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联姻缔奇迹

高丽是918年由王建建立的政权，都城是开京(今朝鲜开城)。高丽政权建立之后，相继灭掉新罗和百济，统一了朝鲜半岛。当蒙古军队进入中原灭金取宋之时，高丽处于高宗王瞰统治时期。

元太祖十年(1215),成吉思汗率军攻占了金朝首都中都(今北京)。元太祖十一年(1216),一部分反蒙契丹武装逃到高丽，攻取江东城而据之。

元太祖十三年(1218),成吉思汗为消灭这支反蒙武装，派遣哈只吉、札剌等率领军队进入高丽，哈只吉请求高丽出粮出兵援助，于是蒙古和高丽联合镇压了这支反契丹武装。事后，哈只吉曾表示，愿意和高丽结为兄弟之邦。

但是，成吉思汗不愿意高丽与他们平起平坐，令高丽为臣下之国，并派遣使者催督高丽向蒙古缴纳岁贡，因此，引起蒙古和高丽的连年战争。

当时的高丽不是蒙古的对手，高丽国王王燕只好将世子(王储，太子)王供派到蒙古做人质，以换取暂时和平。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正值高丽国王王死亡。陕西宣抚使廉希宪向忽必烈建议说，高丽国王王曾遣其世子王供入觐以为人质，如今已经三年了。现在王已死，如果乘机礼送王供归国，帮助他继承王位，王供“必怀德于我，是不烦兵而得一国也”。忽必烈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决定改变以前对高丽的征讨政策，实行挟植驯顺国王的招抚政策。忽必烈盛礼款待王偲，派兵护送归国，帮助王供继承了高丽国王之位，是为高丽元宗。

忽必烈扶植王供(后改名王植)即位以后，发布诏书，表示“解仇释憾，布德施恩”,答应王植可以恢复高丽往日疆土，保证王氏家族安全等，但高丽必须“永为东藩”。王植都高兴地答应了。从此，蒙古和高丽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两国进入宗主和藩邦的和平相处时期。

王植当上高丽国王以后，除自己亲自向忽必烈朝觐以外，还遣世子王椹(又名王贝春，后改名王眶)等人入元朝觐。

中统元年(1260)六月，王供遣世子王椹以自己更名王植之事奉表告知忽必烈，这是王椹第一次使元。

至元六年(1269)四月，王椹又一次入元朝觐。

六月，高丽权臣林衍由于不满意王植附元，起兵逼迫王植退位，改立王植弟弟安庆公王涓为国王。

林衍害怕元朝不满意，谎称王植病危，不得不传位给王涓，并上书元朝，企图骗取忽必烈批准。这时，王椹已离开元朝首都(今北京)返国，当王椹走到婆娑府(今辽宁丹东一带)时，听说国内发生政变，并了解到实情，立即返回元朝首都向忽必烈报告。

忽必烈听后大怒，立即派遣斡朵思不花、李谔等赴高丽了解情况，随后，敕令王椹率兵三千，与大将蒙哥都等人往征高丽，解决高丽政变问题。同时，忽必烈又派遣中宪大夫、兵部侍郎黑的等人持诏前往高丽，令王植、王涓、林衍同时入朝“面陈情实，听其是非”,又遣头辇哥国王等率领大兵压境，如果三人不按时来朝，即用武力解决。

林衍心虚，不敢来朝，不得不废弃王涓，重新拥立王植复位。林衍不久病死，其子侄和同党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流放，政变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接着，忽必烈令忻都、史枢为凤州(黄海凤山道)等处经略使，领军五千屯田于金州；又令洪茶丘领民二千屯田，而以阿剌帖木儿为副经略司，总辖之，从政治、军事方面加强对高丽的控制。

忽必烈帮助王植恢复了王位，王植感激涕零，至元七年(1270)初，亲赴大都(今北京)拜见世祖皇帝忽必烈，表示感谢，同时上书中书省为世子王椹请婚，恳请世祖皇帝把公主嫁给自己的儿子。

忽必烈见高丽王请求和亲，有意通过这种政治联姻将高丽对元朝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巩固下来。他没有拒绝，只是说通婚是件大事，不能因为来京办其他事而顺便求婚，显得很不郑重，如果确实想联姻的话，就请国王回国后再派使者专程前来求婚。

至元八年(1271)正月，王植再次遣使向元朝上表请婚。七月，王植又派王椹等二十八人入侍元朝。由于高丽一再请婚，忽必烈终于答应了这桩婚事。

这样，入侍元朝的高丽世子王椹就成了元王朝的未来驸马。王椹为了讨取忽必烈的欢心，主动改穿蒙古服装，学习蒙古族的一些风俗习惯等等。

王椹在元朝居住接近一年，至元九年(1272)初返回高丽。十二月，王椹再次入元。到至元十一年(1274)五月，忽必烈把自己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为阿速真妃子所生)嫁给王椹。两国通过和亲，关系更加密切了。

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王椹在大都完婚不到一个月，王椹的父亲王植就病死了。王植在遗嘱中明确指出由王椹继位，在给元朝上奏的遗表中也说王椹“孝谨，可付后事”,请求元朝尽快批准王椹为高丽国王。七月，忽必烈下诏，正式册封王椹为高丽国王。

八月，王椹回到高丽，举行盛大典礼，正式即位，成为高丽史上的忠烈王。

忽必烈从以兵卫送王植回国即位到将驸马王椹扶上高丽王的宝座，把元朝和高丽的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忽必烈时期是元朝和高丽两国最为友好时期。

然而，忽必烈时期的两国友好却是不平等的，一个是宗主国，一个是臣下的藩国，忽必烈绝不允许一个藩国的国王与他平起平坐，因此，在政治经济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做了不同规定。

高丽国王过去模仿中国帝王，自称曰“朕”,对下面的指示命令曰“宣旨”,国王宣布的减罪免罪令称“赦”,百官向国王的报告和建议也称“奏”。忽必烈认为高丽国王作为藩王不应该使用这些字眼，令其改正。

高丽国王只好唯命是从，把自称的“朕”改为“孤”,把对下的命令“宣旨”改为“王旨”,把减免罪恶行的“赦”改为“宥”,把百官向国王报告和建议的“奏”改为“呈”。

在政治经济方面，忽必烈虽然允许僚机构的高丽保留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制度，但“遣使谕旨，凡省、院、台、部官名爵号，与朝廷相类者改正之”,高丽于是将政府官称改为佥议府、密直司、监察司等。元朝又在高丽首都及其重要地区派驻达鲁花赤，用以监视高丽国王和各级官吏，干涉高丽军国大事。

后来，忽必烈为了进行远征日本的准备和军事部署，特设征东行中书省，以高丽国王为丞相，高丽成为元朝的一个特殊行省。

忽必烈规定，高丽必须向元朝送纳质子，赞助军役，输送粮饷，定期向元朝朝贡等。为此，忽必烈将驿站制度推广到高丽，极大方便了交通。

忽必烈规定，高丽必须使用元朝历法，每年都向高丽颁赐国历。因为高丽为臣下之国，所以，高丽国王在接见元朝诏使或达鲁花赤时，都是东西相对而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分庭抗礼”。高丽国王与元朝大臣分庭抗礼，说明高丽国王已经降到与元朝大臣相等的地位。

后来，由于忠烈王王椹成了天子忽必烈的驸马，身价倍增，接见元朝诏使和达鲁花赤时，王湛坐北向南，元朝诏使和达鲁花赤则分列东西相向而坐，虽然改变了以前高丽国王的屈辱地位，但仍然不能和元朝皇帝等同。

忽必烈时期，元朝和高丽两国地位不平等，但双方建立了十分亲密和友好的关系，双方人员往来频繁，不少高丽人到元朝学习并在元朝做官，元朝也有不少人到高丽做官。高丽使节频繁入元朝觐，尤其是尚公主的忠烈王王椹，相继十一次入元朝觐，并且引经据典地说，“朝觐，诸侯享上之仪；归宁，女子事亲之礼”,要求与公主一起入元。这些使节入元朝觐，规模都相当大。这些使节入元时都带去大批礼物，凡是高丽有特点的

产品以及金银财宝等都应有尽有。元朝更是以天朝大国自居，每次都给予来使大量回赐。

实际上，每次使节往来都是一次重要的经济文化往来。这样，元朝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两国虽然语言不通，由于双方往来密切，思想文化日益接近。

汉字在高丽普遍通行，政府设有各级各类学校，以《资治通鉴》为课本，学习唐宋经验，实行科举，以儒学取士。

至元十七年(1280),高丽国王下令：“今之儒士，唯习科举之文，未有精通经史者。其令通一经一史以上者，教育国子。”

在全国全面推行儒学教育。在高丽王王椹的倡导下，蒙古族的一些风俗习惯也在高丽渐渐流行。

同时，元人从高丽人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如高丽的音乐舞蹈，对元人影响很大。火熊皮、香樟木、金漆、蜃楼脂(鲸鱼油)等物品的输入，也丰富了元朝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忽必烈改变了原来对高丽的征伐政策，在高丽寻求忠实的代理人，并与之和亲，可谓是一种明智之举。这种和平友好政策与杀伐政策相比，应该是进步的。尤其是忽必烈与高丽和亲，对后世影响很大。

忽必烈以后，元朝皇帝多次把公主下嫁给高丽国王为妃。蒙古亲王乃至元朝皇帝，也有多人娶高丽女子为妃，至元朝后期，甚至有二位高丽女子成了元朝皇帝的皇后。忽必烈以后的两国关系，就是按照这种“甥舅之好”或“表兄弟之好”的姻亲关系向前发展着，成为元朝与高丽友好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但也可以看出忽必烈与高丽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对高丽人民的剥削和**极其严重，这是由忽必烈剥削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应该予以揭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