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开国新政创辉煌 四海一家大融合
唐代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代。在魏晋南北朝时，居住在西北部和北部边远地区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于西晋末年大量迁移至黄河流域，与汉族人民错杂居住；而遭中原丧乱的汉族人民，也有不少迁到北方和西北地区与少数民族混居。
此外，渡江南下的北方人民迁入了原先有大量山越人和蛮族人民居住的荆、扬等州(长江中下游一带)。这种长期的、广泛的民族混居，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互相影响，把各民族间的融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少数民族吸收了中原文化的进步因素，改变了原来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促使其社会内部的进步发展；而汉族人民也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积极因素，给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输入了有益的新鲜血液。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隋唐王朝，民族大融合的势头仍在更深入地继续发展。
唐时，东北、北方、西北、西南等地的靺鞨、契丹、奚、突厥、西域各族及回纥、吐蕃、南诏等民族，都迅速发展起来。他们大多先后不同地摆脱了原始氏族社会阶段，进入了奴隶制或农奴制的社会，建立起少数民族的政权，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为祖国边疆地区的开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他们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兴旺起来。社会的迅速发展，刺激了他们对中原先进文化的兴趣，也引起了唐廷对他们的重视。
在这一时期，唐王朝实行了较少民族歧视的开明政策，各民族间的隔阂，相互间的歧视和仇视，相对来说较少，因此各民族间的大融合、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涌现出了一个新的高朝。尽管这一期间各方之间不乏战争杀掠，但民族友好、融合，始终是不可阻挡的主流。
唐玄宗在位的四十多年间，仍继续奉行唐初以来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对促进民族融合也有不少重要建树。开元、天宝年间，唐与吐蕃、突厥和奚、契丹，关系紧张，战争也较多。但双方仍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民族间的友好交往仍占着主流的地位。
吐蕃自从在松赞干布的统一、改革以后，以一个强盛的奴隶制政权出现在祖国的西部边疆。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宗室女文成公主进藏，与吐蕃王松赞干布成婚，奠定了汉族、藏族民族友好的基础。
中宗景龙四年(710),以宗室金城公主进藏嫁给吐蕃弃隶缩赞赞普，双方在边界上立碑会盟，唐朝宰相皆在碑上刻名，以示世代友好。文成公主进藏时，除带去大量金银、绸绢、珍宝外，还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工具、医疗器械、蔬菜种子等，还有大量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高宗时，曾派酿酒、制碾傲、造纸墨的工匠到吐蕃传授技艺，吐蕃则从内地引进了蚕种。
金城公主入藏时，又带去缔缯各数万匹，各种工匠及一个龟兹乐队。当时很多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的国学求学；汉族人民中也有不少入藏。双方还通过互市，交流物资。吐蕃通过唐廷赏赐和贸易，从内地得到茶
叶、丝绸等物，唐则从吐蕃购买良马及形制优美奇异的金银器。甚至吐蕃的赭面松赞干布风俗也在长安的妇女中有所流传。
玄宗初即位，吐蕃相岔达延等上书唐宰相，请在边界会盟。因吐蕃负约，双方遂于开元二年(714)又发生战争，尽管吐蕃统治集团当时恃强悖傲，还是多次派使求和。金城公主还曾亲自上书玄宗，求听修好，并说明吐蕃赞普是真心求和，说：“赞普君臣，欲与天子(玄宗)共署誓刻。”
开元十八年(730),玄宗曾采纳皇甫惟明的意见，派他与内侍张元方以探视金城公主的名义出使吐蕃，主动与吐蕃赞普当面谈判结约，赞普大喜，将贞观以来所得唐皇帝的诏敕皆拿出来给皇甫惟明观看。
赞普接着又派使者随皇甫惟明入长安，向玄宗献表自称外甥，表文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玄宗见了也很高兴，对吐蕃使者优礼相待，赏赐甚厚。又派崔琳充使入藏报聘。并于赤岭与吐蕃“各竖分界之碑，约以更不相侵”。
当时，吐蕃使者奏云：金城公主要求唐廷赠送《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玄宗便令秘书省抄写送去。之后数年，吐蕃岁岁朝贡，不曾犯这。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命工部尚书李曷入使吐蕃。开元二十二年(734),又派将军李栓于赤岭与吐蕃分界立碑。开元二十四年(736)吐蕃贡物，形制奇异，玄宗特意在提蒙门外陈列，“以示百僚”。
开元末至天宝中，双方关系一度紧张。但双方联系并未中断，仍间有使者往来。天宝十四年(755),赞普乞黎苏笼猎赞死，其子立。玄宗遣京兆少尹崔光远兼御史中丞为使者入藏，“持节赍国信册命吊祭之”。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玄宗离京行至马嵬驿时，还遇到吐蕃使者。这充分表明，开元、天宝时期，唐与吐蕃虽经常发生战争，但双方的关系并未中断，其相互融合的趋势并未改变。
之后，这种双方的友好关系在唐代一直延续不断。据统计，自唐太宗贞观八年(634)至唐武宗会昌六年(846)的二百一十三年间，唐蕃双方官员的来往共一百九十余次。
据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实地考察，探明了当年唐蕃人民友好来往的交通路线。这条古道的主干是：东起长安，沿渭河西行，越陇山，经泰州(今甘肃天水)、狄道(今临洮),河州(临夏)、在凤林关(炳灵寺)或大河家附近渡黄河入青海，后沿鄯州(今乐都)、鄯城(今西宁市)一线，翻赤岭(日月山),过尉迟川(倒淌河),往西南方向穿过大非川(切青草原)、那录驿(大河坝)、暖泉、烈漠海(苦海)等地再过黄河，然后越紫山(巴颜喀拉山)至众龙驿(清水河),渡厘牛河(长江上游的通天河)至截支桥(子曲桥东),溯子曲河上至婆驿(子野云松多)以西，沿后来人们所称的“通藏大道”前行，经悉诺罗驿(当曲北之加力曲),翻越海拔五千米左右的大岭(唐古拉山)的山口，至阁川驿(藏北那曲)后，经农歌驿(羊八井北)抵达逻些(今拉萨市)。这条长达三千公里的唐蕃古道，正是汉藏人民友好交往的重要纽带，也是汉藏人民友好史的有力见证。
突厥默啜所部，原是东突厥的后裔。唐初东突厥被击败后，其部众曾大量移居河西及丰代、胜代、灵代、夏代、朔代、代代六州地区，称为降户。这些降户与汉族人民杂居。武则天时默啜复起，曾助唐击败契丹。以后，武则天还将六州降户数千帐归还突厥默啜，并赠送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默啜可汗反复无常，对唐不断进行骚扰。
玄宗即位后，开元四年(716),默啜可汗死，毗伽可汗(名小杀)立，自是双方恢复友好。毗伽可汗乞为玄宗养子。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封泰山，毗伽可汗遣其大臣颉利发扈从。途中驻顿时，玄宗常引颉利发等突厥人一起驰射打猎。
开元十五年(727)起，双方开边互市，唐廷每年要拿缣帛数十万匹去买突厥的马匹，贸易量相当大。双方和睦相处，不同民族间出现“皆得一处养畜资生，种田末作”的良好情景。
后突厥大臣阙特勤和毗伽可汗先后去世，玄宗皆派使者前往吊祭，为立庙碑。玄宗还亲为阙特勤写碑文。之后突厥贵族内部分裂，至天宝元年(742)被回纥等部击败，其一部西迁中亚，大部归附回纥汗国，另一部则入京师内附唐朝。玄宗亲自引见，设宴款待。
契丹原是居住在营州以北，旧鲜卑故地的一狩猎民族，许多风俗与突厥同。其社会尚处在原始氏族部落阶段。唐初，契丹内附唐王朝，唐太宗置松漠都督府，以其君长为都督，赐姓李氏。契丹别部首帅孙敖曹，曾为隋官，仕至金紫光禄大夫。唐初内附，定居于营州城旁。武则天时，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二部据营州叛唐。
开元三年(715),契丹首领李失活率部落内附，玄宗复置松漠都督府，封李失活为松漠郡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其所统八个部落的旧帅，均拜为刺史。
第二年，玄宗又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嫁给李失活。之后，玄宗又有两次以宗室外甥女与契丹和亲。开元十三年(725),契丹首领也曾随玄宗东封。尽管后来契丹统治集团成为唐的边患，但其部落中仍不时有人来归降，并受到玄宗的册封。
天宝末，契丹贵族又降附。之后，迄于唐贞元年间，契丹“常间岁来修藩礼。”可见，契丹作为唐藩属的关系，基本没有改变。奚的情况与契丹大致相仿。开元、天宝时，仍以其地为饶乐州，其首领多次被封王拜将授为饶乐州都督，与唐亦有和亲关系。
开元、天宝时，唐王朝与靺鞨、回纥及南诏先后发展起来的关系也是比较重要的。
靺鞨是满族的祖先，商周时称为肃慎，汉魏时称挹娄，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改称为靺鞨。其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东北的白山(长白山)和黑水(黑龙江)地带。
靺鞨族在经济生产方面以农业为主，社会进化较快。隋唐之际，靺鞨已发展成七大部，其中尤以居于南部(北起松花江上游、南至长白山一带)的粟末部与居于北部(黑龙江中下游直至东海岸)的黑水部，势力最强。
粟末部大概已发展到奴隶制的初期阶段。它曾一度受高丽役属，唐初平高丽后，一部分粟末人西迁至营州居住。契丹李尽忠反唐时，粟末部举众东还。后来粟末部首领大祚荣建立了政权，国号振。睿宗先天二年(713),唐遣使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都督。
从此，这个政权以渤海为号，每年遣使向唐朝贡，世代向唐请封号。
开元七年(719),大祥荣死，玄宗遣使吊祭，并册封其子大武艺袭父爵及官职。
渤海政权最盛时，南至朝鲜半岛的北部，东抵今苏联滨海地区，境内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国都为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县世环镇)。
渤海与唐的经济、文化交往也十分频繁。从鸭绿江入海，经旅顺至登州(今山东蓬莱),是渤海通往唐的水路要道。渤海的特产马、铜等物，对唐内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渤海政权的政治制度，大抵仿唐制。其贵族子弟有很多到长安的太学求学。渤海国使用汉文，传入的汉文书籍有《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渤海文化有很大发展，当时有“海东盛国”之誉。
黑水靺鞨共有十六部，其与唐的关系，主要是在玄宗时奠定的。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在黑水靺鞨内设立黑水军，以最大的部落为黑水府(在今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市),以其首领为都督，其余诸部皆为刺史。另外，在黑水府设立长史一职，由唐中央政府委派汉族官员前往就任，这是历史上中国在黑水靺鞨最早的行政设置。
开元十六年(728),玄宗赐其都督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自此，黑水靺鞨向唐廷朝贡不绝，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回纥是维吾尔族人的祖先。在汉文史籍中，又被称为袁纥、韦纥、回鹘、畏兀儿等，这些异称都是“维吾尔”名称的异译。
回纥部众原游牧于娑陵水(巴梭格河)和鄂尔洋河流域，后繁衍为九族，史称“九姓回纥”。隋及唐初，回纥与仆固、浑、拔也古(一作拔野古)、同罗、思绪、契芯羽、阿思结、骨仓屋骨思等部结盟，史称“九姓铁勒”,先后受突厥、薛延陀统治。
唐初，曾助唐攻破薛延陀。唐太宗在漠北推行府州制度时，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以回纥首领为都督。并设立邮路，“通管北方”。唐高宗时，又曾助唐攻破西突厥。突厥默啜之兴，回纥与契芯羽、思结、浑等部，经唐允许，内迁甘、凉间居住，受唐保护。
开元中，回纥渐盛，曾一度攻扰唐凉州地带，后退回乌德犍山地区。至天宝初，突厥政衰，回纥酋长颉利吐发遣使朝后，玄宗封其为奉义王。天宝三年(744),颉利吐发自称骨咄禄毗伽阀可汗，玄宗因册为怀仁可汗。第二年，怀仁可汗攻灭突厥，尽有其地，成为漠北的强国。由于唐玄宗与回纥恢复了和好关系，安史之乱时，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
回纥政权的政治制度，兼采突厥和唐制。回纥汗国初期尚是不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在唐封建文化的强大影响下，到8世纪时，它又明显地跨入了封建社会阶段。
回纥汗国一直与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每一位可汗都接受唐廷的册封。特别是安史之乱平定后，为酬谢回纥统治者出兵相助，唐每年要给回纥绢两万匹，回纥则每年向唐提供几万匹马，换取内地的丝绢、茶叶等物。这些大量的绢、茶等物，除自己消费外，有很大一部分远销于中亚各地。
安史之乱后，吐蕃曾一度占据了西域和河西地带，唐和西方的交通受阻。于是，唐和西方商人多改道经由回纥往来贸易，回纥一时成为东西交往的重要媒介。
回纥的商业空前活跃，回纥商贾除西行中亚外，到内地的常以千计，他们在长安等地广置资产，开店铺，不少人还与汉人通婚，久居不归。
回纥的文化，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很深。8世纪中叶以前，回纥可汗开始仿照唐的建筑修建城市、宫殿，回纥人民也逐渐走向定居生活。大约在9世纪前半期，回纥汗国灭亡，部众四散。一支内迁河西走廊定居，与汉人融合。另两支分别送入今新疆吐鲁番和天山北路、葱岭以西地区。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民族。
此外，南诏统一六诏后，也是唐玄宗册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的，时在开元二十六年(738),这就奠定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基础。尽管天宝后期南诏曾一度反后附于吐蕃，但当时南诏王阁罗凤“刻碑于国门，言己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可见，南诏之对唐的内附，已是历史趋势，南诏统一后，在唐的强大影响下，社会经济发展很迅速，在土地、赋税、军队等制度方面，均参照唐制。
由于汉族织工进入云南，南诏的纺织技术也赶上了唐朝内地的水平，其建筑也大多仿唐制。现存南诏时期的大理崇圣寺塔，蔚为壮观，就是汉族工匠设计建成的。南诏还大力传播儒学，贵族子弟入成都学习，而汉族的诗文、书法在南诏也很流行。
西域诸国，曾是唐与中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开元、天宝时，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基本是稳固的。
在西域有许多以城郭为中心的小国，大多已进入封建社会。立国在今新疆天山南路的高昌(今吐鲁番)、焉耆、龟兹(今库车)、于田(今和田)、疏勒(今喀什噶尔)五国最为著名。
唐在此设有安西都护府，统领龟兹、碎叶(今苏联乌兹别克境内)、于田、疏勒四镇，故称“安西四镇”。这是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军事基地，为维护西域的统一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此外，唐还在天山北路设有北庭都护府，统管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游牧地区。当时葱岭以西、楚河以南、波斯以东的广大中亚地区，也在唐朝所统辖的西域境内。
西域与唐内地汉民族的文化交流，具有很深的影响。
高昌人中汉人很多，汉文在高昌境内是通行文字。唐朝的均田、府兵、租庸调等制度，都曾在伊州、西州等地施行。
唐还在天山南路大兴屯田，使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进一步传到西域。在焉耆唐王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一害藏，内有小米、高粱、麦粉等，还有石碾、铁犁和铁镰等生产工具。在龟兹故地还发现了长达百里的于渠遗迹和管理水渠的“掬拓所”文书。这些都反映了汉文化对西域人民的深刻影响。
同时，西域的优秀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深刻。龟兹乐、疏勒乐和高昌乐，成为唐王朝国乐的组成部分。龟兹音乐家白明达在唐宫廷内十分出名。以善笛驰誉长安的李暮则是龟兹乐师的弟子。西域的舞蹈在长安更是盛行。对唐绘画影响颇大的西洋凹凸画法，就是由于画家尉迟乙僧传入的。
此外，西域许多优良食品如高昌葡萄酒等，也在唐时传入内地。至于在唐代对中国文化产生很大影响的中亚文化，更是经由西域传入的。所有这些，极大地丰富了唐代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处在这一民族大融合时代的唐玄宗，他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继承了唐初李世民以来“天下一家”的精神的。其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册封与和亲。凡是向唐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唐廷皆封其首领官爵，或册封其为王、为可汗；或以其地设立州、府地方行政机构，授其首领为都督(亦称羁縻州府)。
在羁縻州府中，唐廷间有派汉官前往统领的，但并不向少数民族的百姓征收租赋。总之，仍保持其民族原来的现状和习俗，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唐王朝还往往以宗室女与少数民族的首领和亲，力图以婚姻关系来维持、巩固双方的和睦。
第二，留京宿卫。有些多数民族的首领亲自率众来长安归附，玄宗往往授予高官厚禄，多数是任羽林将军，留京宿卫。有的还享有十分高的待遇。当时在长安唐廷任职的少数民族首领为数颇多。
第三，任用蕃将。唐初大宗李世民曾富于卓见地起用蕃将，其限度是蕃将一般不专方面之任，在军中多任副职。但到了唐玄宗时情况起了变化，他在军队中起用的蕃将，不仅人数多，而且委以重权，被任为节度使而专统一镇、甚至数镇的少数族将领也不少。
如高仙芝，高丽人，天宝时历任安西节度使、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突骑施人，天宝时任陇右节度使、加河西节度使，安史之乱时，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
又如原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的部将李光弼，则是契丹酋长的后裔(一说中亚安国人),天宝末年以后，成了唐代著名的军事家之一。还有安思顺，营州杂胡，天宝中为朔方节度使。
至于安禄山以蕃将而一身专任三镇节度使，更是超乎寻常。
总之，玄宗时的军队中少数族出身的将领很多。尽管这一政策后来出现了偏差，但它毕竟表明了民族间的大融合，在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内扩展着，这是两晋南北朝和唐初以来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
当然，玄宗时的民族关系并非没有矛盾的一面。其时北方迁入塞内的少数民族，在与内地汉族杂居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民族间的矛盾，但这毕竟不是历史发展中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