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师未返毁飓风

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就把拥有广大疆土，扩大统治范围看成是一种极其光荣而又高兴的事业，其时，蒙古统治者除了对中原用兵以外还把兵锋指向对西方各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征伐战争。

忽必烈即位以后不再西征，开始同欧洲各国进行和平交往，可是他并没有放弃对亚洲各国的征伐，他想成为整个亚洲的大皇帝，就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忽必烈发动大兵对日本进行了大规模战争。

忽必烈征服高丽以后，也想同样办法去征服日本。

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以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为国信使、副，配以虎符和金符，持国书出使日本。

忽必烈在国书中明确表示了与日本“通问结好”之意，没有明令日本称臣，但以高丽为例，暗寓其意，还威胁日本，不来通好，“以至用兵”。黑的与殷弘持书到达高丽，以高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礼部侍郎金赞为向导，前往日本，结果没有到达日本，中途而返。

至元五年(1268)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黑的、殷弘持书往通日本。二人到达日本对马岛，日本人轻蔑待之，拒不接纳，二人见此情景非常气愤，活捉了塔二郎、弥二郎两个日本人，取道高丽，然后回归本土。

忽必烈听说黑的、殷弘劫持两个日本人而回，觉得有失礼数，于是在

至元六年(1269)六月命高丽金有成带着中书省牒文将其送还。

金有成至日本，日本人不但没有友好相待，还将金有成拘留于太宰府守护所。

金有成出使日本，长期查无音信，忽必烈便想遣使日本询问。恰逢这时高丽发生政变，权臣林衍废弃高丽国王王植而另立其弟王涓。忽必烈只好暂缓遣使日本，着和全力解决高丽政变问题。

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忽必烈处理完高丽政变，便命秘书监赵良弼持书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又写道：

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场之吏抑而弗通。所获二人，敕有司慰抚，俾赍牒以还，遂复寂无所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指日本国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忽必烈在国书中再三申明通好之意，对日本始终不遣使者以及拘留元使表示宽容。赵良弼接书在手，请问与日本国王相见之礼，大臣们七嘴八舌，但主旨意见则认为，元与日本上下之分未定，不必讲究礼数，忽必烈深表赞同，可以看出忽必烈也没有强令日本必须称臣的意思。

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赵良弼正式启行，忽必烈诏谕高丽国王王植，派人送至日本，期于必达，并以忽林失、王国昌、洪茶丘领兵护送至海上。

赵良弼到达日本，日本国王还是不予接见，只遣一个名叫弥四郎的日本人前往应付。

弥四郎将赵良弼带至太宰府西守护所，据守吏所言，从前日本被高丽所欺哄，屡言上国(指元朝)来伐，所以不接来使。岂期皇帝(指忽必烈)好生恶杀，多次遣使丽来，并未动怒。可惜我国王京，去此尚远，希望先遣人从奉使回报，他日再行通好。

实际上，守吏所言全是托词，日本国王拒不接见才是真意。无可奈何之际，赵良弼只好遣从行的书状官张铎带领太宰府所遣的伪称日使二十六人先行驰还大都通报。

忽必烈不明其意，以为日使声称受太宰府西守护所差遣是假，受日本国主差遣是真，事前没有通报，不期而至，恐是害怕元军进攻，前来刺探虚实。因此，不敢贸然接见，特召姚枢、许衡等人问以对策。

姚枢、许衡说“诚如圣算。彼(指日本)惧我加兵，故发此辈伺吾强弱耳。宜示之宽仁，且不宜听其入见”,建议忽必烈不要接见日使。其说与忽必烈所虑相合，忽必烈连连点头称善。

于是，元廷盛情款待日使，但皇帝不予接见，日使自觉没趣，即起程归国。赵良弼闻讯，也从日本赶回元朝。

不久，元朝又通过高丽几次通信日本，皆如石沉大海，无有回音。

至元十年(1273)六月，忽必烈又派赵良弼出使日本，日本国王仍然拒绝接见，赵良弼仅至太宰府而还。

忽必烈屡次遣使日本以求通好，皆不得要领而还，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污辱，下决心出征日本，想用武力迫使日本臣服。

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命风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艘运载蒙汉军队一万五千人，大举进攻日本。高丽金方庆等也率高丽军队参战。

元与高丽联军越过对马海峡，进攻对马岛，杀死日本将领允宗助国。又转攻壹岐岛，击杀日军千余人，日本将军经高也丧了命。

日本俊宇多天皇闻讯，惊恐万分，急忙征调藩属军兵十万余人出战。两军相遇于博多(福冈),元军用火炮打败日军。元军虽然屡次获胜，但在日军的阻击和骚扰下，兵疲箭尽，不敢向纵深挺进，只好撤回。

十一月的一天晚间，元军登上战舰，准备返航，不巧遇到暴风雨袭击，战舰多半触礁沉没或坏损，军士“不还者无虑万三千五百余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得以生还。

忽必烈第一次征伐日本失败以后，仍想通过使节往来与日本通好。至元十二年(1275)二月，忽必烈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等出使日本，由高丽人郎将徐赞及捎工上佐等三人导行。

四月，杜世忠等至长门室津，既而移至太宰府。

八月，太宰府遣人将杜世忠等护送至镰创建。

日本国王不接见元使，反而下令将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鲁丁及书状官董畏、高丽人徐赞等斩于龙口，并枭首示众。

至元十六年(1279),宋朝降将范文虎、夏贵又派遣周福、栾忠等人携带书信出使日本，也被日本人杀死。

至元十七年(1280),忽必烈听说所派使者杜世忠等人全被杀死，怒火中烧，马上喊来大将忻都和洪茶丘等人，让他们立即率领军队马上出发去攻打日本。廷臣劝了半天，忽必烈才稍稍息怒，没有马上出兵。

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命令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等率军兵分二路第二次大举征伐日本。

一路由范文虎、李庭等率领新附军十万人，分乘海船三千多艘，自庆元、定海出发；另一支军队由忻都、洪茶丘率领蒙古、高丽和汉军四万人，分乘战舰九百艘，从高丽渡海进入日本。

忻都、洪茶丘所率东路军计划由对马岛攻入壹歧岛；范文虎所率江南军计划先取平户岛，平户岛周围皆水，宜于屯兵，然后转至壹歧岛，与忻都东路军相会，再合兵共进，一举打败日本。

两路大军出发之前，忽必烈特别谕之曰：

始因彼国使来，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还，故使卿辈为此行。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假若彼国人至，与卿辈有所议，当同心协谋，如出一口答之。

忽必烈所担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军队滥杀问题；一是将领不和的问题，所以特加敕谕。结果，元军还是没有听忽必烈的话，这两个问题在第二次征伐日本时都相继发生了。

忻都和洪茶丘所率领的东路军受命之后，便按计划由日本对马岛攻入壹歧岛，杀死岛民三百多人，岛民纷纷逃匿山中，元军完全忘记了忽必烈的嘱咐，听到孩童啼哭，就入山中寻找而杀之，这种滥杀的做法激起了日本军民的强烈愤恨，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抵抗元军，志贺岛初战，洪茶丘差一点儿被日军所俘，赖裨将王万户拼死相救，才幸免于难。

随后，元军进军宗像海，经将士们死力相搏，以大船打败日本小船，才扭转了前日败局。

范文虎所率江南军由于阿剌罕病逝以及与忻都军不太协调，希望与忻都军会于平户岛，因此未能按期赶至壹歧岛，直至忻都军进军宗像海，赶至次能、志贺二岛，两军才相会一处，同泊于两岛之上。

这时，日本诸道军队集结起来，开始全面反攻。面对日本来敌，是战是退，元朝与高丽联军内部意见产生分歧。高丽将领金方庆力主进攻，元朝将领坚决反对，最好只好按元将意见退舶鹰岛(五龙山，在今佐贺西北伊万湾)。

同年八月一日，海面突然刮起大风，那车轮般的旋风，卷起巨浪，将船只高高举起，随着风浪旋转不停，大小船只互相撞击，沉没无数。

范文虎见状心惊胆战，急忙率领几个士兵，挑选坚好船只，丢下军队狼狈逃回。

这时，被遗弃的军队尚有十余万，群龙无首，他们便推举张百户为主帅，号称张总管。张总管率领士兵伐木做舟，准备驶还。

就在这时，日本兵舰突然杀出，元军仓促应战，哪里是日军的对手，刚一接战就败下阵来，死者不计无数，剩下的二三万人尽被日军俘虏而去。日军将蒙古、高丽和汉军俘虏全部杀死，而谓新附军为唐人，不杀，但全部变为日本人的奴隶。后来，仅仅逃还于阊、莫青、吴万五三人。

忽必烈第二次征伐日本，以蒙古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败而宣告结束。忽必烈岂是服输之人，他不甘心失败，至元二十年(1283),又以阿塔海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发五卫军二万人，准备第三次征伐日本。

忽必烈责令江南各行省大造船只，地方官不管人民死活，按人户摊派造船数目和造船工料等。

一批批工匠被征发服役，时紧工迫，官吏动加捶楚，辛苦万状，唯以描述，激起人民的普遍不满。淮西宣慰使昂吉儿见状，上言民劳，请求暂停征伐日本之役。忽必烈没有同意，也没有执意出兵，征伐日本之事暂时拖了下来。

但后来，忽必烈仍不甘心，继续措置船粮军士，预定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再发动第三次征日战争。就在这时，忽必烈发动的对安南战争遭到惨败，忽必烈为了对付安南，不能两道出师，遂下诏罢征日本。

忽必烈说：“日本未尝相侵，今交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从此，元朝和日本走上了和平相处的道路。

忽必烈时期虽然发动了征伐日本的战争，一时间激化了两国矛盾，但双方的经济文化往来却始终没有间断。

当时，双方的佛教往来频繁，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一定贡献。

中统元年(1260),兀庵普宁抵日，在日本作有《兀庵禅师语录》;

至元六年(1269),大休正念抵达日本，编有《佛源禅师语录》;至元十六年(1279),旅日的无学祖元又给日本人留下了《佛光国师语录》等著作。

这些佛教徒都兼通儒学，他们在传播佛学的同时，也将儒学传播到日本各地。

日僧国尔辨园于宋端平二年(1235)入宋，淳祐元年(1241)以后返回日本，带回朱熹的《大学》《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以及《论语精义》《孟子精义》《论语直解》《集注盂子》等大量儒学著作，宝祐五年(1257)在最明殿寺为幕府执政北条时赖开讲《大明录》,至元十二年(1275)又向龟山法皇介绍儒、佛、道三教旨趣，最后编订《三教典籍目录》,为传播汉文化做出了贡献。

其间，两国经济往来也互有沟通。

至元十四年(1277)“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忽必烈许之，允许日商来华贸易。

至元十五年(1278),又“诏谕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鼓励人们与日本贸易。

至元十六年(1279),“日本商船四艘，篙师二千余人至庆元港口”,准备登岸贸易，哈刺歹查其商船非为间谍，上奏行省，允许其贸易，而后遣还。

至元二十九年(1292),有“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忽必烈以其“舟中甲仗皆具，恐有异图，诏立都元帅府，令哈剌带将之，以防海道”。

虽然接待日本商船如临大敌，但允许其往来贸易，对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

忽必烈停止对日本用兵以后，两国关系渐渐趋于缓和，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