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得储位

康熙大帝去世之后，弘历的父亲胤祺荣登皇位，使得弘历在皇室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一个普通的皇孙一下变成了国家的储君。

雍亲王胤祺攫取皇位后，鉴于康熙朝建储制度不完善而导致了皇室内部互相争斗的局面，雍正皇帝便对建储制度进行了改革并做出了秘密建储的重要决定。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在他即位九个月后，便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等至乾清宫，宣布了这一决定。按照这一规定，由他将储君名单装入密封锦匣之内，当着几位总理事务王公大臣之面，将锦匣“置之乾清宫正中最高之处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直到他死之后，才允许臣下拆开。尔后，又另书与之内容相同的密旨一道存放于圆明园，作为他日勘对之资。

在雍正看来，这一决定对全国臣民而言，解除了因储位空缺而产生的危机感；对储君而言，因为并不知道自己是内定储君，当然也就不会因此而骄横不法，更谈不上敢和皇帝争权了；对诸皇子而言，一是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储君，二是不知道储君是谁，想要对其进行攻讦也无的可发；对宗室重臣而言，因为不知谁是储君，也就无法攀龙附凤，进行政治投机。而皇帝本人却通过这一决定，在生前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处理各种国家政务，死后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旨实现国家最高权力的顺利过渡。这是雍正皇帝对清王朝建立以来建储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而在这次改革中，雍正皇帝内定的储君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第四子弘历。

虽然雍正皇帝即位时已有弘时、弘历、弘昼、福惠四个儿子，但是弘历被内定为继嗣，在当时却仍属必然之势。一是因为弘历随同康熙皇帝居住半载并受到皇祖的宠爱，从而增进了康熙皇帝和胤祺之间的感情，为自己最终赢得皇位起到一定的作用。二是弘历既聪颖又大胆，在非常注重骑射的满族统治者看来，弘历具备了储君所应有的基本素质。三是因为弘历母家出身满洲，并且是开国功臣额亦都之后。虽然到了康熙、雍正两朝，由于家道衰落，弘历的外祖父凌柱仅任四品典仪，职位并不显赫，但是凭借血缘上的联系，却可以使弘历日后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能得到满洲旧臣的支持，有利于统治的巩固。

在诸皇子中，除弘历母亲出身满族外，其他如弘时母家李氏、弘昼母家耿氏、福惠母家年氏都是汉姓。其中，李氏、耿氏极有可能还是内府三旗汉人。在统治集团核心都是满人的情况下，将她们所生之子立为储君，日后很可能被满洲权贵所轻视。

朝臣中就有康熙皇帝病重时曾指定胤祺继位的传说，并说过胤祺的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的话，而且还传到了朝鲜使臣金演的耳中。尽管其中康熙皇帝指定胤祺继位一事可能是事后编造，但是在雍正皇帝建储之前半年多的时候，满洲贵族中就传出了康熙皇帝关于弘历将被立为皇太子的预言，则正反映了他们的普遍要求。作为满洲贵族的最高统治者的雍正虽然反对他们对立储一事进行干预，但是对于他们的这些要求，却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

对秘密建储后的一些史实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秘密建储制度实行之初，仅对储君的权力有所限制，而并没有像雍正皇帝所预期的那样从根本上杜绝皇室内部争夺储位的斗争。尽管雍正皇帝郑重其事地宣布储位密建，不允许任何人看到密旨的内容，但是接近皇帝的大臣和雍正的几个妃嫔、儿子仍可以从雍正皇帝的言谈举止中所表现出来的亲疏好恶倾向以及对为数有限的几个皇子的各方面的条件进行比较，从而估计出谁是雍正皇帝的内定储君来，仅从秘密建储后成年皇子们所参加的各种礼仪活动方面便可看出一二。

据《清世宗实录》载，雍正皇帝在位的十三年中，派遣弘历参加的各种礼仪活动即达二十次之多，其内容也遍及祭祀康熙皇帝和孝恭仁皇后的景陵等许多方面。在此期间，派遣弘昼参加的各种礼仪活动仅有七次，数量和活动内容都大大少于弘历，而且还都是在雍正八年(1730)十一月其成人之后。更为奇怪的是，年龄比弘历、弘昼都大的弘时竟一次也没有。后人根据这一资料统计尚可猜出雍正的心思，当时之人，尤其是当事的众皇子们对此感受必定更为深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导致了雍正皇帝的第三子弘时为谋夺储位而和雍正皇帝进行了一场斗争。

弘时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由于三个兄长相继夭折，遂在雍正诸子中排行居长。其生母李氏，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时便已进入胤祺府邸。胤祺封其为雍亲王后，李氏晋为侧妃，仅次于元妃乌拉纳喇氏而在其他妃嫔之上。雍正皇帝即位后，大封后妃，李氏又晋封为齐妃。在这次宫中权力再分配中，年羹尧的妹妹年氏跃过李氏封为贵妃，原居其下的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则和李氏一样晋封为熹妃。

相比之下，李氏地位相对下降。之所以如此，一是年老色衰；二是出身汉姓。她在雍正皇帝妃嫔中地位的相对下降，也影响了弘时在兄弟中的地位。因此，雍正元年春，雍正皇帝“妙选天下之英贤”教授诸皇子读书时，弘时虽也和弘历、弘昼一起进学读书，但是在一些礼仪活动中，雍正皇帝却越过弘时而连续命弘历参加，这无异是对弘时的歧视。

雍正如此行事，弘时一定很是不满，并在雍正面前有所流露。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其为所欲为，而对之“特加严惩”,革除宗籍，圈禁至死。在雍正时期的政治斗争中，只有在打击昔日与之争夺储位的政敌允馔、允糖等人时，才极其严厉地将其本人及其子孙革除宗籍。这一次，雍正皇帝竟将自己的亲生儿子也照此办理，这就说明弘时的罪行显然不像乾隆皇帝后来所说的仅仅是一般的“性情放纵，行为不谨”,而是和康熙末年诸皇子谋夺储位斗争性质一样的一场政治斗争。

对于这场父子之间的政治斗争，大概是怕政敌幸灾乐祸之故，雍正皇帝一直未曾公开公布，各种官修史书中也很少记载，只能根据《清世宗实录》一书了解一些情况。据该书记载，雍正四年(1726)九月弘时二十三岁时，雍正皇帝曾召皇子、诸王、大学士、学士、各部院寺堂官、詹事府、翰林院、科道及文武大臣之能诗者九十四人至乾清宫赋柏梁体诗，在与会诸皇子中，仅有弘历、弘昼二人之名而无弘时。这说明，在雍正四年秋天之前，这场斗争已经发生，弘时也在此后不久死去。直到弘历即位之后，念及往日兄弟之谊，才将他的名字重新收入《玉牒》。弘时之母齐妃，也因其子被圈禁之故而独居深宫，一直到乾隆二年(1737)四月六十岁的时候才默默无闻地死去。

定弘历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并对弘时进行严惩以维护弘历的储君地位的同时，为了使其增长管理国家事务的才干，雍正皇帝也加强了对他的教育。早在雍正元年(1723)的春天，即雍正皇帝刚刚即位两个月后，便于其原来的师父福敏之外，特旨选任朱轼、张廷玉、徐元梦、稽曾筠、蔡世远等重臣为诸皇子师父；雍正八年(1730),又加派鄂尔泰、蒋廷锡、邵基、胡熙、顾成天等名臣侍皇子读书。为了防止他们将弘历培养成仅会“寻章摘句，记诵文词”的腐儒，雍正皇帝指示在教学中当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为重点。

根据雍正皇帝的这一指示，在这些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加之弘历本人学习刻苦勤奋，“问安视膳之余，耳目心思一用之于学”,“朝有课，夕有程，寒暑靡间”,当年便“熟读《诗》《书》四子，背诵不遗一字”。此后数年间，又“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

与此同时，弘历还勤于习作，论赋诗词，无一不能。等到了雍正八年(1730)夏，积稿已达十四卷之多。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弘历在学习过程中善于思考，重视接受历代封建统治者成功的治国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并在一些问题上有着自己的治世思想。如其于《宽则得众论》一文中认为：“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成其德。”“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

事实表明这些思想对其即位之初的政治措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以仁育万物以文正万民论》《为万世开太平论》《治天下在得人论》,以及对春秋以后天子、诸公以及秦汉诸帝的评论和咏史各诗，无不对历朝政治之兴亡、用人举措之得失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应该说通过这一时期对儒家经典的探研和对历代史书的浏览，弘历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学到了不少历代封建统治者成功治理国家的经验，为其日后亲政打下了初步的知识基础。

雍正七年(1729)冬天以后，雍正皇帝患病，而且还相当危重，后虽经多方治疗转危为安，但是病愈之后，身体和精神都大不如前。这样，雍正皇帝开始更多地委派弘历、弘昼代表他参加各种礼仪活动。

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为了提高皇子在全国臣民中的地位，训练他们的从政能力，雍正皇帝封弘历为和硕宝亲王，弘昼为和硕和亲王，并命他们参加了对西北准噶尔一部用兵和平定苗疆叛乱的领导工作。这样，至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皇帝去世时，二十五岁的弘历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君主所必不可少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理事能力，为他即位以后全面地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担做了很好的准备。

雍正皇帝秘密建储时，弘历刚刚十三岁，对于储君是谁和自己是否是储君，可能并不清楚，但由于秘密建储后雍正皇帝对自己的百般**，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这事对他本人来说似乎也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尽管如此，在弘历看来，父皇不公布自己皇太子的身份仍是自己身份未定的表现。对此，弘历虽然无能为力，但并不是没有看法。然而，当弘时事件发生后使他看到，雍正皇帝对于敢于违背自己意志营求继嗣的亲生骨肉也是那样地毫不留情。如此看来，他安分守己，谨慎小心。对于父皇，他绝对服从的做法是其明智之举、高明之处。封王之前，“问安视膳之余，耳目心思一用之于学”;封王之后，虽然参加了对准噶尔用兵与平定苗疆叛乱的两次战争，但也只是照谕旨办事，不敢越雷池半步。除少数几个大臣因工作关系与他们有所来往外，很少与其他官员来往，以免引起父皇的猜忌，以至于他即位之初对许多高级官员都不认识。

对于雍正皇帝的一些举措，如陈祥瑞、养僧道等，他并不是没有看法，但是为了讨得父皇的喜欢，他也不惜笔墨，连作《万寿日庆云见苗疆赋》《景陵瑞芝赋》等许多篇诗赋，借此颂扬父皇的功德。与此同时，对于自己的几位师父，则极表尊重和关心，遇有喜庆，则赠诗祝贺；返籍养病，又寄诗怀念。尤其是对其中的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因为他们是雍正皇帝的宠臣，况且其父准许他们身后配享太庙，则更是优礼有加，推崇备至。如雍正十年(1732),鄂尔泰奉命经略西北军事，弘历即作《遂毅庵鄂相国奉命经略西陲》一诗以赠鄂尔泰。诗曰：

清秋霁日照征鞍，上相临戎剑气寒。诏旨钦承三殿密，机宜默运寸心殚。马腾士饱来裴度，风声鹤唳避谢安。欲别先生何所赠?临风握手劝加餐。书文一轨泰阶乎，蠢尔戎夷敢弄兵。天子运筹频下顾，相臣经略此西征。风翻武帐三台入，日耀军门万戟明。伫看对扬歌虎拜，边烽永熄玉关清。

次年，张廷玉奉旨返安徽桐城原籍举行其父张英入祀贤良祠典礼，弘历也作《送桐城张先生暂假归里》一诗相赠。诗曰：

丹凤衔书下紫廷，枞阳早已望台星。新恩优渥荣旋里，旧德绵长肃荐馨。北阙丝纶方待掌，东山弦管暂教听。即看稳步沙堤上，扬拜从容对御屏。

在前诗中，他将鄂尔泰比作当今的谢安和裴度，祝愿他出征之后马到成功，“边烽永熄”,同时又对其身体表示关心；在后诗中，他指出张廷玉是朝廷须臾不可离开的重臣。对二人推崇之意溢于辞章。此时，鄂尔泰、张廷玉两人都已见到过雍正皇帝的建储密旨，而弘历在送行诗中对二人又如此推重，二人怎会不感激涕零地以图报效呢?对于与自己一起读书的二十一叔允禧、二十四叔允秘，弘历则时时表示出感念祖父康熙皇帝对自己的眷爱，以联络相互间的感情；对于自己的同胞兄弟弘昼，则声称“鸽原欣得侣，雁序愧先行”,以有弟为喜并于端重自尊中略存谦逊之意。即使是对于统治集团上层所瞧不起的太监，弘历也非常谨慎，从不轻易触犯。这样，终雍正一朝，康熙末年人们纷纷攻讦储君的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弘历的为人处世之道令雍正皇帝十分满意，因而弘历的内定储君的地位也是稳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