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禄与灵渠的开凿

秦始皇下达命令后，由史禄组织、指挥十万军工执行这一任务。史禄，名禄，官职为秦监御史，故此史料中称他为史禄或监禄，至于他姓什么、生卒年代和籍贯都无法确考，后世研究者只知道他大致是秦始皇同时代的人，他的名字之所以还能流传于后世，是与他主持宏伟的灵渠开凿工程紧密相关。灵渠的开凿应当是史禄一生中所做的最具影响力的大事。

历史上最早记载史禄名字和开凿灵渠之事的，要数司马迁和刘安等人，但是他们的记载都十分简略。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写道：“又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刘安召集百家游士编撰的《淮南子·人间训》中只是说：“秦王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而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严助传》中也仅仅提到：“监禄者，秦监御史也，秦始皇时，尝使尉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没有补充什么新的内容。在上述史书中，史禄只是作为一个次要人物被附带提及，《史记》和《汉书》中不但没有史禄的传，就连《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中竟然也不曾收入史禄领导开凿灵渠的任何事迹，这显然与他的官职卑微有关，于今读来，不能不使人扼腕叹息。东汉以后，历代虽有不少文献谈及史禄开凿灵渠之事，但大都相互抄转，失之于略而不详，或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直到宋代，才有人对此事作了补充性的描述。如范成大在所著《桂海虞衡录》中记载：“湘水源于海阳山，在此下融江。融江为洋河下流，本南流。兴安地势最高，二水远不相谋。禄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岭。”元代脱脱等所修《宋史·河渠志第七》东南诸水下云：“广西水灵渠源即漓水，在桂林兴安县之北，经县郭西南。其初乃秦史禄所凿，以下兵于南粤者。”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一云：“史禄其先越人，赘婿咸阳，禄任秦以史监郡。”看来，关于史禄的人生经历，后人所知的也不外乎这些了。

《宋史》书影

灵渠，史书中作“澪渠”或“灵渠”，据说因漓江又称灵河而得名。因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之水，又名“湘漓运河”，其穿越广西东北部兴安县境内，后人又称“兴安运河”。秦始皇为何在大军受挫后，不惜动用十万军工开凿运河，这当然由中原与岭南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流淌千年不竭的灵渠

从历史记载看，秦时中原与岭南沟通有水、陆两路，但这两路对人行特别是运输都极其不便。就陆路而言，虽然不像唐代诗人李白所形容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也是道路崎岖，险隘重重，人行尚可逾越险阻，一旦用于大规模的运输，则变得极其艰难和复杂，其难度绝不亚于蜀道之难。除陆路外，可通行的水路只有以下两条：其一是取道江西的赣江，运载物资到达大庾岭，然后以人力搬运逾岭，之后再通过浈水流域输向岭南地区；其二是取道湖南的湘水，到达五岭之下，以人力将物资搬运逾岭，然后再通过漓水流域输向岭南。

渠边的石兽

由以上水、陆两路的自然条件可以看出，要向岭南运输大量的战备物资是何等烦琐与艰难。在秦军征伐岭南之初，由于秦王朝有一定的战争准备，物资的运输与前方将士的需求矛盾尚不突出。当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特别是遭到越人强有力的反击之后，前方军队的急需和后援物资运输缓慢的矛盾就变得尖锐和显著起来。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势必要增强后勤补给力量；而要增强后勤补给力量，仅仅靠增加人力是不够的，必须开辟一条较为畅通的路线方能达到彻底征服岭南的目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凿灵渠就成了当务之急了。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后人无法知道秦王朝为什么要选在兴安一带开凿灵渠，但可以想象的是，关于开辟中原通向岭南这条新通道的选址问题，秦始皇本人和他手下的众多臣僚们，一定是经过反复论证和再三斟酌才最后选定在兴安的。就其自然条件而言，运河开凿之前，在兴安县城附近，湘江有一小支流，发源于兴安城西南的柘园附近，叫双女井溪；漓江有一小支流，发源于兴安城北面的山谷，叫始安水。由始安水至双女井溪汇入湘江处，相距不足1.5公里，不仅距离很近，而且两水的水位相差也不太大。两水之间只隔着一系列小土岭，即太史庙山、始安岭和排楼岭。这些土岭南北走向，宽度仅300-500米，相对高度20-30米。这样的自然条件就为开凿灵渠，引湘入漓创造了相对方便的条件。

灵渠水系总览图

纵贯湖南全省的湘江，发源于广西灵川县境内的海洋山，其山水流经兴安的湘江故道（也称海洋河），流入湘江北去；而美丽的漓江，发源于五岭之一的越城岭的苗儿山，其山水南流入珠江。两江异源分流，一流向北，一流向南，相离而去。后人为“相离”两字加上三点水偏旁，以示湘漓两水背道而驰。当时，开凿灵渠的工程人员对兴安县附近的地形和水文情况做了详细考察后，选择了兴安县城东南两公里的分水塘（又称溪潭）作为筑坝分水的地点。就当时来说，这个选择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海洋河从源地流出，沿途流经砂页岩地段，河谷比较开阔，河床比降较大，至分水村附近，因海洋河垂直切穿鳌头岭和龙王庙山而进入平原，水流变缓，对筑堤断流极为有利。第二，这里处于湘江上游，水位较高，筑坝拦水之后，可把水位提高六米左右，使越过分水岭的渠道开凿工程大为节省。在分水塘附近筑坝分水、引湘入漓。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充分显示了古代工程人员丰富的经验和高度的智慧。

灵渠·铧嘴及天平（邮票）

兴安灵渠工程分为南北两渠，全长34公里，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两大水系，整个工程包括铧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池水天平、陡门、水函、堰坝、虹桥等水工设施，它们互相联系和依存，构成完整的水利工程体系。兴安城东的灵渠分水塘，称为大小天平，它起着断流河水，减缓流速，抬高水位，将河水分导入南北渠道的作用，如遇洪水又可向故道泄流。大小天平呈人字形，北段称大天平，长度为340米，南段为120米。湘江上源的海洋河水，环绕一座几十米长的石坛，坛上古树繁茂，花草绿红相映，靠坛边有小巧的凉亭，亭里有块碑，碑上刻有“湘漓分派”四个字。原来这块大石坛，就叫分水铧嘴，它把两江汇流滚来的洪水劈分两股，一股向北入北堤，一股向南入秦堤，按“三分漓水七分湘”的比例分流着。至于大小天平大坝结构，由二层大坝组建，一层为大青石块铺成，一层为鱼鳞石组成，犹如两条坚固的防线。

灵渠湘漓分流处

运河的南渠全长三十余公里，人工开凿部分约占五公里多，是南渠首经兴安城区的那一部分，后人称为秦堤。此堤穿越鱼公山、城台岭、太史庙山等处，然后接始安水、灵河等天然河道。

北渠从分水塘开始，绕了几个大弯汇流入湘江故道，北渠的直线距离只有两公里，但绕弯后拉长一倍，约四公里。最突出的是北渠开始不远的陡弯处，有观音阁小丘，河水在这个小岛形成了一个大弯然后北去，到打鱼陡又绕一个弯。一弯一曲前进，这是为了减低河水流速的冲击力而设计的渠道，流水迂缓，利于航行，可见古代灵渠的设计者们考虑十分周密。

南北渠道的一个重要工程设施，便是陡门，或称斗门。这道门户起船闸作用，能自由起闭提高水位，利于船舶通航。陡门设置地点多是选择渠道较狭地方，容易控制水流。陡门的距离，依地形需要而定，一般在四五百米之间，也有相距一两公里。陡门用大块方石砌成半圆形，半径1.5-2米，渠道两岸各一，形成拦腰约束流水的石堤形状，突出在渠道中间，两堤距离约为五米余，这就形成陡门。陡门下有石板垫底，两岸半圆形石堤上凿有凹口，作为塞陡时架陡杠用。陡门附近竖有石柱，称将军桩，上面多刻陡名。在其中一将军桩不远处，有一座圆形墓冢，人们称为“三将军墓”。关于将军墓的名称，当地有这样的传说：当初，秦始皇派人来修灵渠时，曾经历过多次失败，不是湘江水涨、灵渠水干，就是灵渠水多、湘江水少。这样，第一个修渠的负责人被杀头了。

灵渠·陡门（邮票）

至今奔腾不息的灵渠流水

接着派来了第二个负责人。第二人左试右试，从上游把十根木头放下来，到分水的地方，流入湘江的是七根，流入灵渠的是三根，他就在三七分开的地方，修上铧嘴。

分水分成了，可是洪水一来，过多的水涌进灵渠，冲毁堤岸，造成水灾。这样，第二个人又被杀头了。

于是，又派来了第三个负责人。这第三个人经过考查，发现灵渠堤岸太低，但要加高又不稳固，问题是如何既能经常维持灵渠的一定水位，保证通航，又不会涨洪。后来就在铧嘴尾部通向南北的江岸，砌了两道不高不矮的人字坝，叫做大小天平，平时可以拦水，洪水来时又可滚水泄流。这样，分水、通航、防洪等问题都解决了。

第三个人获得成功之后，觉得自己的成功都是在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搞出来的，功劳不应统归自己。前两人为修渠积累了经验，反而被加罪问斩，自己活下来没有意思，于是就自刎而死了。人们把这三个人合葬在一起，觉得他们如此英烈，便称他们为“三将军”。

传说总与实际发生的故事有较大的差距，应该是不足为信的。但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这样的隐喻，那就是工程技术的复杂和艰难、条件的严峻，秦王朝官吏们的残暴和十万军工为此付出的悲苦与牺牲，同时还透出天下苍生对这场秦越战争的抵触和不满。就当时的中原地区而言，人民久经战乱并饱受战乱之苦，当秦王朝统一天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天下百姓，都期待一个休养生息的环境，在这种人心所向的情况下，作为秦王朝应当把统治政策的中心迅速转移到生产上来，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因战乱而遭到重大损失的经济力量，治愈战争创伤，走富国强民之路。但此时的秦始皇却置此于不顾，不惜劳民伤财，一意孤行地要征服岭南地区。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汉族人有许多在这次战争中，被弄得家破人亡，出现了“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观。而且秦越战争中有几十万士卒亡故他乡。至于像《搜神记》中所记“被差征发，落陷南国……三年还家”的长安人王道平的神话传说，那还是极其幸运的。在这场战争中，越族人也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以上传说中那第三个工程负责人在成功之后不是邀功请赏，而是以悲壮的自刎方式告别成功和荣耀，便是对这场战争持抵触和不满情绪的印证。

当然，整个灵渠开凿过程留下来的传说，不全是抵触、不满和悲壮，也有一些浪漫和理想主义的成分掺杂其中，关于那块“飞来石”的传说便是极好的例证。据说灵渠附近并无石山，却偏偏在拐弯处的堤边“飞来了”一块巨石。巨石周围刻有后人赞美灵渠的诗文和修渠事务的记载，其中一段专门讲述了“飞来石”故事：当灵渠修到此地时，工程被迫停顿，因为白天砌好的堤坝，到夜晚就被大水冲垮。多次反复后，人们就在夜晚去察看，这一察看方才得知，堤坝并不是被水冲垮的，分明是一只猪婆龙在作祟，是它用长嘴暗中拱开了堤坝。于是，人们同猪婆龙展开了斗争。后来，这件事被峨眉山上的仙人发现了，他对人们的顽强战斗精神甚是赞扬，便设法帮助修渠的人们。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里，天空忽然飞来一块巨石，正好砸在猪婆龙的脊背上，使它再也不能逞凶作恶。后来，这大堤坝也就顺利地建成了。

这段颇具浪漫和理想主义的故事，明显地淡化了军工们劳作中的悲苦和哀怨，增添了一股昂扬向上的意欲征服自然、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色彩和乐观的精神风貌。或许，正是凭着这样的精神意志，兴安运河才得以最终成功地打通。

尽管史料没有提及工程的艰难以及施工的技术处理等细节，但后人可以想象的是，灵渠的开凿一定是吸收和借鉴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的经验和技术手段兴建而成的。早在秦国灭西周后的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在四川就由李冰主持了都江堰工程的兴建。这项工程有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个主要部分紧密相连，形成工程的总体，其中鱼嘴的作用是把岷江分为内外两江，外江为主流，内江水流则通过宝瓶口流向成都平原，起一种分水作用。都江堰的鱼嘴与灵渠的铧嘴，是同一类型的水利建筑物，都起着分水作用。都江堰建成与灵渠的开凿，相距只有35年，基本上属于同一个时代，而同时代兴修的水利工程之间不能排除技术交流的可能性。尽管历代对铧嘴是否修建于秦代素有争论，但多数学者、专家还是认为铧嘴建成于秦代的可能性较大，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要建南北渠道是不能没有分水工程设施的，除此别无他途。

郑国渠开凿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干渠东西长“三百余里”，横穿几条天然河流。干渠横穿河流的技术措施，缺乏文献记录资料。据现代水利史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建闸（即斗门）控制，实属不易，从文字记载和考古上都尚未发现在秦代有这样大型的灌溉闸门。在郑国渠修建25年后新建的灵渠，是否已懂得修建闸门的技术，因资料缺乏无从判断。如不用闸门提高水位，则常年运输将成问题，一种可能是尽量利用流量充沛的季节运输；另一种可能是使用一种原始方法提高水位，两者必居其一。

史禄负责领导开凿的灵渠是世界上第一条船闸式人工航道运河，是我国水利科学史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它同都江堰、郑国渠一起被后人并称为秦国三大水利工程，并在中国古代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灵渠沟通了湘漓两条河流，湘水汇入漓水，使原本属于长江流域的湘水与属于珠江流域的漓水连接了起来，因而从长江流域出发的船只，可以通过漓江逾五岭而直接到达岭南地区，即使载重万斤的大船也可以顺利通过，这就为被困于岭南的秦军粮饷的补给带来了新的转机。由于秦王朝的粮饷源源不断地输入，为秦军快速、彻底地征服岭南地区创造了条件。当然，灵渠的作用不仅限于秦始皇时代对岭南的用兵，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作用和意义变得越发宏大和深远。自秦之后的历代，随着灵渠的不断修筑，对于促进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巩固中国的统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作为岭南同中原水陆交通运输大动脉的灵渠，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是南北水陆交通的最重要的通道。按照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亲眼见到的情形，灵渠内依然是“运航鳞次”，船只往来不绝。到清代，灵渠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长沙、衡、永数郡盛产谷米，连樯衔尾，浮苍梧（梧州）直下羊城（广州）”。岭南地区大量的特产和器物也通过灵渠下湘江、越洞庭、溯汉水，输送到长江流域和中原各地，灵渠促进了岭南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与民族的融合。灵渠在作为水陆交通的同时，还浇灌着两岸的万亩农田，为当地农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兴安灵渠图

从传统的观点与角度看，秦王朝开凿灵渠的目的主要是兵发岭南并征服这块土地上的越人，以稳固秦王朝的统治和满足秦始皇对于财富的贪婪和私欲。而史禄领导开凿灵渠动用了十万军工，也有其耗费人力物力、劳民伤财的一面。但是客观地从历史角度来看，灵渠毕竟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史禄作为秦代开发南方的重要人物之一，其历史功绩是不应被抹杀的。虽然在古代正史中没有他的传记，但是灵渠工程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那用巨石垒砌而成的坚固大堤，就是开凿灵渠的十万军工以及史禄本人的不倒的纪念碑群。就史禄在历史上的地位而言，正如宋人周去非在他的《岭外代答》一书中所言：“尝观禄之遗迹，窃叹始皇之残忍。其余威能罔水行舟，万世之下乃赖之，岂惟始皇，禄亦人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