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抑郁困扰一生的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是19世纪末俄国著名的作曲家，他是浪漫主义运动最后阶段的悲观主义者。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从不涉及重大社会问题，他的想象力总是脱离现实生活，而沉溺于虚幻的世界里。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是个忧郁症患者和忧郁狂——不论他愿意不愿意承认——直到死前几个月，他仍未能适应自己的天性。当然柴可夫斯基也是个天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是用音乐传扬19世纪俄罗斯的真正精神的艺术家。音乐创作是柴可夫斯基生命的支柱，音乐寄托了他全部的理想、情感、希望和失望，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深深体现出了人生的痛苦与绝望，忧郁与死亡，这正是他的音乐内涵深刻的一种表现。他的作品让我们体会到生命的痛苦与惆怅，特别是他的《第六交响曲》，让人体会到生命最深沉的感受，在这汩汩流淌着的旋律中，我们体味到对生命的渴望、热爱以及始终与生命紧密相连的痛苦、迷惑、绝望，这就是人类生命的永恒模式。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如此的痛苦，这与他抑郁、痛苦的生命经历是不无关系的。童年时的柴可夫斯基就表现出了忧郁、敏感、性格内向的特质，据他的家庭教师芳妮回忆说：“他极其敏感，所以我必须小心地对待他，一点儿小事也会深深刺伤他的心。他像瓷器那样脆弱。对于他，根本不存在处罚的问题，对别的孩子根本不当回事的批评和责备，也会使他难过半天。……”

青年时代起，他那敏感脆弱的性格，使他深切地感觉到现实社会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他的怀疑主义和他那宿命论的思想，使他在落日的余晖里，孤寂地去寻找对人生的妥协。音乐成了他蜗居斗室自我拯救的唯一生存方式。

1859年，柴可夫斯基从法律学校毕业，进入司法部门供职，但他对音乐的向往一如既往，所以不久他进入了俄罗斯音乐协会开办的音乐学院。在音乐学院里，他拼命充实自己，音乐灵感和他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进入他的意识。1864年，柴可夫斯基在圣彼得堡郊外乡村的一次度假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管弦乐作品《大雷雨》。1865年，他的《大雷雨》首次公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毕业音乐会给了他巨大的打击，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欢乐颂》并没有受到音乐评论家的好评。阿·谢洛夫表示：“这首大合唱并不出色，我本来对柴可夫斯基怀有更高的期望。”另一位音乐评论家卡·安·居伊则做出这样的反应：“这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完全不行。”这件事情给了柴可夫斯基巨大的打击，这使柴可夫斯基原本敏感多愁的性格，平添了更加深痛的伤痕。当时的柴可夫斯基还没学会反驳音乐界和作曲家同行的批评，也没学会为自己辩护，他对这些责难深感痛心。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承认：“当我看到这种可怕的评论时，我简直不知自己出了什么事。眼前一片漆黑，头脑开始发晕，我像疯子一样冲出了咖啡馆。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要到哪里去。这一整天，我始终彷徨于街头，嘴里不停地念叨：

‘我缺乏创造性……我无足轻重……我永远不会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点天分也没有’。”

他带着对家人和朋友的思念，也带着辛勤劳作未被赏识的沮丧，告别了第二故乡圣彼得堡，前往莫斯科，去开辟自己新的天地，从此深深的乡愁跟随着他。1866年，他在写给妹妹阿历克山德拉的信中说：“对莫斯科我已渐渐习惯了，虽然孤独还常常使我感到悲伤。”抑郁常常会使人导致这种自我逃避、自我不满的状态，甚至导致发病。柴可夫斯基就一直就在这种状态下生活着。4月底，由于夜间失眠和他称之为“中风发作”的剧烈头痛的折磨，柴可夫斯基在体力上已濒于崩溃的边缘。在写给安纳道尔的信中，他对自己当时的状况描述道：“我的每一根神经都让我不得安宁。原因一是那首交响曲听起来一点儿也不能令人满意；二是鲁宾斯坦和塔诺夫斯基发现我很容易吃惊，就整天用多种办法来惊扰我，以此取乐；第三，我确信自己活不长了，我将遗留下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我无法摆脱这种想法。”“我像渴望‘希望之乡’那样渴望夏天的到来，渴望到卡曼卡去，我希望在那儿找到安宁和平，忘掉一切忧虑和烦恼……我憎恨一切人类，我真愿意到人烟稀少的茫茫荒原去隐居。”

柴可夫斯基脆弱、敏感的性格让他似乎比其他人更在乎别人的看法，又由于他对音乐的挚爱，所以任何关于他音乐作品不好的评论，都会引起他强烈的反应，使他自责、沮丧、绝望。1873年他创作了《禁卫军》，虽然受到相当程度的好评，可是尼古拉·鲁宾斯坦对他不屑一顾，又让他深深痛苦。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谈到：“自从离开俄国，至今已是第八天了。在这整整的八天里，我没跟任何人友好地交谈过一次。除了旅馆的服务员和铁路的服务员，谁也没听见我讲过一句话。”“你想象不出有谁比我更痛苦，而造成所有这些痛苦的主要原因就是《禁卫军》。”

其实柴可夫斯基也意识到他性格中的抑郁成分，他曾经这样说过：“我意识到我的癖好是幸福的最大障碍，我必须竭尽全力同自己的性格做斗争”。因此他选择了结婚，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所有的流言蜚语，可以解决他性格上的种种弱点。然而他错了，失败的婚姻反而让他深陷痛苦的陷阱。“我的妻子是毫无罪过的。她并没要求我娶她。因此要让她知道我不喜欢她，并把她看作是不能容忍的讨厌鬼，那纯粹是我的残酷和恶意。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装腔作势欺骗人，然而这样装一辈子是无法忍受的。我怎么能够工作呢？我绝望了，特别是近旁没有一个能支持我、鼓励我的人。我非常渴望死，看来死才是唯一的出路，不过自杀是不可能的。”于是，他选择了逃避，逃到了安全、温暖的卡曼卡。暂时的逃避并未能有助于他恢复，反而使他更加恐惧面对现实，他不得不选择自杀，他曾经试图在10月上旬寒冷的天气，他穿着一身薄衣服在冰冷的莫斯克瓦河里蹚水，河水齐腰，冰封河面，他希望染上肺炎，一死了事。当他意识到自己强壮的体格能经得住这种试图自杀的折磨时，感到惊恐万状。所以他又放弃自杀，然而经过了这样的事情，柴可夫斯基变得虚弱不堪，他弟弟说，与他从前判若两人。最后在弟弟的帮助下，他终于结束了他痛苦的婚姻。

然而婚姻的结束并没有使他从抑郁中解脱出来，跟随着他的永远是痛苦和短暂的幸福。梅克夫人和他近乎柏拉图式的爱情，曾使他获得了短时间的幸福，也让他的音乐有了更新一步的进展。然而他天性的不自信，让他对自己的作品毫无信心，在他44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已度过了人生的多少个岁月！不是我自谦，我取得的成就是多么的微小！就我的实际天赋而言，我必须凭良心说，我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没有能写出一部完美的堪称典范的作品……对我来说，平静而不受干扰的时光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焦虑、斗争和许多我感到难以忍受的东西——我这人不过如此而已。不，靠自己生活，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时候到了！”

总体来说，柴可夫斯基时时处于神经衰弱状态，或者处于性方面的衰弱状态：他有时敏感、多情，有时焦虑、恐慌。这种状态几乎跟了他一辈子。得不到异性之爱的他，只能靠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极少数的几个朋友，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的小圈子内，他一生中和弟弟有大量的通信，他向他们倾诉自己内心的郁闷与痛苦；他这个孤独的单身汉经常把妹妹的庄园当作自己的精神避难所之一，并在那里写下许多流芳百世的作品。

他的婚姻是一个悲剧，与弟、妹的情感又不能长久依赖，如何能让同性恋者的柴可夫斯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精神家园，而不再饱尝精神的颠沛流离呢？于是有了梅克夫人。正是同这个有知识，有教养的异性保持了一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才使他有了生存和创作的精神支柱（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这种方式对同性恋患者的治疗更有益）。在他和梅克夫人的通信集中，这种超乎肉体的精神恋情随处可见，而且随着他们的交往日益加深。

然而，在1890年9月，收到梅克夫人的断交信后，柴可夫斯基在复信中写道：“如果不是有了你的友谊和同情，我一定会发疯且毁灭。”从此以后，柴可夫斯基的精神果真全面彻底地崩溃了。梅克夫人是他心中的上帝，她突如其来的绝交，从灵魂上陷柴可夫斯基于死地。在《悲怆》中，柴可夫斯基已经为肉体自杀做了一次精神自杀的预演。他绝望地在这部辞世之作中凄凉地走完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大起大落、大波大折的旋律中，有对遥远的过去的甜蜜回忆，有家乡的空气，母亲的呼唤，兄弟的情谊以及梅克夫人那天使般的精神之恋……而这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从抑郁到狂躁的情绪，在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反差。当残酷的命运把他交给死神时，百孔千疮的灵魂已疲惫无力。在他最后的乐章中，心灵最后一次面对自我，最后一次经历着人生大悲的痛苦，生命颤抖着走向死亡。

在柴可夫斯基一生中，他的生活有种种不如意，种种痛苦让他抑郁不堪，而抑郁又让他走向更深的痛苦。在柴可夫斯基一生中，几次精神崩溃时都想到了自杀。在令人厌烦的社交活动中，抑郁像鬼魂那般死死地与他纠缠。这种性格自然会表现在他的音乐创作上。这种创作心灵完全来自于病态的不安和沮丧。每逢这时，他总能写出一些眼泪汪汪的调子和伤感情怀的旋律。或是沉人类似“冬日梦幻”那种虚迷境界中，任自己的感情之流迷走飘逸。这种酸楚痛苦的忧伤和哀愁，影响了他中后期的许多作品。然而，抑郁症在某种情形之下，会转化为与症状完全相反的狂躁症倾向。这种反差极大、两极摆动的精神断裂，间接造成柴可夫斯基音乐作品中的许多断裂反差。他的很多作品中的一些优美旋律，常常被粗暴地打断，接踵而来的往往是跌跌撞撞、迅疾跳跃的不稳定音型。过去的评论家只认为他不善于构造交响的逻辑大厦，只是听凭他的情绪跌宕起伏相互交替，而且把这种交替变成是一种性格上的对比。实际上，这并不是音乐结构的问题，而是音乐家的心理程序对作品程序的一种投射；是一种失去自我控制的断裂，而非局部和局部之间技巧性的衔接问题。尤其是在他晚年作品中，我们分明能感觉到那种想象中的空虚，那种紧张中的惶恐，那种狂躁中的沮丧，那种虚假镇定中真正的绝望！