有一两块花岗岩。砂岩比不上玄武岩和花岗岩这些火成岩坚硬耐久，但却容易凿打加工，在完全靠手工凿石的时代，它自然是首选的材料了。
象岗南越王墓所用的全部石料，包括砌墙石、挑檐石、柱石、顶盖石板等，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凿打。在墓室一些砌墙石块上，考古人员还找到了比较清晰的凿痕。根据这些凿痕，估计当时用来加工石料的工具，是一种金属的凿子，刃口宽2-3厘米。至于是用青铜器凿还是用铁器凿的已很难确定。在加工时，是依着石块的对角线进行斜向凿打的，这与现代石工用手工凿平石坯的取向相同。墓中的砌墙石，至少有三面是平整的，其中有的六面平整，呈规整的长方形，石头表面打磨得相当平整。不仅较小的砌墙石如此，盖在前室顶部的那块全墓最大的石板，面积有5.5平方米，石板的两面也都凿得异常平滑。根据现代手工打凿石料的经验，每开一立方米石料要两三天，而加工一块1.3米×0.3米×0.15米的石料六面平整，一个工人也要干两天左右。参考现代打石工人的工作定额，仅采石和凿石加工两项，南越王墓至少需要100个工人工作100天以上。运输石料的工作就更艰巨。根据地质科学工作者朱照宇先生的研究，南越王墓所用的砂岩来自番禺莲花山。那里有一个古老的采石场。采下的石料，据推测是沿珠江运到广州再到象岗的，这样，运送这批石料，估计100个工人要花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合起来估算，仅石料的开采、加工、运输，就需要100个工人工作半年左右。那时不仅没有起重机械，没有汽车，连锤、凿也不如现代的工具那么坚硬。用人力打下这些硕大的石板，再用人力运送到墓室所在的工地，可以想象其困难的程度。
从整体来看，象岗南越王墓石墙的砌造，质量是较高的，每一面墙都砌得平直规整。在各个墓室连接的转角处，还特意用长、宽一米多的大石砌成“石柱”，既支撑沉重的顶盖石板，又保证转角位置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了墓室结构的稳定。
墓室墙壁的建造，大部分是用“干砌法”，即将凿打好的石块，一块一块地叠砌起来。完成之后，用手抹上草拌泥浆，填补比较明显的缝隙。在有的砌墙石之间，考古人员发现了薄薄一层类似“砂浆”的东西。“干砌法”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工艺方法。当然远古时代也有用“干砌法”砌出非常伟大的建筑，像著名的埃及金字塔，那些干砌的巨大的石块之间，连刀片都插不进去，可见其严丝合缝的程度。但要达到这么高的质量，首先要把石块修整得十分规整。象岗南越王墓的石墙，远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有的石块还没有加工成规整的方形，因此在砌墙时出现了一些小洞，砌墙工人用小石块填进洞里去。这显然既不好看，也会影响墙壁的牢固性。另外，在摆放石头时，还没有完全注意错开上下层石块，于是有些地方就出现了“通缝”，即一道垂直的石缝贯穿好几层石块。
一般来说，大块石头应该砌在墙壁的底下一层或顶上一层以及转角处等地方。但这个墓在砌墙时似乎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点。除了在转角和门洞过道懂得用大块石之外，砌墙时有时是大石在下小石在上，有时却又倒过来，这显然在工艺上不够规范，让人感到像是一群聪明但还不够成熟的工匠的作品。象岗古墓尽管有如此多的缺憾，但就整个基本结构而言，却做得很好。全墓的17面石墙，在一千六百多个土方和三十多个石方（盖顶石板）的重压之下，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地下水的侵蚀，墙上的石块虽有风化，却未脱落，墙壁也无一倾斜倒塌，这证明了古代工匠了不起的成就！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这座王陵的建筑材料中，最沉重的，就是盖在墓顶上的石板。这些大石板，一般都有两米多长，一米多宽，二三十厘米厚，重量达一千五百多公斤。最大的一块铺在前室顶上、一面绘有花纹的那块顶板，面积达5.5平方米，重量为两千多公斤。这么沉重而庞大的石板，在没有起重设备的古代，是怎样吊起来，放到墓顶上去的呢？这成为研究者一个难解之谜。尤其困难的是前部东、西两侧那两个像隧道一样的耳室。这两个耳室是向山腹掏挖修成的，长六米多，宽只1.8米，顶部就是石山，铺顶的大石板重一千五百公斤以上，要把它抬起两米多高，架到活动空间极小的顶部，又是多么的不易！
尽管象岗古墓在建造等方面的谜团一时难以解开，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便是在岭南地区已发现的汉墓中，这是营造工程最艰巨、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座汉墓。就整个中国而言，也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一座有彩绘装饰的石室墓。事实再一次告诉人们，象岗汉墓的形制、规模与赵胡称帝的身份还是相符合的。
鉴于以上诸问题已基本弄清，1993年11月10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如下消息：
我国考古发掘又一重大收获 广州发现西汉南越王墓
新华社11月10日电：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南越王墓，墓中出土遗物是岭南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座。其科学价值，可与满城陵山汉中山靖王墓和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墓相比拟，在全国汉墓考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今年6月，广东省有关单位在这里建宿舍楼，发现此墓，经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国务院批准，于8月开始由文物考古部门进行科学的发掘。
这座墓葬构筑在象岗的腹心，距岗顶深20米，南北向。墓室分前后两部分，共六室，墓室全长10.85米，最宽处12.43米，墓顶全部用大石板覆盖，最大的一块是前室顶盖石，长2.5米、宽2.2米、厚24厘米。前室、后中室有石门封闭。墓室深邃阴森，俨然地下宫殿。
随葬器物计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和药石等。依质料可分为青铜器、陶器、铁器、玉石器、金银器、象牙器、竹木器、丝织衣物等十多类。数量很大，目前已知的就有一千多件。其中以青铜器占多数，约五百多件，其次是玉器，约两百多件。
重要的随葬器物有铜编钟（三组、27件）、石编磬（两组、18件）、南越式的鼎和提筒、匈奴式浮雕斗兽纹的铜牌饰、长达三米许的铜架大屏风、直径41厘米的人物画像镜等等。
墓主置后中室，葬具一椁一棺，骸骨、棺椁已朽。墓主着玉衣，腰间两侧十把宝剑，头部放金钩玉饰，胸前戴金玉玻璃珠串，玉衣上下铺盖数十件大玉璧，直径大多在三十厘米左右。足端棺椁之间还堆放一百多件仿玉的陶璧。外椁头端平叠七件大玉璧，玉璧下有盛满珍珠的漆盒，还有雕刻精美的角形玉杯等等。
墓中出土19枚印章，是全国汉墓中罕见的。最大的一枚是龙钮金印，文曰：“文帝行玺”，可确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另有封泥铭刻和陶器上的戳印文字，也为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南越国是西汉前期岭南地区的割据政权，传五世93年。关于它的历史，《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都有简明记载，但有缺佚。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的发现，对研究秦汉期间岭南地区的开发、物质文化的发展、南越国史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为探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次墓葬发掘以后，各方单位拟就地筹建博物馆加以永久保护，供国内外学者和人民群众参观。
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全世界在强烈感知来自中国岭南地区古老文化震撼的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早已逝去的两千年南越国兴亡的回顾与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