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安庆事件
我在秦俑馆奔波，曾数次穿行于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展室，每一次都有一种异样的心灵震颤和从未有过的精神收获，我越来越感到我所踏入的是伟大的古代文明与精湛的现代艺术所融会而成的神圣殿堂。
如果说兵马俑与铜车马的制造工艺和冶金技术体现了古代人民非凡的创造力与杰出智慧，那么，兵马俑与铜车马的修复以及气魄恢弘、宽阔雄伟的展厅，则完全展示出中国现代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建筑艺术水平。我在为这辉煌神圣的殿堂惊诧之余，以同样的敬慕之情静心观赏镌刻在殿堂之上的书法艺术。从墨迹的风格和气韵中不难看出：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几个雄壮的大字为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元帅所题。
“铜车马展厅”五个苍劲刚健的行书字迹则出自久负盛名的大书法家舒同之手。
而唯独“第一号兵马俑大厅”几个稳重秀美的篆书难以辨别是出自哪位大家之手。
于是，有人告诉我，这是秦俑博物馆陈列部美工郑安庆的墨迹。
一个博物馆的美工能写出如此令人惊叹的字体，并且高悬大厅门口上方，无一掩饰地接受海内外游客的欣赏与品评，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大幸事。我决定亲眼见一见这位幸运的美工，分享他的幸福与欢乐。
然而，当1991年初春，我走进陈列部见到这位四十多岁的汉子时，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他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聪明伶俐、健谈豪爽。他给予我的感觉是口齿愚钝、行动笨拙，只有那份热情与真诚尚存在他的身心之中。在我以极度惊讶和迷惑的神情得知了关于他的一段苦难岁月之后，才恍然醒悟昨日这个才华横溢、稳健刚强的血性男儿为何变成今天这种模样的。
1982年9月26日，《陕西日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走私犯郑安庆被依法逮捕
本报讯 秦俑馆美工郑安庆未向公安机关申请备案，又未经工商部门批准，私自开设刻字行业。从1980年7月至1982年4月，他先后向外国商人走私印章、印料二百五十余枚，用五十四件小包裹邮往国外，从中牟取暴利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五元七角。并收受外商：彩色电视机、收录机各一部和兑换券七百三十八元。临潼县公安局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和《海关法》一百零七条、一百五十条、一百八十四条及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认为已构成走私罪，经县检察院批准，将郑安庆依法逮捕。
（唐世兴）
郑安庆创作的《延安精神印谱》书影
郑安庆创作的《秦兵马俑印谱》书影
郑安庆创作的兵马俑印谱
郑安庆创作的秦铜车马印谱
消息已明确警示世人，郑安庆的灾难是因为他私刻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想不到他不但有一手潇洒俊秀的书法，而且还有刻制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的本事。
其实，早在郑安庆上小学时，就迷恋于书法、绘画和金石刻字的艺术，并经过十几年的奋力苦搏，他的艺术创作成果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书画界的赞赏。自1962年起，仅他的篆刻印章就先后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体育》、《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延安画刊》、《延河》等二十余家报刊发表近百方，并出版了《毛主席在陕北》的印谱单行本。
1978年，郑安庆从一家工厂的子弟小学调到秦俑馆做照相与绘图工作。1979年秦俑馆开放之后，郑安庆见外宾纷至沓来，便向馆领导提出了“愿在工作之余用我的刻印小技为外国游客治印，以为博物馆挣外汇”的建议。他的建议没有被馆内领导者采纳，但却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80年4月，郑安庆再次向馆领导提出了他先前的建议：“现在工作有了秩序，馆内也设了小卖部等设施，我可以在工作之余刻些印章为馆里挣点外汇。”
他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许可：“你先刻刻看吧。”
郑安庆颇为激动，一种复杂的心情感驱使着他，当天夜里就用自己原有的水墨石刻出了三方印章。他的确出手不凡，三方刻石刀法娴熟、字迹刚劲有力，除正面的刻字外，又颇费心机地在印侧四边刻下了秦俑图像和俑坑简介，以及“××先生×年×月×日赴中国西安参观秦兵马俑坑刻石纪念”的文字。
第二天，郑安庆将三枚刻章及印模拓片拿到博物馆外宾小卖部对外销售。不出三日全部售完，秦俑博物馆由此获得了190元外汇。从此，郑安庆越发积极地镌刻，外宾小卖部源源不断地销售。至1980年年底，仅为期半年的时间，秦俑博物馆共获外汇六千余元。
也就在这一年的8月，日本书法代表团前来秦俑馆参观。当团中的原野茂走进外宾小卖部，见到郑安庆篆刻的印模及边款拓片后，大为惊讶称绝，当场买下六枚印料要求篆刻。郑安庆时已回老家探亲，原野茂并未放弃得到这篆刻艺术的机会，他给馆内小卖部预付了印款和邮资，提出等郑安庆回馆后为他刻就寄去，秦俑馆服务人员当场答应下来。这笔交易到此似乎已进入尾声。
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悲剧拉开了帷幕。
郑安庆探亲归馆后，按日本原野茂的要求刻好印章并亲自给他寄去。事隔不久，原野茂从日本给郑安庆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对郑的篆刻技艺表示极大的敬佩和兴趣。同时原野茂对自己的经历和爱好做了详尽的介绍：“我已五十多岁，现在日本××中学担任书法课程教师，已从事中国书法研究三十余年，有两个孩子……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与帮助……”其感激之情、虔诚之意溢于言表，令人为之感动。
此时郑安庆已自学日语近两年，很希望有一位日本朋友给予自己学习上的帮助和指导。于是，很快给原野茂回信并赠送了自己篆刻的部分拓片。从此，郑安庆与原野茂不断书信往来，成为互教互学的书道之友。
1981年元月，郑安庆为其家属调动工作，请了几天事假，按照秦俑博物馆的规定，这月他因请事假而没有得到工资之外的奖金。
郑安庆心中有些不快，想起自己半年多来为秦俑馆挣了钱、出了力，不但未得到经济上的半点报酬，就连一句领导对自己的鼓励、表扬之类的话也未曾得到。一番感慨之后，他决定找馆领导谈出自己的想法：“据了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友谊商店、书画店、展览馆等经销的书画、篆刻、工艺品，对作者都是按30%或50%提成做报酬或奖励。西安友谊商店也设有治印业务，对刻者按50%提成，如遇应急买主，100%归镌刻者。我给外国人治印，工具、印泥全是我私人的，开始卖掉的三方印石，连石料也是我自己出钱买的。我不要求给我本人多少报酬，只想馆里是不是适当地给点奖金，我也好买几本书和几块石料……”
未等郑安庆的话讲完，领导的脸色已起了明显的变化，心中也添了大大的不快，“从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领导说完这句令郑安庆困惑不解的话便匆匆离去了。
第二天，秦俑博物馆召开支部委员会议，特邀非党员的郑安庆列席。开会之前，馆领导明确回答了郑安庆昨天的提议：“经过初步研究，馆内对你不予进行什么奖励，你昨天的要求是无理和私心太重的表现，你的手伸得过于长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金钱观念……”
郑安庆闻听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列席党支部会议，分明是在接受警告，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伤害，血气方刚的郑安庆无法容忍，他蹭地站起身，据理力争：“我不能接受您的批评，我说的提成是有政策依据的，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则……”
馆领导更不示弱，同样慷慨陈词：“多劳多得主要对农村社员和城市待业青年等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言的。你是国家干部，工资就是国家给你的报酬，不存在多劳多得的问题。这个政策对你是不适用的。”
“陕西省博物馆业务干部曲儒同志的象牙微雕在本馆对外部出售，怎么实行30%的资金收入提成？”郑安庆以眼前的实际事例颇不服气地反驳。
“曲儒是曲儒，你是你，陕西省博物馆的曲儒不归我管，秦俑博物馆的你归我领导。”馆领导也寸步不让，提出了比郑安庆所引用的事例更实际的问题。
“中国是几个共产党领导？”郑安庆以他的聪明与才智把这场辩论像艺术创作一样推向极致，而使一切对手都无法超越并望而却步。
馆领导被噎了一下，索性挥挥手，示意郑安庆：“这次你的列席会议已毕，请回吧。”
郑安庆愤然走出，大呼不平。
馆领导悄然落坐，怒不作声。
这场闹剧的结果是，博物馆小卖部从此不再收留郑安庆的篆刻印章和拓片，并命令郑安庆停止篆刻活动。
冲突既开，就无平静收场的可能。悲剧的帷幕已经拉开，也只有就此演下去。
郑安庆与日本教师原野茂的书信往来仍在进行。这边的郑安庆为他代买中国的文房四宝及字帖、印谱、篆字字典等印刷书籍，那边的原野茂向郑安庆回赠日本出版的书法、印章等书籍，同时提出：“我的日本学生很喜欢您的印章和拓片，希望今后多多提供您本人的艺术作品。”
其后，原野茂的朋友白霞洋（原日本书法家访华团秘书长）给郑安庆来信，提出了和原野茂相同的希望，郑安庆觉得盛情难却，就笑纳了这个朋友，同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篆刻了近两百枚姓名印章，通过邮局寄给原野茂、白霞洋和他们的学生。
1981年7月，原野茂、白霞洋等再次访华，并带来14英寸彩电一台、收录机一架赠予郑安庆作为酬谢。
原野茂、白霞洋回国后，仍觉得盛情未了，又先后三次通过日本和中国银行给郑安庆汇款七千余元人民币，其中原野茂的5000元汇款理由是“友人赠予”（日本银行汇款凭据）。
原野茂与白霞洋给郑安庆的汇款引起了陕西中国人民银行的警觉，他们把款转至临潼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的同时，要求该行到秦俑馆了解具体情况，秦俑博物馆领导一看日本帝国主义赠予了这么多钱，背后一定有鬼，于是借机将汇款单扣留在馆内，未通知郑安庆。
当日本方面的汇款人在信中得知郑安庆没有收到汇款后，立即寄来汇款凭据，郑安庆持凭据赶赴陕西中国人民银行查询，当他得知此款已转至临潼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后，又赴临潼询问。
“是你们馆里的领导暂时不让发给你本人。”临潼分行方面回答并当即表示：“我们再到馆里催问一下，是公款由他们领，是你个人的就马上给你。”
在银行方面的多次催问下，郑安庆的汇款被扣压三个月后，终于从银行领取出来。
“是不是你把文物弄出去了？”秦俑博物馆领导向郑安庆询问，神情充满惊讶与怀疑。
“日本人喜欢我的章子，我给他们刻了章子，这是他们给我的劳动报酬和答谢。”郑安庆坦诚地回答。
“以后不要再搞了。”馆领导强硬地做着命令。
“给日本人刻书画印是不是犯法？”郑安庆毫不服气地反问。
“不是犯法。”馆领导回答。
“既然不是犯法，那我还要刻。”郑安庆倔犟地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你就刻吧。”馆领导嘴角微微翘起，涨红的脸上透出一股阴冷的寒意：“走着瞧！”
郑安庆的厄运不久便降临了。
1982年5月1日，美国著名美术收藏家韩默500年藏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揭开帷幕，秦俑博物馆一美工当时正在北京出差，在荣幸地目睹了画展之后，回到馆内以激动、敬慕之情向同行宣称：“是百年难逢的罕事，很值得一看。”酷爱绘画艺术的郑安庆闻听此言，难以抑制心中的亢奋之情，立即找到馆领导提出：“我以5月1日、2日的值班换成休假，补加一个星期日共三天时间自费到北京去看一下韩默的画展，成不成？”
“噢？！”馆领导先是吃了一惊，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着郑安庆，沉思片刻说道：“这个问题我不能做主，你到省文物局去请假吧。”
“我一个普通的人物，请三天假怎么还要省上批示？”郑安庆显然有些不快，这时的他竟幼稚地认为只是领导对自己的故意刁难而已，却不知他已被当作嫌疑人物被实行内部监控，他的言行和一举一动，每天都有人秘密监视并及时向馆领导和保卫科汇报。
“你现在已不普通了，不但不普通，而且还是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我实在不敢斗胆批你的假。”领导的话颇为狡黠，令郑安庆大惑不解。
“我不认识文物局领导，要去你去，反正这个画展我是看定了。”郑安庆态度明显强硬起来。
博物馆领导大瞪着眼睛久久地盯着郑安庆有些涨红的脸，似乎预感到什么，立刻态度温和热情地表示：“你先在家稍等，我向省文物局给你请假。”
5月6日，博物馆领导赴西安请示没有回来。5月7日上午，仍不见踪影。据悉，北京的画展将于5月10日结束，时间异常紧迫。
心急如焚的郑安庆见馆领导迟迟未归，于5月7日下午写了“我已去北京看画展”的条子，放到馆领导家中，匆匆赶往临潼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
傍晚，馆领导从西安返回家中，见到郑安庆的条子和确知郑已赴北京的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即电话告知临潼县公安局和省公安厅：“具有重大经济走私问题的郑安庆已潜逃……”，同时连夜组织郑安庆有关“走私”问题的材料送往临潼县公安局。
临潼县公安局接到秦俑博物馆的报案和有关材料，立即开动迅速旋转的机器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了捉拿郑安庆的通缉令，并挂通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队的电话，让其协助撒网缉拿。5月8日上午，临潼县骊山公安分局一名干警和秦俑博物馆保卫科一名保卫干部，携带手铐、枪支驱车火速赶往西安机场，登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5月9日上午，郑安庆看完画展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家书店购买字帖。此时一个便衣青年突然出现在面前：“你叫什么名字？”
“俺叫郑安庆。”
“就是你。”随着青年人的话音，一副锃亮的手铐“嚓”地钳住了郑安庆的手腕。
“走！”便衣青年声音不大却咬钢嚼铁般生硬。
郑安庆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梦游般地被带到不远处的东安市场派出所。
“你先等一会儿，”便衣青年说道，将郑安庆顺势按在一把椅子上，又和身边的几个人嘀咕了几句。
十几分钟后，临潼县骊山公安分局的干警和秦俑馆保卫干事两人走了进来，郑安庆从梦游的云海里跌到地面，他恍然醒悟了。
“签字吧。”骊山分局警察把一张拘传证摊到郑安庆面前的桌上，如释重负又洋洋自得地说。
“怎么回事？！”郑安庆自被擒获后第一次质问。
“你回去就清楚了。”对方说着，打开手铐，把郑安庆手腕上的表撸下、衣兜里的钱搜出，重新钳上自己从临潼带来的手铐，之后收起郑安庆签字的拘传证，押往东城区看守所关了起来。
5月10日，郑安庆被带上北京开往西安的列车，押往临潼。为宣泄心中的愤懑与不平，在列车上，郑安庆将骊山分局的警察给自己罩住手铐的衣服用嘴挪开，将手铐高高地举了起来。乘客见状，无不哗然，纷纷拥上前来观摩这一奇景。
“谁叫你把衣服扔掉的？”身旁的警察大怒，立即喝斥，并将衣服再度盖住郑安庆的手腕。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随便无故地抓人？”郑安庆有些像电影上英雄人物的慷慨悲壮之举。
“你犯的什么法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回去后你就清楚了。”这个警察并不想和他说明或解释什么，事实上这些问题也不由他来回答，只要将郑安庆抓获并安全地押回临潼，他就圆满完成任务了。
5月11日，郑安庆被押回临潼并由临潼县公安局派人突审。
“你怎么和日本人认识的？给他刻了多少印章？写了多少封信？你所刻的石头是从哪里弄来的？……”提审员一一追问，郑安庆如实回答。
时间已近黄昏，问答双方都疲惫不堪，一天的提审即将结束。
“你们弄了一天，我到底犯了啥罪？触犯了《刑法》哪一条哪一款？”郑安庆强打精神问。
提审人员收拾着讯问笔录：“你的问题暂时在《刑法》上还找不出来，但我们怀疑你犯了法！”
“要是别人怀疑你犯法，是不是也把你关进监狱里？”郑安庆显然抓住了提审人并没有慎重考虑的话，予以反击。
提审人并未发火，也没有显出异样的难堪表情，他仍旧收拾着桌上的东西，顺势抓起即将要装入纸袋的拘传证冲郑安庆亮亮：“拘留你是经过公安局长批准并办过合法手续的，拘得对不对，你现在问还有点为时过早。我们只是奉命执行公务，退一步说，即使抓错了，也会有人给你负责。”
“你们这是违法行为！”郑安庆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高声叫喊，大有和提审员作一番殊死搏斗的势头。
提审员本来已经迈动的脚步又停下来，以惊异的目光打量着郑安庆，刚才的温和气度一扫全无，极为愤怒地说道：“郑安庆，你不要太猖狂了，你有无问题我们正在审查，像你这样的人，即使最后审查没事，也要给你找个事。”提审人说完扬长而去，身边的人员将郑安庆押进看守所，一关就是两个月。
7月5日，郑安庆在看守所向临潼县检察院发出了呼吁：
我的申诉与控告
县检察院检察长：
我叫郑安庆，男，现年40岁，是秦俑馆陈列部美工。今年5月被骊山分局拘留于县看守所。在已监禁的两个月内，由邵生云和我馆的肖康健提审过5次。时间是5月11日、14日、15日、27日及6月23日。
……我曾多次向监所提出要给您写信，但遭拒绝。在6月23日的提审时，我向邵生云又提这个要求，回答是：“不管，你向监所提。”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的被告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在这里就得不到保障？我不明其因，在终于得到获准后，我向您的申诉和控告兹述如下：
一、案情简述（略——作者注）。
二、拘留是杨正卿馆长对我由眼红、嫉妒而产生的迫害（以下略——作者注）。
三、是功还是罪：我跟原野茂、白霞洋的交往是在我国法律及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增进中日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而建立起的同行朋友。我指导他学刻印，他指导我学日语，并交流各自的书法篆刻作品，有益于提高学识水平。他两人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喜欢我的篆刻，国外有我的知音，作为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来说，自然感到欣慰。我给他们刻的印章，都刻有较长边款，介绍西安的名胜古迹。“金石不朽”，它将成为宣传中国灿烂文化的历史见证。这是益事而不是坏事。
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篆刻是艺术的一种，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我从事篆刻并给日本人治几方印，不能是犯法作为。他们给我汇的款中，除了印料、邮费和代买“文房四宝”的钱外，自然还有我的艺术创造劳动价值。且他们的汇款是外汇，我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国家的外汇收入增砖添瓦，同样是益事而不是坏事。而国家给我兑换的人民币我几乎全部存入银行，正是“踊跃参加爱国储蓄、积极支援建设”，这又是益事而不是坏事。
我虽然有了这些收入，但我全家人的生活是清苦简朴的，家里没有时髦的现代式家具，甚至连一般家庭中都已有的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等都没有，更无其他高档家具。日本人赠我的电视机，我考虑到当时全馆没有一户有黑白电视机，我用上彩电，会脱离群众，于是便原价加关税低于国家同等产品160多元处理了。并把钱存入银行，从没有胡花乱用，肆意挥霍。我爱国有何罪？劳动换来报酬又何罪之有？
四、我的控告与要求：1.骊山分局对我的拘留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41条及列举的七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因而是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12条，被告要求追究责任。2.老邵和老肖在几次提审中都问及我在哪些银行存有钱？存折用了哪些名字？此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3.老肖未持任何手续闯入我家，拿走了我的笔记本、抄走了我的存折号码（这是我根据提审时所听所见判断的）。4.我已被关押达两个月，人身权利遭到侵犯，并且还在继续遭受侵犯。骊山分局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8条办理，我要求对我立即释放，并要求追究诬告人的责任。
郑安庆
1982年7月5日
8月20日，郑安庆被从看守所监狱带到公安局预审室。他在心中暗想，也许是自己的申诉书起了作用，三个多月的监禁生活就要结束了。然而，令他再度震惊的是一张逮捕证摆到了自己的面前。
“今天我正式宣布，你被逮捕了。”提审员声调缓慢地说。
郑安庆懵了。他大瞪着眼睛，脸上无任何表情，呆坐着没有动，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
“请签字吧，”提审员望着显然有些痴呆的郑安庆予以提醒。
郑安庆轻轻地“啊”了一声，看着眼前的逮捕证和提审员，才恍若梦醒地回到了严酷的现实之中。
逮捕证醒目地填着郑安庆的姓名、籍贯等文字，而唯独“因什么罪”一栏没有填写，尚为空缺。
郑安庆停住了握笔的手，抬头问道：“我坐了三个月的监狱，到底是犯了啥罪你们又要逮捕人？”
“犯什么罪不是我们回答的问题。我们只是根据事实把材料和证据移交有关法律部门，他们看给你戴什么样的帽子合适，就给你戴什么帽子。”提审员依旧心平气和地回答，像在和老朋友拉家常一样坦**自然。
“我不能签。”郑安庆放下笔，呆板的脸充满了血色与怒气。
“你要不签，将来开庭审判时这关押期间的认罪悔改态度是要考虑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党的一贯政策你是知道的。”提审员柔中带刚地进行劝导。
但是，任凭提审员以何种方法相劝，郑安庆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没有罪，我不签。”
这一下使对方大为恼怒，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郑安庆被送进监狱，戴上背铐，套上脚镣，以促使其悔过反省。
郑安庆自感出狱无望，不再喊冤叫屈，他让探监的家属将日语自学课本悄悄带进监室，头枕墙壁，脚踩镣铐，偷偷学起了日语。纸毕竟包不住火。三个月后，在看守所所长亲自带人查监时，郑安庆的四册日语课本从被子里被翻出。
“你还学日语，你吃的就是学日语的亏啊！”看守所长毕竟还有些人性，没有过多地责难和予以严惩，只是略带叹息地将书拿回办公室，所幸的是，这时的郑安庆已基本将四册日语课本全部学完。
1982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临潼县检察院派人来到看守所，将郑安庆叫到办公室。
“春节就要到了，关押了你这么多日子，使你的精神、肉体都受了不少罪，经研究决定，先对你取保候审。”来人说着，又怕郑安庆听不明白，补充道：“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回家过春节了，如果经调查你确实没有罪，算你的造化，要是有罪再进来蹲着……”
郑安庆先是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然后轻轻摇摇头，声调低沉缓慢：“感谢你们的关怀，还想着让我回家过个春节。但我也做好了打算，如果问题没弄清楚，我是不会出去的，这个团圆节我不过了，仍然在这里头蹲着。”
“这可是依照法律的决定，”来人好言相劝。
“顾不得依照什么决定了，反正问题不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一清二白，我是死也不会走出监狱的。”郑安庆较劲地作出了强硬的回答。
来人无可奈何地长叹着离去。郑安庆平生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令他终身难忘的春节。
1983年农历正月十四日，临潼县检察院再次派人来到看守所找到郑安庆：“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快回家过个团圆节吧，不要再较劲了。”
郑安庆本想再坚决予以拒绝，这时他蓦然发现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出现在面前（检察院事先做的安排），郑安庆顿觉头轰然炸开，整个大地都在下沉。他感到羞辱，他觉得愤懑，他感到无颜见妻子儿女，他深知在自己入狱后，给妻子带来怎样沉重的精神打击，在儿女的幼小心灵上造成多么巨大的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位手铐、脚镣都没有使他屈服的硬汉子，面对妻子儿女那熟悉而亲切的面孔，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郑安庆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百感交集的氛围中度过了元宵节后，开始了临潼——西安——北京三点一线的上访生涯。
1983年3月26日，《陕西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样的消息：
秦俑馆美工郑安庆错案被纠正
本报讯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美工郑安庆，特长金石篆刻。1978年调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陈列室工作。秦俑馆发挥他的专长，开展了治印业务，近年来为博物馆收入外汇六千多元。郑安庆曾提出就篆刻收入外汇应给他本人提成，但未被领导采纳。以后，来参观的几位日本旅游者要买他的篆刻，他从1980年11月至1982年4月，通过邮局寄售自己业余刻的印章二百余枚给日本旅游者，日本客人给他寄来了九千五百多元（人民币）作为对他的报酬。他收到这些钱后认为是自己业余劳动所得，没有交公。
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临潼县公安局于去年5月9日以郑安庆“非法刻制印章”、“逃避海关监管，构成走私罪”为名，将郑安庆收容审查。该县检察院又于同年8月20日批准将郑逮捕。
郑安庆不服，不断申诉。渭南地区检察分院得知后，经过调查认为，郑安庆的行为构不成走私罪，并就郑案报告了省检察院。省检察院又进行了详细调查，走访了海关部门，确认郑安庆出售业余自刻的艺术印章构不成走私罪，指示临潼县检察院不能起诉，要求释放郑安庆，并立即送回原单位恢复工作。
省检察院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至于郑安庆出卖物品所得，应向他说明，要按税法规定纳税。
（本报记者 田长山、张子民）
与此同时，《陕西日报》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
执行政策是很严肃的事
对经济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打击，但对不是经济犯罪的人，就绝对不能打击。
由于有的同志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现在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不甚了解，把一些正当的事当成不正当的事，把不是犯法的事当成了犯法的事。例如，当前在城乡都有一些人认为搞副业、做生意是胡日鬼哩，是不务正业。如果谁挣了钱，就马上眼红，说他是搞个人发财，是搞资本主义。临潼县有关人员看见郑安庆不但业余搞收入，而且还从外国人那里赚了钱，这还了得，不是“走私犯”是什么？马上就把人逮了起来，一押就是半年多。你看，思想不对头，就这样把事情办坏了。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就有不少教训，现在不应该再犯了。
人常说：“逮人容易放人难。”意思是说，办错了案，就是纠正了，后遗症很多。所以，当前我们还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一定要严肃执行政策，特别是法律问题，更要泾渭分明，不可有一点马虎。
几乎与此同时，临潼县人民检察院的一纸公函也到达秦俑博物馆：
对郑安庆，我院已做了不起诉的决定，现按照有关规定和上级指示，对郑安庆不起诉后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建议，请予妥处，做好善后工作。
1.郑安庆自1982年5月9日收审，到不起诉决定宣布，这期间的工资和其他应享受的待遇由单位按规定全部补发。
2.郑安庆在押审查期间，单位如进行调资工作，应按有关文件中关于审查期间的调资规定对待。
3.郑安庆回原单位工作，根据其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安排，要遵守单位的各项制度，并享受同其他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
郑安庆半年多非人非鬼的凄苦悲怆生活从此结束，返回了工作岗位。但他心中的痛苦、委屈与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这恍若梦境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生活本身更加迷惑，经济上的损失已经补偿，但肉体与精神的创伤如何愈合与补偿？半年多的大悲大痛难道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飘然**去，不留下一点任何标志？
又是几年过去了，作者岳南与作家钟亦非（右）特邀郑安庆（中）在北京亚运村逸园钟氏楼前合影，庆祝他度过了人生一劫，在烟台艺术家村与临潼秦俑馆两地居住并开始新的书法美术创作生活。
带着诸多疑问与困惑，他来到西安一位著名法学教授的家中。这位教授在听他讲述了自己的悲怆经历与困惑后，苦笑着摇摇头说：“你的不幸经历只能使我同情，但却没法具体地解释和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宪法》，还是《刑法》，都没有对办错案和制造冤案者的处置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的法律不允许有冤假错案的出现。至于说出现了怎么办，我想就目前而言，除了善良的人们对你的不幸洒下几滴同情的泪水外，还没有别的方法来弥补你肉体与精神的创伤。也许你的疑问在未来的中国能解答。”
郑安庆回到家中反复揣摩教授的话，并产生了新的疑问：未来的中国能解答吗？这个未来到底有多远的途程？
几年后，当我第二次赴秦俑馆见到郑安庆时，他正在馆接待室的一角和一位同事学习日语，据说第二天要到西安参加一个什么形式的考试。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次他把考试前的日语复习，安排在博物馆接待室进行，颇耐人寻味。从简单的谈话中知道他不仅继续搞他的篆刻和外国人做生意，还扩大了业务范围，开始创作国画同外国人做生意了。此时的郑安庆已今非昔比，无论是气色还是精神都透出一股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看得出他要按照自己的人生追求，在事业上大干一场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尽管当年西安那位法学教授没能解答他心中的困惑，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样的困惑将在人们的心中越来越少。自由、平等、民主、法制，这些诱人的字眼，也将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并成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准则。只是，这个准则需要争取和抗争，以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不惜以鲜血去换取。在这条荆棘丛生又光芒万丈的道路上，如果将每个人的一小步汇聚起来，必将形成人类文明的一次大的飞跃，或许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郑安庆所迈出的，正是这个希望前奏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