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享太平

玄宗君临天下以后，适度地调整了其统治政策，又锐意改革，革除了弊政，促使了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使唐王朝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即被史家、文人所津津乐道的开元盛世，并用他们那支饱蘸浓墨的笔，热情洋溢地勾画出一幅灿烂的、激动人心的开元盛世的美好图景。

在诗文中，较早讴歌开元盛世的见于杜甫《忆昔行》的一首诗，其中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杜甫是唐代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生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卒于代宗大历元年(766),亲身经历了开元盛世的全部过程。此虽为诗文，但它毕竟也反映了开元时期的现实生活。

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在他编撰的巨著《通典》一书中，曾简要地记载了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东封泰山时的情况，他说：“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每斗至十三文，青、齐州谷每斗才五文。此后天下无贵物，两京一石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

东至宋州、汴州，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都有驿驴，赁给旅客乘骑，“倏忽数十里”。“南至荆、襄州，西至蜀川、凉府，北至太原、范阳，沿途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杜佑生于开元二十三年(735),曾担任过宰相职务，他在史学方面尤其重视社会经济的荣衰。《通典》所记开元十三年(725)的情况，虽非他所目击，但他毕竟生于开元后期，所撰《通典》也都言之有据，因此，他记载的和实际情况也不至于有多大出入，仍是可信的。

五代、北宋的史家，对开元盛世也有不少热情的赞誉，其中比较全面的是五代刘豹所主编的《旧唐书》,他在《玄宗本纪》后评论说：“玄宗罢黜前朝奸佞之臣，以杜其奸；焚毁珠玉锦绣，以戒其奢侈；禁止女乐，放出宫女，以明其教；搜兵而责帅，以明军法；考课官吏，选贤任能，朝堂之上都是经济之才；旁求宏伟，进道艺文。他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因此，“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当时，小儿皆知礼让，老人不识兵革。边境无事，国内太平。最后他又啧啧赞叹说：“所谓‘世而后仁’,见于开元者矣。年逾三纪，可谓太平。”

《旧唐书》的作者都是五代后期人，他们自然不可能目击开元之治的情况。但在编修《旧唐书》时，尚有唐武宗以前的历朝实录；代宗以前，尚有纪传可作为依据。因此，《旧唐书》的作者对开元盛世的赞美，绝不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其所本的仍是唐人记载，大体上是可信以为实的。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时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休戚相关的，而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则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中心环节。所以唐人元结在《问进士》第三条就曾这样说过：“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

对于开元盛世的耕地面积，与号称强盛一时的西汉做了比较，西汉垦田面积最多的是平帝时期，约为八百二十七万余顷，而唐代天宝年间的耕地面积大约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依唐亩计算),耕地面积远远超过了西汉。开元盛世的耕地面积大体与天宝时期相当，如果这种估计不谬的话，那么，唐代开元时期的耕地面积要比西汉多出约一百万顷左右。

另外，从开元年间前后户口的变化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如果将开元末年与开元初年的户口数相比较，户数约增加了二百三十七万多，而人口则约增加了一千一百七十六万多。户数平均每年递增八万多，人口则平均递增四十多万。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将开元与贞观时期的户口增长情况作一比较。贞观初年户数不满三百万，后来有塞外来投归者，突厥前后降附者，破高昌所得户口及新增加户，至永徽元年(650),户数达到三百八十万。

唐太宗君临天下二十三年，号称大治，户数仅增加了八十多万，平均每年递增不足四万户，尚不及开元时期每年递增数的二分之一。

可见，开元时期的户口数增长是很快的。在封建社会里，户口的显著增长又通常是和经济的繁荣、政治清明与社会安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玄宗统治的开元时期，政治安定，吏治清明，经济高度繁荣，学术文化十分发达；一其疆域辽阔，国威远扬，四夷宾服，是封建史上的一个大治时期。所以史家说，“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平心而论，开元之治在政治上稍逊于贞观，而经济文化的繁荣却不是贞观之治可以伦比的。因为开元、天宝时期，不仅使唐代进入了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封建史上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极盛时期。

开元盛世的出现，是唐初以来政治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李渊在亡隋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的唐王朝，李世民即位后，有鉴于隋朝的覆亡，锐意求治，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刷新了吏治，注意发展生产，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经济在隋唐之际残破不堪的废墟上逐渐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

因此社会上一时出现了“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的景象。贞观之治的出现，为唐代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高宗统治的后期，朝政大权逐渐旁落到武则天的手中。武则天执政后，在着意打击旧贵族的同时，又尽力拉拢与培置了一批新的官僚势力，进一步发展了科举，也招揽了不少人才。

武则天也很重视农业生产，规定地方官“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则予以奖拔，如果“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必加惩罚。在她当政期间，社会还比较安定，户口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继续发展，故史家称她虽“僭于上而治于下”。

但是，武则天重用酷吏，滥杀朝臣。她还放手招官，增加了不少冗官滥吏。同时她佞佛，大肆修寺造像，修天枢，铸九鼎，挥霍无度，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迫使农民流亡。在川蜀地区，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起义，他们“攻城劫县”,被统治者诬称为“光火大贼”。

继武则天之后的中宗、睿宗都是昏庸之辈，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不时发生政治动乱，在治理国家上都没有什么起色。

唐玄宗是在乱世之秋登上政治舞台的，在一连串动乱之后，人心思定，民心思治。他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励精图治，铲除积弊，他锐意进取，正身率下，针对现实，积极调整了封建统治政策，稳定政局，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推行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的政策，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形成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

在我们充分肯定玄宗积极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从唐初以来，社会基本上是安定的，社会经济是逐步向前发展的，在此基础上，玄宗把唐代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而跨入了繁荣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