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依旧在

显然，袁仲一、杭德洲、屈鸿钧、王玉清、程学华等人，只是最早进入秦俑坑发掘工地的群体中的几位代表，他们并不是几经反复和更改的秦俑坑考古队的全部，当然也无法代表秦俑博物馆的主体，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和命运。

1996年春，李鼎弦（左一），王志龙（左二），张仲立（右一）等考古学家在秦俑博物馆与作者合影留念。惜李鼎弦先生已英年早逝矣。

不过，我还是用以上些许文字把他们的人生沉浮粗略地做了线条式的勾勒和描述——尽管这个描述仅是大树之一叶，但一叶知秋，或许透过这一片树叶便知世间政治之风向、人情之冷暖、生活之艰辛。尽管他们的人生结局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整个人生的链条与一个时代紧紧相连，他们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任何人都无法超越时代，就像一个人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在空中旋转、飞翔一样。秦兵马俑的发掘者如此，兵马俑博物馆的建设者也是如此。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叠厚厚的纸张，散发出淡淡的霉味。在这些回忆文章和日记中，我有机会再度窥视到已逝去的那段时光中整个秦俑博物馆工程的建设者那潜藏于身心之中的思想脉络和生命轨迹——

从筹建博物馆的人来说，只有从外县调回下放的3个干部，加上自愿回本地工作的2人，其余19人都是从省文化局所属单位借调的。博物馆地处农村，距西安市35公里，到临潼县办事还要步行7公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一想到革命的前辈，在开创根据地时披荆斩棘，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心里就忐忑不安，惭愧不已。今天有党和人民的支持，只要自己努力工作，一定会完成任务。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建好秦俑馆。一股暖流涌向心头，人说千条万条抓根本，千军万马抓班子，根本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随即提出了一个动员，口号：建好秦俑馆，为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光……不知不觉地和衣而睡了。

——摘自秦俑馆第一任馆长杨正卿的回忆录

然而，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除了“四人帮”的疯**乱和破坏外，唐山、松潘又遭严重地震，接着国家几位主要领导人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又相继去世。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心情相当不安，处于一片悲痛、哀伤之中。尤其是“四人帮”为了反对周总理和迫害邓副主席，捣乱破坏的步伐节节升级，从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1]的狂潮起，到阴险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天安门流血事件，残酷地镇压了革命人民，妄图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祖国的上空确实密布了阴云。但是，战斗在秦俑工地的干部职工，背负着这沉重的压力，大家默默地扎实地干着自己的事业，压力成了动力。大家在参加了毛主席追悼大会的第二天，就化悲痛为力量，动土开挖了秦俑一号坑大厅36个基础坑的第一个。筹建处党支部、施工现场指挥部领导，为了鼓舞士气，提出了建好秦俑馆为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的战斗口号。所以我们一不怕地震的威胁，二不怕“四人帮”批“唯生产力论”[2]。领导群众，大家都是吃在工地，住在防震棚，白天热火朝天地干活，晚上棚内讨论工程和国家大事。基础土方工程进展很快。

——摘自原秦俑馆陈列部主任王志龙手记

面对这显然镌刻着时代烙印并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日记与手稿，我不怀疑撰写者当初的真诚，相信他们度过了一段艰难的人生历程，并在这段历程中始终洋溢着也许他们本身并不清楚的革命**。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整体精神与生活风貌的概括与写照。

同样，面对今天的他们，以及他们整个群体的精神变化与对人生新的认识和反省，我依然感到真实可信。

光阴荏苒，人生苦短。站在新世纪的霞光朝露中蓦然回首，秦俑考古队和秦俑博物馆的第一代人，几乎都不在岗位了。记得我第一次秦俑馆时，宣教部主任马青云女士跟我谈起她接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里根夫妇的故事，谈笑风生间，她显得那么年轻而富有生气，那么潇洒活泼，那么让人激动和兴奋。当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她已经退居二线，尽管她的谈话依然幽默风趣，她对我的帮助依然热情坦诚，但我还是感到她跟几年前相比有了不少的差异，望着她两鬓斑白和走向衰老的面容，我的心中翻起了一股莫名的无法言状的悲伤。也难怪，她的女儿，当年活蹦乱跳的小女孩，也已做母亲了。而我在这之前的叙述中，提到的诸如王志龙、杨异同等，也已有了孙辈了。每个人在时间老人面前都是永远的输家。

刘占成（中）在兵马俑坑发掘现场记录（张天柱摄并提供）

令人欣慰的是，继我1991年来秦俑博物馆的那个早春之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又走过了10年不同寻常的历程，同时也实现了多次推进后的一次大的综合性开拓。

秦俑二号坑的发掘，已经全面拉开了帷幕。当年卷入将军俑头案的刘占成，尽管上诉无果，但已从人生的低谷中走了出来，并在秦陵考古队副队长的岗位上意气风发地投入了工作。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无论是从事紧张的清理工作还是协助工作，都不会忘记对周围环境的搜索，希冀会出现“乐府钟”这样的宝物或其他考古线索。因而在秦俑馆继70年代之后的二期扩建工程各施工工地开挖地基的地方，随时会看到考古队员的身影，他们不仅对俑坑周围的地层情况做了全面了解，并且在离俑坑较远的一个枯井旁，发现了一座早期居住遗址，其时代约在春秋或者更早的时期，遗址中的火膛遗存和一些时代明显偏早的陶片，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考古信息，它将以另一种完全不同于秦兵马俑的景观展示于世。

更令人欣慰的是，继第一代秦俑考古工作者之后，第二代已经迅速崛起，这支队伍的主将就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张仲立、张占民、刘占成，甚至是更年轻的段清波等知识分子群体，而新的考古队员也大多是来自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这支新崛起的“学院派”或“西大派”队伍，同第一代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开拓性。作为新生代的他们，除了具有年轻强壮的身体条件外，还具有第一代无可比拟的考古专业知识和新的考古学思维方法。他们不但能参加实际发掘，更重要的和更难得的是，他们有先进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能将发掘出来的实物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通过先进的思想和技术研究辨别出来，从而形成新的秦俑考古景观。可以预见的是，在以后的10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中，主宰秦俑考古发掘和领秦俑甚至秦陵研究**的必然是这支新近崛起的队伍。

又说到考古，我很同意秦陵考古队主将张仲立、刘占成两先生的看法。现代考古与那些挖宝者的区别就在于，它本身首先是一门科学研究，其目的在于科学地揭示古代历史的文化和准确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它借助现代科学手段来发掘古代遗存，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

在此前的某些篇章中，我对秦兵马俑的考古发掘作出了一些不敬甚至是批评的叙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秦兵马俑坑和秦陵考古工作者的敬业精神以及对秦文化或者相关文化的研究所付出的努力和热情，以及取得的成果，是我所了解的中国不同的考古队中最为出色的，也是最为优秀的。也许是关中优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遗风，滋养了他们秉承文化遗产和破解文化遗存的性格，只要走进秦俑馆和秦始皇陵考古队就不难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有各自的研究成果刊诸于世，诧异之余，让人多了几分敬佩。明珠上尽管洒落着尘埃，但尘埃毕竟遮不住明珠的光亮，这便是我对秦兵马俑坑和秦始皇陵园考古发掘工作近三十年来所作出的整体评价。

王学理（左）在任汉阳陵考古队长期间，向前来参观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介绍新出土的汉代陶俑。

走笔至此，不禁使我想起了在秦将军俑头案中倒了霉的原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按他的说法，自己参加秦俑的建馆、发掘、研究先后共历18个春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其实依我的观点来看，他则是功劳、苦劳、疲劳三者兼得者。何以言之，只要回顾一下我在此前叙述的他的工作经历和命运沉浮即可领悟。现在需要补充的是，王学理由于将军俑头案而被撤职查办后，不久就离开了秦俑坑发掘工地，回到了位于西安市省考古研究所的家中。在闲居的日子里，他于苦闷中一面写申诉材料，为自己喊冤叫屈，一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文化良知，默默地做着关于秦俑和秦文化的研究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凭着多年的发掘积累和深厚的学术功底，硬是写出了《秦始皇陵研究》、《秦俑专题研究》和主编了《秦物质文化史》三部像砖头一样厚的著作。这三部作品同时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一致好评，其锋利的笔触、广博的知识、丰富的资料、独特而又切中历史真实要害的剖析以及流畅的文字叙述，都显示出这三部著作所具有的大家气度。而其中的《秦物质文化史》和《秦俑专题研究》，分别获得了“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著作鼓励奖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这样的情形很容易使人想起太史公的千古绝唱：“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斯言甚是。

汉阳陵出土的车马与随行俑群（王学理提供）

几年后，王学理的上诉在没有结果中有了结果，这便是上级业务部门让他再度出山，先后主持汉鼎湖宫和汉阳陵[3]从葬坑的调查、发掘工作。梅开二度，王学理深知机会难得，不可错过，便将苦闷与彷徨以及个人得失置于事业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随着新局面的不断开拓，王学理信心倍增，干劲冲天，自1991年5月以来他领导的汉阳陵陵园考古成果，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陕西省“十大新闻”之一。除国内媒体外，美国《国家地理》、《时代周刊》杂志和法国《费加罗杂志》分别做了长篇报道，一时间，汉阳陵考古盛况空前，举世震动。遗憾的是，这样的好景并未长久，当我第二次赴西安采访时，他已被刚上任只有26天的陕西省考古所所长韩伟突然宣布退休，并令其立即移交文物、离开发掘工地。此时的王学理先是于惊愕中听凭事态的发展，等回过神来之后又颇不服气，于是又引爆了一连串被告与反被告、擒拿与反擒拿的台前幕后的大角逐，王学理再度卷入了是非恩怨的旋涡之中，并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南按：王学理说是摘桃子与保桃子之战）的关乎政治命运和人格尊严的悲壮活剧。

同前一次基本相同的是，他一边应付着官司，一边根据自己几十年研究秦俑军阵战略战术之经验，和自己的对手进行着持久性的游击战、防御战、包围战、战略退却、战略进攻等生死抉择的战斗，同时还做着汉阳陵的专题研究，也许不远的将来，这新的研究成果又会公布于世。

王学理在将军俑头案和他被宣布退休回家等问题上的是是非非，我无力去作评判，也不想去做一个纸糊的法官，从更高的生命意义和境界上来看，或许这些恩恩怨怨对他对我并不重要，引起我心灵震撼的倒是英雄于末路之时，尚对文化如此钟情厚爱，确不失为一名真正的学者。或许正如他在自己的诗作《自况》中所云：

尧山负笈关梁度，龙门耕牧伴青灯。

蒙冤景慕文公正，逢劫傲岸郡坞空。

秦陵陶俑铜车马，汉园塑绘石罗经。

物质文化咸阳史，神韵卓然建安风。[4]

注释：

[1]“右倾”指不敢革命、放弃斗争、妥协投降的政治观念，实际上常成为共产党内加诸反对派的一种罪名。“文革”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要替一批被打倒的原中共领导人翻案，这个翻案计划被“四人帮”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大加挞伐，喊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2]“文革”期间，邓小平等人提出中国应以提高生产力为主的理论，即所谓“唯生产力论”。而江青等四人帮则主张继续以文化革命为主。双方发生冲突，邓小平被打倒下台。

[3]汉阳陵兵马俑：“阳陵”是西汉景帝的陵墓，位于陕西咸阳市正阳乡张家湾村北的黄土塬上。1990年3月，在修筑西安国际机场专用道路工程前的考古钻探中，意外发现该处有从葬陶俑群。1991年3月起开始发掘陵南从葬坑，共有24座俑坑，己出土了彩绘木车、木马、木俑及陶俑等千余件，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陶俑群包括男武士俑与女骑士俑，俑的身、首以红陶模制而成，肩下安装可活动的木臂，外着甲衣。但因日久腐朽，有的俑已呈裸缺体缺臂状，有的俑则可由未经扰动的印痕，看出原先的姿势和服饰。阳陵汉俑的形态多样，面目和悦，整个俑群呈现出宏阔雄壮的气势，是中国迄今发现汉代陶俑雕塑水准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处。据考古学家推算，其埋藏之陶俑总数可能达4万件，相当于秦始皇兵马俑的5倍以上。

[4]尧山：中学母校。龙门：1969年下放韩城。蒙冤：1987年做秦俑失窃的替罪羊。逢劫：1994年10月26日，被陕西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偷偷办退；1995年2月被韩伟骗交汉阳陵文物18881件，4月21日又被韩伟带人撬门抢走工地全部文物、资料及个人书稿物品并封门。郿坞：董卓筑壁垒高比长安，坚固异常，气势汹汹，结果又怎样？（王学理自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