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精血凝

记得1991年早春，我在秦俑馆采访的时候，对人们传颂的几位“元老”，和我真做作过长谈的只有程学华一人。我和他最初相识是在秦俑馆一个僻静角落里一间低矮、灰暗、潮湿三者具备的平房里。这是他的宿舍。

面对这位过早地戴着老花镜，并没有多少风度而纯似一个农民打扮的干练精瘦的老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在50年代曾经使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创造发明者蔡伦的地位发生撼动，80年代以铜车马的发现、发掘而使考古界为之刮目相看的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程学华先生。更令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位纯朴、憨厚的老头曾经是一位“现行反革命分子”。悲壮与传奇、泪水与欢歌构成了他六十载风雨征程的主体色调。

相传纸的发明者蔡伦

1957年5月17日，中国《工商经济报》发表了一则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消息：

东汉蔡伦造纸的记载发生动摇

——坝桥砖瓦厂掘出的古墓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用纸。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刻、铜镜、宝剑、陶器等。

本报讯　陕西省博物馆，5月8日接到坝桥砖瓦厂发现两口铜宝剑的电话后，次日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这两口铜宝剑的出土地点在该厂第二生产队工作区——八角琉璃井之南。这是一座西汉时期较大的墓葬，出土铜器有：铜镜3面、铜剑2柄、铜洗[1]2个和许多半两钱[2]。石刻有：卧形盘颈石虎4个、天然白石加紫花带足方盘1个、和前石质相同的石案1个。陶器大多破损完整的有彩绘陶钫[3]3个、带彩陶俑3个、陶鼎1个、大小陶罐8个、残铁灯1件。更重要的是，铜镜下面垫有麻布和类似纤维制成的纸。我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张最早的国家，据史书记载，纸是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05年）中常侍蔡伦所造。这个墓葬发现的纸叠，由它同坑的其他器物证明，是西汉遗物无疑。因而这几叠纸不仅推翻了蔡伦造纸的记载，并把纸的制造和使用推前了两百余年，从这叠纸的质地细薄匀称来看，制作技巧已相当成熟。以此推断纸的发明年代似应远在西汉以前。为此，这个墓葬内出土的麻布、石虎等也是珍贵的文物。该馆正积极设法整理，准备展出，供广大人民群众参观。

（田野）

古代造纸流程示意图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展出的灞桥纸

《工商经济报》刊发不久，具有权威的《文物参考资料》又以“陕西省坝桥发现西汉的纸”为题，对发现与鉴定的经过做了更加详尽的长篇报道：“……这次出土的纸，虽然是长宽不足十公分的残片，但能看出它的颜色泛黄，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质的纤维，其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因此可以说明纸的发明应远在西汉以前，过去史书记载纸是东汉和帝（公元89—105年）中常侍蔡伦所造，显然和事实不符。”

坝桥纸的发现和鉴定者，正是三十年前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年仅24岁的程学华。

尽管这时的程学华已引起考古界的瞩目，但他并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考古研究上，考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暂时的职业，因为他原本是西安市戏曲研究室的创作员，只是为体验生活才来到省博物馆工作的，在他心中占有主要位置的仍是戏剧创作，那才是他从小就立志追求的生活方式，那是他眼中最辉煌的事业。

1958年，他写出了多幕话剧《受骗》，并由长安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受骗》的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起轰动，陕西省和西安市几家艺术团体，争相筹排这部大型话剧。程学华在考古界出尽了风头之后，想不到又在文艺界崭露头角。生活向他绽开了笑脸，鲜花的芳香迎面扑来。这一切，对于一个25岁的热血青年来说无疑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辉煌境地。

程学华（左）与同事在清理出土的铜车马御手

然而，就在这辉煌境地的前方，却横亘着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悬崖。但程学华没有看见，他也不可能看见，因为此时的共和国已步人多雾的秋天，飘雪的冬季即将来临。

1959年，程学华的好运终于休止，灾难向他走来了。他的《受骗》先是被审查，接下来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的监督劳教。从此，属于他的只有“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争取重新做人”的生活方式，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30年后，当我重新翻阅差点致程学华于死地的《受骗》剧本时，也大有受骗的感觉，剧中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说的是一个三辈扛大活的老贫农，在入合作社问题上受到一个顽固富农的欺骗。这个富农向他说合作社如何如何坏，结果这个老贫农迟迟不肯入社。最后经过大队支部书记的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老贫农幡然醒悟，揭露了顽固富农的卑鄙丑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走向了康庄大道……这个直到今天看来都很革命的剧本，之所以在当时被看作是“反革命”的毒草，是因为文艺界的领导人把剧中顽固富农攻击合作社的话，当作它的创作者程学华的话来论罪。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历史冤案直到1973年春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4年，程学华随秦俑坑考古队来到兵马俑坑现场进行发掘，这时他的好运依然没有到来，尽管“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已经在形式上摘除，但实际上仍处于部分领导人的监控之中。1978年，随着新一轮的政治动**，原本就不懂政治的他又被划为革命群众的对立面进行监控。与此同时，他那段“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老账又摆到了桌面上，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凄苦的政治风雨中，他又成了人民的敌人。

于是，该提升的工资级别没有提，该属于他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几乎全部取消。孤立无援的他只有低下高高昂着的头颅，握紧钻杆，默默无语地在秦始皇陵园和两千多年前的地下祖先交流着内心的积郁与奔涌的情感。

铜车马的发现与发掘震撼了世界，无数的人们幸运地目睹了两千多年前秦帝国鸾驾的风采雄姿与卓越的冶金制造工艺。但很少有人看到几年前在铜车马坑边搭起的那个在风雪中**动的草棚和漫漫长夜里草棚中两个蜷曲依偎着的身影，更没有人去探知这两个身影的内心深处翻动着的是一种怎样凄苦、悲壮的情感波澜。日本访华团团长井上裕雄在1984年8月来到秦俑馆后，把兵马俑和铜车马喻作“一棵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他和他的同伴所欣赏和羡慕的只是这两朵花现时的明艳，却不知“当初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在秦俑博物馆那间僻静昏暗的屋子里，望着程学华那佝偻着驼背的消瘦的身影，我的心里翻起一阵酸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历尽磨难艰辛而对事业却如此地执著和痴情，对生活充满了自信与乐观。当我静心地倾听了他的肺腑之言后，我才豁然开朗。

“俺对秦陵的感情与考古事业的追求，不是在兵马俑发现之后才形成的，早在我踏进考古界大门的时候就开始了。”

“临潼是我的家乡，这块黄土生我、养我，使我长大成人。开始我想以文学的形式表达我对这块土地和这片山水的爱恋，但当《受骗》事件之后，我知道我将告别文坛而终生和考古事业做伴了。因为我成了现行反革命，西安戏剧研究室不能再收留我，我也失去了发表言论的权利，只有在省博物馆默默无声地做点细小的工作。1961年，秦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的心中就有一种想法，如果能把秦始皇陵的事情搞清楚，家乡的主要历史情景也就基本揭示出来了。1962年2月，陕西省文管会对临潼县秦始皇陵进行调查，当时我就提出来能否让我也参加，结果没有得到批准，其原因是和我当时的政治处境有关。后来在给秦始皇陵立碑时，我来了，大概领导看我比较朴实、憨厚，不像他们想象中的反革命分子那样凶残可怕，就让我参加一些田野考古方面的劳动。若仔细把秦始皇陵前的碑文和保护标志的志文对比，就会发现，国务院镌刻的志文是：‘秦始皇陵’等字样，而碑文则刻了‘秦始皇帝陵’等字样，这有‘帝’字和无‘帝’字，其实是不尽相同的，只有细心琢磨才能体会出个中的味道。”

“当时秦始皇帝陵光秃秃的，封土上连棵像样的草也没有，一遇到雨季，封土流失严重，我们感到心痛，就向省文化局汇报要绿化陵园，文化局调拨了5000元钱给当时主管陵园的渭南地区，从此秦始皇陵园内就有了稀稀拉拉的洋槐树。但这些树刚刚发芽长叶，就被人折断做了架芸豆、黄瓜之类的篱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向省文化局要了5000元钱给渭南地区，让他们分给陵园附近村社的社员买石榴苗子在秦始皇帝陵园内种植，谁种谁收。这样，陵园内大部分地方都植上了石榴树。临潼的石榴是全国有名的鲜果，常以皮薄、颗粒大、汁液多、味道纯正著称，当地农民对栽植这种果树很感兴趣。”

“由于政治上的厄运，我将近三十岁才结婚成家。当我的女儿长到要上学的时候，秦始皇陵园的石榴树开花结果了。每到夏季，整个陵园的石榴花一片火红，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为了寄托我对这片土地的爱恋和纪念那段植树的历史，我给女儿起了程蕊红的学名，意思是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坐蕊开花，就要结出丰硕的果实了。1973年我又有了一个儿子，便给他起了个程林红的名字，因为这时我看到陵园里的石榴树已经长大成林了。”

“兵马俑发现之后我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发掘，随后主要从事秦始皇陵园的考古钻探，现已钻孔五万多个，发现了陵园内外近五百个陪葬坑，估计整个陵园内外，包括已发现的兵马俑坑军阵，共有陶俑一万余件，而秦陵地宫的秘密也在钻探中逐渐揭开。同时，临潼县境内的战国、秦6个帝王陵墓的内在情况也基本在钻探中搞清楚。前些日子有个记者在报上发表文章，说我钻探的地下孔道的深度加起来可以穿透地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但要把这些年钻孔的深度加起来，其数字确也是惊人的。自从1974年我来到这里后，一直都是发掘和钻探，共请过两次事假。第一次是1980年春节母亲去世了，我回家奔丧，正月初三回家，初六返回工地。第二次是1982年我的爱人去世了，我又回家住了几天……”

程学华没有再说下去，我也没有继续追问。当我收起采访本走出那间低矮的小屋时，又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那瘦削的身影。就在这蓦然回首的一刹那，我看到他那紫深色老花眼镜的背后滑下两道潮润晶莹的光。这是他最后向我发出的无声的肺腑之音：“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2001年，新千年的元月，当我再次来到和秦俑馆一墙之隔的秦陵工作站时，程学华早已乘鹤西去。那是1999年5月7日，我正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采访，接到了程学华的家人从西安传到我呼机上的信息，知道先生于当日撒手而去，费了好大的劲儿找了个长途电话打到西安，对他的家人给予了慰问。令我至今尚感遗憾的是，原想发一封唁电寄托我的哀思，但由于我当时所处地理位置的偏僻，这个小小的愿望竟没有得到实现。

当我此次来到西安程学华生前的家时，已是人去楼空，见到的只是墙上悬挂着的一张遗像，听说他生前曾留下遗嘱，希望自己百年之后能将骨灰撒到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秦始皇陵园，让日日作响的铲声和自己的灵魂相伴。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愿望尚未付诸行动。望着程学华的遗容，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在秦俑馆的那次倾心交谈，想起了他那佝偻着驼背的身影，也让我忆起了袁仲一在《长相思——怀念程学华先生》中所写下的动人诗篇：

一把铲，一条绳，

探幽寻觅骊山陵，

朝朝暮暮情。

腰如弓，铲声声，

奇珍异宝一宗宗，

谁知精血凝。

注释：

[1]洗：古代的日常盥洗用具，犹今之脸盆。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汉代最为流行。

[2]半两钱：古铜币名。圆形，方孔，无周郭，正面自右到左铸阳文“半两”二字，字体小篆，背面平素。“两”为当时的重量单位，一两合24铢，半两即12铢。半两钱在战国时的秦国已开始使用，秦始皇并吞六国后，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将半两钱推行全国，号称“重如其文”，实则轻重不一。西汉前期仍行半两钱，但因经济凋敝，钱质日趋轻薄，只沿袭其名而已。直到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令郡国锌造五铢钱，并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将郡国的铸币权收归中央，半两钱才退出历史舞台。

[3]钫：古代盛酒的生活用具，形似方壶，长颈，大腹、有盖，盛行于战国末至西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