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墓地宫的真实推断

自秦兵马俑坑发现之后，经过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等多学科组成的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历二十多年的苦苦探寻，关于秦始皇陵地下宫殿的历史真相也在逐步探明。

据秦俑坑的发掘者、考古学家王学理的研究推断，秦始皇陵的地宫，的确具有宏伟壮丽的规模。经现代科学测试手段分析，它也确实突破了人们已知的秦代建筑水平。从总体上讲，它只能是也必然是一个巨型的石砌周壁的竖穴墓圹[1]，然后再附设一些回环相连的隧道式的别室（侧室）和墓道耳室。而内部结构则是由石、砖、木料组成多级桁架[2]式建筑拱卫穹窿顶的群体建筑。因此，同人们所见到的古代陵墓一样，秦始皇陵地宫也大致分为墓室、别室、墓道三个部分。

王学理（右一）带领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上测绘（王学理提供）

墓室是秦始皇陵地宫中放置棺椁的主体墓穴，或称椁室。据钻探所知，秦始皇陵地宫上口范围很大，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总面积达24.9775万平方米。如此规模庞大的地下宫殿，是世界上任何一座陵墓也无法与之匹敌的。

在这个地宫上口之内，经施工处理，由四面向内收一段距离后，筑“方城”[3]一周。方城四面辟门，其中唯东面有五个门道，为避免陵区雨水径流灌注墓室而造成塌方，除了采取导流措施[4]外，还在方城之内收敛、斜行地向下挖掘墓圹。而在墓底，再笔直地挖筑椁室。秦始皇陵宫室这个由巨型的竖井式圹穴构成的三维空间，犹如一个倒置内空的“四棱台体”，也就是考古学家常说的口大底小的“仰斗”状。事实上，自春秋到秦汉间的大型土圹墓，斜壁上都带有多级台阶，像已出土的秦公一号大墓[5]就有三级，而杨家湾汉墓则有五级。秦始皇墓中的周壁根据“数以六为纪”（《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规定推断，可能环绕着六层台阶。如果从透视的角度看，整个墓室就是六个由大到小的倒四棱台叠加而深入地下的大土坑。

秦始皇陵骊山食官（东段）建筑群复原鸟瞰图（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

秦始皇陵冢经过历代风风雨雨的漫长侵蚀，终使它由原来周长2087.6米缩小到现在的1390米，足见它被历史的风雨无情地剥去70—82.5米的一层“厚皮”。在这剥掉“皮层”的地方，即现在陵冢的底部周围，下深8米，即是地宫上部的外围建筑。据王玉清、程学华等考古人员测知，墓圹上口有一道高和厚各约四米的宫墙，南北长460米，东西宽392米，其顶部距今地表只有2.7—4米。在这周长1704米的四边正中有斜坡门道，其中南、北、西三面各一道，东边有五道。门道宽达12米，已用夯土填实。由探知的墓底强汞区得知，范围东西长160米、南北宽120米的墓底，很可能就是椁室所在。

关于墓室的结构问题，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在深入研究后，曾这样解释：“在中国历史上，上自殷周、下迄汉代的大型陵墓，凡是在乎川地带营造墓室者，无不穿十为圹，作为朝天的竖穴木椁墓，椁顶横铺原木，填土夯实，与土平齐。已经发掘的王侯大墓，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亚字形大墓[6]、武官村的中字形大墓[7]、妇好墓[8]、凤翔的春秋时期秦公一号大墓、咸阳杨家湾汉墓等，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很好的例证。至于战国晚期，虽然已经开始出现了洞室墓，但这还只局限于小型墓葬。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穴[9]固然是大型的洞室墓，也开了‘以山为陵’的先声，但这属于凿山为藏的另一种类型。另外，像湖南长沙象皮咀的吴氏长沙王墓[10]和陡壁山的曹（长沙王后）墓[11]，则为我们提供了西汉文、景两帝时期诸侯王墓的典型材料。这两座墓都具有较为复杂的木结构墓室，它包括有前室、后室、两层回廊、甬道等部分，内置‘黄肠题凑’[12]、两重木椁和三重套棺，摆脱了传统‘井椁’（以木料作井字形交错而制成的椁室）的固有形式，木椁室前端已有了门的设置。原来的头箱、边箱和脚箱分别演变为前室、回廊和后室。而前室又设置得格外高大、宽绰，处于突出的地位，回廊则由若干个小室组成，后室则放置棺木。显然，这是模拟地上宫室建筑而来。那么，具有更大规模，而时间早此四五十年的秦始皇墓室结构，岂能没有相同之处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在推测秦始皇墓穴深度时，人们往往怀疑通风问题是秦代施工技术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实际是把墓室误作纵深的洞穴而产生的疑虑。如果确认墓室是大口朝天的竖穴，也就不会产生难以通风的疑虑了。至于深地取土，则属于高程运输，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不算复杂的。

当这些问题和矛盾都被消解之后，在深而大的“地宫”里，其顶部的建筑形式同样是一个值得研讨的课题。

作为竖穴石圹的秦始皇陵墓室，其跨度和进深，肯定也是超巨型的。就钻探的考古材料而言，它赋予研究者的思路是：在桁架结构上考虑墓室顶部构造。因为秦代的建筑技术还不能解决无柱的大跨度屋架问题，一些地面上的大型建筑物，特别是宫殿，还多沿用殷周以来流行的高台建筑[13]形式。如咸阳塬上的秦一号建筑基址[14]，原是一座平面呈曲尺形的夯土高台，上下有三层。经复原，其顶部正中是高耸雄伟的两层主体居室，南临“露台”，北邻设有平座和栏杆的“榭”，东门通“曲阁”上“阁道”。在主室四周有上下不同层次的小间，围绕高台底层排列着七个出檐设廊的单室。这一宫阙建筑突出的特点是，把不同用途的房间安排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结构紧凑、排列得体，高下错落而又主次分明。据《史记》载：阿房宫建筑规模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今天人们看到的阿房宫前殿遗址，仍是一个东西长1300米、南北宽500米、高达10米的夯土台基。推想一下，其建筑结构也不外乎围绕土台做多层安排。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向后人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秦代的大型建筑靠着都柱及其栌（斗）、栾（拱），承托着（上亡下木）瘤（大梁），再配合以壁柱，组成一套木构架系统，从而解决屋架的大跨度问题。这一推理，为研讨秦始皇陵地宫顶部的结构问题，提供了有关技术的借鉴。

从空中看秦始皇陵园，中间为封土堆，四周建筑遗迹隐约可见。

按照王学理的研究和推断，秦始皇陵墓室底部的平面形状同墓室上口一样，近于长方形。底部面积达1.92万平方米，相当于48个国际标准篮球场那么大。当时人的天宇观早已形成，天是苍穹，呈拱形，像个倒扣的蛋壳；地呈方形，如棋盘，天际之处，连接四海。秦始皇陵地宫的主体建筑顶部作穹庐形，覆盖在椁室之上，从而形成天圆地方的格局，显示出威震海内、富有天下的帝王气魄。至于地宫的主体建筑则居于突出地位，其他如百司衙署、离宫别馆，则是大小不同、规格各一，自成单元。而这些群体建筑，透过一套柱、梁、枋、檩、袱等木构件和墙、阶、角、隅组成一个桁梧复叠、窿顶穹空的巨型砖石和土木混合结构，以承托陵冢的荷载。如再加上墓圹周壁上数重台阶的楼、阁、亭、榭，就显得上下错落、变化有致。地宫上部，以宫墙（方城）环绕，阙、楼连属，俯瞰宇内，气象博大，蔚为壮观——这就是对秦始皇陵墓地宫整体的辉煌构想。

秦始皇帝陵丘与陵园建筑长度变化示意图（引自王学理《秦始皇帝陵研究》）

1981年，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化学探矿方法，对秦始皇陵先后进行了两次测试。他们先在秦始皇陵封土之上钻眼取土作为地质样品，经过精密的室内化验，惊奇地发现土壤中汞的含量为70—1500个ppb（10亿分之一的缩写），平均值为205个ppb，测试结果表明秦始皇陵地下埋有大量的水银。为排除陵冢封土本身就带有大量水银的可能性，地质工作者详细地查找了史料中关于秦陵封土来源的记载，其中郦道元的《水经·渭水注》记载较为详细：“鱼池水出骊山东，本导源东流。后始皇葬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淤深，水积成池，谓之鱼池也。”这段记载告知后人，骊山的泉水本来是向北流动的，因秦始皇建陵筑起长堤，泉水才折北向东。至今在陵南约三公里处还有一段残长约1500米、高近10米的长堤残迹。同时记载还说明秦陵用土取自鱼池。至今在秦始皇陵以北约1.5公里的鱼池村南尚有一大坑，其容积超过秦陵封土的体积。

1982年5月，地质工作者再次来到秦始皇陵，特意从鱼池村坑中取土化验，其结果表明鱼池坑中的土壤含汞量仅为5—65个ppb，平均值为30个ppb，比秦陵封土的含汞量平均值约低7倍。如果郦道元的记载无误，这说明鱼池村坑中的土壤原来含汞量微乎其微，运到秦陵之后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表明是来自秦陵地宫水银挥发所致。以此类推，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是可信的。

与此同时，地质科学工作者还测出秦始皇陵的强汞范围是1.2万平方米，如果按学者根据有关资料把储汞的厚度暂以10厘米来计算的话，则墓穴内水银藏量的体积应为12亿立方厘米。据现代科学提供的依据显示，汞在20℃时的密度是13.546克/立方厘米。那么，秦始皇陵内原来藏有水银的理论数字应为16255.2吨。因为陵内是“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要流动起来当然就不是平铺地倾入墓底。现按已掌握的汞藏量和现代汞的生产能力估计，陵墓内储有水银应是100吨左右，如果这个数字能够成立，再由丹砂练汞[15]的比率（86.26%）推算，秦始皇陵内的巨量水银需由约115.928吨丹砂提炼而成。中国古代炼丹家，很早就发明了用石榴罐加热使硫化汞分解而得到水银的方法。这个生产过程用现代的化学分子式列出便是：

升炼水银图一

升炼水银图二·引自《天工开物》，明·宋应星著

2HgS+3O2→2HgO+2SO2↑

2HgO→2Hg+O2↑

秦始皇陵地宫内储有100吨水银，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是个难以置信的数字。假设这个数字是成立的，用什么方法或证据来加以证实呢？或许，只有从有关的文献记载和秦始皇陵区附近的汞矿等方面来考察更合乎逻辑。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说过：“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擅其利数世，家颇不赀。”从后来有个叫徐广的人补注“涪陵出丹”来看，这里应指今天的四川彭水县。《新唐书·地理志》载：“溱州土贡丹砂。”溱州便是今四川綦江县。另据地理资料得知，酉阳县也产汞。由此可见，在今天的四川东南彭水、綦江和酉阳地区构成了一个产丹砂的三角带，其中又以彭水产丹的历史为最早，持续时间也最长。实际上，与之毗邻的贵州省的汞的储量、产量目前居全国之首，其中与四川彭水三角区不远的铜仁、德江、思南、桐梓等县也早有盛产朱砂、水银的记载，而这些地方发现和开采的历史不晚于四川东南，或者更早些。

另据《宋史·食货志》载：“水银产秦、阶、商、凤四州。”又载：“朱砂产商、宜二州。”今天的山阳县，自唐以后属商州，在县西南金钱河上游的西坡岭、丁家山、石家山等地有汞锑矿，至今仍在开采。而《元和郡县志》曾说：“兴州（今陕西略阳县）开元贡朱砂”、“长举县（今略阳县西北）接溪山在县西北五十三里，出朱砂，百姓采之”，历代不绝。

再据《明一统志》记载：洵阳县“水银山在县东北二百四十里。山出水银朱砂，有洞”。经现代地质部门勘探，在公馆和竹筒两乡相接的大小青铜沟一带，竟是一处长达百余里的特大汞锑矿床，定名“公馆汞矿”，其藏量居西北地区之首，列全国第三位。据古矿洞中采集到的遗物判断，其开采的历史可远溯到汉代之前。

按照王学理的说法，巴蜀寡妇清之所以名载于《史记》，正是她家数世开办汞矿致富而又切中了秦始皇对汞的需要，至于洵阳、山阳、略阳等县采汞的上限年代虽不能确证始于秦代，但通过政权力量和专制手段迫使全国交献物资的事实未必都能详录在案。所以，就不能排除地处秦地、采运均称便宜的这些地方采汞的可能性。因为由公馆到两河关（乾祜河与旬河交汇处），可溯旬河水运到宁陕，后沿子午道抵达长安，再转秦陵，全程不足300公里。由山阳到商州，本来有一条古道相通，再走武关道，直驱秦陵，也不过二百三十余公里。至于远在巴蜀的丹砂和水银，当是跨长江、溯嘉陵江而上，沿米仓道或金牛道越过巴山，经汉水，再通过褒斜道、傥骆道或子午道这些“千里栈道”，便可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

从汞的产地和运输线路看，秦始皇陵内有100吨水银似是可能。但既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就必有川、河、海的流动，至少当初的设计者是做了这样的构想。那么，这些水银形成的江河湖海又是如何流动的呢？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史记》中“机相灌输”和《汉书》中“机械之变”的记载，对这千古之谜似应有所悟。在古代“机”的含义只能指机械，而同近现代以热能和电能为动力的机械、机器却毫不相干。“灌输”当是流灌输送的意思。而“相”字在这句话里却至关重要，它把“机”同“输”两者联系了起来，由机械推动水银流动，再用“灌输”的力量反过来又推动机械运动。如此往复不已，以期达到水银流动不辍。然而，这种构想应该算是设计者或建造者的一相情愿，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和转化的科学原理，任何不消耗能量以求做“功”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事实证明，这种努力也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徒劳。由此推知，秦始皇陵内的水银河是无法也不可能长期流动的，它只能在机械的推动下缓缓地“流动”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枯竭状态。遗憾的是，今天的人们尚不能确切地详知创造以水银为江河大海流动的壮举，使用的是怎样一种神奇的机械。但这或许反映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永动机”的尝试。

当然，秦始皇地宫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神奇构造，其真实用意恐怕还不是主要象征气势恢弘的大自然景观。如同吴王阖闾、齐桓公墓中以“水银为池”[16]一样，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防盗。由于水银的熔点是-38.87℃，即使常温下的液态也极易挥发，而汞本身是剧毒类物质，人一旦吸入相当浓度的汞气，即可导致精神失常、肌肉震颤而瘫痪，以致伤亡。墓中“以水银为池”，便可扩大汞的蒸气挥发层面。秦始皇陵地宫用“机相灌输”的方法来搅动水银，不但使模拟的江河湖海“奔腾”起来，而且弥漫在墓内的高浓度汞蒸气，可使入葬的尸体和随葬的物品长久保持不腐，更重要的是还可毒死胆敢进入地宫的盗墓者。

秦始皇陵地宫棺椁想象图

以上文字对秦始皇陵地宫的形状做了推断，那么这位千古一帝的棺椁又是什么样子呢？

自兵马俑被当地农民发现之后，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对于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的研究者越来越多。7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上，插图作者杨先民根据科学推测，在插图中把秦陵地宫装载棺椁的龙舟放置在以水银聚成的河流中间。对于这幅图画，有研究者认为，水银河穿绕于模拟宫殿的椁室及山岳之间是有根据的，这从测得的汞异常区正当陵冢中心部位即可印证。但这幅插图也有它的不足和失误，其重要的一点便是把史书上记载的“游棺”当成了“游移之棺”，而导致这个失误的就是《汉书》上的“石椁为游棺”的说法。

在《史记》中，司马迁谈到秦始皇陵地宫时，只是谨慎地说过“下铜而致椁”。并且是放在“穿二泉”之后叙述的，由此可见这是施工程序中两个先后相接的步骤。这里的“下”应是投入、投放的意思。“致”，应作达到来讲。殷周时的棺椁均为木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艺技术的进步，棺椁之制作渐趋华丽奢靡。从已出土的曾侯乙墓[17]来看，其椁室是用380立方米的木材垒成，其主棺为两层的套棺制，并制作得十分考究。“外棺”的四周和亡下两面用22根重达3200公斤的钢材构成框架，再嵌以木板，拼成完整的棺身、底和盖。如果按曾侯乙墓的规模推测，秦始皇陵地宫中的椁也应是采取了同曾侯乙墓中“外棺”相似的做法，不同的是椁比棺的规模更大、装饰更为华丽罢了。历史兼地理学家郦道元把这种做法称作“以铜为椁”，似能说得过去。

《史记》和《水经注》都称作“下铜而致椁”或“以桐为椁”，而《汉书》却偏称“石椁为游棺”，这岂不是互相矛盾吗？

如果班固的《汉书》有些道理，只能这样认为，前者说的是主椁，后者指的是椁室。从已出土的曾侯乙墓看，椁室的内部隔成北、中、东、西，各作长方形的四室。东室是放置墓主人之棺的主椁，即“正藏椁”，其他各室均属“外藏椁”，中室放礼乐器，西室殉人，北室置车马器和兵器。以此推测下来，秦始皇陵地宫的“正藏椁”很可能就是所谓“以铜为椁”，而“外藏椁”的各室彼此相连又同各侧室相通，如果这个格局能够成立，也就构成了优游之棺。或许正因为椁室用石砌筑周壁，与挖墓室时“塞以文石”的做法一致，所以，这种椁室就被班固在《汉书》中演义成“石椁为游棺”了。

对于棺椁的问题做了以上的破译，而对《史记》中记载的“弩矢”、“人鱼膏”等也可作出合理的推断。

凡古代的陵墓，大多有“脂烛长明，弩戒不虞”的传说，这些传说为本来就阴森神秘的陵墓又增添了一分恐怖色彩。至于气魄恢弘、历史悠久的秦始皇陵地宫，人们对这种传说更是深信不疑。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人鱼膏为烛”的记载，所谓“人鱼”应指今天人们常说的“娃娃鱼”和“山椒鱼”，这种鱼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地方仍有分布，但数量却不是很多，因而已列入珍奇动物的保护范围。

“人鱼膏”在很多典籍中都写作“人膏”、“鱼膏”，这很可能是流传中的笔误。在古籍上常有用缔鱼、人鱼、孩儿鱼、鲩纳来代表俗称的“娃娃鱼”，其学名应叫“大鲵”。据考古学家王学理说，鲵的另一种解释便是“雌性的鲸鱼”。由于鲸鱼属于大型水栖类哺乳动物，体长、肉美、脂肪多，用其脂膏点灯便有了经济的意义。当年秦始皇在东海令人以连弩射杀过的大鱼便是鲸。有科学家曾做过这样有趣的推算：用鲸脑油制成的蜡烛，一支的燃烧值是7.78克/小时，一立方米的鲸油可以燃烧5000天，秦代人之所以用“人鱼膏”作烛，大概是利用了耗油少、燃点低、不易灭、持久性强的这一特性。但从已出土的北京十三陵明定陵[18]地宫中的“长明灯”[19]来看，在陵墓中要做到“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隔绝了空气，燃烧也就成为泡影。想来秦始皇地宫中的“长明灯”，也早已熄灭若干个世纪了。

传说中秦始皇陵地宫弓箭布置图

如果打开秦陵地宫，其间安装的弩弓是否还能发生作用，这同样是研究者和好奇者感兴趣的话题。秦始皇陵内安装的弩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现在尚无确切的定论。但就秦俑坑出土的弩弓来看，其弓干和弩臂均较长，材质可能是南山之“柘”（山桑），当是性能良好的劲弩。据学者们估计，这种弩弓的射程当大于六百步（合今831.6米），张力也当超过十二石（合今738斤）。如此具有远射程、大张力的劲弩，单靠人的臂力拉开恐怕是困难的，只有采用“蹶张”才能奏效。如果把装有箭矢的弩一个个连接起来，通过机发使之丛射或是连发，就可达到无人操作、自行警戒的目的。这种“机弩矢”实际上就是“暗弩”。因为秦始皇陵内藏有大量珍奇异宝，为了防盗，就在墓门内、通道口等处安置上这种触发性的武器，一旦有盗墓者进入墓穴，就会碰上连接弩弓扳机的绊索，遭到猛烈的射击。这一做法，被以后汉唐陵墓所继承，有些史书也详尽地记载了这一事实。

弓弩施放图，引自《天工开物》，明·宋应星著。

山东武梁祠壁画中的足蹬弩施放图

据《录异记》载：唐僖宗末年，一个盗墓贼被凤翔府官差抓获，当府曹李道审问时，盗墓贼说他“为盗三十年，咸阳之北，岐山之东，陵城之外，古冢皆发”。但有一次，在掘一古冢时“石门刚启，箭出如雨，射杀数人。……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人。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复进，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进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惊恐走。比出，门已塞矣。后人复为沙埋死”。

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这个盗墓贼在经历了一番惊心动魄的险情危难之后，可谓是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小命。无怪乎他对府曹李道说：此次不被捉捕，也打算今生“誓不发冢”了。

注释：

[1]竖穴墓：古代墓葬形式。自地面向下竖直挖一坑穴作为墓室，葬入后用土填实。多为长方形或方形。这种墓制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流行。

[2]桁架：由杆件所组成的建筑结构，用以跨越空间，承受荷载。杆件主要受轴向拉力或压力。常见的有木、钢或钢筋混凝土制成的屋架、桥架等。桁架分梁式和拱式两种。同实体的梁与拱相比，桁架单位长度的重量较小，用料较省，并能适应较大的跨度。

[3]方城：即所谓“宫墙”，是环墓穴上口堆砌的垣墙。秦始皇陵地宫的宫墙用未经焙烧的砖坯砌成，原压在封土之下。由于历代对封土的切削损坏，封土堆底面积已小于地宫平面面积，宫墙不再位于封土之下。

[4]战国时期的骊山地区气候温和多雨，地下蕴藏着丰富的潜水，水位比今天高。雨季时，因南高北低的地势，地表径流就直衝陵园。因此，必须以导流系统将南北向的出山水改变为东西向。秦陵工程的设计者在西起陈家窯、东至王村蓄水池之间，夯筑了一条呈西南、东北走向、原长三千多米的防洪堤（后定名为“五岭”，以纪念屠睢征南越殉难），又在堤南挖出一条并行的人工河渠，宽约25米，深8米左右。从南城两城门间起，经岳家沟村至西门之南，也修建了一条曲折的明渠，长计一千二百余米。至于陵园中间的雨水，则铺设陶水管或石水管，引至渗井（地下排水孔）排除。

[5]秦公一号大墓：位于陕西省凤翔县三畤原，1967—1986年发掘，是已知东周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呈中字形，全长300米，深24米，面积约五千三百平方米，有三层台阶，底为槨室，墓内殉166人。该墓曾遭多次严重盗掘，已出土陪葬品3500多件。据石磬刻文，墓主为春秋中晚期的秦景公（公元前577—前537年）。

[6]亚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巨大的方形或亚字形的竖穴式土坑，四面各有一墓道，属商代贵族墓葬形制，等级高于中字形墓与甲字形墓。殷墟侯家庄西北冈位于河南安阳市附近洹河北岸商王陵区内的西半部，1934年开始发掘。最大的一座亚字形墓，墓室面积约三百三十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1800平方米，深度在15米以上。

[7]中字形墓的墓室，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南此各有一个墓道。武官村最大的一座中字形墓，墓室面积约一百七十平方米，加上墓道，总面积达340平方米，深度为7米，亦属商代贵族墓葬形制，规模大于甲字形墓。

[8]妇好墓：位于河南安阳市小屯村西北，殷墟宫殿区内，1976年发掘。上部有夯土房基，可能为祭祀建筑的遗迹。墓圹为长方形竖穴，椰室大部分塌毁，髹漆木棺已腐朽，上附有麻布和薄绢各一层。墓内殉人、狗，陪葬品有1928件，贝六千八百余枚，是殷墟出土文物最丰富的一座墓葬。某些青铜器物上有铸有妇好、好、司母辛等铭文，并发现两件象征权威的大铜，而甲骨卜辞中亦屡有妇好领兵征战的记载。一般认为墓主是妇好，有人推测她是武丁（第二十二代商王）的配偶，死后庙号称“辛”，也有人推测她是康丁（第二十六代商王）的配偶“妣辛”。

[9]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位于河北满城县陵山上上，故又称满城汉墓，1968年发掘。男女同冢异穴，两墓形制大体相同，墓室开凿在山岩中，拱顶弧壁，符合力学原理。岩洞内还建有瓦顶木屋，已腐朽坍塌。墓道口分别用土坯或砖砌筑后，再以铁水浇灌封门。男用一棺一槨，置于汉白玉棺**；女则有棺无槨，棺内周壁以玉版镶嵌，棺外还镶嵌有玉璧。两人均以金缕玉衣为殓服，随葬品共计四千二百多件。根据随葬铜器上有中山府、中山宦者等铭文，推测墓主应是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刘胜为汉景帝刘启的庶子，前元3年（公元前154年）封王，武帝元鼎4年（公元前113年）卒。其妻窦绾，宇君须，史籍未载，仅见于出土的两枚私印，死年比刘胜略晚。

[10]吴氏长沙王墓：西汉前期墓葬。1978年发掘，为一带斜坡墓道的岩坑竖穴墓，墓圹四壁有两层台阶。墓室为木结构，底部及四周填青灰色膏泥，然后覆土夯实，墓内随葬品丰富。因有黄肠题凑，推测墓主可能为某代吴氏长沙王。据《史记》、《汉书》记载，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封吴芮为长沙王，传了吴臣，吴回、吴右、吴着四代，到汉文帝后元7年（公元前157年）无后国除。景帝前元2年（公元前155年），又封刘发为长沙王，传至王莽时始绝。

[11]曹墓：西汉前期墓葬。1975年发掘，为一带斜坡墓道的岩坑竖穴墓。墓底橫陈枕木，上置槨室，套棺置内槨中。槨四周及顶上填塞木炭，并用白膏泥封固。墓内随葬品丰富，还出土“曹”、“妾”的乌篆文私印三枚。根据有黄肠题凑和“长沙后丞”字样的封泥（中国古代封缄简牍并加盖印章的泥块），推测墓主曹很可能是文、景帝时的某代长沙王后。

[12]黄肠题凑：中国帝王陵寝槨室外用柏木枋层层平铺堆垒成的框形结构。“黄肠题凑”一名最早见于《汉书·霍光传》。题凑四壁的枋木均与同侧的槨室壁板垂直（即一头抵住槨板呈T字状，一头朝向墓坑周围的土壤壁），从内侧看只见枋木的端头，形如蜂房。题凑用的木料大多是剝去树皮的柏木椽，以本色淡黄，故名“黄肠”。已知最早的题凑见于春秋时期的秦公一号大墓。到了汉代，黄肠题凑成为帝王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黄肠题凑皆发现于竖穴木槨墓中，但题凑木枋的尺寸和叠垒层数并不一致。东汉时期随着砖室墓开始盛行，题凑之制逐渐消失。

[13]高台建筑：古代建筑形式，又称台榭式建筑。以阶梯形夯土台为核心，倚台逐层建木构房屋，借着土台，以聚合在一起的单层房屋形成类似大型建筑的外观、满足屋主的各种使用要求。

[14]秦一号建筑基址：战国时期秦咸阳宫旧有建筑遗址的一部分，1959年开始调查，1974—1975年进行发掘。它坐落在秦时就存在的一条上原谷道（今名牛羊沟）的东侧。约当秦咸阳城中轴线附近。东西长60米。南北宽45米，每一层台高6米，包含了厅堂、宫嫔卧室、浴室，储藏室等部分。

[15]在所有的金属中，汞的蒸气压最高、挥发性最强，所以在自然界中，车纯的汞是极为罕见的，多以硫化汞（HgS），即丹砂的固态存在。

[16]王象之《與地纪胜·卷五·平江府》曰：“阖闾冢在吴县闾门外。铜棺三周，水银为池，金银为地。”李泰吉《括地志》曰：“齐桓公墓在临洞南21里牛山上。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这里的齐桓公是战国时期的田齐桓公午（公元前374—前356年），并非春秋时期的姜齐桓公小白。

[17]曾侯乙墓：位于湖北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故又称擂鼓墩一号墓。1978年发掘。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槨墓，无蔓道。槨室四周及顶部积炭，其上依次铺青膏泥、夯土和石板，再覆封土。内外棺均髹漆彩绘，外棺加镶青铜框架，有蹄形铜足和铜盖纽。墓主尸体以丝织物包裹，墓内殉人、狗，随葬品共一万余件，其中尤以一套64个编钟最为珍贵。许多青铜器上都有“曾侯乙乍持（作持）”、“曾侯乙乍持（作持）用终”之类铭文，说明墓主就是战国早期的曾国国君乙，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或稍后。

[18]明代自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至末帝崇祯未由检为止，除景帝未祁钰因故别葬于北京西郊的金山外，各帝陵都选在北京西北郊的昌平县境内，包括长、献、景、裕、茂、泰、康、永、昭、定、庆、德，思陵，后世统称为“明十三陵”。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63—1620年）及孝端、孝靖皇后的陵墓，位于大峪山下，始建于万历12年（公元1584年），历时6年完工，万历48年（公元1620年）入葬，耗用白银800万两。该墓在1956—1958年发掘，墓中随葬品约两千余件，地宫已于1959年对外开放。关于定陵之发掘过程，请参阅作者另著《风雪定陵》。

[19]明定陵地宫中殿设白玉供案三个，前置黄色琉璃制的“五供”（中置香炉一具，左右各置烛台一座、花瓶一只）。五供前一口巨大的青花龙缸，缸内贮满芝麻香油，油面有钢制圆瓢子一个，瓢中有一根灯芯，芯端有烧过的痕迹，这便是史书上所说的“长明灯”，又名“万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