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叛乱
赵匡胤终于面南背北，成为九五之尊，他上台后最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巩固自己的新生政权，巩固政权的首要措施就是稳定朝中文武百官，使他们能为赵宋王朝出力效劳。
一朝天子一朝臣，话虽这样说，但赵匡胤毕竟棋高一着，他没有采取简单而极端的方式，将原后周旧臣通通扫地出门，而是采取了安抚的手法，封后周末代皇帝宗训为郑王，尊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宫，在生活上尽力予以优待和关照。郭氏、柴氏的后代，也被封官晋爵。原来的文武百官，一般原封不动，照旧录用，范质、王溥仍任宰相。这样，就减少了由于人事大幅度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和震**。同时，对于拥立自己当皇帝的有功之臣，赵匡胤自然没有忘记，给他们加官晋爵，授予实权。但是，如果这些人居功自傲，也不放纵姑息。有一天，京城巡检官王彦升半夜三更地敲开宰相王溥的大门，要宰相接风慰劳，其目的无非是想借机敲诈一笔钱财。王溥也不是好惹的，喝酒可以，钱财吗分文不给，第二天还到皇上面前告了王彦升的御状。赵匡胤经查，确有其事，毫不客气地罢免了王彦升的职务。此举一箭双雕，一方面使留用的后周旧臣，感到自己的地位有了保障，因而对新政权由心存狐疑观望转为衷心拥护；另一方面，也对那些拥戴有功之臣敲响了警钟，必须戒骄戒躁，否则绝不姑息。于是，朝中秩序很快安定下来。
接着，赵匡胤又开始安抚地方上的那些节度使。当赵家王朝建立之初，赵匡胤就派出许多使节，前往各地，传达新朝廷的诏旨。但是，要让那些拥有实力的节度使们俯首帖耳，恭顺地接受新王朝的统治，则要比驯服朝廷内的那些手无寸铁的文官们复杂和困难得多。
各个强藩的情况也不一样，有些人本来就和赵匡胤关系不错，如正在北方巡边的镇安节度使韩令坤，重兵驻屯真定(今河北正定)的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都是赵匡胤往来密切的好友，他们接到新皇帝的诏书后自然都欣喜异常。有一部分人，对赵匡胤建立的新皇朝持观望态度，但他们信奉的信条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尽管心存犹疑，也不会贸然反对，于是便承认了既成事实，接受了赵匡胤的统治。至于另外一些人，同后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己又手握重兵，自然不甘心听从赵匡胤的命令，于是便明里暗里同新建立的王朝作对，甚至公然起兵反抗，企图取赵匡胤而代之，李筠和李重进就是这样的人物。对于这样敢于以卵击石的顽固分子，赵匡胤也就毫不手软，断然诉诸武力。
李筠，原名李荣，因避世宗讳改名李筠，在后周时任昭义军节度使，辖有潞州(今山西长治)、泽州(今山西晋城)、沁州(今山西沁源)三州之地。李筠镇守此地八年多，依恃自己是后周开国功臣，骄横跋扈，截留中央赋税，招纳亡命之徒，扩充军队，其拥兵自重已非一日。就连世宗柴荣也没放在眼里。柴荣念他是郭威旧臣，不和他计较。如今，出身低微的赵匡胤，竟然也穿戴衮冕坐起龙庭，要他俯首称臣，自然是十二分的不情愿。对于这点，赵匡胤特别清楚。所以在即位之初，就拜他为中书令，企图用高官厚禄来笼络这位后周勋旧元老。然而，李筠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实力雄厚，可以与赵匡胤较量一番，并且有希望取胜。
这天，赵匡胤派出的专使来到潞州，李筠心中不快，竟要把使者拒之门外。后经过左右幕僚的竭力劝说，才勉强接纳了使者，跪拜新皇帝的诏书。但愤懑之情，溢于言表。随后，照例要摆酒设宴，庆贺新皇帝登基。李筠心情烦闷，无心喝酒，正在大家欢宴的时候，李筠突然吩咐手下，拿出郭威的一幅画像，高挂在堂前，自己则呜呜咽咽，哭个不停。满堂宾客个个大惊失色，急忙对使者解释说：
“令公饮酒过量，酒后失态，切莫见怪!”此事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北汉统治者刘钧那里北汉看到李筠和赵匡胤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觉得有机可乘，便暗中修书一封，密约刘筠联兵攻宋。李筠接到来信，特别高兴。只是左右大都不赞成他起兵反对大宋，李筠恐怕隐瞒不住，便将书信送到朝廷。其实，赵匡胤对李筠的私下活动一清二楚，只是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于是亲笔写了封回信，将李筠大大安慰了一番。
李筠的长子李守节，却同他父亲持有不同政见，不止一次地劝说李筠，希望他放弃同朝廷对抗的念头。但李筠利令智昏，一意孤行。赵匡胤得知李氏父子意见不一，于是任命李守节为皇城使，以瓦解对方的力量。李筠也乘机派儿子入朝，观察朝廷动静，了解朝中虚实。赵匡胤在宫中接见李守节，开口便问：“太子，你远离朝廷到此干什么?”李守节大惊失色，急忙叩头：“陛下何出此言?看来是有人离间。”赵匡胤说道：“李筠命你前来，无非是想让我把你杀掉，他便以此为借口举兵反叛。你回去告诉他，在我未做天子时，任由他随便怎么做。但如今我已做了天子，难道他就不能收敛一点儿吗?”李守节返回潞州，转达了赵匡胤的这番话。但李筠却没有一点儿悔意，他见阴谋已经败露，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公然和朝廷对抗起来。
建隆元年(960)四月，李筠正式举起了反宋的大旗，他发布宣战檄文，历数赵匡胤的罪状，把赵匡胤派来的监军周光逊等人扣押，向北汉称臣纳款，请求派兵支援。同时派兵袭击泽州，擒杀宋将张福，占领州城。北汉刘钧闻报大喜，亲自出马同李筠商议联兵事宜。行至太平驿(今长治西北),李筠已亲率僚属迎候在路旁。刘钧立即封他为西平王，赏赐他许多马匹珍玩。而李筠见刘钧仪卫单薄，认为刘钧没有帝王气象，心中不免有些懊恼。而刘钧听见李筠口口声声不负周氏旧恩，而后周同北汉又是世仇，心中自然不悦。李筠回去后，刘钧又派卢赞前往泽潞监军，更加引起李筠反感。于是，双方在开始联合时便没有多少诚意，同床异梦，各怀异志。
李筠起兵之后，有三条计策可用。一是利用天然的山险。因为潞州地处宋与北汉之间，地位险要。其南面的泽州有天井关，关南便是太行山。如果李筠固守潞泽，作持久作战的打算，先消耗掉对方的实力，然后待机反攻，事尚有可为。较之这一保守的计策，幕僚闾丘仲卿提出了更为积极的建议：“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塞虎牢，据洛邑，东向而争天下，计之上也。”但是狂妄的李筠，没有采纳上述正确的建议。他对当时的情形做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我本是周朝宿将，与世宗义同兄弟，禁卫都是老相识，听说我大军前来，必定临阵倒戈，前来归顺。况且我手中有猛将儋圭，日驰七百里的骏马拨汗，又何忧不能得到天下呢?"于是草率决策，留李守节守潞州，自己亲率三万兵马南下，企图直捣开封，一举灭亡宋朝。
但实际上，李筠不过是痴人说梦。他之起兵，本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只以讨伐叛逆做旗号，但此时原后周军队早已控制在赵匡胤手中，所有将领也都是赵匡胤的自己人，因此，李筠的号召，在朝廷内得不到回应，就是在其他藩镇中，公开响应的也廖廖无几。北汉虽不十分可靠，毕竟是可以借重的力量。可是由于双方矛盾重重，北汉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主力逗留在太平驿，根本未随李筠一起行动。况且李筠集团内部，意见也不一致。部属们对反宋意见不一，支持者有，不以为然者也为数不少。因此，李筠基本上是孤军奋战，其下场早已注定，必败无疑。
李筠磨刀霍霍，赵匡胤也在调兵遣将，部署反击。赵匡胤即召集文武臣僚商议讨伐李筠对策。枢密使吴廷祚认为：“潞州地势险要，如果李筠固守不出，那么短期内很难将其平定。但李筠狂骄无谋，我只要迅速出兵，他必定会恃勇主动迎击。这样，只要他离开巢穴，就会被我击败。”枢密直学士赵普也认为：“李筠以为国家新建，不会轻易动用军队。我如果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可一战而胜。”赵匡胤也认识到此举关系到新政权的安危，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扑灭李筠的反抗，否则迁延日久，一定影到新政权的稳定。于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命石守信、高怀德率兵为西路，由孟津直趋天井关，慕容延钊、王全斌由东路策应，一举平息叛乱。
石守信、高怀德率领前锋先期出发。临行前，赵匡胤指示：“不能放李筠下太行，下太行等于放虎归山，应迅速引兵控制关隘，阻止其南下，这样就必定击败李筠。”石守信遵照指令，自孟津渡过黄河，经怀州(今河南沁阳)疾驰，抢先控制了要地天井关。李筠率兵三万屯于泽州之南。半个月后，在长平(今山西晋城东北)与石守信部宋军遭遇。宋军大胜，歼灭叛军三千余人。
接着，自己率军出发，路途远，五天之后到达河阳(今河南孟县),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赵匡胤下诏亲征，留赵光义等人坐镇开封。山路狭窄，崎岖不平，大军行动迟缓。赵匡胤身先士卒，搬走了挡在路上的石块，群臣和众将士立即跟着行动，嶙峋险恶的山径，变成平坦通道。不久，赵匡胤同石守信会师，在泽州南面击败李筠主力，杀死北汉监军使卢赞，毙敌数千人。李筠连遭败绩，力量不足，被迫退入泽州、婴城固守。宋军随后追至城下，开始攻城。
泽州攻城战进行的十分激烈，赵匡胤亲自督阵，指挥各军攻城。但泽州城虽不大，却坚固异常，宋军列栅围攻，十多天不见成效。因为宋军的猛烈进攻，导致李筠集团的分化，潞州将领王全德、王延鲁先后出城投降，削弱了李筠的力量。李筠围守泽州，危在旦夕。李筠之爱妾刘氏，见城已不可守，便对李筠说：“孤城危蹙，破在俄顷。不如率领心腹，突围而出，胜过坐而待毙。”李筠觉得言之有理，遂准备在晚上率众突围。部下有人认为：“如果率众出城，有人劫持令公投降，将悔之无及!”李筠本来有勇无谋，胸无主见，认为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于是放弃了突围的念头，准备顽抗到底。
李筠坚守不出，宋军开始对泽州发起最后的总攻。将领马全义率领敢死队数十人，率先登上城头。手臂被箭矢击穿，血流如注，马全义面不改色，拔出箭矢，又投入激战，部下深受鼓舞，终于攻入城内。李筠拒不投降，投入火中自焚而死。次日，赵匡胤乘胜进攻潞州，李守节见大势已去，举城投降。李筠叛乱至此平定，前后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扬州的李重进闻听李筠起兵，他也蠢蠢欲动，企图和李筠南北呼应，推翻宋朝。
李重进是后周久握兵权的宿将，又是郭威的外甥。周世宗时同赵匡胤两人分掌内外兵权，那时已是貌合神离。宗训继位后，李重进被赶出朝廷，到扬州做了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知道是赵匡胤从中做梗，心中对他充满怨恨。赵匡胤夺取政权后，也对李重进心怀戒备。李重进知道赵匡胤对他不放心，因此对新政权首鼠两端，不怎么死心塌地。赵匡胤在加封他为中书令以示安抚的同时，又罢免了他马步军都指挥使的职务，剥夺了他的兵权。李重进包藏祸心，请求入朝觐见，以试探赵匡胤。赵匡胤自不希望看到这个饱含敌意的危险分子来到京师这个是非之地，便婉言加以拒绝。当然，复信的措辞，出自名家手笔，其理由也正正当当：“君为元首，臣作股肱，虽在远方，还同一体，保君臣之分，方契永图，修朝觐之仪，何须此日!”李重进从婉约的辞令中，看到自己终将不会见容于新王朝，自己也不会再有什么前途。于是在扬州筑城浚壕，招兵买马，伺机反抗。
李筠在潞州起兵的消息传来，李重进简直欣喜若狂，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派幕僚翟守殉火速前去，企图同李筠建立反宋联盟，南北夹攻，共同打击赵匡胤。
李重进哪里想到身受重任的翟守珣，却是一个早就同赵匡胤有联系的人物，也可以说是赵匡胤的卧底。所以，他在去了潞州之后，又偷偷溜至开封，面见赵匡胤，将李重进的情况向赵匡胤做了汇报。此时赵匡胤同李筠交战正酣，在获得这一消息后，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于是决定对李重进施以缓兵之计，先稳定南方，待集中力量干掉李筠之后，再回头收拾李重进。
因此，赵匡胤一面厚赐翟守珣，让他回到扬州后，想方设法劝说李重进“稍缓其谋”,“无令二凶并作，分我兵势”。另一方面又“赐重进铁券”,表示对李重进的信任，以解除他的疑虑。李重进相信了翟守珣的话，迟迟没有采取行动。以致错失了良机，使赵匡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赵匡胤平定李筠之后，便开始集中兵力对付李重进了。先来一个调虎离山，下令重进改领平卢节度使，移镇青州(今山东益都)。赵匡胤明知李重进不会俯首听命，但表面上仍派陈思海做特使，赐予李重进铁券。这一套欺世盗名的做法，无非是要让天下人，特别是后周旧臣知道：“我对周室旧臣无所猜忌，重进不体谅我这番苦心，心怀叵测，自寻死路，那就怪不得我赵某心狠手辣了。”正如赵匡胤所料，李重进不愿离开扬州，拘禁了陈思海。并派人到南唐搬请援兵。这时南唐国势日衰，无力出兵，不仅拒绝了李重进的请求，还劝说李重进：“大丈夫因失意而造反，屡见不鲜，只看时机是否恰当罢了。在宋建立之初，李筠作乱，人心未稳，应该趁机起事。阁下没有乘机而起。如今大宋人心已定，反想以数千乌合之众，对抗天下精兵，那简直是在做梦。我即使是有兵有粮，也不敢资助你去干这种毫无希望的蠢事。”但李重进反意已定，听不进劝告，决心起兵抗宋。
南唐拒绝援助，李重进只能依靠自己，孤军奋战了。不过，李重进来到扬州时日不久，根基未稳，所统辖的淮南，正是当年被他征服的南唐臣民，自然也不会跟着他冒抄家灭族的风险。李重进本人富可敌国，对待部下却刻薄寡恩，是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未尝有觞酒豆肉及其士卒”,招致部下的离心离德。在扬州监军的安友规，看到李重进有反叛之意，便同几个亲信逃出扬州。李重进大怒，立即逮捕了几十个平日对他不服气的军校。这些人愤愤不平，大声抗议：“我们本是为周朝来此屯戍，公如果遵奉周室，何不让我们到阵前效命?”李重进听不进去，一气之下将他们通通杀掉。这样，李重进不仅外无盟友，内部也失去人心，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
李重进反叛的消息传到朝廷，之后赵匡胤立即部署征讨事宜，命令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王审琦为副，李处耘为都监，率领禁军南下扬州平息李重进叛乱。扬州地区地势平旷，除淮河外无险可恃，易攻难守。李重进“凭恃长淮，缮修孤垒，无诸葛诞之恩信，士卒离心；有袁本初之强梁，计谋不用。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根据各种情况判断，李重进败局已定，但赵匡胤仍决定速战速决，以避免叛乱的扩大和蔓延。于是，赵匡胤再次御驾亲征。
征讨李重进的大军，大军从京师出发，乘船东下，经宿州、泗州，然后舍舟登陆。一路上浩浩****，鸣鼓前行。半个月之后，赵匡胤到达扬州北面的大仪镇。这时捷报传来：“扬州破在旦夕，愿车驾临视”。赵匡胤连忙下令起程，马不停蹄地赶赴扬州城下之后，立即发动攻势，当天就攻拔扬州。扬州陷落，李重进全家自焚而死，李重进反叛至此遂告平定。
赵匡胤平息二李叛乱，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用二李的结局来告诉那些拥兵自重而又心中犹疑不定的那些节度使，妄图反抗，只能自取灭亡，只有老老实实地服从大宋王朝，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于是，地方局面很快稳定下来。接着，赵匡胤又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军政措施，逐步将地方上的兵权、财权、政权收为中央，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赵宋政权得已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