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热河

咸丰年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又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外患。

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英国列强乘虚而入，挑起了“亚罗号”事件。亚罗号是中国商人的船只，为了走私方便，曾经买过香港英商通航证，并聘用英国人当船长。在同年十月八日这天，广东水师搜捕海盗，登上了亚罗号快艇，并逮捕了船上十二名水手。这本来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干涉。就连英国的国会议员都承认，亚罗号出事时，通航证已过期，亚罗号无权悬挂英国国旗，亚罗号已不在英国的保护之下。但是，一直窥测时机，向中国寻衅的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蛮横无礼地宣称：广东水师违法在船上捕人。并撕毁英国国旗，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侮辱。同时还强硬要求广东释放被捕的水手，并向英国赔礼请罪。当时，两广总督叶名琛对此置之不理。英国驻香港总督认为战机已到，下令英国海军进攻广州。守卫炮台的清兵不战而溃，叶名琛只得号令四乡的团练守卫广州。千余英军于十一月逼近广州城下，守城的团练数万人冲出城外反击，烧毁了十三行及英国、美国、法国的商馆，英兵自感不支，放火焚烧城郊民房，退出了虎门。

叶名琛盲目大肆宣扬胜利，并向咸丰皇帝报告： “防御英夷获胜。”咸丰皇帝接到叶名琛的捷报后立即批复“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胜则该夷必来报复”,指示叶名琛力求同英国妥协， “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竭力避免开战。

英国军队撤离广州后，积极准备再战。同时，英政府勾结法国，劝法国共同出兵攻打广州。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立即决定以保护教会的名义，借口为咸丰四年(1854)被广西西林县官拷打至死的马神父报仇，派兵参战。英国政府派额尔金、法国政府派葛罗为全权大臣，率军东来，于咸丰七年(1857)九月先后到香港。

额尔金和葛罗到达香港后，便向广州投递照会，要求，进广州、赔偿损失、重订条约，还写了不少威胁的话。同时，还串通美国公使助威。美国公使虽然表示不参加战争，但却表示愿在一切和平方式上同英、法合作，也向叶名琛发了照会。

叶名琛麻痹轻敌，在驳回三国照会的同时，却一点也未作战争准备，自信英、法不会诉诸武力。咸丰皇帝对叶名琛所采取的对策也深信不疑，以为英、法不过是大言恫吓，只要严辞拒绝他们的要求，事态自然就会平息了。

事态的发展大出叶名琛的意料，咸丰七年十月五日(1857年11月20日),英法联军五千人兵临广州城下，一尊尊大炮指向城头。二十四日派人送来了最后通牒，扬言限四十八小时交出广州，否则开仗。在这样危机时刻，叶名琛仍不予理睬，大言不惭地说“彼技已穷，必无事”,严令禁止同英法联军联系。二十七日，英法联军炮轰广州，开始登陆，二十九日，占领广州。叶名琛被俘，后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一边要求修改《南京条约》,扩大侵略势力，一边挥军北上，于1858年3月到达大沽口外，作为帮凶的美、俄公使也一同到达。昏庸无能的咸丰皇帝在兵临城下之际，还错误地认为洋人是来“申诉冤抑，前来乞恩”,居然自不量力地责令英法“交还广东省城，送还叶名琛，真心悔过，方能逐款定议”,否则，清兵要攻打广州，不准英法在五口通商。敌军以攻击大沽的炮声来回答咸丰皇帝。很快，大沽炮台失守，英法联军占领了天津。咸丰皇帝来了个急转弯；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到天津，并起用卖国老手耆英，同英法议和。在英法联军的枪口下，清政府于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1858年6月27日、28日)签署了《中英天津条约》,同意英法公使驻北京，增开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入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向英国赔款四万两，向法国赔款二百万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中外人民争讼由外国领事会同中国官员审办，等等。

英法联军退出天津后，咸丰帝开始变卦了。他准备等明年英法来京换约时，将其“聚而歼之”,于是在大沽重新增派军队布防。咸丰九年五月(1859年6月),英法公使率舰队到大沽口外，前来换约。直隶总督按咸丰皇帝的意旨，传谕英法公使由北塘上岸去北京换约。英法公使拒绝，并命令军舰开炮。在炮战中，英法军舰损失惨重，逃回上海。咸丰皇帝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宣告“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英法政府当然不会甘心《天津条约》失效，于咸丰十年六月(1860年7—8月)派联军一万八千人进攻大沽。很快，天津又陷落，清军溃败，统帅僧格林沁逃回通州。英法联军直逼京师，在八里桥又大败清兵。

住在圆明园养尊处优的咸丰皇帝闻讯吓破了胆，决心逃之夭夭。咸丰皇帝在逃难前，同懿贵妃慈禧口角了一次。慈禧极力主张咸丰皇帝回宫，一面守卫京城，一面派人与英法联军议和。畏敌如虎的咸丰皇帝，把懿贵妃痛斥了一顿，决定逃往承德，以避兵锋。慈禧见皇帝发了脾气，虽不敢再言语了，但也没改变回宫的主张。咸丰皇帝于八月初八一大早匆匆忙忙带着皇后、慈禧和儿子，在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尚书肃顺等亲信的护卫下离宫，逃往承德。

咸丰皇帝刚刚逃出圆明园，英法联军便接踵而至，把北京城团团围住，城内城外断绝了音信。京城内的大臣们慌作一团，犹如无头的苍蝇一般。在惊魂未定之际，忽然听到皇帝已到了滦阳，并传来旨意，命恭亲王奕诉留守京师，主持同洋人和议。留京诸臣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九月初二，英法联军向海淀一带发起攻击，清兵不战而溃。英法联军冲进圆明园，大肆抢掠，且尽情纵火，可惜一代名园很快化作灰烬，稀世珍宝竟成为洋人的战利品。海淀一带民房也未能幸免，大火日夜燃烧……

咸丰皇帝一行如丧家之犬，望风而逃，于八月十六日抵达热河避暑山庄。咸丰到达避暑山庄后，担心和议不成，怕洋人尾追而至，所以接二连三命令奕诉“相机办理，朕亦不为遥制”,给奕诉以全权。

在北方，清兵被洋兵打得溃不成军；在南方，清兵被太平天国革命军打得焦头烂额。咸丰皇帝面临内外交困的危局，食不甘味，寝食不安，以酒色麻醉自己。

九月间，奕诉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全面肯定《天津条约》,并将向英法的赔款增至八百万两，承认鸦片为合法的进口商品，准许华工出境等等。此外，俄国也乘机要求续增条约，夺去中国领土一百万平方公里。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签订后，奕诉等请咸丰皇帝返回京城。咸丰皇帝害怕“洋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 “更有甚于八月初八日之举”,被洋人吓得连京城都不敢回了。

咸丰皇帝在承德皇宫如坐针毡。以前，同慈禧很谈得来。自从离开圆明园时发生那一次争吵，咸丰皇帝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慈禧是在干政。他每一想到当时慈禧犯颜直谏、侃侃而谈、言辞犀利的情景便不寒而栗。在自己健在时慈禧已露了峥嵘，敢于同自己持相反的见解，一旦自己百年以后，莫说皇后钮祜禄氏为人忠厚宽和，不善言谈，不是慈禧的对手，就是举朝文武大臣能抵得过她的怕也不多。就连小六子(奕诉)那样骄横，也不敢在自己面前强词夺理。将来如果载淳继位，慈禧就成了太后，挟天子令诸侯的事她能干得出来。如果自己不及早想出对策，后事实在难以设想啊。咸丰皇帝真的陷入内外交困之境了。

咸丰皇帝本来就让酒色掏空了身子，加上此番逃难担惊受怕，一路风寒，又时时为国事、家事而焦虑苦恼，到热河后不时呕血，体力与精力渐渐不支，连批阅奏章都感到吃不消了。咸丰皇帝经过再三权衡，最后还是下定决心疏远懿贵妃，去亲近祥嫔，与祥嫔日夜厮守。

不料，咸丰十一年(1861)春天，祥嫔病逝。咸丰皇帝受不了这一打击，新病勾起了旧病，他也病倒了。虽经调理病有起色，但终未痊愈。一入秋，病势更加严重，卧床不起，大口呕血，腹泻不止，药石无效。

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势垂危。他自感已无生望，拼力给皇后钮祜禄氏写下了一道遗诏： “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义，不得不并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妆亦当专决。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写罢，交给皇后密藏。

半夜时分，咸丰皇帝已到弥留之际了。慈禧闻讯，立即抱着六岁的儿子载淳，三步并作两步跑进殿。她扑到皇帝病榻前连声呼唤皇帝。皇后钮祜禄氏站在旁边掩面而泣。

咸丰皇帝微微睁开眼睛扫了慈禧一眼，慈禧立即大声问道： “皇上，皇上，这后事当如何料理呀?”咸丰皇帝没有回答，把眼睛又闭上了。慈禧情急生智，立刻把儿子推到床前，高声叫道： “皇上，皇上，皇儿在此。”咸丰皇帝又睁开了双眼，定定地瞅着床边的儿子，呼吸艰难地说： “立他为君!”慈禧“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这时，奉召前来的御前大臣载垣、端华、肃顺、军机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鱼贯而入，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咸丰皇帝已无力气提笔了，只能断断续续地口述遗言，命众大臣代写遗诏，册立载淳为皇太子，命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政务。十七日早晨五点多钟，咸丰皇帝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怀着对未来的忧虑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