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北京大学的历史变迁

它是新文化运动中心和“五四”运动策源地；它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首倡者。

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戊戌变法时期。清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提出要兴办京师大学堂。同年7月3日，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最初校址在北京景山东街(马神庙)和沙滩(故宫的东北)红楼(北京五四大街29号)等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打入北京后，京师大学堂遭受破坏。1902年12月，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大学堂。1904年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

清末，京师大学堂被直呼为“大学堂”,是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也是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第一所大学，是早期学制规定的全国唯一的大学堂。

大学堂的第一个办学章程《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到“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

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中规定全国仅设京师大学堂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现奉谕旨一切条规，即以颁行各省，将来全国学校事宜请由京师大学堂将应，京师大学堂本为各省学堂卒业生升入专门正科之地”。

中国近代第一个颁布实施的学制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则认为全国可设多所大学，但暂先仅设京师大学堂一所，“中国地大民殷，照东西各国例，非各省设立大学不可。今先就京师设立大学一所，以为之倡，俟将来各学大兴，即择繁盛重要省份增设，并以渐推及于各省”。

自科举制度和国子监相继取消以后，京师大学堂即成为中国唯一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也成为科举取士制度的替代品。1904年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开学，招收了最后两批科举进士，即癸卯科(1903年)进士80余名和甲辰科(1904年)进士30余名入学；1905年国子监停办时，一批未毕业的学生直接进入京师大学堂学习。

可见，京师大学堂继承并替代了科举制度和国子监，是古代取士制度与高等教育向现代演进的承上启下者。因此，很多学者如胡适、季羡林、冯友兰、周培源、任继愈、萧超然等都认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是中国自汉代太学以来国家最高学府的唯一正统继承者，甚至北大的历史可以因此上溯到两千多年前汉武帝设立太学之时。

国立北京大学(蔡元培时期)

民国元年(1912)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严复出任校长。

民国六年(1917),著名教育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义”,使得北京大学思想解放，学术繁荣，北大从此日新月异。

陈独秀、李大钊、朱家骅、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北大因而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和多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

北京大学是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北京大学教授“南陈北李”相约分别在南方和北方筹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当选为第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及北京多所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罗家伦、江绍原、张廷济为学生运动三个代表，罗家伦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军警当场逮捕学生。

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朱家骅、胡适、鲁迅当时为了营救学生，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得到了各地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7-1929年间，北大处于动**之中，并遭到严重摧残。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于1927年悍然宣布取消北大，与北平其他八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将其改为中华大学，复改为北平大学，后又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1929年北大宣布自行复校，国民政府于8月6日将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

国立北京大学(蒋梦麟时期)

1930年，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的高足、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执掌北大，翌年一月正式就职。

蒋梦麟先生在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的配合下，对北京大学的行政和教学制度作了很大变更，拟定了北大长期发展计划，明确“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基本方针，对学校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

学校设文、理、法三学院，下设14个学系；蒋校长此次革新的重点在于教师的挑选，其基本想法是对教师只看学术上的贡献，以期将最理想的阵容摆在北大，从而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

实行教授专任制，聘请了一大批知名教授，设置首批“研究教授”,特别是理学院延揽了一大批一流科学家，使北大理科得到较快发展；制定《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明确办学宗旨为“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

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改组北大研究院，设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推进高等教育的正规化。

蒋梦麟注重校舍的建设与扩充，将汉花园以北嵩公府的房地全部买下，多方筹集资金，1931年北大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设立合作研究特款。动工兴建新图书馆、地质馆、灰楼学生宿舍等三大建筑，修建了大操场；理科各系设施得到相当的改善，到1935年，北大已建成实验室四十多个，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三千一百多件，设备条件居于全国高校前列。

“那个时候，大家自然感觉出一种新的兴奋，那就是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好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从1930年到1937年的七年时间里，蒋梦麟先生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舟的航向，竭尽智能，总希望这个学问之舟能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的惊涛骇浪。北大得以平稳前进，仅偶尔调整一下帆篷而已。蒋梦麟这位中国现代杰出的教育家功不可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9月，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令南迁至长沙，与清华大学、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临时大学前往昆明，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全校设文、理、法、商、工、师范五个学院，26个系，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和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全校行政领导机构。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次年5月北大研究院在昆明恢复并开始招生，研究生学籍分属三校。

西南联大汇聚三校菁华，其阵容在全国首屈一指，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联大师生和衷共济，弦歌不辍，以刚毅坚卓精神，维系中华教育命脉，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以及90位两院院士；北大研究院毕业生中也走出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黄昆、国学大师任继愈等杰出学者。“神京复，还燕碣”,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联大三校准备复员北归。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光荣地完成了战时大学的历史使命，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一个奇迹。

国立北京大学(胡适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梦麟先生辞去北大校长改任行政院秘书长，国民政府任命胡适出任校长。到任前委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这位“五四”运动的健将、蔡元培先生的得意弟子，对北大充满真挚感情，长期以来为北大出谋划策，关怀备至。担任史学系教授，1939年起还亲自担任久负盛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

傅先生此来主要处理伪北大的遗留问题及北大的复原。傅斯年代表北大接收日据时期扶植的伪北京大学，日聘教师一律斥退不用。傅斯年以天才般的办事能力和宏大气魄，尽瘁为北大工作，广延教授，增加数倍之校舍。

除把北大迁往南方的图书资料和其他设施运回外，还把北大附近的相公府、东厂胡同黎元洪旧居、旧国会大厦数处力争为北大校产。将原来的文、理、法三院扩充为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使北大成为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为胡适返国担任校长扫除障碍，奠定基础。

1946年7月胡适先生由美返国，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致力于北大之全面复兴，“把北大做到最高学府，做成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是年双十节在国会街北大第四院礼堂隆重举行复校开学典礼。

胡适先生以其绝高的威望，延揽名师，可谓济济多士，萃集一堂。聘任汤用彤为文学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长，俞大级为农学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长，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为训导长，郑天挺为秘书长，设33个学系(其中医学系下设18科)、两个专修科及独立的文科研究所，学生总数3400多人，恢复了比过去更大的光荣。

尤其新组建的工学院，在马大猷先生等人的精心擘画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先后组建机械、电机、土木、建筑、化工五学系，并已开出航空系课程，短期目标是再建立航空系、矿冶系，达到七个学系的建制规模。

这对于未来国家工业化建设何其重要，惜时局变更，惨遭中辍耳，但是为后来北大恢复工学院、建筑学院等保留了火种。1947年夏，胡适校长拟提议在北大组建原子能研究中心，并亲自联系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袁家骝、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等九人，“皆已允来北大”,后因时局变化未果。

同年8月下旬，提出“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集中国家最大力量培植五所成绩最好的大学。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首次院士选举，北大10位教授入选，位居全国各高校之首。

胡适校长为北大殚精竭虑，短短几年之间，原有的文、理、法三学院均得到加强，增设的农、医学院跃居全国顶尖，工学院也具备了相当实力。此时的北京大学学科设置齐备，实力盛极一时。

然而时局突变，1948年12月15日胡适校长离平南迁，由郑天挺、汤用彤、周炳琳三人主持校务，但表示“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一心一意致力于把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大学的现代化建设全力推进到一个可与欧美先进国家接轨的高度。竭力维护教育独立、学术自由和发展高等学问、提高科研水平，为北大及中国的大学教育忘情投入。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在台湾去世，遗体覆盖北京大学校旗下葬，遗嘱“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于1952年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的部分师资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地质系、政法专业等脱离北京大学，或组建成新的高等院校，或并入其他相关院校。

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迁校址于原燕京大学校址，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为中国各行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具有博士、硕士授予权的大学。1984年10月，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成立，具体负责全校研究生的培养、教育和管理工作。

2000年4月3日，同根同源的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北京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校一度名为北平大学医学院，并于1946年7月并入北大。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为北京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两校的合并进一步拓宽了北大的学科结构，为促进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及理科的结合，改革医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百余年来，北大校园为人才荟萃英才辈出，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据统计，截至2008年，北大校友中已有吴文俊、王选、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徐光宪、王忠诚等八人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全国共14人),12人成为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近1000人当选院士，北大的毕业生和教师为中国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工程技术及国防事业、文化事业的发展做了奠基性和开拓性的贡献。北京大学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被世人称为中国的哈佛。

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亦称：“哈佛大学是美国的北大”。据不完全统计，北大的校友和教师有近100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自然科学界、人文社会科学界、医学界等有影响的人士相当多出自北大，并且产生了一批重大研究成果。

近年中国高校十大科学进展中，北大均有1到2项成果入选，在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官方排名中，稳居全国高校之首。北京大学以其突出的影响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全世界的政要、学者无不把到北京大学演讲作为中国之行的首选。

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官气较重，因为自国子监、科举制度被取消后，很多人都以北大(京师大学堂)为科举的替代品，以此为仕途捷径。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使北大呈现了完全崭新的气息。

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一直注重科学研究，是中国科学研究重地，科学氛围浓厚。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从而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乃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主”“科学”也成为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词汇。这样的历史经过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传统，北大师生也不断地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并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