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土回归

准噶尔叛乱的平定解除了准噶尔地方政权对相邻各部的压迫，因而，作为这一回疆平叛的直接后果，使土尔扈特蒙古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发生第六章固疆御边,平定叛乱的重返祖国怀抱。

土尔扈特部蒙古原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17世纪20年代以前，该部一直和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一起居住于准噶尔地区。早在明朝崇祯初年，该部因无法忍受绰罗斯部贵族的压迫和控制，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离开世代居住的塔尔巴哈台一带地方，几经辗转之后，定居于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在旅居国外一个多世纪的长时期中，面对异国殊俗，土尔扈特部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并且不顾山险路长，一直和中央政府以及留居原地的厄鲁特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清朝中央政府也对远在异域的土尔扈特部人民表示深切的关怀，康熙五十一年(1712),圣祖皇帝专派内阁侍读图里琛等人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探望客居该地的土尔扈特人民。

对于土尔扈特人民和清朝中央政府间的密切关系，沙俄当局极为不满。为了加强对土尔扈特部人民的控制，沙俄政府一方面通过改组土尔扈特部落会议，限制土尔扈特汗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实行宗教渗透，逼迫广大土尔扈特部人民改宗东正教。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量征调土尔扈特丁壮参军，送往前线去和瑞典、土耳其等国作战，“拣土尔扈特人众当其前锋”,而“归来者十之一二”。

虽然沙俄当局加强了对土尔扈特人民的控制，但始终未能动摇广大土尔扈特人民心向祖国的心愿。乾隆二十一年(1756),土尔扈特使者吹扎布冲破重重阻挠、历经艰险再度来到北京。他在乾隆皇帝接见他时，一方面向乾隆皇帝陈述了广大土尔扈特人民在沙俄当局压榨下的痛苦；另一方面又极为明确地表示，土尔扈特对沙俄只是“附之，非降之也。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以实际行动给以沙俄当局以沉重的回击。

沙俄当局对其控制的加强既使土尔扈特人民不能忍受，准噶尔叛乱的平定又使他们返回原居地成为可能。这样，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一月，在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的率领下，居住在伏尔加河南岸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民同时发动了反抗沙俄的大起义，彻底摆脱沙俄政府的控制，浩浩****地踏上了重返祖国的征程。在回国途中，他们击退了沙俄军队的追击，战胜了哈萨克、布鲁特等部的阻挠，克服了给养缺乏、疾疫流行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踏入祖国境内，从而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要求返回祖国的愿望。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清朝政府即得知土尔扈特正在向中国边境转移的消息。由于在来归的土尔扈特部众中，有在平定准噶尔叛乱时叛逃国外的舍楞、劳章扎布等人，而且这些人在来归之初，也确是以袭击并进而占据伊犁一带地方为目的，只是在遭到俄罗斯、哈萨克等国军队追击的情况下，进退无路，才改变态度，要求归顺清朝，因而土尔扈特部的来归使得清朝政府中的不少官员疑虑重重。他们一则害怕此次投顺不过是一个诡计；二又害怕收受“俄罗斯叛臣”会引起俄国方面的干涉。一时之间，对于是否接纳土尔扈特来归的问题，清廷上下“议论沸起”。对此，乾隆皇帝在对土尔扈特来归前后的整个形势进行通盘考虑之后认为：“舍楞一人，岂能耸动渥巴锡等全部?且俄罗斯亦大国也，彼既背弃而来，又扰我大国边界，进退无据，彼将焉往?是以归顺之事十之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针对一些臣下恐怕引起俄罗斯干涉的顾虑，他说，从前“舍楞即我之叛臣归俄罗斯者，何尝不一再索取?而俄罗斯迄未与我也。今既来归，即以此语折俄罗斯，彼亦将无辞以对”。对于原先的叛逃人员又复来投，他说“伊等逃奔俄罗斯，理应索取治罪。今伊等不得安居于俄罗斯，自愿请求归顺，故往咎概不介意，前罪一律宽宥”。他还指出，如果拒绝他们投顺，倒有可能招致祸乱，“数万乏食之人，既至边界，驱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将何以生?……夫明知人以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无谓也”。因此，乾隆皇帝决定对于万里来归的土尔扈特部众予以热情的欢迎。他首先选调得力大臣舒赫德前赴伊犁，全面处理接受土尔扈特的归顺事宜。为了使土尔扈特部民众了解清朝政府对其来归的态度，是年六月初，即在大队土尔扈特部众刚刚进入中国境内之后，便让舒赫德宣谕渥巴锡：“尔等俱系久居准噶尔之人，与俄罗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前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安插。”为了解除舍楞等人的疑惧心情，乾隆皇帝特派使者到其驻地面传谕旨：“朕断不究其前罪，务与渥巴锡等一体加恩。”同时，针对土尔扈特部民众远道跋涉，各种生活用品奇缺的情况，根据乾隆皇帝“口给以食，人授之衣”的指示，大批清朝官员投入了赈济来归人众的具体工作之中。为了救急，乾隆皇帝除指令土尔扈特部民众所在之地，地方官员可

以动用库存衣物、茶叶、布匹、粮食和宫中牛羊之外，还专拨库帑二十万两，派遣西安巡抚文绶带人前赴巴里坤、哈密等处购办牛羊、衣物，“作速解往伊犁，均匀分给”;派遣张家口都统常青解送当地牧群，“驱往供馈”;陕甘总督吴达善负责“发帑运茶，市羊及裘”。对于其耕牧地区，乾隆皇帝也做了妥善的安置，将渥巴锡属下的土尔扈特部民众安置在珠勒都司一带地方，将舍楞所属部众安置在科布多一带。在一切安置就绪之后，是年九月，乾隆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隆重地接见了前来入觐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一行，将渥巴锡封为卓哩克图汗，其弟策伯克多尔济封为布延图亲王，舍楞封为弼里克图郡王。其他来归头目也都分别封为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等，俾其“管理所属，咸务生理，延及子孙，永荷安全之福”。由于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部的回归态度积极，安置妥善，从而使这些“新投之人，一至如归”,很快安下心来，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投入到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之中，以致不长时间，土尔扈特居住之地便“游牧安帖，田禾茂盛”,呈现一片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